屈从型固执地以为人皆“善”，但又不断受到相反事实的沉重打击；类似的，攻击型的一个特征：他认为人皆“恶”是理所当然的，拒不承认人不是如他所想的那样。在他看来，生活就是一场大搏斗，任何人无不争先恐后。他只是很不愿意地、很有保留地承认有少数例外。
他的态度有时一望便知，但更多时候这种态度外表有一层掩饰，那便是礼貌周全、公正不阿、待人友好。这种外表可以比喻为阴谋家为了权宜之计而作的让步。事实上，这是虚饰、真实感觉和神经症需要的大杂烩。这种神经症患者的一个欲望是使别人相信他是好人；而在这种欲望中，有可能掺和着一种真心实意，尤其是患者明知他的支配地位是众所周知的时候。这当中有些因素可能正表明了对温情和赞赏的神经症渴求，而这种渴求却服务于攻击性目的。
攻击型患者的需要带有同样具有强迫性，这些需要是由他的焦虑引起的，这一点必须强调，因为在屈从型中占显著地位的恐惧，在他这里是从未听说也从未见到的。对他而言，任何事物都是、或终究会变得、或至少显得是凶多吉少的。
他的需要发自他的一种感受。他感到人生是一个搏斗场，只有适者才能生存，象达尔文指出过的，是弱肉强食。无论怎样，为了个人利益而顽强奋争是第一条定律。由此产生控制别人的首要需求，至于行使控制的手段则数不胜数。有直接大权在握，也有以对人关心备致或使人感恩戴德的方式而达到间接支配的目的。他更愿意幕后使权，采用的手段深思熟虑，这表明他确信只要老谋深算或富于预见，没有办不成的事。他的控制所采用的形式，一方面依*先天禀赋，另一方面则是相互冲突的各种倾向。如果他暗暗渴望别人的友爱，他也会选择间接的控制手段。如果他想幕后使权，则表现出虐待狂趋势，因为这样才能利用他人而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
伴随着这些需要的，是想超群出众，事事成功，身负重誉或获得某种形式的显赫。为这类目的而进行的奋斗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向权力的，尤其在一个竞争性社会里成功和威望只会增强权力；但这些奋斗也使患者主观上获得一种力量的感觉，因为在自身以外他发现了对自己的肯定、赞美以及高人一等的事实。
在这，也象在屈从型里一样，重心不落在自身而是自身以外，只是病人所要求的肯定在种类上不同。事实上，屈从型也好，攻击型也好，两者所需要的肯定，都是徒劳无益的。当人们奇怪为什么自己取得了成功还是感到不安全时，这只证明他们缺乏心理学常识；既然他们有这种疑惑感，这就表明成功和威望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被作为判断标准。
强烈地想要利用他人，*小聪明压倒他人，使他人给自己带来好处，这些需要都是攻击型的组成部分。患者对待任何局面或关系时所持的立场是：我从中得到什么。不论是钱还是与声誉、接触或是一个主意有关的问题，他都要这样想。患者本人有意识地或半有意识地确信，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重要的是要比别人做的更周全。他养成的性格几乎刚好是屈从型的反面。他变得倔强、坚毅，或给人这样的外表印象。他把所有的感情，他自己的和别人的，都看成多愁善感。对他来说，爱情也无足轻重。这并不是说他从未爱过，而是说他最关心的是找这样一个配偶，这个配偶能激起他的欲念，他自己的地位又可通过这个配偶的魅力、社会声望或财产而大大提高。他根本不认为有必要对他人表示关心。假如问他一个伦理学老问题：一个木筏上有两个人，只能活一个，他该怎么办时，他会说，他当然认为尽力保全自己要紧，不这样做才是傻瓜，才是伪君子呢！他绝不承认自己有畏惧，总是竭尽全力将这种情绪严加控制。比如，他可能强迫自己呆在一幢空房子里，虽然他惧怕盗贼；他可能坚持骑在马上，直到克服了对马的畏惧才下来；他有意穿越多蛇的沼泽地，以摆脱对蛇的恐惧。
屈从型趋于讨好，攻击型却不惜一切地好斗。在与别人争执中，他兴致勃勃处处留意，不惜死命相争以证明自己正确。他尤其在被逼得没有退路时显出英雄本色，往往变守为攻。与屈从型害怕取胜的心理相反，攻击型患者是输不起的，他只能赢不能输。前者遇事责怪自己，后者事事推委他人。相同处在于两者都没有过失感。屈从型患者在自责时并不真相信自己有错，只是情不自禁被驱迫着去自我谴责。同样，攻击型患者也并非确信别人不对，他只是武断地认为自己正确，因为他需要这种主观的自我肯定，正如一支军队需要一个安全的阵地才能发起进攻一样。轻易地承认一个并不是非承认不可的过失，他认为这不仅暴露出他的愚蠢无知，而且暴露出他的软弱可欺，而这是不可饶恕的。患者居然有如此深切的现实感，他所持有的那种现实主义，正是与他的态度——必须对抗这个带有敌意的世界——相一致的。他绝不会“幼稚”地忽略别人可能阻碍他的目标的表现，包括别人的志向、贪婪、愚昧或其他。由于在竞争性文明制度下象他这样的这一类属性远比礼貌、教养更为常见，他便觉得有理由这样做，自己是现实派。实际上，他和屈从型患者同样是有缺陷的。他的现实观还有一个内容，那便是极为看中谋略和预见；象一个优秀策士一样，他随时随地谨慎地估计自己的机会、对手的力量、可能的陷阱。由于他常常必须自认为是最强有力、最有头脑或最受人尊敬的人，所以他总是尽量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机智以证明的确如此。他对工作的孜孜不倦、苦心经营，有可能得到他上司另眼相看或在自己的事业中大显身手。然而，这种对工作的专心致志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只是假象，因为对他而言工作只是他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他并不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并不能真正从中得到乐趣。这种情况是与他竭力从生活中排斥感情这一现象相一致的。这种对感情的强行窒息有双重效用：一方面，它无疑是为了成功而采用的权宜之计，是患者能象一个上足了润滑油的机器那样顺利运行，不停地制造能给他带来重大权力和声望的产品。在这里，让感情插足只会误事。感情用事显然只会减少他的机遇。它只会使他耻于运用那些他通常在成功之路上所运用过的心计；他可能诱使他放弃雄心而沉溺于对自然或艺术的陶醉之中，或使他倾心于朋友而不是只接触可以利用的人。另一方面，对感情的窒息必然造成内心激情的贫乏，而这种贫乏对他的追求必有影响，那就是：注定要损坏他的创造性。
攻击型患者给人的印象是他毫无压抑之累，他能公然说出愿望，发号施令、大发雷霆、自我防卫。但实际上他的压抑并不比屈从型的少。他的特定的压抑并不使我们觉得那是压抑，这并不能主要归因于我们的文明制度；这些压抑寓于感情领域之中，涉及他在交友、恋爱、表达感情、表示同情和理解、享乐而不带私欲等方面的能力；他甚至会认为无私心的快乐只不过是浪费时间。
他感到自己有力、诚实和现实。当然，如果我们以他的方式来看事物，那他并没有错。根据他自己的出发点，他的自我估计完全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在他看来残忍无情就是力量，不关心他人就是诚实，不惜手段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就是现实观念。他自认为诚实，这还有一个缘故：他狭诈地戳穿了周围人们的伪善。他认为对事业的热情、慈善的心肠等等都是伪装。而且，他要揭露那些“公益精神”或“宗教美德”的真实面目，也并不困难。他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弱肉强食基础上的。强权即真理，让仁爱和宽恕见鬼去吧。人都是狼。
攻击型患者趋向于不仅拒斥真正的同情和友好，也趋向于拒斥这两种品质的变种：屈从和讨好。这是自有其主观逻辑的但我们不能就此断定他不分真伪；当他遇到一种确实友好而又有力量的性格时，他是能够认识并表示敬意的。问题在于他认定在这方面过于明辨是非对自己只会有害无益。他觉得，他拒斥的那两种态度都是生存斗争中没有把握的冒险。
那么，他何以如此坚决地抛弃人情中温柔的一面呢？他何以会看到他人的感情行为便感到恶心呢？当有人表现出他认为不该有的同情时，他为什么要这样嗤之以鼻呢？这种患者的行为就象是一个人把乞丐感触门外，因为他不忍目睹乞丐的惨状。的确，他还真可能对乞丐出言不逊。他会一文不给，显出过分的恶意。这些反应都是他所特有的。分析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很容易观察到这些反应，尤其是当攻击性倾向缓和下来时。 实际上，他对他人的温和有着矛盾的感受。他因此而瞧不起别人，但同时他又喜欢别人那样，因为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毫无顾忌地追求自己的目的。可是为什么他还是经常感到屈从型对自己的吸引，正象屈从型常被他所吸引呢？他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因为受内心一种需要的驱使所致，即他需要战胜自身的温和感情。对攻击型患者来说，“温和”不仅意味着真正的温情、怜恤等，还意味着屈从型病人的需求、感情和准则所蕴涵的一切。仍以乞丐为例，攻击型患者还是感受到内心为真情所动，想对乞丐的行乞作出应允，觉得应该伸手相助。但同时他还感受到一个更强烈的需要，那就是把这一切念头都赶走，所以，结果他不仅拒绝施舍，还恶语相伤。
屈从型希望将各异的力量融和与爱中，攻击型则于自己的名望中。享有名望，这不仅有可能实现他所追求的自我肯定，还给了他一个诱惑——获得别人的好感，从而自己能够反过来对他们产生好感。由于名望似乎是解决冲突的办法，所以他象沙漠中看到了清泉幻影的旅行者一样将它追逐。
他的思想的内在逻辑是，任何同情感，任何为当好人而少不了的义务，任何委曲求全，都是与他奉行的整个生活方式相矛盾的，只会动摇自己信念的根基。这些对立倾向的出现，使他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基本冲突，从而粉碎他精心设计的局面——统一。最后的结果是：对温和倾向的压抑必然增强攻击性倾向并使它变得更具强迫性。
两种已经讨论过的类型代表两个相反的极端。但自始至终两者都不是自由选择自己的形式；这些形式都是强迫性的，不可通融的，由内心需要决定的。它们都没有可以立脚的中间地带。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基本冲突的两个方面在两种不同类型中体现为占压倒优势的趋势。现在有这样一个人：他身上这两种对立的态度和价值观势均力敌。很明显，这样一个人会同时被两种相反方向的力无情地驱迫，他根本无法承受。所以实际上他会被分裂开来，使整个思维活动完全瘫痪。他势必力图去掉某一方面的压力，结果不是落入第一种类型就是落入第二种类型。这是他解决冲突的办法之一。
与容格的看法相反，两种相互冲突的东西不可能构成和谐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