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军占领平壤以后，无论东京的麦克阿瑟，还是华盛顿的美国军政当局，均认为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胜利已成定局，朝鲜战争即将结束，剩下的只是胜利后对朝鲜的全面占领问题，美国朝野上下都沉浸在朝鲜战争即将胜利的“喜悦”之中。因此“美国人的耳朵只能听胜利之声”。
因此，当“联合国军”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突然迅速的打击时，他们均不愿意承认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这一事实。认为出现在朝鲜的中国人，很可能是一些零星的志愿人员，而不是有建制的中国部队。中国不会让大批军队渡过鸭绿江去冒遭受麦克阿瑟军队沉重打击的风险。“联合国军”总部的情报官认为，“从战术的观点来看，由于节节胜利的美军师全面投入战斗，因此进行干预的黄金时机看来早已过去；如果计划采取这一行动，很难设想，会把它推迟到北朝鲜军队的残部气数已尽的时候”。
11月初，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这一事实，被他们确认后，又使他们陷入谜团和极度困惑之中，他们既搞不清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的兵力和意图，又不知美国该怎么办。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说：“中国在北朝鲜使用正规军作战的消息在华盛顿比在东京引起了更大的忧虑”，“我们既搞不清赤色中国向北朝鲜实际投入了多少部队，也不知道他们可能的军事目标是什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说：“所有有关总统的顾问，不论文的还是武的，都知道出了毛病。但是什么毛病，怎样找出来，怎样处理，大家都没有主意。会议的频繁是没有先例的，可见大家感到十分困惑，感到有共同讨论的需要。”“我们的困惑集中在两个主要问题上：中国军事力量在北朝鲜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以及他们的企图是什么？麦克阿瑟将军面对使人眼花缭乱和神出鬼没的军事行动怎样办。”中国人的行动“在战略上意味着什么？这是单方面采取的行动，还是莫斯科命令中国人去干涉的？克里姆林宫会动用空海军力量，甚至使用潜艇去支援赤色中国人吗？苏联人会亲自出马公开在北朝鲜进行干涉吗？他们会攻占柏林，并随之征服整个欧洲吗？这实际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吗？”对这些问题他们都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
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麦克阿瑟，对中国军队参战后有关朝鲜局势作出明确估计。麦克阿瑟认为，最大的可能是：隐蔽地给予朝鲜军事援助，但是为了外交上的理由，尽可能地掩盖起事实的真相；或者允许并唆使或多或少也算是志愿的人员源源不断地越过国境，加强并援助北朝鲜的残余部队使他们能够为了在朝鲜保留一个名义上的立足点而继续斗争；或者是因为他们相信除了南朝鲜部队外，联合国部队是不会在朝鲜的极北地区使用的。他们一旦了解到这样的兵力是不足以达到目的时，就很可能学到一点乖，趁早从破船上捞回点东西。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即中国共产党政府打算以其全部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干涉，在它认为适当的时机公开宣布这一行动。虽然这种可能性已经很明显，但这是“一种具有最严重国际意义的重大决定”，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使人们能很快地同意这种看法”。他建议“在条件可能还不够成熟的时候，不轻率地作出结论。我相信最后的估计还有待于更全面地积累军事情报”。麦克阿瑟令人如此放心的估计，以至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松了一口气。
然而，仅过一天，11月5日，麦克阿瑟就命令远东空军动用全部力量，以两周时间打击在朝鲜境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部队，特别是出动全部90架B-29战略轰炸机，轰炸鸭绿江上的所有国际桥梁，以阻止中国军队继续进入朝鲜。这又使华盛顿当局感到大为震惊。
白宫和五角大楼认为，麦克阿瑟采取这一行动与他11月4日对战局形势的乐观分析相抵触，同时，采取这样的行动，未必能达到麦克阿瑟想象的效果，更为严重的是这可能引起苏联人的卷入，况且美国与英国有约在先，不经英国同意，美国不得对鸭绿江沿岸的中国地区采取行动。
因此，麦克阿瑟的计划未能立即得到批准。这使麦克阿瑟恼羞成怒。11月6日，他在给华盛顿当局的电报中，对战局形势的估计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说：“大队的人马和物资正自满洲通过鸭绿江上所有的桥梁。这种行动不仅使在我指挥下的部队陷于困境，而且有使我军全军被歼的危险。唯一阻止敌军增援的办法就是发挥我们空军的最大威力，摧毁所有的桥梁和在北部地区所有支持敌人前进的设施。每小时的迟延都将付出大量的美国人民及其他联合国人民的鲜血。”
由于这个电报，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的主要官员，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作战室召开一次特别会议。经请示杜鲁门，麦克阿瑟的计划被批准。于是，麦克阿瑟又转而信心十足，认为这次轰炸不但可以阻止中国部队从满洲越过鸭绿江增援，而且还将消灭已在朝鲜的中国部队，他将在11月15日发动攻势，彻底消灭中国军队，把旗帜插到鸭绿江边。
但是，华盛顿当局既没有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出现在朝鲜战场上理出头绪，也不敢再相信麦克阿瑟的乐观态度。11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中国军队出现在朝鲜战场一事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和研究。
参谋长联席会议为这次会议提供了报告，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提出了与麦克阿瑟相类似的分析，所不同的是这个报告没有说明哪种可能性更大。参谋长联席会议还为美国在朝鲜应该怎么办提出几条供选择的方案，并建议，应紧急进行一切努力，通过政治方式，最好通过联合国解决中国“干涉”带来的问题，向中国保证不侵犯他们在鸭绿江沿岸的利益，通过盟国或联合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同中国政府直接谈判，以及采取其他可行方式；“在进一步搞清中共的军事目标和政治卷入的程度之前，应对赋予联合国军总司令的任务加以审查，但不作变动。”
此时，尽管美国当局对中国在朝鲜有多少兵力和企图是什么仍不清楚，但是军事灾难的不祥之兆，根本改变不了美国上下急于在朝鲜取得军事胜利的情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次会议，对朝鲜形势没有作出任何新的判断，也没有作出任何新的决定，只是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在军事上，允许麦克阿瑟继续执行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发动一次进攻，或进行威力侦察，矛头直指鸭绿江；与此同时，在政治外交上积极活动，试探在鸭绿江两岸各10英里的地带建立一个缓冲区，要求中国军队撤出朝鲜。
当中国人民志愿军结束第一次战役，与“联合国军”脱离接触后，麦克阿瑟和华盛顿当局更加坚信，中国只是出动小部队象征性地参战，“当他们遭受惨重打击后，也许已经放弃了继续作战的企图。”当时任美国陆军作战和计划助理参谋长的马修？李奇微，后来在回忆录中评论说：“少数几个中国‘志愿军’的出现，仅仅被当成了中国在外交棋盘上采取的又一个小小的步骤，不会马上对联合国军总部产生影响。”
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1月9日的决定，麦克阿瑟的计划是：首先以地面部队进行试探性进攻，以查明志愿军在朝鲜的实力和企图，同时以远东空军摧毁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摧毁鸭绿江以南尚未被他占领地区的所有交通运输手段、军事设施、工厂、城镇和乡村，但罗津、水丰等几个发电设施除外，以阻止中国人民志愿军后续部队进入朝鲜和运进物资，以及使在朝鲜的志愿军和人民军部队无法生存，为发动总攻做准备；尔后发起总攻，以美第8集团军在西线、美第10军在东线全面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推进，消灭在朝鲜境内的所有志愿军和人民军，圣诞节前全部结束朝鲜战争。他最初将总攻时间定为11月15日，但由于第8集团军的供应准备不足，而将总攻时间推迟到11月24日。
麦克阿瑟对这一计划非常乐观，11月17日，他在与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约翰？穆乔谈话时说，渗透到朝鲜的中国部队不超过3万人，“联合国军”的全线进攻，将在10天之内“扫荡”仍在北朝鲜人和中国人手中的所有地区。
麦克阿瑟的试探进攻，于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结束的第二天，即11月6日即已开始。与此同时，麦克阿瑟按照获准的计划，于11月8日开始，出动空军轰炸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和朝鲜北部的城镇。整个轰炸行动至12月5日宣告结束。美军飞机轰炸鸭绿江上的桥梁时均侵入了中国领空，有的还对中国边境的城镇进行轰炸扫射。鸭绿江上的公路桥梁大部被炸断，朝鲜北部的城镇几乎被夷为平地，成千上万的朝鲜平民丧生于美机轰炸中，仅11月8日一天，新义州的居民即被炸死烧死数千人。
至11月21日，麦克阿瑟完成了一切进攻准备。同一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后审查并批准了麦克阿瑟的“总攻势”计划。
布莱德雷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从11月2日至9日的重要日子里，“我们翻阅了材料，坐下来仔细思考，但不幸的是我们却作出了荒谬绝伦的结论和决策”。
志愿军入朝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对鼓舞朝鲜人民士气，稳定人心，使志愿军站稳脚跟，坚持继续作战，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整个战场形势并未发生大的改变，志愿军在朝鲜也还没有根本站稳脚跟。东线美第10军指挥的美军和南朝鲜军，仍在继续猛烈进攻。西线美第8集团军指挥的美军、英军和南朝鲜军，虽然个别部队遭到歼灭性打击和重创，但整体力量并未受到大的损伤，主力撤至清川江以南后，稍作整顿，便以侦察试探为目的恢复了进攻行动。此外，麦克阿瑟仍在向第一线增调兵力，并且其空军对鸭绿江地区开始了猛烈的轰炸。因此，对志愿军来说，整个战场形势仍然是严峻的。根本的问题是要粉碎“联合国军”的再次进攻和解决站稳脚跟的问题。
对“联合国军”还要发动进攻，毛泽东和彭德怀都有估计。
彭德怀在第一次战役结束的前一天，即11月4日致电毛泽东并告高岗，指出：“因消灭敌人不多，我军实力尚未完全暴露，美伪军还可能重新组织反攻。”同时，志愿军作战10天，已很疲劳，加之运输困难，冬寒到来和野外露营，不便于保持战斗力。据此提出“拟采取巩固胜利，克服当前困难，准备再战方针。如敌再进，让其深入后歼击之”。并着手部署再战的具体准备工作。
毛泽东对此也有考虑，在未接到彭德怀这个电报之前，同是11月4日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指出：“敌于收集各部略加整理后有向我军举行反攻之可能，请令我军各部注意，于其反攻时各个歼灭之，尤其注意德川方面。”
接到彭德怀4日的电报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根本扭转朝鲜战局的战略考虑。毛泽东在11月5日凌晨1时复彭德怀并告高岗的电报中，同意彭德怀的部署，同时指出：“德川方面甚为重要，我军必须争取在元山、顺川铁路线以北区域创造一个战场，在该区域消耗敌人的兵力，把问题摆在元山、平壤线的正面，而以德川、球场、宁边以北以西区域为后方，对长期作战方为有利。目前是否能办到这一点，请依情况酌定。”同时决定由以宋时轮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陶勇为副司令员、覃健为参谋长、谢有法为政治部主任的第9兵团（3个军共12个师）入朝，“全力担任”东线作战，也“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与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杜平等志愿军领导人，以及朴一禹，研究制定了下一次战役东西两线的部署方案，分别于11月6日和8日电告毛泽东，确定：“我为以逸待劳，便于后方运输，拟仍以诱敌深入，各个歼敌方针。”“为粉碎美伪再犯企图，决于东西两线均诱敌深入，先歼其侧翼一路，尔后猛烈扩张战果之方针。”由先期入朝的6个军担负西线作战任务，由正在入朝的第9兵团3个军共12个师担负东线作战任务。
毛泽东于11月9日复电，同意志愿军的部署，指出：
“目前部署及下一步作战意图，均很好，请即照此稳步施行。”同时指示志愿军：“要修几条（不止一条）宽大公路通达德川、宁远、孟山区域，这是极重要的战略任务，后面各路均须修好修宽，请抓紧办理。”“争取在本月内至十二月初的一个月内东西两线各打一二个仗，共歼敌七八个团，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间铁路线区域，我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并告高岗、贺晋年“用一切可能方法保证东西两线粮弹被服（保障御寒）之供给”。
毛泽东这一战略考虑，是基于志愿军第一次战役后战场形势的变化，和志愿军作战的需要及可能而提出的，是对志愿军入朝前确定的在德川、宁远一线以南，平壤、元山一线以北建立防线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不但要站稳脚跟，而且根本改变战场形势，使志愿军掌握战略上的主动。
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德川方面甚为重要”。这是由德川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德川位于朝鲜北部妙香山脉中部东麓，宁远、孟山在德川以东和东南，距德川各约20公里，位于朝鲜北部北大峰山脉的西北麓。这一地区恰好是朝鲜半岛蜂腰部东西海岸连线的中间位置，向南距元山――顺川铁路线约50公里，向东南距元山、向西南距平壤各约100公里，向东距咸兴、向西距安州各约80或70公里。控制了德川地区，朝鲜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巩固就有了保证，志愿军就有了一块巩固的立足之地；从作战上说，不仅这一地区山地地形有利，而且有利于运输补给，有利于部队东西调动，进攻有后方依托，可以迅速出击到平壤、元山一线，防御有空间余地，并且有利于东向元山、咸兴，西南向顺川、平壤截断东西两线进攻之敌的后路。因此，控制了德川、宁远、孟山区域，将战线摆到平壤、元山一线正面，就可根本扭转朝鲜战局，就使志愿军坚持长期作战在战略上获得了主动。
11月13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一个电报中，对战局形势作了判断，指出：“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志愿军十六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了敌人第一个打击，已经初步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八个师）以一至二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北战线方面，我志愿军仅有两个师，敌人（五个师）还很猖獗，现正增派八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线的战局。”
为贯彻毛泽东关于根本扭转战局的战略考虑，实现下一步作战任务，11月13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了作战方针和部署。会议根据当时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状况，进一步明确了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指导方针。确定“在我空军、炮兵、坦克尚未得到适当组成前，我们仍采取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方针”。
会议根据麦克阿瑟在朝鲜的地面兵力及其分布，认为“敌人气焰未打下去，还是想进攻。如果我们与其对峙，就不能得到休息整训。加之在狭小地区内，集居了志愿军和人民军四五十万人，当地人民是吃不消的”。因此决定，在1950年内“还必须要打一仗，将战场推到平壤、元山地区，再消灭敌人至少六七个团，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以便我军将来大举反攻”。
下个战役的打法是“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主力后撤至第一次战役比较熟悉的地区休整和构筑反击阵地，以逸待劳；以小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故意示弱，骄纵敌军和诱敌深入，将西线之敌诱至大馆洞、温井、妙香山一线地区，东线诱至长津水库地区，然后突然举行反击。如果敌军不进，志愿军就打出去。“打出去有两个办法：一是围点打援，调动敌人，准备包围永兴附近美三师一个团，让敌人来援，从运动中来歼灭敌人；二是集中三十八军、四十二军从德川打出去，直插顺川、肃川，如力量不够，再将四十军调过去。总之，必须集中力量作战。东线则完全由九兵团负责，首先求得歼灭美陆战一师两个团。”“此役如能消灭美伪军二至三个师，则朝鲜战局将起基本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