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天，沃洛佳•扎特金在新大街转了好长时间。在这条大街的中部，一家面包店旁边拐角的地方，有一个惹祸的自动电话亭。面包店里根本没有叫塔玛拉的人。那里不管是当售货员的，还是当会计的，都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姑娘。于是沃洛佳继续往前走去。
像箭一样笔直的大街两旁耸立着浅色的新楼房，有七层的、九层的，甚至十一层的。楼房犹如一条黑色的宽带子把大街和树木以及灌木丛隔开来。
现在树木和灌木丛仍被雪覆盖着，以致灌木丛只剩下黑乎乎的，又短又硬的、鬃毛似的顶梢，茂密盘错的树枝好像是直接从高高的雪堆里长出来的。这道黑白相间的围墙在有人行道的地方变成了狭窄的路堑，通过路堑看得见大街上往来行驶的蓝色无轨电车、红色公共汽车和各种颜色的小汽车。
沃洛佳一开始便往前走了两三个街区。在这一地段，他碰见了食品店、冰箱修理部和照相馆。那里也根本没有塔玛拉。于是沃洛佳朝自动电话亭对过走去。那里有电视维修部，有立刻引起他极大兴趣的缝纫车间，有理发馆。
继缝纫车间之后，这家理发馆重又激发起他那已经被扑灭的希望。可是，唉，这里也根本没有塔玛拉。确切点说，他在理发馆找到一个塔玛拉，长得非常好看，人又机灵活泼。沃洛佳来了情绪，兴致勃勃地谈起来，以致使姑娘羞红了脸。可是过了几分钟，他的兴致便已荡然无存了。很显然，这完全不是他要寻找的那个塔玛拉。
沃洛佳在大街上和与此毗邻的街道上转悠了大约三个小时。他可真是冻坏了，怀着满腹懊丧，坐上无轨电车，回局里去汇报自己的出师不利了。
……沃洛佳做刑事侦查工作已经两年了。他出色地通过了关于现场勘查的毕业论文答辩，法律系一毕业就来到了这里。沃洛佳对朋友们提出的困惑和怀疑的问题总是笑着回答：“毫无办法，性情相投嘛。”并且有一次出人意料地加了一句：“要知道，我是个极富怜悯心的人。”在警察局一个部门实习的三个月使他内心充满了那样的痛苦和无法平息的愤怒，以致那些日子里母亲都认不出来自己的乐观豁达、朝气蓬勃的沃洛佳了。“我不能见她流眼泪，”每到晚上他都说，“儿子因耍流氓被关起来了，关得对，他是个败类，是个畜生。可是你要是见过那个女人就好了！三天功夫，她就变成了一个老太婆！……”另外一次吃晚饭时，他说：“……一天晚上在公园里，你明白吗？他们坐在长凳上，搂在一起，憧憬着自己未来的美好生活！又是几个带着刀子的流氓来了。他们像狼一样猛扑过去。这个姑娘就被……她现在还躺在医院里……但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我们要把全城翻个遍，一定要找到他们。这种事决不饶恕……”
早就是他们娘儿俩在一起生活。沃洛佳五岁那年父亲就牺牲了。父亲曾是极地勘察飞行员。母亲教沃洛佳学习音乐：他有这方面的天赋。她期望他成为一名音乐家，并且一定是小提琴家。小提琴经常引得她落泪。她幻想自己将坐在安静的有魔力的音乐厅里听他的音乐会……后来，沃洛佳渐渐长大了，她想，他会成为一名飞行员。他对飞机突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像父亲一样如痴如迷。后来……凡是能想到的她都想到了，但是她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她的沃洛佳将来要做刑事侦查工作。但她理解了他，敏锐的正义感使他决定从事这项工作。
……当无轨电车经过市场时，沃洛佳猛然想起了先卡，立刻向车门口挤去。好像有一种什么东西促使他在这里下车似的。
人行道上，凛冽的寒风又吹打在人们脸上，把脸冻得发疼。沃洛佳心想：“啊，说实在的，我有必要去那里，去市场吗？”他也许要去欣赏欣赏谢苗诺夫吧？抑或在啤酒馆门口，在先卡的朋友们中间，彼此拥来挤去？沃洛佳耸耸肩膀，微微一笑……
市场上的人已廖廖无几了。在一排排长长的空空荡荡的货摊后边，有的地方还在卖土豆，看得见一堆堆金黄色的葱头和鲜红色的散装红莓苔子。被踩过的脏污的雪在脚下沙沙作响。
沃洛佳已经从放下遮阳伞的看不到头的灰色货摊旁边走过去了，这时他蓦然发现前边有一个穿浅色灰鼠皮大衣的姑娘，便不由自主地盯上了她。他已经不可能放过任何一个穿灰鼠皮大衣的姑娘了。后来他看见了那个记者，乌尔曼斯基。这个身材颀长的小伙子无疑在跟踪那个姑娘，并且干得很不高明，以致沃洛佳都发笑了，这一情形使他产生了兴趣。
当那姑娘坚决地穿过货摊后边的一个不大的广场，朝谢苗诺夫做生意的货亭走去时，沃洛佳彻底警惕起来。那姑娘没有到围着一群女顾客的柜台跟前，而是绕过货亭，在货亭后面消失不见了。莫非这就是那个姑娘吗？
他发现乌尔曼斯基在远处来回转了一会儿，陡然急转身，向市场出口疾步走去，差点儿跑起来。他那副样子又焦急又惊惶。
沃洛佳打定主意要等一会儿。这时，他不是站在原地不动，而是从一个货亭走到另一个货亭，仔细察看那里摆出来的商品，甚至还问问某些商品的价格。但他的思想却在紧张地活动着，他在利用他已掌握的细节和事实作为考虑的出发点。
是的，这多半就是谢尔盖提到的那个姑娘。要知道，他们已经在这里，在谢苗诺夫的货亭跟前看见过她一次了。也就是当时谢尔盖一个人看见过她，可是后来她突然不见了。对她好一阵寻找。说不定那一次她也是到货亭里去了。但后来她又到哪里去了呢？
为防万一，沃洛佳朝离谢苗诺夫的货亭不远处的一个货亭后边看了看。
他看见在一排货亭和把市场与大街隔开的破旧的板墙之间有一条又长又窄的通道，板墙上有一个几乎不易察觉的小便门。
沃洛佳环顾了一下四周。从他站的那个地方，无论是从谢苗诺夫的货亭到这个小便门的整个通道，还是货亭前面的广场，都看得一清二楚，而货亭后面，在一直延伸到市场出口处的货摊之间是一条又宽又直的通道。总而言之，不可能选择到用作监视的更方便的地方了。但是站在这里不引起怀疑是难以想象的。
正在这时，不知是谁推了他肩膀一下。沃洛佳转过身来，一个瘦削的，胡子拉碴的人站在他面前，身子有点儿晃晃悠悠。他脸上暗红色的颧骨之间的鼻子又长又白，仿佛冻伤了似的，微微发肿的眼睛泪水汪汪。破旧大衣上边的扣子被揪了下来，露出一条退去原来颜色的脏兮兮的围巾。那人泪眼模糊地看了看沃洛佳，费劲地说：“能想到吗？你的一个半卢布……我的一件容器……科利亚还要出一个卢布……啊？哦……哦……哟……”他屈起中间三个手指，用大拇指和小拇指颤颤悠悠地当空测量出三个不同的距离，每一段距离必须与每一个入股人所投的股份相符合。
这时，他提到的科利亚来了，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这人个子矮小，留着口髭，歪戴着“莫斯科女人牌”的棕色羊剪绒帽子，患有眼疾的眼睛凸鼓着，脸虚胖浮肿。
“瞧，遇到了这种事。”沃洛佳心想，并匆忙说道：“我们都凑了钱，哥儿们。你出一份吧，我和科利亚等你一会儿。”
于是他把手伸到口袋里去掏钱。胖子脏兮兮的手里已经攥着一个卢布。
高个子拿起钱，转眼消失不见了，而胖子叹了口气，含糊不清地解释说：“要不是这个虱子，我就……跟他对着干了——哎呀！……”
这时，沃洛佳看见那个穿浅色灰鼠皮大衣的姑娘从谢苗诺夫的货亭里悄悄溜出来，钻进靠板墙的狭窄的过道里。他赶紧搂住胖子的肩膀，稍稍弯下身子，同样也前言不搭后语地对着他耳朵说：“他们这号人统统都是……你自己恐怕知道……哎呀！……”
这时，那姑娘顺着板墙朝小便门跑去，匆匆瞥了一眼不远处这两个摇摇晃晃的人影，溜到大街上去了。
就在这同一时刻，沃洛佳直起身来，急急忙忙地对不知所措的胖子说：“哎，祝你健康，科利亚。向你夫人问好……”
说罢，他紧跟着那姑娘朝小便门飞也似地跑去。“她叫塔玛拉，”他思忖道，“而且她是那个失踪的戈尔利娜的朋友。真是走运……”
跟踪那姑娘不用费很大劲。她走路不回头看，显然在为什么事而惴惴不安，后来她急急忙忙上了一辆无轨电车。沃洛佳紧随其后上了车。
他们坐车行驶了很长时间，然后又徒步走在郊区寂静的白雪覆盖的大街上。大街两旁是用低矮的栅栏围起来的一排排平房。姑娘拐了个弯，朝一座这样的房子走去，登上紧靠玻璃凉台的台阶。
沃洛佳没等她走进屋子，便神色忧虑地从被凉台突出部挡住的板墙跟前走过去，拐进一条窄胡同里。房子原来在拐角上。
沃洛佳没有等多久。他很快听见门砰啪响了一声，高跟皮靴踏在台阶上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穿着熟悉的皮大衣的姑娘穿过院子急忙朝小门走去。
天渐渐黑了，沃洛佳看不清楚她的脸。
后来他们又乘车穿过全城，然而这一次，姑娘把沃洛佳带到一个熟悉的地址，草甸大街，谢苗诺夫的住所，并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门。她这时大概非常着急，没有一下子把钥匙插进锁眼里。
在谢苗诺夫的空住宅里——沃洛佳知道，住宅肯定是空的，塔玛拉没有久待。后来她坐上公共汽车又到市中心去了。“她还要跑很久吗？”沃洛佳精疲力竭地想道。
那姑娘总算离开繁华热闹的大街，拐进一条胡同里，走过两三座楼房，进了一座黑漆漆的大院子里。沃洛佳跟在她后边。根据姑娘坚定的脚步，根据她边走边开始解皮大衣和后来在门洞里习惯地抖掉身上的落雪的样子，沃洛佳明白了，她终于回到了家。过了一秒钟，他听见高跟皮靴细碎的噔噔噔的上楼声在二层静下来，然后是迅速的开门和关门声。
沃洛佳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在黢黑的门洞里又站了一小会儿，之后举步来到院子里。他现在好像也可以回家去了。沃洛佳此时此刻才感觉到，在这无限漫长而极度紧张的一天当中，他简直累坏了，冻僵了，饿极了。哦，要是他现在回家去，肯定会连午饭加晚饭一口气吃个光，再喝五杯，不少于五杯，热腾腾的浓茶，然后躺在长沙发上看书。已经攒了多少书啊……但这时，一个新念头使他激动不安：“假如这里不是她的家怎么办？假如她马上又要离开怎么办？”不，走是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他们急切地需要这个姑娘，关于这一点，科尔舒诺夫已经说过多少遍了！
来到院子里，沃洛佳四面张望了一下。在浓重的、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中，只有楼门口孤零零的电灯发出暗淡的光。在其中一个楼门口黄色的光线中，沃洛佳看出有一条长凳，长凳上坐着一个拱肩驼背的人。那人正在吸烟。
当他深深吸一口烟时，烟卷的火光便时而闪烁一下，当他弓身弯腰时，火光便在他那看不见的、垂下的手中暗淡下去。
沃洛佳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朝那边走去，边走边用不能弯曲的、冻僵的手指掏烟卷。
“可以对个火吗？”
这时他才看清坐在长凳上的是一位已过中年的留着胡子的扫院人。他扎着围裙，外边套着短皮袄，脚上穿一双已经穿歪的绱底的毡靴，靴筒七扭八歪地卷到膝头。一把长柄宽头铁锹靠在旁边的墙上。
“可以，亲爱的，”老头儿把烟卷递给他，“你在这里等什么呢？”
沃洛佳对着了火，在旁边坐下来，不好意思地说：“有一个姑娘住在你们这里……”
“是塔玛拉吗？”扫院人不假思索地、带着暗含的讥笑问道。“哎呀，亲爱的……我看你是个不能自立的人，你听我说……”
过了一会儿，沃洛佳已经了解到七号住户的全部情况。同时他没有引起扫院子老头儿的任何怀疑，因为他远不是对塔玛拉感兴趣的第一个人。
抽完一支烟，沃洛佳仍然那样不好意思地告辞了。
现在终于可以回家了，沃洛佳累得都感觉不到双腿的存在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朝无轨电车站走去。
总之，他发现了两个新地址。这两个地址无疑是有用的，不可能没有用，既然沃洛佳为此花费了那么多精力。
当谢尔盖迅速穿好衣服，从旅馆里跑出来时，天还没有亮。值班员焦急不安的声音在他耳畔回响：“中毒。安眠药。”见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这个星期天的早晨，像往常一样，街上静悄悄的，阒寂无人。白雪皑皑的宽阔的大街笼罩在黎明前清如水晶般的朦胧之中。周围家家户户仍在睡梦之中。
熟悉的绿色伏尔加停在旅馆的楼门口，不时发出轻轻的噗噗声，两只黄色的车前小灯仿佛眯缝着眼睛，神秘地闪烁发光。
谢尔盖坐在司机旁边，用睡醒后仍然嘶哑的嗓音说：“马上去草甸大街……”说罢，懊恼地点上烟吸起来。
他不喜欢空腹吸烟。
汽车在没有行人的，因此而显得更加宽阔的大街上疾驰，超过了稀稀拉拉的、过夜后刚刚开出来的、清洗干净的无轨电车。
一辆方形的绿色小型客货两用汽车已经停在草甸大街那所小房子附近，汽车上带有警察局标志的红杠和长长的天线。罗巴诺夫的灰色“伏尔加”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向后倒着车，朝那辆车靠近。“他刚来。”谢尔盖心想。
房子的窗户里灯火通明，好像那里正在拍摄电影似的。
谢尔盖跑上台阶，猛地把没有上锁的门拉开。罗巴诺夫正在前厅里脱大衣。
“你来了，”他看见谢尔盖走进来，十分满意地确定道，“你看见出什么事了吗，啊？”
“我们会马上看到的……你至少得吃点儿东西吧？”
罗巴诺夫只摆了摆手。一个侦查员从房间里走出来，简短地报告说：“我们二十分钟之前赶来的。环境没有被破坏。向导带着狗正在房子周围忙活。鉴定人和摄像师都在这里。”
“今天是哪位鉴定人值班？”罗巴诺夫一边问，一边用手掌把浅色头发捋平。
“索科洛夫。”
“啊—啊……好的。检察院的侦查员在这里吗？”
“他马上就到。”
“没什么。我们走吧。”
宽敞的、摆设豪华的房间里亮堂堂、热烘烘的，简直令人受不了。台座可以拉开的大功率手提灯明晃晃地照着。年纪很轻的摄像师在拍照。他时而蹲下，时而把报纸铺在椅子上站上去。
一个已过中年的身宽体胖的鉴定专家俯身检查通往下一个房间的门的金属拉手，他那光秃的头顶和脖子上的皱纹由于用力而涨得通红。
还有一个侦查员坐在房间中央的一张圆桌跟前，很不舒服地在桌子紧边上做着记录，尽量不碰上摆在旁边的玻璃杯、盘子和酒杯。
“维肯季•伊万诺维奇。”罗巴诺夫叫住鉴定专家。
鉴定专家吃力地直起身来，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扶了扶滑落到鼻子上的深度近视眼镜。
“查清了什么？”罗巴诺夫问他。
“暂时查清的不多。要知道，门锁完好无损。喏，有的地方有指印……”
“谢苗诺夫公民的日子过得可不穷，”谢尔盖环视着房间，讥讽地说，“一点儿也不穷。”说罢，他转向罗巴诺夫提议说：“我们从手枪开始搜查怎么样？”
所有在房间里的人听到这句话都惊诧地警觉起来。
“可以。”罗巴诺夫同意道，并问摄像师：“您拍完了吗？”
“剩最后一张了，”摄像师急忙一边回答，一边把一条腿跪下去，“然后我到卧室去。”
“您首先要把那两个窗台拍下来，”谢尔盖插话说，“单独拍，拍大一些。”
“稍等一下……”
“见证人在哪儿？”罗巴诺夫转过身问一个侦查员。
“我们的人已经去请他们了。”
“那我们等一等吧。要把侦查员也请来。”
谢尔盖走到桌子跟前，挑剔地把桌子仔细打量了一番。
“吃东西喝酒的就一个人。显而易见，此人就是谢苗诺夫。”
“所有物品上的指纹都是一个人的，”鉴定专家补充说，近视地眯缝着眼睛，用手帕擦拭摘下来的眼镜，“那边那个长颈玻璃瓶除外。我觉得这只瓶子上还有不知是什么痕迹。我们不妨把这些痕迹证为同一个人所为。”
“这一点非常重要，”谢尔盖若有所思地说，“安眠药很可能暗中撒到那里面了。这当然不是谢苗诺夫干的。”
检察院的侦查员很快就来了，见证人——隔壁房子里的一男一女，他们正在睡觉，这时也匆匆忙忙地穿好衣服来了。
“天哪，这里到底出了什么事？”那女人一边惊惶地说，一边四面张望。
那男子的眼睛里流露出好奇的神情。
搜查开始了。
谢尔盖走到其中一个窗台跟前。他早已发现那个窗台明显地被移动过了，窗台下面的地板上看得出来有抖落掉的灰泥的痕迹。
“不知谢苗诺夫公民为什么对自己的秘密藏所如此马虎大意。”谢尔盖冷笑了一下。
“嗯……是啊……”罗巴诺夫摇了摇头，“真奇怪……”
谢尔盖用手抓住窗台边缘，使劲往自己怀里猛地一拉。厚厚的木板发出咔嚓咔嚓的碎裂声，从墙壁侧面的榫槽里露出来。木板下边的砖砌体里原来是一个相当大的凹凸不平的洞。所有的人都看见了洞底上有一支手枪。
老鉴定员小心翼翼地用两个手指把枪拿起来，另一只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黑色细柄的高倍数放大镜。他走到离角落里亮着手提灯更近一些的地方，开始全神贯注地检查这支手枪。
对住宅的搜查这时仍在继续进行。
在卧室里，在没有收拾的床铺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只装着安眠药粉的盒子，安眠药粉只剩下半盒了。
而在一个被挪到墙跟前，没有摆平的宽大的抛光衣柜后面，是被撕碎的糊墙纸，糊墙纸后面显出一个很大的空地方。
“非常……奇怪……”老鉴定员一边气喘吁吁地说，一边仔细观察地板跟前的糊墙纸的边，“糊墙纸是轻轻地、小心地……掀起来的……为什么要把它们撕下来呢？……”
“可见爬到那里的不是主人，”谢尔盖一边说，一边蹲下去，“你们瞧，我觉得有什么东西撒落在那里……”
鉴定专家手里拿着放大镜，呼哧带喘地探身到耷拉下来的糊墙纸边的后面。他脖子上的皱纹和光秃的头顶这时又涨得通红了。他从饭厅里拿来一盏拖着长电线的明亮的灯。过了一分钟，鉴定专家大声喘着气站起身来，把膝盖拍拍干净。
“是大麻膏……”他喘不过气来地通知说。
接下来对厨房、走廊、浴室、所有的门窗、地板的每一块木板、每一厘米墙壁都进行了同样一丝不苟、有条不紊的检查。
任何一件物品，甚至任何一粒尘屑，一小块斑污、一个碎纸片——一切都可能留下这天夜里发生的事的痕迹，一切都可能成为解开所发生的事的谜底的唯一线索。
进行这样的检查需要时间和力气，但主要的是，需要坚强的神经，持续不断的高度的注意力集中。不能对任何东西有所疏漏，哪怕是最小的、乍一看不值得注意的转瞬即逝的东西。
谢尔盖甚至好像已经习惯了做这样的检查！但他发现自己有时不由得想把什么东西，完全微不足道的东西放过去。
喏，不知一张什么照片最后被新贴上一圈边，好像真了不起似的。揭下来！什么都没有？那么现在往下进行。书架？把书检查一下。不，要一本一本地单独检查。要一页一页地翻：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万一书页之间……
什么都没有？现在继续往下进行。严格按照表针进行。墙跟前笤帚后边是什么？一堆垃圾？腐烂了，腐烂了……
谢尔盖就这样每一秒钟都在给自己发号施令，同时机警地注视着其他人。
最后，事故的总体情况明朗了，渐渐地露出端倪，犹如把一幅画描下来以后，用蘸湿的手指在上面小心翼翼地摩擦一阵。
总之，谢苗诺夫晚上回家了。他单独一个人回来的。他肚子饿了，在厨房里做好了饭，端到房间的桌子上，坐下来。他饿得受不住，先吃了一点猪油土豆，然后从长颈瓶里倒了一杯有人放了毒的“伏特加”，一饮而尽，此外，直接就着罐头瓶吃了一条油浸熏泰鲱鱼。但他没有来得及再吃别的东西……稍晚一些时候，又来过一个人。他用钥匙打开外面的门：完好无损的锁上没有发现万能钥匙的任何蛛丝马迹。无论是一个还是几个来人都非常匆忙，而且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他们没有寻找任何东西，没有拉开餐具柜或者写字台的一个抽屉，床连碰也没有碰一下，没有打开衣柜，他们立刻把衣柜推开，连忙从墙壁上的秘密藏室里把一件很沉的东西拖了出来。秘密藏室里有大麻膏，多半是装着大麻膏的手提箱。但是最有意思的资料是检查手枪所得到的。手枪上发现有指纹，看来是形形色色的人所留下的指纹。形形色色的人！这一点至关重要。
行动小组在谢苗诺夫家里工作了几个小时……
那个星期天早上，格奥尔基•乌尔曼斯基放任自己睡个痛快。他闭目而卧，浑身懒洋洋的，昏昏欲睡。他时而醒来，时而又怡然自得地睡去。一些不知什么样的思想不慌不忙地、混乱不清地、连续不断地涌现出来，又猝然中断，另一些思想又涌上来……
当他睁开眼睛时，看见的是挨着他睡觉的长沙发的一张低矮的小桌子，小桌上的台灯宛若一朵带茎的弧形花朵，还有一只方方正正的闹钟，旁边是烟灰缸和一包烟。
当他又一次睁开眼睛时，看见旁边的一张小桌子上摆放着封面花花绿绿的各种杂志：《接班人》《科学与生活》《青春》《银幕》……他订的杂志真可谓应有尽有！……而地毯上，桌子下边，一对黑色的哑铃从椅子腿后边露出来……没有看见写字台，这是一张豪华的、浅色的芬兰式写字台，带有漂亮别致、深浅不一的抽屉，有放打字机的可移动式搁板。这张写字台是他去年从莫斯科托运回来的。坐在这样的桌子后边工作真是一种惬意的享受……
格奥尔基美美地伸了个懒腰，又微微闭上眼睛……不，睡意突然消失了。
一种模糊不清、忐忑不安的感觉使他彻底醒了。他看了看表。哎呀！十点多了！
格奥尔基果决地撩开被子，登上拖鞋，只穿着裤衩背心便向前厅里的信箱跑去。他拿着一沓报纸回来了，慢条斯理地打开最上边的一张，贪婪地浏览着文章和电报的标题。他看得入了迷，索兴站在房间中央，直到把全部报纸浏览一遍。然后他俯身拿起哑铃，开始练起来，时而下蹲、屈体，时而把手臂举高，时而向两侧扩展，直到额头上冒出汗珠，气喘吁吁。
父亲往房间里望了一眼。
“报纸，不用说，你已经拿出来了吧？”他问道。
格奥尔基朝旁边点了点头，同时用力推举哑铃。父亲也是大高个子，穿着条纹睡衣，不慌不忙地把报纸拿走了。
母亲、父亲和格奥尔基在厨房里用早餐，他们像过星期日那样从容地吃着早点，彼此交流着各种新闻。
后来，格奥尔基点上烟吸了一口，回到自己房间。他打算给当地一位作者书写一篇评论，登在自己的报纸上，今天应该把它写出来。
格奥尔基不急不忙地把纸摊在桌子上，把夹着许多书签的要加以评论的书挪到自己跟前。这时，他突然觉得迫使他醒来的那种惊惧不安、忧心忡忡的感觉仍在心头涌动。这种感觉甚至变得更加明朗、更加强烈了。格奥尔基蹙了蹙眉头，强使自己不去考虑这个，把昨天开始动笔写的评论粗略地看了一遍。然后他很快地、感人地（他这样觉得）写完了一段：“……但是这些掩盖不了这部中篇的主要优点——它的严肃性、真诚和激情。”下边好像应该紧扣这些优点来写。就是说，写“严肃性”或者写“提出的问题”更好一些……
但这时他突然又想到了玛丽娜，她那一绺绺浅色的鬈发，那双如此深情纯真，不知为什么非常忧郁，甚至惊恐不安的眼睛，她那轻盈优雅的身姿，她穿着的带红色衣兜、翻口衣袖的朴素大方的灰色连衣裙，一一浮现在他的想象中。他的心加速地怦怦跳起来，于是他思忖道：“你到底藏到哪里去了？
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格奥尔基顿时感觉到一种按捺不住的愿望，急欲要跑到什么地方，干点什么，马上把自己的焦虑不安跟谁谈一谈。
他冲动地把写了半页的纸推开，又点上烟吸起来，身子往后一仰，靠在沙发椅背上。
怎么办？也许应该去找那个谢苗诺夫，要求……或者给科尔舒诺夫打个电话？这样不妥。毕竟是星期日。人总得有时间休息休息才行。那么到底怎么办呢？这样无所事事也真受不了！……但实在无可奈何。眼下实在拿不出任何办法。
格奥尔基长出了一口气，又着手工作起来。他聚精会神地看了一会儿摊在自己面前的那张纸，下意识地浏览着刚才写下的几行字，然后把某个字删掉，添上别的字，渐渐地开始写顺手了。
前厅里电话突然响了，格奥尔基倏地从桌子后边站起来，朝门口跑去。
“喂。”他急如星火地对着话筒说。
“是……格奥尔基吗？”传来一个怯生生的、使他浑身一颤的女孩子的声音。
“对，对！是我！您是哪位？是玛丽娜吗？”
“是的……”
“玛丽诺奇卡！您在哪儿？”格奥尔基失声喊道。
“我……我收到您的便条了。所以我想……”
“请您先告诉我您在哪儿！您从什么地方打来电话？……”
“我不知道……”姑娘用刚刚能听见的声音说。
“您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在一座房子里……地址我不知道……我想告诉您……”
“别忙，别忙！您先快点回家吧！我们找您找得好苦！”
“不，不，我不能回去！”她害怕地大声喊道。
“那好吧。可以给您打电话吗？往您现在所在的地方打电话？您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我真的不知道。”姑娘带着一种绝望的语调回答说，并突然急忙加了一句：“哎呀，有人来了！……我是想告诉您，您不要再找我了……”
“玛丽娜！”格奥尔基出人意料地喊道，“您看见窗户外面有什么？”
他自己都搞不明白，他为什么提出这个荒唐的问题。
“我？……”姑娘的嗓音里流露出惊诧。“一座绿色的小平房……房子后面是教堂……”她小声说，显然是用手掌轻轻捂住了话筒，“再见，格奥尔基……不能再说了……”
只听见短促的嘟嘟嘟的终话声。
格奥尔基机械地挂上电话，擦了擦脑门，手直哆嗦。他用心不在焉的眼神扫视了一下前厅，努力集中思想，使自己从这次谈话中恢复平静。玛丽娜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在哪里？怎样才能把她找到？……不！见鬼去吧！星期日有什么了不起！……
他顿时怒从心中起，重又摘下话筒，连忙拨了电话号码。话筒里传来的是长音。格奥尔基一边急切地等着，一边用手咚咚地敲墙。“果不其然，他走了，”他愤然想道，“只顾自己休息，而这里……”他按了一下电话插簧，立刻又拨了另一个号码。但这一次干脆没人接。“他也不在班上。当然是休息了，”格奥尔基怀着幸灾乐祸的满足感断定说，“也许应该给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打个电话？”于是他开始第三次匆匆忙忙地转动拨号盘。
几乎一瞬间就有人接电话了。
“是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吗？”格奥尔基高兴地喊道。
“不是。您是哪一位？”
“我是乌尔曼斯基！”
“请您过一会儿再打电话，我们这里正在开会，对不起。”
“可是我……”
“对不起。”一个陌生的声音坚决地又说了一遍。
谈话中断了。
哎，他们在开会！这里发生了这种事，而他们却在开会！那好！……
格奥尔基怒不可遏地扔下话筒，疾步回到房间。他的两手直到穿衣服时还在颤抖。在前厅里，他一边使劲地把大衣穿在身上，一边把父母房间的门稍微打开一个缝，看到了他们紧张不安的神色。
“我马上就回来！”他焦急地说，“就是说没准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说罢，他抓起帽子，砰地一声关上门，迅速跑下楼去。“一个叫乌尔曼斯基的人打来电话。”一个侦查员用手掌捂住话筒报告说。
罗巴诺夫摆了摆手：“告诉他，正在开会。让他过一会儿打来。”沃洛佳•扎特金汇报了自己昨天的发现。
科尔舒诺夫讲了同塔玛拉的会面。
“我认为，安眠药……”罗巴诺夫说。
这时，乌尔曼斯基的电话打断了他的话。他不耐烦地回绝了这个电话，结束说：“就是那个塔玛拉暗中投放的。”
“白天可能还有什么人来过。”赫拉莫夫像以往那样，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声色地说。
谢尔盖不禁暗自注意到，赫拉莫夫看来可能要跟领导争论起来。
“他不会把家门钥匙随便什么人都给的，”罗巴诺夫执拗地反驳道，“他对她信得过。”
“可是夜里有人来也带着钥匙。”赫拉莫夫毫不让步。
“既然她暗中投放了安眠药，她就已经把钥匙交出去了。”罗巴诺夫坚持己见。
但这时扎特金插话了：“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他忍不住喊道，“允许吗，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
“说吧，说吧，什么细节？”
“你们听我说。枕头下边放了一盒安眠药。是这样吧？为什么放在枕头下边呢？怎么，他睡前要服安眠药吗？可是人们睡前服用的一般是戊巴比妥钠、苯巴比妥、巴尔巴米、麦地那，还有鲁米那。可是……”
大家的笑声打断了他的话。
“你这是给谁开药方呢？”罗巴诺夫惊诧地问，“你要把谁毒死呢？”
“我不久前去过医药管理局。我了解了一下，”扎特金不苟言笑地解释说，“既然我们碰到了这种事，与安眠药有关，那么我才这么说。”他重又起劲地接着讲道：“谢苗诺夫不可能服用这种安眠药。明白吗？就是说，那盒安眠药是偷偷给他放在那里的。我敢保证，肯定是偷偷放下的。而且干得很仓促，根本没有动脑子思考。他们还知道，谢苗诺夫不会躺下睡觉了。就是说，这盒安眠药不是暗中给他，而是给我们放下的。其目的是要把我们搞糊涂。”
“由此看来，那个塔玛拉把安眠药的事告诉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不是没有缘故的。”不知哪位侦查员插话说。
“就是嘛！”扎特金慷慨激昂地附和道，“总之……”他一时口讷起来，“我觉得这个会面十分可疑……”
笑声又一次打断了他的话。
“不，其实，”扎特金一边尴尬地试图结束自己的话，一边不时望望面带笑容的谢尔盖，“因为……”
“说得对，说得对。这是令人怀疑的。”罗巴诺夫对他表示赞许，“总而言之，这个鬼丫头大有希望。比方说，关于谢苗诺夫自己给自己写的那封信。那么关于这一点，作出的鉴定明天将会准确无误地告诉我们。”
“还有一个细节，”谢尔盖插进来说，“请大家注意。在谢苗诺夫家里没有发现乌尔曼斯基写给戈尔利娜的便条。看来，塔玛拉没有把便条交给他。”
“这就是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扎特金忍不住大声说，“我说的就是嘛！
又是这个鬼丫头！顺便提一句，她可能把便条交到谢苗诺夫住宅前面的那所她经常出入的房子里了。”
“喏，这话怎么讲？”沉默寡言的赫拉莫夫说道。
“这么办吧，”谢尔盖果断地说，大家都不作声了，“您，沃洛佳，马上按照这个地址走一趟，查清什么人住在那里以及其它一切事宜。这是什么地方？”
“郊区的一条大街，”扎特金回答说，“奥尔洛夫大街，直通奥尔洛夫卡村。在市的另一端，正对着谢苗洛夫住的草甸大街。”
“原来这样。您去一趟吧。我好像得顺便去看看塔玛拉。应当把会面继续下去，”他微微一笑，“我有好多问题要问她……”
电话铃声这一次把他的话打断了。罗巴诺夫拿起话筒。
“对！……啊—啊，是您呀？……什么？！……好，好，请等一下！让值班员听电话！……阿列克谢耶夫吗？立刻让那位同志进来见我。”
所有的人都静下来，困惑不解地倾听他的谈话。罗巴诺夫咔嚓一声挂上话筒，说道：“是乌尔曼斯基。戈尔利娜刚刚给他打过电话。”
这一消息甚至震惊了赫拉莫夫，他用惊愕的目光扫视了大家一眼。办公室里一时间鸦雀无声。
格奥尔基风风火火地闯进办公室，在门口停下来，对自己的冲动感到难为情。这里果真在开会。
“进来吧，进来吧。”罗巴诺夫迫不及待地对他说，“请您讲一讲，玛丽娜对您说了些什么？您请坐。”
格奥尔基轻轻把门关上，在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那么，是这样，”他开口说，极力要平静下来，“这是一小时之前的事……”
他急急忙忙、语无伦次地说着，时不时地清清嗓子。后来，他仿佛忽然想了起来，贪婪地一边开始吸烟，一边继续说，所有在座的人都默默地听着。
“……她大喊了一声：‘哎呀，有人来了！’说完便把话筒撂下了。”
格奥尔基一边激动地结束说，一边重新感受着这句短短的话。
“她究竟为什么给您打电话呢？”谢尔盖问。
“哎呀！”格奥尔基忽然想了起来，“她请求不要找她。可是这似乎有点儿难以理解。而且好像……”
“是啊，是啊，”罗巴诺夫若有所思地打断了他，“我认为，您今天应该好好待在家里。说不定她还会给您打电话。”
“应当去寻找她！”
“这事我们会办的，而您必须待在家里。”罗巴诺夫坚决地又说了一遍，好像下达命令似的。
谢尔盖赞许地点了点头。
“必须这样做，格奥尔基。说不定我们还会用得着您呢？”
“如果需要的话……我当然可以……”
当焦急不安的、异常突然地安静下来的乌尔曼斯基离开以后，谢尔盖说：“请注意：她从窗户里看见一所小平房和一座教堂。”
罗巴诺夫懊恼地把手一摆。
“市里有不少于二十座教堂，教堂周围有数百座房子。可以从成千上百的窗户里看见它们。”
“况且她又是从五层或六层楼上看见的。”扎特金补充了一句。
“这么说对倒是对，但毕竟挺有意思。”
会议结束了。扎特金外出执行任务去了，还有一个侦查员去叫塔玛拉——谢尔盖改变了主意，决定把她请到局里来。
罗巴诺夫说：“是啊，我看这结子是越系越紧了。”
“我认为正好相反，”谢尔盖提出异议，“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即这结子眼看就要解开了。要知道，我们苦苦寻找的两条线索现在终于第一次切切实实地交叉在一起了——我认为是谢苗诺夫和……普罗霍罗夫。”
“唉，现在要是能审讯谢苗诺夫就好了，”罗巴诺夫富于幻想地说，甚至搓了搓手，“我们来打个电话看看。”
然而，医院里通知说，谢苗诺夫仍然处于严重状态，尽管他的生命现已脱离了危险。
“这就很谢天谢地了，”罗巴诺夫放下电话说，“就是说，他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后来，朋友二人想起来他们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一口东西，甚至，说实在话，不是从早上，而是从昨天晚上。于是他们朝小卖部跑去，因为星期日食堂不营业。
当谢尔盖还在办公室里嚼着从小卖部带回来的夹肉面包时，一位侦查员朝门里望了一眼。
“班基娜来了，谢尔盖•巴甫洛维奇。”
“谁？”谢尔盖乍一听没有弄明白。
“喏，就是塔玛拉。”侦查员淡淡一笑。
“让她进来吧。”谢尔盖一边说，一边把没有吃完的夹肉面包藏到抽屉里，急急忙忙地把桌子上的面包渣拂掉。
塔玛拉立刻走了进来，一副急躁愠怒的样子，身上穿着那件熟悉的皮大衣，没有系扣子，皮大衣下边现出带有艳丽的花朵图案的薄连衣裙。
“这是怎么回事，啊？”她立刻转入进攻，“怎么，您以为我有罪，对吗？您把形形色色的人统统派来好啦！……”
谢尔盖冷淡地、特别镇静地问道：“您交代吗？”
“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我昨天都告诉您了！我就知道，您现在要死死纠缠了！我知道！……只要和你们一沾上边就算完了！只要一挨上你们就算完了！……”
“就是说，您全都讲出来了，是吗？”谢尔盖依然镇定自若地反问道。
“那好。那我就请您回答几个问题。您坐下吧。”
塔玛拉在椅子上坐下来，两手紧按在胸前，哭哭啼啼地说：“我对您干什么了？您干吗要折磨我？”
“您把写给玛丽娜的便条交给谁了？”
“您说什么呀？什么便条？”
她把两手举起轻轻一拍，显出一副非常惊诧的样子瞟了谢尔盖一眼，以致后者心想：“她可真会演戏。”
“就是格奥尔基交给您的那张。”
“天哪！我是为了安慰他，故意拿了那张便条。我谁都没有给！”
“便条在哪儿？”
“在哪儿？我扔了。”
“那好。这是第一个鬼话，”谢尔盖不动声色地确定道，“便条玛丽娜收到了，两个小时之前格奥尔基接到了电话。”
“是吗？……”
塔玛拉把眼睛睁得老大，吃惊地看了看谢尔盖。
“您要知道，她打过电话了。”谢尔盖重说了一遍。
“我什么都不明白。我亲手把它扔掉了。大概是谁把它捡走了吧？……”
“嗬，真有这种事？捡走了？那我倒要给您说说清楚了，”谢尔盖正颜厉色地说道，“您干扰了侦查工作。您提供的分明是伪证。您要注意，为此会受到惩罚的。”
“我怎么了，是小偷吗？是强盗吗？”塔玛拉刺耳地叫嚷道，“我没有偷东西！……没有抢劫！……我……我……”
她泪流满面，用哆哆嗦嗦的手打开坤包，取出手绢。
谢尔盖看了一眼她的手。她的手指修长而强健，指甲修饰过，十分亮泽。
于是他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
他站起来，朝办公室的一角走去，那边小柜上有一个装着水的长颈玻璃瓶，他倒了满满一杯水，走到姑娘跟前：“喝口水吧，安静一下。”
她几乎是把杯子从他手里一把夺了过去，把水洒了出来，贪婪地咕嘟咕嘟喝了几口，然后把杯子放到自己身边的桌子上。
“您交代吗？”
“什么，您想要从我这里了解什么？”她一边用渐渐平静下来的口气问道，一边把手掌按在太阳穴上，“这简直是活受罪。我现在就觉得不舒服了……”
“您不想谈便条的事，那就说说您昨天到谢苗诺夫那里干什么去了？”
“我？……是他叫我去的！”
“去干什么？”
“取一件东西……”
“什么东西？”
谢尔盖自己都对自己的耐性感到吃惊。
“什么东西？……喏，那个……”她一时语塞，然后迅速地补充说：“针织服装，就是这东西。他给我买的，让我到他那里去拿。所以我就去了。您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拿给您看。”
“拿来给我看看。但要得到谢苗诺夫的证实才行。”
她的脸上好像第一次露出张皇失措的神色。于是她含糊不清地嘟哝说：“我怎么知道他会不会来证实呢……”
“会见分晓的，那么您给他带去的是什么呢？”
“我？……什—什么都没有带……”
“您好好想一想。”
“我说没有带就是没有带！……够了，不要对我没完没了地纠缠！我……我再也受不了了！……”
这场不相连贯、混乱无序的谈话又持续了很长时间。塔玛拉一会儿满嘴粗话，一会儿歇斯底里地号陶大哭，一会儿抓住胸口，贪婪地喝水。她那红通通、汗涔涔的脸上流着虚伪的眼泪。她使自己紧张到如此程度，以致到末了，除了一些不连贯的叫喊，从她那里已经得不到任何东西了。
于是谢尔盖决定停止这场毫无益处的、使他所有的神经都感到疲惫不堪的谈话。他只觉得，他马上就要失去自制力了。
“算了，”他终于说道，塔玛拉立刻警觉起来，“您安静一下，回家去吧。回去好好考虑考虑。我们还要再见面的。您家里没有电话吗？要跑到拐角的自动电话亭去打电话？原来这样。今天您就不必跑出去打电话了。并且哪里都不要去。如果有人去找您……没什么，这不会是坏事……我希望，您一切都清楚了吧？”
“再清楚不过了！……”
她从办公室里走出去，使劲把门弄得砰地响了一声。
过了一会儿，谢尔盖叫来一名侦查员，给他指了一下塔玛拉刚才用过的杯子，抑郁不悦地说：“把它送到科技处。它在两分钟之内告诉我们的将要比塔玛拉两个小时告诉我们的还要多。而主要的是，它将要告诉我们的都是真话。”
星期一早晨，太阳出来了，天气晴朗而寒冷。谢尔盖精神抖擞地徒步来到局里，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心里怀着急欲行动起来的强烈愿望。
他首先给科技处打了电话，了解到所有鉴定的结果将在中午之前做出。
随后，谢尔盖下楼来到二层刑侦处。他和罗巴诺夫一起听取了扎特金讲述他昨天的奥尔洛夫大街之行。
根据现已查明的地址，那里住着一个叫兹翁科夫•瓦西里•普罗科菲耶维奇的人，是航空站饭店的领班，他在休补假，已经两天没有在家里过夜了，不管怎佯，左邻右舍这几天都没有看见他。因此，塔玛拉昨天来找谁，这尚不清楚。兹翁科夫是一个滑头滑脑、形迹可疑的人。沃洛佳不辞辛苦，到航空站跑了一趟，同饭店工作人员谈了一会儿兹翁科夫。同时，他当然还谈了许多其它情况，结果他的交谈者中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得上来这个问题：警察局年轻而快乐的侦查员实际上需要从他们这里了解什么呢？沃洛佳从这些谈话中还得出一个结论：应当特别询问一下兹翁科夫过去的情况。至于奥尔洛夫大街上那所房子，沃洛佳慎重地围着它转了好几圈，不时地往窗户里探望和机警地倾听。他最后做出结论：房子是空的，里边没有人。
还在同扎特金谈话之前，罗巴诺夫就往医院里打了电话，询问谢苗诺夫的身体状况。他得到的答复仍然和昨天一样：危险脱离了，但病人极度虚弱。
同时得到报告说，先卡待在家里，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严格地执行着对他的指示。看来，科尔舒诺夫的谈话对他起了作用。
塔玛拉•班基娜的行为举止也无可指摘。只有一次，她泪痕满面，惊惶失措地跑到面包店里，并且那么老远地围着自动电话亭走了一圈，仿佛电话亭里已经布了雷，马上就要爆炸似的。顺便提一句，塔玛拉原来在兹翁科夫所在的那个饭店里当服务员。
后来，给罗巴诺夫送来一大包从莫斯科寄来的普罗霍罗夫的旧档案，于是他和谢尔盖把自己反锁在谢尔盖的办公室里，以便详细地、安静地熟悉一下这包材料。在罗巴诺夫的办公室里来做这件事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同事们一刻不停地朝里张望。
然而，朋友二人还没有来得及把这包材料的目录读完，桌子上的电话就响了。
“当然是找我，”罗巴诺夫发牢骚说，“难道能躲得过这帮机灵鬼吗？”
原来是局长打来的电话，找科尔舒诺夫。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政委声如洪钟，说话很有气派，“我这里有一位从莫斯科来的同志，是从戈尔利娜曾经工作过的那个单位来的。您是不是跟他谈一谈？”
“当然！”谢尔盖赶忙回应道，“他可以到我这里来吗？”
“好的，好的。我这就打发他去您那里。”
罗巴诺夫把摊在桌子上的材料收拾起来，一面走着，一面顺口说了一句：“我暂时处理别的事情。事情积压得太多了！”就急忙离开了。
过了不一会儿，有人小心地、有礼貌地、平和地敲了敲门。
一个身材高大、渐近老境的人出现在门口，头戴灰色的卡拉库尔羊羔皮帽子，穿着灰色的、缝制的时髦冬大衣，配着也是浅色的卡拉库尔羊羔皮的窄领子。这人四方大脸，皮肤有点儿粗糙，两道浓眉长得很低，显得很严肃。
“是个严肃的同态。”谢尔盖心想。
那人不慌不忙地穿过办公室，跟谢尔盖握了握手，自我介绍说：“我是索罗金。”
“非常高兴。请坐。”
索罗金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摘掉帽子，解开大衣，同时有所克制地微微一笑。
“你们这里有点热。”
“是啊，我们这里是热，”谢尔盖淡淡一笑，一边吸着烟，一边把一包烟隔着桌子递给索罗金，“请抽烟。“于是他十分客气地咔哒一声打着了打火机。
索罗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拿了一支烟，对着了火，一股青烟从他鼻子里冒出来。
“关于戈尔利娜，您能告诉我们什么呢？”谢尔盖问。
“我首先要讲明的是，我为什么到这里来。”索罗金摇了摇头，小心地把烟灰弹掉，“我们那里对发生的这件事非常着急。我是顺路到这里来的，同志们让我来找您，讲一讲尼娜的情况，也就是戈尔利娜……”
“您为什么来找我们呢？”
“在莫斯科，警察局的同志来过我们那里了，说戈尔利娜在这里，在这个城市里被逮捕了。”
“假定她还没有被逮捕。”谢尔盖指出。
“那么，显而易见，她将会被逮捕的。”
“我们希望是这样。”
“您看，同志们对这件事都超前知道了。”
“好像是这样。”
“既然是这样，”索罗金生硬地说，“那么您就应该知道您将要逮捕的是什么人。”
“什么人？”
“诚实的人，绝对诚实的人。”
“可是她的钱不见了？并且她躲了起来？”
“正是这样——钱不见了。可是尼娜，她决不会拿别人一分钱。明白吗？
一分钱都不会拿。她在我们单位工作了整整一年。我们大家都喜欢她，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
“可是钱毕竟不见了。应当把钱找回来。”
“说的就是嘛，应当把钱找回来。应该寻找窃贼，但不是尼娜。她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总会回来的。这事您就放心好了。比如说，她大概有什么私事。年轻人的事吗，您要知道。恋爱和别的什么事……总而言之，我们替尼娜担保。大家伙让我把这句话也转告您。”
“嗯，是啊，”谢尔盖沉思地说，“那么，假定是恋爱。您知道谁追求过尼娜吗？”
“我明白了，”索罗金冷笑了一下，“您又把这件事跟她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我再说一遍：您弄错了。就是情人，她也决不会把别人的钱送给他的。”
“请告诉我，尼娜好像没有父母，她是单独一个人过吗？”谢尔盖又问道。
“她是孤儿，”索罗金难过地叹了口气，“她学校一毕业就到我们这里工作了。她母亲是在同一年去世的。而父亲，她连记都记不得了。并且她一个亲人也没有。就在不久以前，她好像有一个什么亲戚被找到了。”
“这亲戚是谁？在什么地方？”
“没人知道。在挺老远的什么地方，反正不在莫斯科。只是这一切，您要考虑到，极不可靠。”
“是啊，是啊，明白。”谢尔盖漫不经心地同意道。
索罗金详细他讲述了尼娜•戈尔利娜的女友和熟人的情况，以及她的善良和绝对的、有时甚至是天真的诚实。
谢尔盖聚精会神地在听他讲，连表都没有看一眼。末了，他问：“万一有情况，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您呢，索罗金同志？”
“我住在熟人那里。我还要在那里待一天。请您把电话记下来好了。”
索罗金欣然回答说，并忽然想了起来，说：“老天爷啊！我耽搁了您多少时间啊！而且我自己还有许多事情要办。”
谢尔盖把他送到门口，若有所思地回到桌子跟前。尼娜，尼娜……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小姑娘？要知道，我也认为这笔钱不是你偷的……可是谁把这笔钱偷走了呢？普罗霍罗夫？他怎么会遇见你呢？你为什么那样担惊受怕？为什么藏起来？是他把你吓坏了吗？可是你周围有的是好人啊。而且大家都喜欢你，我都看到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怎么会这样呢？你张皇失措了，不知你为什么事完全张皇失措了，不知你为什么事把自己吓唬住了。可是什么事，什么事呢？你现在在哪里？……
谢尔盖突然想到了乌尔曼斯基。不幸的小伙子。他昨天来讲自己同她的谈话时，是多么忧心如焚啊。他语无伦次，不停地咳嗽。谢尔盖还从未见过他这样失魂落魄的样子呢。是啊，他如此焦急，以致……
这时，电话响了。谢尔盖懊恼地蹙起眉头。不知一个什么念头在他脑海里萦回，一个有意思的念头……他几乎要抓住了什么……
局值班员打来的电话。
“中校同志，请接巴库专线电话。是伊布拉欣莫夫同志打来的。”
“我就去。”
谢尔盖急忙走出办公室，随手锁上了门。
看吧。他现在要听到的又是一个关于一个张皇失措的、脱离实际的人的故事。阿列克……还有尼娜。两个年轻人，十分年轻，他们被诱入歧途，吓唬他们，怂恿他们，把他们搞糊涂，这很容易……因为他们的性格中没有坚强的主心骨，没有牢固的道德基础，没有坚定的信念，所以也就没有对坏事的抵抗能力，没有与其进行斗争的准备。如果他们不遇到这种坏事或危险的事，那么他们会像从前一样是好人，而一旦遇到——却没力量，没有本事去战胜它，使自己坚持住。这是教育中的缺点，是现实生活悲剧的深刻原因。
谢尔盖对这个问题做了多少思索啊……是啊，都是小青年，心里完全没有保护能力的小青年……
在值班室，谢尔盖急忙拿起电话。
“是谢廖沙吗？”他听见伊布拉欣莫夫愉快的、喉音很重的声音，“你好，亲爱的！有多少年我都没有拥抱你了，啊？这样的醇酒我要为我们的见面保存着！那么你现在叫我告诉你这个放荡的青年的情况。我的同事们已经对这件事做了一些工作……听我说，亲爱的。情况是这样的……
“阿列克的家庭的确是一个优秀家庭。父亲是一位老石油钻探工，现已退休。哥哥也是一位石油工作者，工程师，他已成家，分开单过了。姐姐是医生，医学院刚毕业。阿列克是家里排行最小的。他到那里去参加高考，在那里留了下来，一面学习，一面打工。经常给家里写信。他在最近的一封信里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了家里。”
“等一等，等一等，我记下来！”谢尔盖一边喊，一边打手势向值班员要纸，并突然惊讶地说：“啊—啊，这个我们知道……真有意思……”
伊布拉欣莫夫清清楚楚地报出奥尔洛夫大街的地址，让他记下来。
“你知道吗，亲爱的，我亲自看了这封信。一切准确无误。”伊布拉欣莫夫继续说，“他甚至把自己的房间也描述了一番，还有窗外的景致……”
“这封信还在你手里吗？”
“当然在！”
“请你把它给我念一遍，要是不麻烦的话。”
“好吧，亲爱的。我去拿来。”
不一会儿，伊布拉欣莫夫已经把阿列克的信念给他听了。应谢尔盖的请求，他把信中的一段话读了两遍……
“……写得很美，不是吗？”伊布拉欣莫夫结束时说，“现在是这样，我们把他在巴库的所有关系都查清了……”
没有，阿列克没有任何可疑的熟人。都是优秀的青年，个个都极其出色。
而且他的表现也很好。那么当然，小伙子性子急躁，自尊心强……是啊，是啊，谢尔盖想象的也正是这样。周围都是好人的时候，他是好人，而一旦遇上坏人和……
“谢廖沙！”伊布拉欣莫夫热情地喊了一声，“喏，情况就这些。你什么时候休假？请到我家里来做客，听见了吗？带夫人和儿子一起来！你们将是贵客！……”
于是谢尔盖笑着发誓说，他一定去。这个小伙子，伊布拉欣莫夫，多可爱啊，在那里，在巴库，他有多好的一帮同事啊。并且都精通业务。是的，他们对业务都很精通……
谢尔盖挂上电话，向值班员道了谢，朝自己办公室走去。
在伊布拉欣莫夫打来电话之前，他脑海里掠过的那个想法究竟是什么呢？一个有意思的想法……而且阿列克这封信……对，一定要……
但这时谢尔盖在走廊上看见扎特金急如星火地朝他迎面走来。他跑到谢尔盖跟前，激动地说：“我正在找您呢。赶快到科技处去一趟。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吩咐要紧急找到您。”
“那里有什么事？”
“您马上就知道了，”沃洛佳调皮地笑了，“暂时不让说。”
“可是我从您的脸上已经知道了。”谢尔盖用与他相同的腔调回答说。
他们来到走廊的另一端，科技处就设在这里。沃洛佳推开了其中一个房间的门。
“请这边来。到维肯季•伊万诺维奇那里。”
这里是指纹鉴定化验室。三台显微镜固着在一个长方形的桌子上，玻璃下面的搁板上还有一些不知什么仪器，墙上挂着许多表格。
罗巴诺夫和维肯季•伊万诺维奇正在桌子旁边谈话。还有一个穿着白大褂的鉴定人员俯身在看显微镜。
罗巴诺夫看见了谢尔盖，振奋起来，招呼他到自己这边来。
谢尔盖这时才发现罗巴诺夫旁边桌子上摆着他已经熟悉的手枪、玻璃杯和留下不知什么人的清晰指纹的、发黄的、看来很陈旧的指纹图。
“哎，维肯季•伊万诺维奇，您再从头讲一遍吧，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来了。”萨沙请求道，并转向谢尔盖，补充说：“喏，有些发现我回头向你报告。”
手枪上原来有三个人的指纹，正如老鉴定专家推测的那样。其中一个人的指纹……是塔玛拉•班基娜的。
“……我们把您送来的那只玻璃杯上的指纹作了比较。”维肯季•伊万诺维奇解释说。
谢尔盖不由得微微一笑。
“另一个人的指纹正好与这些指纹相吻合。”维肯季•伊万诺维奇用谢顶的脑袋点了一下摆在显微镜旁边的陈旧的指纹图。
“普罗霍罗夫，”罗巴诺夫意味深长地插话说，“从他的案卷里取出来的。所以你的费奥多罗夫没有用了。”
“那么第三个人的……”鉴定专家继续说。
“是谢苗诺夫的。”谢尔盖很快替他把话说了出来。“错了！”
“不可能！”
“您看，完全可能。谢苗诺夫根本没有碰过手枪。”
这竟如此出乎意料，以致谢尔盖不自觉地看了罗巴诺夫一眼，仿佛在寻求他的支持。
“偷偷放下的。”罗巴诺夫认真地说。
“谁？”
“塔玛拉•班基娜，”罗巴诺夫说道，好像对什么事早已有了决断，“再没有人了。”
他有时间对这一切做缜密思考。
“那么第三个人，第三个人是谁？”谢尔盖叹了口气，“既然是班基娜暗中放下的。而她……等一等，等一等……”他振奋起来，“班基娜当然没有把手枪保存在自己手中。并且她没有携带手枪上街。那天，她去过费奥多罗夫家里，后来又到市场去找谢苗诺夫，再后来又找过兹翁科夫，可她马上离开了他那里……”
“正是这样！”罗巴诺夫立刻猜出了他的思路，“她从兹翁科夫那里得到了它。而后者多半是从普罗霍罗夫那里搞来的。”
这样一来，手枪被暗中放在了谢苗诺夫家里。某人打定主意要跟谢苗诺夫算账，要把一切嫌疑、一切罪证转嫁到他头上。这个“某人”看来就是普罗霍罗夫。并且他手中的工具——仅仅是工具——就是塔玛拉•班基娜。“喏，等着瞧吧，”谢尔盖想道，“我现在要换一种方式跟你谈话。”
“谢谢，维肯季•伊万诺维奇。”罗巴诺夫说道，并转向谢尔盖，补充说：“应该到笔迹学专家们那里去一下。他们已经打电话来了。”
他们来到走廊上，但对面的门是关着的。
“唉，”罗巴诺夫叹了口气，“他们吃饭去了。我们也得去吃饭了。你顺便讲一讲伊布拉欣莫夫报告的情况。你没有想到代我向他问个好吗？”
下楼时，谢尔盖又试图回忆起在伊布拉欣莫夫打来电话之前他脑子里闪过的念头。他当时在思考什么呢？好像是关于尼娜，关于她的命运，关于不知是谁把她欺骗了，把她吓唬住了……不是，不是。这个他已经想过了。对，他想的是尼娜。一个刚刚十九岁的姑娘。怎么能录用这样的出纳呢？不过诚实并不是年龄的概念。是啊，但她天真幼稚，容易轻信，缺乏经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终究会过去的……哎，见鬼！他又想偏了……总之，他想的是尼娜……还有对她献殷勤的那些人……于是……当然！……他想过乌尔曼斯基！他在转述自己和尼娜的通话时是那么激动，而且一直咯咯地咳嗽清嗓子。
是这样，是这样。还有阿列克的信。还有那个地址！对！应当跟格奥尔基再谈一次！……
他如释重负地喟然长出了一口气，以致走在旁边的罗巴诺夫不禁瞟了他一眼，问道：“你怎么了？”
“是这样，”谢尔盖微微一笑说，“我想起点事。真费劲，左思右想，最后总算想起来了。你有乌尔曼斯基的电话吗？”
“有。”
可是午饭以后，他们和扎特金一起先到科技处去了。扎特金简直急得要死。
“我敢保证，谢苗诺夫不可能自己给自己写信！”他激动地说着，身子老是往前冲，三个人一起走在走廊上，“我保证！她撒谎！……”
“那么就是说，写信的是阿列克了，”罗巴诺夫说着，不时笑笑，“依你看，还会是谁呢？”
“在这方面，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我有……”
这时他们来到化验室门口，沃洛佳猛一使劲把门打开了。
高级笔迹学鉴定专家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写着鉴定结论的纸，递给罗巴诺夫。
“请您过目。都写在上面了。”他持重地说。
这份鉴定证实，写给谢苗诺夫的那封信的笔迹同谢苗诺夫本人的笔迹，同阿列克•加米多夫写的声明的笔迹，根本对不上。
“这正是目前需要加以证实的。”罗巴诺夫看过结论以后说，并望了扎特金一眼。
“顺便说一下，”鉴定专家提出，“这个案子的另一份鉴定我们也做出来了，你们取走吧。”
“什么鉴定？”罗巴诺夫感到很惊讶。
“上星期交给我们的。对发往伏尔加格勒的电报、信件和旅馆住宿登记卡的笔迹进行了比较。记得吗？”
“啊—啊。记得，记得。那就交给我们吧。”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上边的笔迹是出自一人之手吧？”谢尔盖问道。
“对。看来是普罗霍罗夫的笔迹。”罗巴诺夫一边证实，一边把写着鉴定的纸放回文件夹里，第一份鉴定已经放进去了。
“慢，”谢尔盖拦住了他的手，“我想请您，”他转向鉴定专家说，“把这个笔迹和写给谢苗诺夫的信做个比较。现在就做。这不难吧？”
“我试试看。”鉴定专家不置可否地回答说。
这的确不难。鉴定专家只看了一眼，便说：“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需要把这个作为正式的鉴定给您写出来吗？”
“不，不，不必了。”谢尔盖摆了摆手，愉快地看了扎特金一眼，“明白了吗，沃洛佳？”
沃洛佳困惑不解地耸了耸肩膀。
“说真的，不太明白。”
“是这么回事：傍晚之前我需要拿到兹翁科夫的笔迹样本。现在清楚了吗？”
“您以为……”
“不是我以为，而是我推测。”说罢，他转向罗巴诺夫，急不可耐地说：“你把我们的朋友的电话给我。”
……谢尔盖拨了无数个编辑部的电话寻找乌尔曼斯基，后者刚一接到电话，立刻就飞奔前来。
他还没有跨进门，便迫不及待地问：“找到了吗？……”
“会找到的。”谢尔盖回答说，自己都对自己声音里表现出来的果断感到吃惊。
乌尔曼斯基沉重地在椅子上坐下来，把帽子从头上拽下来，心不在焉地揩了揩汗津津的脑门，然后警觉地看了谢尔盖一眼：“您叫我来干什么？”
“就干这个……需要把情况再回忆一下，”谢尔盖故作从容地说，“只是这一次要冷静地回忆，不要着急，不要老是咯咯地清嗓子。”他微微一笑说。
“好吧，”乌尔曼斯基叹了口气，“如果需要，那就开始吧。”
他是那样沮丧，甚至对谢尔盖这句玩笑话都没有反应。
“那么您抽支烟，把思想集中一下，把您和……玛丽娜的全部谈话，这次要一字不差地重新向我转述一遍。”
谢尔盖差点儿说出姑娘的本名，这个现在千万说不得，现在决不能以任何事情，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使乌尔曼斯基分心。倘若他知道了尼娜用的是别人的名字……
这时，格奥尔基把大衣解开，在沙发椅上坐得更舒适些，点上烟吸起来。
他沉默了一阵，凝神观察着颤动的烟雾在空中渐渐消散。
“那么，是这样……”他终于开口说道，“我说：‘喂！’她问：‘是格奥尔基吗？’我喊道：‘对，对。是我！’您明白吗，我一下子就听出了她的声音。她的声音我还会……”
“我明白，说下去。”
“后来……我问她：‘您在哪儿？’她回答我说……不，她对我说：‘我收到您的便条了。’而我重又问她：‘您在哪儿？您从什么地方打来电话？’这时她回答我说：‘我不知道。’静得几乎能听见……”
乌尔曼斯基神经质地深深吸了一口烟，一时不说话了，用手指弹了弹桌沿。
谢尔盖等待着。
“那么，”乌尔曼斯基又说起来，“于是我问：‘您怎么会不知道呢？’她的话简直使我慌了神。我……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想！”他的声音突然变了调，于是他神经质地咳了几声清清嗓子，“我无法平静地回忆这个！我办不到！她肯定出什么事了！您明白吗？……”
谢尔盖懊恼地摇了摇头。
“要平静，格奥尔基，这样不行。您在阻碍我，而不是帮助我。当然啦，我试图把她说的每一个字和其它许多事实联系起来。可您在阻碍我。我现在不管您的心境和推测。您明白吗？我需要知道她说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就这些。”
“是，是。对不起。”乌尔曼斯基负疚地含糊不清地小声说。
“那您就接着讲吧。您刚才说：‘您怎么会不知道呢？’她怎么回答您？
请您冷静地回忆一下她是怎么回答您的。”
“她回答说：‘我在一座房子里……地址我不知道。’这是她的原话。
于是我说：‘您先快点回家吧！’您明白吗？我是想……”
“我明白。请说下去。”
“她……她说：‘我不能回去。’她害怕了，怕极了。她听见有人来了。她就是这么说的：‘有人来了！’说完就把电话撂下了……啊，不，她还说：‘您不要再找我了。’要知道，这仅仅……”
“她就这样把电话撂下了？甚至没有道别吗？”
“不，她说：‘再见，格奥尔基。不能再说了。’”
“这句话是紧接着‘您不要再找我了’之后说的吗？”
“是的……啊，不，”乌尔曼斯基愧疚地笑了笑，“我还是太激动了。”
“是啊，是啊。我也很激动。”谢尔盖点了点头，“您现在想起来什么了？”
“我向她提出了那个愚蠢的问题……”
“在说了什么话之后提出来的呢？”
“说了‘我想告诉您，您不要寻找我了’之后提出来的。”
“那么她是这么说的吗？”
“对，对。这是原话。”
“那好。您现在再说一下，您提出了什么问题？”
“我问她现在从窗户里看见什么了……”
谢尔盖饶有兴趣地看了乌尔曼斯基一眼。
“您为什么问这个？”
乌尔曼斯基困惑地耸了耸肩膀。
“我自己也不知道。”
“她怎么回答的？”
“她说她看见一座小平房……哎呀！一座绿色的小平房。平房后边是一座教堂……”
激动攫住了谢尔盖，使他愣了一下神儿，他勉强克制住自己，嗓音有点儿嘶哑地问：“这个您……记确切了吗？”
“当然！”
“是这样。后来呢？”
“后来她说：‘再见。不能再说了。’就把电话撂下了。”
“假设她听见有人走进住宅，”谢尔盖心想，“才立刻把话筒撂下了。说：‘哎呀，有人来了！’然后立刻撂下了话筒。但这时……就是说，她没有听见……就是说，她看见了……从窗户里看见了……从窗户里……”
他突然拿起电话，急忙拨了号码。
“罗巴诺夫吗？……是我！赶快派车！我们即刻出发！你、我……扎特金在吗？……还有他！还有乌尔曼斯基。他现在在我这里。赶快！路上我再解释！”
……汽车刚一启动，谢尔盖便对司机说：“鸣警笛。”
罗巴诺夫和扎特金彼此递了个眼色。
汽车在市内大街上风驰电掣般地疾驶，沙哑地在十字路口滴嘟滴嘟呜响，迫使前面的汽车迅急闪开，刹车在急转弯处发出刺耳的尖声，使汽车拐到了旁边，于是他们四位乘客七倒八歪，相互挤压在一起，不满地小声骂人。
他们对这样疯狂的速度早已习以为常，现在支配他们的惟有一个愿望：快点！再快点！
他们终于驶入奥尔洛夫大街，大街上阒无人迹，静悄悄的，堆着一个个大雪堆。这时，扎特金指着低矮的木板围墙后面的一所小房子，急匆匆地说：“瞧，就是那个……”
汽车拼命地吼叫着，不停地陷进一个个很深的坑洼中，艰难地爬到房子跟前。
谢尔盖、罗巴诺夫、扎特金和乌尔曼斯基踏着几乎深及膝盖的积雪，吃力地来到围墙跟前的一条小路上。
扎特金赶在大家前头，推开了没有上锁的围墙门。于是他们四人迅速地朝坐落在庭院深处的小房子走去。
“沃洛佳，你走一圈看看，”谢尔盖吩咐说，“那里肯定还会有一个出口。”
扎特金一步一滑地往前跑去，消失在房子拐角处。其余的人登上了台阶。
门上装着黑色胶木圆圈的门铃。谢尔盖按了一下白色按钮，然后带着一丝浅笑望了望乌尔曼斯基。后者心慌意乱地在小小的台阶上转来转去，不知把手放在哪里才好：一会儿把手插进大衣口袋里，一会儿交叉起来背在背后。
房子里好像一切都死绝了。谢尔盖又按了一次门铃，随后使劲敲了敲门。
门里边终于传来轻轻的脚步声，一个惊惶不安的女人的声音问道：“谁呀？……”
“请开门，尼娜，”谢尔盖高声说，“是我们。”
“啊！……可是……可是我没有钥匙……”
乌尔曼斯基惊诧地小声说：“哪个尼娜？”
“别说话。”站在他身后的罗巴诺夫打断了他。
“没有钥匙？”谢尔盖又问了一遍，“那么后门，厨房的钥匙有吗？”
“哎呀！……那里好像有……”
门里边响起渐渐远去的脚步声。
“走，到那边门口去，”谢尔盖指挥道。“你，”他看了罗巴诺夫一眼，“你暂时留在这里。我马上派沃洛佳过来。”
罗巴诺夫默默地点头作答。
谢尔盖和乌尔曼斯基从台阶上跳下来，几乎跑步绕过房子。他们在那里看见了扎特金，后者把右手插进大衣口袋里，正在警惕地注意倾听什么。他看见了谢尔盖，含有警告意味地向他摆了摆手，往门上指了一下。这时，门缓缓地打开了一点，扎特金纵身闪到一旁，从口袋里拔出了手枪。
一个围着宽大的黑色披肩、身材瘦削的女子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乌尔曼斯基急切地向前冲去，但谢尔盖一把拽住他的袖子，阻止住他，用严厉的、不容反驳的语调说：“您留在这里，我一个人进去。”
房间很大，空荡荡的，窗户上挂着窗帘，遮挡得严严实实的，天花板下边，长长的电线上吊着一盏带布面大灯罩的灯，光线十分黯淡。角落处更是一片昏暗。在没有铺桌布的空桌子上，在淡黄色的光圈里，放着一本打开的书。
尼娜一边怕冷地裹紧披肩，一边走到桌子跟前，害怕地看了谢尔盖一眼。
谢尔盖特别表现出干练地说：“坐吧，尼娜。有个事我得告诉您。”
她默默无言地在椅子边上坐下来。这时谢尔盖才发现她的脸消瘦了，眼眶发黑。
“是这样，”谢尔盖一边接着说，一边也靠近桌子坐下，机械地吸着烟，“您工作单位的现金柜里有一万一千二百卢布不见了……”
尼娜突然喊叫了一声，用手轻轻捂住了嘴。
“是啊，是啊，我知道，”谢尔盖点了点头，竭力说得镇静自若，“这笔钱您没有拿。可是您拿过多少？为了什么？”
姑娘没有回答。她愣了一会儿，恐惧地望着谢尔盖，把手捂在嘴上，仿佛不让自己叫出声来，尽管她心里堵得出不来气。
“为了什么呢，尼娜？”谢尔盖又说了一遍，“您要钱干什么用？”
“一万一千……”姑娘终于喃喃地开口说，“就是说……可是我……我的钱……差了……”
“差多少？”谢尔盖快速地问。
“二百四十……我统统都对您说了吧……”她十分激动地说，“我要把一切都讲出来……他起先拿走一百……吩咐开一张借款单据……他答应两天以后还回来。他说他女儿生病了，需要给她寄钱……他还哭了……后来他又拿走一百……并且让我拿四十，给自己买一件大衣……因为天气非常冷了……他说：我将从工资里还……并且我也拿了……又开了一张借据，一百四十卢布的借据……后来……他说，明天要进行财务大检查……说他把钱还不回来……而我……我将会为此而坐牢……说我应当躲一躲……他会帮我的……并且给了我一张别人的身份证……”
“当您躲起来时，”谢尔盖总结说，“他把现金柜里所有的钱都偷走了。嫌疑自然落到了您头上。这正是他打的如意算盘。顺便说一句，根本没有进行财务检查。”
他内心充满了对干出这一切卑鄙勾当的那个人的刻骨而无奈的仇恨，说无奈，是因为要去保护这个姑娘，使她免遭那个人给她带来的这一切痛苦，免遭她从莫斯科逃跑以后在这些漫长而没有尽头的日日夜夜里所经受的那种恐惧和那些痛苦，而这些他已经办不到了。他胸中翻滚的这股仇恨影响了他的谈话、思考，影响了他的呼吸。他不记得，他曾几何时还有过类似这样的感受。
“您怎么能相信他呢？……那里有多少人都喜欢您啊，尼娜。我知道……”他克制住了自己，换了坚决的、威胁的语调说：“他会为此受到惩罚的。他是谁？”
“他……他是我的上司。”
“我懂了。他叫什么名字？”谢尔盖匆匆打断了她的话。
“普罗霍罗夫，普罗霍罗夫……”他的太阳穴怦怦直跳。是的，尼娜现在应该说出这个姓氏了。普罗霍罗夫肯定是会计。奇怪的是，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的同事们为什么没有发现他……
然而，尼娜说出的完全是另一个姓氏。
在最初一刻，谢尔盖惊诧得差点儿叫起来。他好容易才按捺住自己。就在这同一时刻，他全明白了。他对这个人的阴险狡诈重又感到十分惊讶。但现在惊讶已经干扰不了他了。谢尔盖迅速而坚决地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他吩咐我在这里等他……他许诺要来接我的……”尼娜微微翕动着发干的嘴唇，低声说。
“那个兹翁科夫在哪里？”
“他在上班。”
“他不在那里……他们溜掉了。他们抛下您，溜掉了。看来，不知什么事把他们吓跑了……不过……不，那是另一回事……”
谢尔盖陷入了沉思，他用手摸了摸脑门，仿佛要把妨碍他的东西驱走，并终于说道：“这样吧，您不必待在这里了。”他发现她眼睛里掠过一丝惊恐的神情，急忙补充说：“没有人打算拘捕您，把您关进监狱。没有一个人这样想。可是瞧您现在这样子，其实就是被关进了监狱！”他甚至强使自己微微笑了一下，“假如您愿意的话，您就回费奥多罗夫那里去吧，您要是愿意，回莫斯科也成。”
“不！……”
“那好极了。您回斯捷潘•格里戈里耶维奇和加利娜•扎哈罗夫娜那里去吧。他们非常喜欢您。什么话都不必对他们讲。您本来想要离开，而现在改变主意了，就这些。而且他们什么都不会问您。我会这样向他们建议的。
那么以后，等一切都了结了，您亲自告诉他们……”
他苦口婆心地说着，不单是用话语，而且用令人振作、充满信心的声调极力使尼娜安静下来，相信他。
不，现在不能对她进行审问，甚至她作为证人也不能对她审问，不能硬让她回忆发生在她身上的这件事的全部细节。她的神经现在承受不住这个。
除此之外，一切最重要的东西谢尔盖已经掌握了。而主要的是——他，那个人。所以应当在这里，在这个城市里，把他抓起来。尼娜在这方面什么忙也帮不上。那么以后她会把一切都讲出来，协助把他揭发出来。但这是以后的事。而目前……
“那么，尼娜，您决定了吗？您暂时住在他们家里。还有……”谢尔盖微微一笑，“格奥尔基什么也不知道，眼下也不必知道。也许应该告诉他，您不是玛丽娜，而是尼娜。也许现在连这个也不需要告诉他？比如说，我说的这些都不对。”
他感到欣喜的是，他能够使她把注意力转移开，使她去考虑别的、次要的事。
“不，就让他叫我尼娜吧。”姑娘几乎恳求地说。
“好极了。那您要擦干眼泪，离开这里。知道吗？您要笑一笑，一切最可怕的都已经过去了。您相信我吗？”
这时尼娜点了点头，含着眼泪冲他笑了笑。
……兹翁科夫家里设下了埋伏。加强了对塔玛拉•班基娜的监视，费奥多罗夫得到了预先通知。以赫拉莫夫为首的行动小组赶赴航空站。
谢尔盖紧急打电话给莫斯科。格朗宁对他提出的问题着实吃惊不小。
“你怎么搞的？”他愤愤地回答说，“你还不了解咱们的小伙子们吗？当然，谁都不会把这个说出去。”
“我本来也这么认为，”谢尔盖回答说，“不过采取保险措施从来不会有碍。祝你健康。我就等着照片啦。”
接下来他打了一个市内电话。
“是的，”电话里回答他说，“东西在这里……好像是明天早晨……”
行动小组立刻又出发到另一个地方。
与此同时，谢尔盖正在和伏尔加格勒进行紧急通话。
普罗沃罗夫中校向他保证说：“请放心吧。傍晚之前你肯定收到。总之，我很快会赶到莫斯科，我们会见面的。我非常想你，你这小子。”
又过了一个小时，莫斯科发来了所需要的传真照片。马上进行了复印。
黄昏之前，市警察局数百名警察都收到了复印的照片。没有一个人离岗去休息。那还用说！市里隐藏着一个危险的犯罪分子！
地段民警纷纷前往各自的辖段。火车站、航空站、公共汽车站、饭店、咖啡馆、旅馆都被监视起来。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出租汽车的司机都看见了照片……
全城都警戒起来了。
这时，又收到伏尔加格勒传来的一张照片。
罗巴诺夫来到科技处，把三张照片摆在鉴定专家面前。
“您看，”他说，“这第一张照片是一九三九年在教养院拍的，第二张是一九五九年在伏尔加格勒拍的，第三张是一年前在莫斯科拍的。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三张照片拍的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而这时，一个身量不高的人正坐在谢尔盖的办公室里，只见他穿着破旧的大衣，一脸疲惫，两手沾满了油污。
“……把我折腾得够呛，该死的，”他一边说道，一边难为情地斜眼看着自己的手，“真是没有一点情绪跑车。”
“没什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谢尔盖愉快地回答说，“我们将会替您讲情的。那么，您说您第一次把他拉到了机场，是吗？这是三个星期之前的事？”
“对……”
“您让他在什么地方上的车？”
“在奥尔洛夫大街。我记得，我还在那里，在自己的车里待了老半天，险些误了飞机。前不久他又坐了我的车，正好跟这个小伙子一起。”他点头指了指摆在他面前的阿列克的照片。
“这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就是上星期一。已经是傍晚了。我记得，我停在旅馆旁边。
我看见他从旅馆里走出来。知道吗，他几乎是跑着出来的。我心想，他要叫车了。我正好打算拉最后一趟就收了。可并不是这样，他没有要车。他慌慌张张地徒步跑走了。那么我又待了一小会儿，径自开车走了。可是过了大约两个街区，他向我招手停车。就是说，他这时已经跟这个小伙子碰上头了……”
“上星期一，傍晚，”谢尔盖暗自留意道，“正是那天晚上在旅馆里……
他将会矢口否认他那天晚上去过旅馆，肯定的。但现在——决办不到：有活生生的证人在这里……”
“……他那一次使我产生了怀疑。”司机最后说道。
“为什么？”
“我弄不清楚他是什么人。说是什么人又不像什么人，不伦不类的。而且好像有什么提心吊胆的事。他又是那么慌慌张张的。没有到达所要去的地址，他们就提前下车了，拐了个弯儿走了。那么我开车慢慢向前移动，看见他们进了一座院子。”
“这是在什么地方？”
司机十分有把握地说出了地址。
“他们是来找塔玛拉的。”谢尔盖心想。
后来，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科洛斯科夫出人意料地打来电话，不好意思地说：“看在上帝面上，对不起……可是……您知道吗，我要走了。所以我想……可以说，告个别吧。而且十分感谢……您给我们安排了那么好的房间。”
“哪里话，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这是我们应该为你们……”
“不，不！……”科洛斯科夫立刻打断了他，“这怎么行呢！我和杜布科同志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可以说，尽自己所能吧……顺便提一句，他也要走了，也想以某种方式……表示一下感谢之情。对了，还有……也许您肯赏光记下我在莫斯科的电话？以备万一，您知道……”
晚上很晚的时候，通过鉴定做出结论：三张照片上所拍的均系同一个人——普罗霍罗夫。
“这正是需要加以证明的，”罗巴诺夫十分满意地确认道，“可见这件事我们做得很精确。”
午夜十二点多钟，接到报告说：兹翁科夫刚一回到家就被逮起来了，他没有抵抗。从他身上发现大剂量的安眠药。可以致死的剂量！在这段时间之前，扎特金已经搞到了他的笔迹样本，结果查明，给谢苗诺夫的信是兹翁科夫写的。
总之，事实现在一个接一个地澄清了。在复杂的案件中，向来都是这样。
开头，一切都不明确，到处抓瞎，要获得每一条线索都得付出极大的努力，尽管如此，它，这条线索，还时时中断或偏离方向。而人们遭受的痛苦就摆在面前，它要求做出惩治，催促将坏人绳之以法。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必须绷住神经，不能瞎忙，不能分散注意力，不能绝望，而要回过头来，重新寻找。这是最困难的。可是以后，会终于走上正确道路，事实仿佛亲自找上你的门来，乍一看好像觉得：当初寻找它们是值得的，这些事实原来竟这样明摆在那里。末了，油然产生出一种欣喜的感觉，即欣喜所找到的道路是可靠的。这种感觉会犹如奖赏一样渐渐消失，代之以精疲力竭的、令人不安的寻找和伴有疏漏和错误的不间断的等待。
总之，午夜十二点多钟，兹翁科夫被抓起来了。
审讯兹翁科夫的是罗巴诺夫。
兹翁科夫穷凶极恶，异常激动，全然失去了自己平常昏昏欲睡的忧郁，他拒绝回答看来是最无恶意的问题。
“您的姓氏、名字、父称？您到底说还是不说？”罗巴诺夫不耐烦地问，被捕者愚蠢的顽固更加使他怒不可遏。
“不想说……”
“兹翁科夫是您的姓，您显然知道？”
“不想说……”兹翁科夫愁眉苦脸地继续重复说。
“那好。您可以不说您的姓名。顺便提一句，您的工作单位您也可以不说。所有这些我们都知道了。而且还有其它许多事情也可以不说。但是您的安眠药哪儿来的，谁给您的，这个必须交代。”
“我不想说……”
罗巴诺夫以审视的目光看了看他那阴沉的、没有刮过的脸孔。
“那好，”他慢条斯理地说，“那么我来告诉您。您害怕了。您害怕说出……普罗霍罗夫……是这样吗？”
兹翁科夫低下头，一言不发。
“而且您还害怕说出他为什么给您这安眠药，”罗巴诺夫越来越感到义愤填膺地接着说道，“这更糟糕，兹翁科夫，这对您来说更糟糕。”
“再糟糕不过了……”兹翁科夫含糊不清地小声嘟哝说，没有抬头。
“也好，我们先不谈这个。您说，普罗霍罗夫现在在什么地方？”
兹翁科夫默默地耸了耸肩膀。
“这个您也不想说，是吗？”
兹翁科夫突然抬起眼睛望着他。这是一双浅色的、忧郁的、疲惫不堪的、完全是老年人的眼睛。
“要是依着我……尊敬的……压根儿就没有他这个人才好呢，”他叹了口气，慢吞吞地说，“他强迫干那种伤天害理的勾当，真是伤天害理，我才不干呢。”他无精打采地把手一挥，“硬逼着年轻人去干，缩短年轻人的生命。”
“缩短？”罗巴诺夫威胁地重问道，“他大概想把谁彻底干掉吧？他这一次是假他人之手，啊，兹翁科夫？”
“这个他也干。”兹翁科夫不由得点了点头。
“那么他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兹翁科夫突然冲动地说，“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他决不会乖乖地向你们就范的。他决不会。要知道，他反正无所顾惜了。已经豁出去了……就是这么回事。还有……”他张望了一下，压低嗓音，几乎小声说道：“他有手枪。这手枪杀害了六条人命。明白吗？”
兹翁科夫被带走了。
罗巴诺夫上三楼来找科尔舒诺夫。他正在打电话，但是看见罗巴诺夫走进来，匆匆忙忙结束了通话，朝朋友转过身来，问道：“情况怎么样，萨沙？”
罗巴诺夫疲倦地擦了擦脑门，把审讯兹翁科夫的情况讲述了一遍。
“是啊。手枪，可见……”谢尔盖沉思地说。
“其实，他好像并没有离开。”
谢尔盖焦急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并对坐在长沙发上的罗巴诺夫说：“你要明白，他现在无处可跑了。他在这里的全部联系已经被切断，所有去处被关闭，一切出城口被封锁。他能往哪里跑呢？”
罗巴诺夫表示赞同地点了点头，长出了一口气，说道：“情况当然是这样。只是这么等下去实在受不了。”
“那你就去睡觉吧。明天还是一天。”
“真有你的！你自己去睡吧。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睡得着。”
后来他们喝着暖瓶里的浓茶，重又不停地吸烟。
大约夜里三点钟，他们憋不住了，驱车赶往航空站。他们一边和沉默寡言、衣着整齐的赫拉莫夫一起围着候机大厅转了一圈，一边仔细审视打盹儿的、乘坐早上航班的乘客们的脸，来到飞机准备起飞的加油坪、调度室，仔细检查了空荡荡的饭店，甚至厨房和贮藏室。
“真奇怪，他没有来这里过夜，”罗巴诺夫说道，“莫非他感觉到什么了？”
“未必，”谢尔盖回答说，“他不一定知道。”
但是，焦急不安始终在困扰着他。
凌晨，他们回到了局里。值班员高兴地通知说：“五一大街的行动小组发现了目标，中校同志。”
谢尔盖和罗巴诺夫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
“好。”谢尔盖果断地说，并转向值班员，补充道：“请通过无线电台转告：全体人员可以撤离了。五一大街的行动小组将按指示行动。”
谢尔盖离开值班室，来到昏暗的，仍然是夜色朦胧的走廊里说道：“这样吧，萨沙。你现在听我说。我今天乘飞机回去。你们提出起诉，你们也要进行侦查。今天就可以逮捕塔玛拉。她的角色现在已经清楚了。兹翁科夫介绍她认识了普罗霍罗夫，而普罗霍罗夫又介绍她认识了阿列克。谢苗诺夫通过她把身份证送给那个普罗霍罗夫。谢苗诺夫本人不认识普罗霍罗夫。但他在这上面狠狠赚了一笔。就是她领着普罗霍罗夫的那伙人去接大麻膏的供应者的。但是大麻膏仍然在谢苗诺夫手里。他们对他下手了，没有办法，他跑来找我们了。就在这时，塔玛拉偷偷给他投放了安眠药。同时，普罗霍罗夫暗中派她来找我。其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死人谢苗诺夫身上，正如他们打的如意算盘那样，并把一切都嫁祸于他。等这个坏蛋一出院，立刻对他进行逮捕。通过他应当找到大麻膏的出售者。这件事非常重要，并很危险。”
“而且也非常特殊。”
“说得对。也非常特殊。要对他进行单独审理。这件事多半不是你们来做。但是线索将从这里，从谢苗诺夫延伸开去。一条重要的线索。”
罗巴诺夫皱了皱鼻子，狡黠地看了谢尔盖一眼。
“顺便说一句，你要查办有意思的案子了吧，啊？”
“‘有意思的’，话不是这么说。”谢尔盖摇了摇头，蹙紧眉头补充道：“那么这个以后再谈。现在还有一件事。你要把戈尔利娜保护好。不要让她受到陷害。她的罪是很轻的，可是现在将会有人陷害她。所有的人，不管是普罗霍罗夫，还是兹翁科夫，抑或塔玛拉。你会看到的。”
罗巴诺夫淡淡一笑。
“你这纯粹是在立遗嘱，分遗产。请放心吧，一切都会办得最好。真不愿意让你走。”
“是啊，抛下你，让你去冒危险，当然，不能给你丝毫帮助。”谢尔盖忧心忡忡地叹了口气。
“算了，算了，算了！”罗巴诺夫气愤地说，“您不要太想入非非了，中校同志！没有您我也照样……”
谢尔盖笑了起来。
“感谢上帝！我就喜欢你这样！顺便提一句，遗产我也有一份。”他脸上现出阴郁的神情，“回到莫斯科以后，我得把费奥多罗夫的事情妥善解决一下，无论如何要解决好。你要知道，这件事让我寝食不安，真的。”
他们来到办公室，刚喝了一杯茶，便有人敲门了。
“进来！”谢尔盖喊了一声，骤然色变。
怒气冲冲的索罗金出现在门口，他戴着灰色卡拉库尔羊羔皮帽子，穿着灰色大衣。
“可以进来吗？”
“不但可以，甚至需要。”谢尔盖应了一声，从桌子后边走出来。
索罗金一边急忙走上前来，一边伸出手。
“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科尔舒诺夫同志！一定是搞误会了！突然想起把我……”
但是他的手悬在了空中。
谢尔盖用沉痛的眼神打量了一下来者，心中暗想，罗巴诺夫站在那里是对的，同时冷淡地问道：“您认为怎么称呼您更好呢，索罗金还是普罗霍罗夫？”
由于意外，来人打了个哆嗦，企图后退，但他的背却撞在罗巴诺夫身上。
又有两个侦查员走进办公室，其中一个手里拿着索罗金的皮包。
谢尔盖若无其事地接着说：“看来，还是称您的老姓好一些。您不反对吧？至于您如何弄到写着索罗金名字的身份证和以此找到工作的，以后再解释。总的说来，您在搞身份证方面身手不凡，普罗霍罗夫。坐吧，谈话将是漫长的。”
普罗霍罗夫一动不动。他那四方大脸仿佛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只是浓眉下边的眼睛里含着仇恨地望着谢尔盖。
“这么说来，你们找到了那姑娘？……”
“找到了。幸好兹翁科夫什么都还没有来得及下手。是啊，普罗霍罗夫，您最怕的就是我们找到她。只有尼娜知道您的新姓。对于这里所有其余的人，您都是普罗霍罗夫。因此您暗中派塔玛拉•班基娜来与我会面。而当您感觉到您没有把我们搞糊涂时，您便亲自找上门来了。这是厚颜无耻，普罗霍罗夫。不错，您注意到我们还没有找到尼娜，我们还不知道索罗金是何许人……于是您讲了关于她的真正的实话。因此我们的审查就提供不出任何情况了。但是您有一个小小的失算。”
谢尔盖发现，普罗霍罗夫脸上的冷笑几乎使他那紧闭的嘴唇都撇歪了，但是他的眼睛仍然凶狠地、目不转睛地瞪着谢尔盖的脸。
“是的，一个失算，”谢尔盖确认道，“我有点儿怀疑，便核查了一下。在那里，莫斯科警察局的侦查员们调查了关于博尔斯克的事，好像戈尔利娜在这里被逮捕了。这些情况都没有对您的同事们说过。那么，以后要知道索罗金是何许人已经不费事了。就是没有戈尔利娜，我们也会轻而易举地了解到的。我们知道了，全都知道了，普罗霍罗夫。所以您坐吧，我可是预先警告您了，谈话将是漫长的。”
阿•阿达莫夫《案中案》[苏联]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