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长着白胡子的穷老头儿向我们行乞讨钱，我的伙计约瑟夫?达夫朗什居然给了他一个五法郎的钱币，我十分惊讶，他于是对我说：这个穷人使我回忆起了一件事，这件事我总是记在心上，念念不忘，事情是这样的：
我的家最初在勒阿弗尔，并非有钱的人家，不过也算勉强能凑合。我父亲做着事，晚上很晚才回家，挣的钱也不多。
我母亲对我们的拮据生活感到非常难过，她经常找出一些尖酸刻薄的话来发泄她的不满。发泄对象就是我父亲，可怜的爸爸做了一个动作，叫我心里非常难过。他伸手摸了一下前额，如同要摸去根本就不存在的汗珠，并且一句话也不说，我体会到了他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
我如果丢了钮扣或撕烂了裤子，那肯定要狠狠地挨一顿骂。
但是每个礼拜天我们都衣冠整齐地去河岸去散步，我的父亲穿着礼服，戴着礼帽，让我母亲挽着，我母亲也打扮得五颜六色，姐姐们往常是最先打扮完毕，也等待着出发的信号。
我的父亲头上依旧顶上大礼帽，等着这道手续做完后，我的母亲戴上了她的近视眼镜，脱下手套，避免被弄脏。
全家就如此隆重地上了路，姐姐们在前头走着，我依在母亲的左边，我父亲则走在她的右边，我还能记得我可怜的父母那种神气。
每星期天，只要看见那些从遥远又陌生的地方回来的大海船驶进港口，我父亲都要说那句从不改变的话：
“唉!假如于勒在这条船上，那会多么令人惊喜呀!”
于勒叔叔是我全家惟一的希望，然而在此之前却是全家的祸害。我从小就听其他人讨论过他，我对他已十分熟悉，他出发到美洲去之前的所有细节，我全部知道。
据说他当初行为很不端正，一个穷人家中最怕出现这样挥金如土的人，大家经常叫他花花公子，在生活困难的家庭里，一个儿子逼得父母动老本儿，那他就是坏蛋、流氓。
即使事情是一样的，但是这样区分开还是对的。
总之，于勒叔叔把自己应得的那份家产吃得干干净净，还使得我父亲应得的那部分减少了许多。
按当时惯例，他被送到一只驶往纽约的商船上，去美洲了。
到那里之后，我叔叔不知做了什么买卖，没多长时间就写信说他赚了很多钱，并同意给我父亲赔偿一点损失。顷刻间，于勒成了正直的好人，成了有良心的人。
一位船长告诉我们，说他已经租了一所大店，做着很大的买卖。
两年后我们又接到了一封信，这信简直成了全家的福音书，一有空闲就让别人看。
可是，十年之内于勒叔叔再也没有来信，不过父亲的希望却日渐强烈，我的母亲也经常说：
“只要好心的于勒回来后，我们的境况就能够改变了。”
每个星期天，只要是看到大轮船，父亲就重复那句一直没有变更的话。
叔叔回国的这件事好像已十拿九稳，于是大家制定了上千种计划。
我的大姐那年二十八岁，二姐也二十六岁，她们还未结婚，全家都为此非常发愁。
终于有一个看中二姐的，他是个公务员，虽然没钱，但人还是诚实可靠，我始终认为这个年轻人决心求婚，全都是因为看到了我叔叔的信。
我们全家马上答应他的请求，并决定婚礼之后全家都去译西岛旅游一回。
我们对旅行一事整天魂牵梦绕。我们终于启程了，如今回想起来就如同发生在昨天的事，我的父亲慌张地看着我们的三个包袱被搬上船，我的母亲也不放心地挽着那未出嫁的姐姐。
汽笛响了，轮船离开了防波堤，风平浪静中，轮船在如同大理石桌面一样平坦的海面上驶向远方，正像那些很少旅行的人们一样，令人感到快活而骄傲。
我父亲看到两位先生在请两位太太吃牡蛎，一个穿着破旧的老人用水果刀撬开牡蛎，向两位先生递过去。
在行驶着的海船上吃牡蛎，这件文雅的事，无疑打动了我父亲的心，他认为这是高雅的吃法。他走到我们面前提了建议，我母亲很不高兴地同意了：
“我怕伤胃，你买给孩子们吃好了，可不要太多，吃多了要生病的。”
她接着转过身对我说：“至于约瑟夫吗，就不要吃了，把小孩惯坏了。”我只得留在母亲身边，感到这种待遇十分不公平，我不停地望着父亲，看着他们朝老人走去。
先前的两位太太走开了。我父亲教给姐姐怎样吃，可一不小心溅在他的礼服上，我母亲叫道：“何必呢!老老实实待一会儿多好!”
可是我的父亲突然不安起来，瞪眼看着挤在卖牡蛎的身边的姐姐和姐夫，突然向我们走了回来，脸色很苍白，眼神跟以前一点儿也不一样，低声对母亲说：“真奇怪!那个卖牡蛎的人怎么如此像于勒!”
我的母亲好像有点莫名其妙，就问：“是哪个于勒?”
“就是我的弟弟，假如我不知道他如今在美洲，有很受人尊重的地位，我真会以为就是他哩。”
我母亲也害怕了，结结巴巴地说：“你疯了!既然知道不是他，为什么乱说?”
但我的父亲依旧放心不下，他叫我母亲去看看那人。
她站起身来找她的两个女儿，我也打量一下那个人，他又老又脏。
我母亲立刻回来了，我看到她在哆嗦。她迅速说：
“我看就是他，去向船长打听一下，一定要小心，不要让这小子缠住我们。”
我父亲马上就去了，我也跟他去了，船长个头高，留着长须，正在驾驶台上散步，那种神气很吓人。
我父亲客气地和他搭上了话，一边恭维一边打听与他职业有关的事情。
不知内情的人还认为他们谈论的至少是美国的事。
后来两人终于谈到我们坐的船，接着又谈到了船员，最后我父亲才略显不安地问：
“您知道船上那个卖牡蛎的人的情况吗?”
船长对这番谈话感到很不耐烦了，他冷冰冰地回答：“他是个法国流浪汉，去年我在美洲碰到他，最后又把他带回国。据说他还有亲戚，但他不愿去找他们，原因是他欠了他们的钱，落魄到了这种地步。”
我父亲脸色煞白，两眼呆直，嗓子发硬，说：“啊!好，我并不感到奇怪，谢谢您。”
他说完就走了，船长不解地望着他的背影。
他回到我母亲身旁，神色很是惊慌，母亲立即对他说：“你先坐下吧!别叫他们看出来。”他就一屁股坐在长凳上，结结巴巴地说：“是他，果然是他!”
接着他就问：“咱们怎么办呢?……”我母亲立刻回答：“应该把孩子们领开，约瑟夫既然全都知道，就让他去把他们找回来。”
我父亲有些吓呆了，低声说：“简直是飞来的横祸。”
我母亲接着又说：“我早就知道这个贼不会有什么出息，迟早会缠住我们!使我们空欢喜了一番。”
我父亲又用手抹了一下额头，如同平常受到太太责备那种样子。
母亲又说：“把钱交给约瑟夫，不能让他这个倒霉鬼死缠住我们，注意不要让那人接近我们!”
她起来，给我一个五法郎的银币以后，就走开了。
我两个姐姐正在等着，但父亲不来，感到很纳闷。我说妈妈有点儿晕船，接着就问老头：
“需要付给你多少钱，先生?”
我真想叫他：“我的叔叔。”
他回答道：“两个半法郎。”
我看了看他，那一只带满伤痕的手，我又看了一下他，一张衰老的脸，他满面愁容，极度疲惫，我心里默念着：
“这是我的叔叔，我父亲的亲弟弟，我的亲叔叔。”
我给他半个法郎的小费，他赶紧感激我：
“上帝保佑您，年轻的先生!”
他说话时用的是穷人得到救济后的声调，我心想他可能是在那边讨饭。
两个姐姐对我的行为感到非常惊讶，等我把两法郎交给我父亲后，母亲却诧异地问：
“一共吃了三个法郎?这不太可能。”
我以坚定的口气向他们宣布：
“我给他半法郎小费。”我母亲吓了一大跳，大瞪着眼看着我说：
“你真是疯了，拿半个法郎去给这个无赖。”
接着我们都保持了沉默。
当船驶到防波堤附近时，我心里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念头，我想再见到我叔叔于勒，说几句安慰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