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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石门南乡暴动

作品:洪湖血浪·湘鄂西暴动纪实 作者:刘秉荣 字数: 下载本书  举报本章节错误/更新太慢

    贺龙带领工农革命军在汪家营子休整之后,便又带着这支队伍,从深山峡谷之中,转回到了桑植。这一日,走到湘鄂交界的桐柘湾,只见迎面来了个担担子的山货客,这山货客一见贺龙,立即放下担子,满面笑容地对贺龙说:“军长,这回可碰到了好口子。”

    什么叫好口子?这是暗语,好口子就是消灭敌人的好机会。原来,这担担子的叫陈乃强,是名侦察兵,出外探听敌人的消息,现在返了回来,贺龙给他点了支烟,说:“有什么好口子?”

    陈乃强吸了口烟,说出了一番话,贺龙听了,连连点头。

    陈乃强说了些甚?

    陈策勋同黔军龙毓仁旅将红四军打败之后,别提多高兴了,他们到了洪家关,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扒坟,特别是贺龙的祖坟,陈策勋早就想扒,只因贺龙家族中守护严密,陈策勋一直认为没找到真穴,如今贺龙人马大败,又有龙毓仁旅为其壮胆,陈策勋自然要下手了,陈策勋令人把那些坟挨个儿刨开,把骨头渣子都捡到一起,倒上汽油,点火烧了起来,直烧得那些骨头滋滋作响。特别一棺木内见一老者尸体,保存完好,花白胡子,躺在棺中,如同安详睡觉,脸上呈红润之色,似有血液在流。陈策勋等均认为这是贺氏族中风水之源。这次扒坟掘墓,彻 底破坏了贺龙家风水。陈策勋在向省垣报“战果”之际,特意把“破风水”加以渲染。南京、长沙都发来了贺电,并升任陈策勋为“桑鹤剿匪临时总指挥”,陈策勋很高兴,又找人撰写了一份《为共产党窜扰桑鹤对民众宣言》的布告,那布告写道:

    桑鹤两县父老兄弟姊妹们:

    当今,我们桑植、鹤峰地方,出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大祸,这种大祸,不是别的,就是共产党。讲到共产党的厉害,并不是故甚其词,拿来恐吓各位,实在是凶横残暴,比毒蛇猛兽还要恶得多,他们——共匪的政策就是共产共妻;他们——共匪的手段就是杀人放火;他们——共匪还利用无产阶级大联合的口号,欺骗一般乡农,做他们的牺牲品,其实得到利的,只是贺龙等几个赤色头领,真正的工农,占不到丝毫的便宜。为铲除共匪祸患,需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桑鹤两县民众代表会议决定,在两县之内,筹金5万元,必须于最短时间内筹定收清,庶不致贻误要公。各乡铲共后援分会督察员,勿稍敷衍,胆敢违抗者,以通共匪论处。此令!

    在这布告的后面,盖上了官方的大印。陈策勋将布告张贴之后,随即又派人四下督办,这下子,可把桑、鹤两县的老百姓坑苦了,交吧,哪里有钱?不交吧,又怕按通共匪论处。弄得许多老百姓倾家荡产。陈策勋、龙毓仁都借此大捞了一把。

    龙毓仁捞足了,想溜,他怕贺龙再打回来,这叫见好就收,陈策勋当然不愿龙毓仁走,可龙毓仁老奸巨滑,自然不愿在这是非之地久留,派人给军长李桑送了份厚礼,李桑便找了个借口,将龙部调回黔东,陈策勋虽然不乐意,也无可奈何,只好听之。

    龙毓仁要起程回黔东的行动被红四军的侦察员陈乃强打听到了,便急忙忙地回报贺龙,贺龙听罢问:“龙毓仁要走哪条路?”

    陈乃强说:“要经葫芦壳回贵州。”

    贺龙手端烟斗,吸了一口道:“他想走,没那么容易,我要在葫芦壳给他送行。”

    说着,贺龙找来贺锦斋、王炳南,商量在葫芦壳处用伏兵痛击敌军龙毓仁。

    贺龙为什要打葫芦壳的主意?

    原来,这葫芦壳乃是桑植通往贵州的要道,其地形如同一个葫芦,十分险要,尤其是葫芦嘴和葫芦腰,是在绝壁上凿出的一条小道儿,只能通一人一骑,若彼此相遇,只有一方退回,另一方才能通过,若把葫芦嘴和葫芦腰派兵卡住,就是水缸里捉王八——稳拿。如今龙毓仁要从此人黔,贺龙便决定打他的伏击。

    葫芦壳地形如此险恶,龙毓仁为何还要从此经过?原来,那湘西道路,无处不险,葫芦壳这条道路,还算是好走的道路,再有,龙毓仁打听到贺龙退到了鄂西,所以,便很放心地赶路了。

    决定以后,贺龙便依计而行。桐柘湾距葫芦壳还有六十多里路,贺龙便率队伍连夜赶到了葫芦壳,将人马埋伏起来,又封锁了消息。

    黔军龙毓仁部多系土匪出身,从来都是走到哪里抢到哪里,行军的时候,每个人都大包小包地背着抢来的东西,还有的担着担子,赶着骡子,当这支人马走到葫芦壳时,偏老天又下起了雨,雨大路滑,这些兵丁注意力都放在走路上,哪管周围山林有无伏兵躲藏在内。

    贺龙率部躲在丛林之内,看看这些兵都进了葫芦嘴儿,贺龙一声令下,革命军的长短枪一起开了火,这下子黔军人马拥在这葫芦壳内,挤成了一团,想跑又跑不了,想躲又无处躲,真是你挤我,我挤你,一发于弹能穿两三个人,不到3个时辰,龙毓仁的一旅人马,除龙毓仁坐滑竿带少数人逃跑外,大部分被消灭,龙毓仁的参谋长宋长岭也被俘,打扫战场之时,贺龙吩咐将宋长岭带上来,亲自审问,宋长岭一个劲地冲贺龙磕头,连连求饶说:“上有八旬老母。”

    贺锦斋见状,信口吟诗嘲笑道:一人怕死真堪笑,跌跪尘埃只磕头。

    红四军经过葫芦壳一仗,不仅缴获了许多枪械,而军威又重震。

    这天,贺龙同贺锦斋、黄鳌等人正商议部队的下步行动,有勤务兵报告,说有一百姓要求见贺龙,贺龙吩咐:“请进来。”

    勤务兵带来的老百姓有四十多岁,庄稼人打扮,跑得汗流侠背,站在贺龙面前,好一阵说不出话来,贺龙忙拉过凳子,让那人坐下,黄鳌给他倒了杯水,那人没坐,也没喝水,而是急急地把衣角儿撕开,从中取出一张纸,递给了贺龙,贺龙看罢,又让贺锦斋、黄鳌看了,黄鳌看完说:“军长,救兵如救火,咱们快些行动吧。”

    贺龙说:“立即出发。”

    这老百姓带来是什么信件呢?

    原来,这老百姓是石门临时县委派来请红四军救援的。

    前文述过,石门县在大革命中,革命气势也曾轰轰烈烈。共产党员苏清畅、邢炳业、袁任远、邓恒泰、阎昌奎等人都从外地回到石门,组织农民运动,实行减租、破迷信、镇恶霸,直搞得民心沸腾,恶棍心惊。“马日事变”后,反动势力卷土重来,石门县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遭到血洗,县党部和革命团体被解散,工会会长邓恒泰被刀砍死、农会会长易忠玖被活埋、农会主任阎昌奎被火烧,不少共产党人都死于国民党屠刀之下。一时间,乌云笼 罩石门县。“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南省委派了伍伯显到了石门,做党组织的恢复工作,伍伯显首先与袁任远接了头。“马日事变”时,袁任远正在长沙,事变后,他到了武汉。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汉日租界的一家旅馆之内,召集由湖南被迫来汉的同志开会,袁任远聆听了毛泽东关于武装保卫政权的指示。而后,他又回到了石门县,同罗效之等一起组织了石门县游击大队。数月之后,罗效之惧国民党恶势力强大,叛变投敌,并带匪徒捉袁任远,袁任远躲在一农会会员家中,才没被敌杀害。

    伍伯显与袁任远接上头后,经二人努力,在石门南乡建立了一支武装队伍,一些党的骨干也找到了他们,开始,这支队伍只是秘密活动,后来,力量日益壮大,起名“暴动队”,约一百五十余人。

    一天,石门县警备队的6名士兵,带着名单,到石门南乡花薮区的小集镇——寺垭铺捉人罚款。

    伍伯显、袁任远便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拿这6个士兵开刀。由于时间紧迫,参加这次行动的仅余汉初等十多个人。晚9时,袁任远、佘汉初、曾庆轩、伍怕显等带着大刀和宣传品从樟木岗的梅家何出发,半夜到寺垭铺,将余家饭店包围后,破门而入,将警备队6个士兵砍死。接着,他们将历数警备队罪状的布告贴了出来,第二天,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轰动了全乡,寺垭铺的暴动,树起了南乡暴动的旗子。

    寺垭铺暴动第二天,伍伯显主持召开了会议,会上,大家认为,如果不主动摧毁南乡团防局,除掉舒聚吾,拔掉这个钉子,暴动队在军事上将处于不利局面。

    南乡团防局设在夏家巷,夏家巷为石门蒙泉区所辖,有商店及居民二百余家,是石门南乡的政治中心。团防局局长舒聚吾罪恶累累。

    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拔掉南乡团防局这个钉子,消灭团防队警备队和税吏粮差。决定之后,即通知各区做好立即行动的准备。并由曾庆轩赴夏家巷亲自指挥。

    当时,夏家巷团防局有枪十多支,除一部分团丁带着枪到梅家河捉人未回外,局内尚有七八支枪。能参战的暴动队员有二十余人,武器破旧,只能出奇制胜。

    一番策划之后,1928年的5月8日深夜,曾庆轩率领暴动队,屏息轻步,摸入团防局,乘敌不备砍倒哨兵,而后一拥而入,砍死团总梅春圃、征收暴徒捐委员陈海秋、恶霸阎谷生和3名团丁、2名警备队士兵,缴获步枪4支。团防局局长舒聚吾两小时前带数名团丁离开了,使其脱逃,暴动队都为此深感遗憾。

    夏家巷的暴动,鼓舞了革命群众斗争的情绪。接着,福田、白洋、磐石各区的暴动都相继而起,伍伯显、袁任远等即以花薮区和夏家巷的武装为基础,成立了湘西工农红军第四支队,以余汉初为司令,袁任远为党代表,下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中队长蔡凤鸣,第二中队中队长曾庆轩。蔡凤鸣曾在旧军队里当过兵,是四支队里惟一懂军事的人。全支队五十余人,十多支枪。

    时南乡辖区内有5个团防队,蒙泉、白洋、福田三个区的团防队有长短枪七十多支,最大的团防队是磐石区的侯宗汉,有枪五十多支,盘踞在太浮山上。侯宗汉在大革命时,靠近共产党。当伍伯显等组织了寺坯铺暴动后,侯曾与伍伯显等秘密往来,表示了中立之态。当暴动队拿下夏家巷团防之后,继续对侯宗汉进行争取。

    而对其他团防,则采取积极消灭之方针。继消灭夏家巷局之后,伍伯显等又率第四支队冒着大雨,奔袭了躲在丘山的花薮区的团防队,虽没将这团防队全部消灭,却缴获了步枪8支。接着,对蒙泉、福 田两处的团防也进行了偷袭,缴获了十几支枪。

    与此同时,袁任远等又通过团丁的家长、亲戚、朋友做工作,说服团丁们弃暗投明,对于拖枪过来的团丁,都发给二三十元,以资鼓励,是否愿意留下当红军,取完全自愿的原则。由于工作不慎,李凤墀、陈大柱二人在策反时被敌所杀。

    就在四支队人枪扩大之际,黔军四十三军李桑人马因受湘军压迫由湘人黔,余汉初、袁任远即带人马伏击四十三军的散兵游勇,亦得了不少枪支。同时,派人到桃源购买了十多支枪。

    四支队力量扩大之后,候宗汉派人联系,表示愿意参加革命。又经袁任远等细致的工作,侯宗汉队伍编为第四支队第二路,候宗汉为队长,冯飞为党代表,冯飞是在常德境内活动的一支游击队,其队亦编入第二路。

    在大革命失败后,贫苦的农民遭到反动势力的镇压,苦不可言,第四支队的成立,许多农民纷纷而至,不到两个月,队伍竟扩大到数百人,枪百余支。以太浮山为中心,活动在石门、临澧、桃源、常德4地交界处二三百里的范围之内,直打得地主豪绅恶霸魂飞胆裂。

    时何键电令石门、慈利、常德、临澧、桃源5县团防“围剿”四支队。

    余汉初、袁任远等当即召开了会议,会上,众人分析了敌情,认为5县团防之中,以桃源县的余谦吾的团防队较强,余部有二三百人,其驻地与石门县的花薮区毗连,对四支队威胁最大。余、袁等遂决定趁敌人指挥不统一,互分珍域,都怕自己吃亏的弱点,集中力量打击余谦吾的团防。

    几天后,余谦吾的团防探得四支队驻防陈家桥,遂向陈家桥发动了攻击。

    余汉初、袁任远得此信后,即指挥队伍在驻马岩埋伏,打了余谦吾团防的伏击,将其一部分消灭,吓得余谦吾急急退回了桃源县内,不敢再越雷池半步。余谦吾部如此之举,使得其他各团防也不敢行动了。

    敌人见各县团防“剿赤”不利,遂下令调集正规人马,时有杂牌部队朱华生团数百人,新编陈嘉佑部两个团。这两路人马在各县团防配合下,分数路进入石门南乡,先后占领了夏家巷、白洋湖、潘家铺、望仙树、余氏桥等集镇及交通要道,使四支队处于包围之中。

    余汉初、袁任远等认真分析了敌情,认为朱华生部是两股上匪合编而成,彼此貌合神离,互相猜疑,这个团进驻潘家铺后,一股驻上街,一股驻下街,彼此都有戒心。余汉初、袁任远等思得一计,在一个深夜,派入摸至街心,朝两边打枪,引起两股土匪互相攻打,后来,下街的一股被打败而逃,余汉初、袁任远等乘机进行袭击,天亮之后,另一股也撤走了,这一仗,四支队缴枪十余支,并夺得一部分物资。

    朱华生团撤后,石门、临澄的团防队几次进攻周寺庵,均被四支队打退。并有数十名团丁被打死,之后,四支队又偷袭了驻夏家巷、望仙树的陈嘉佑部,将大恶霸陈益堂打死。

    四支队虽然在反“围剿”战斗中取得了不少的胜利,但是,敌强我弱。在朱、陈两部遭到四支队偷袭后,敌人又派了正规部队,进驻石门南乡,整连整营地驻扎在南乡各村镇,使四支队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四支队指战员只能利用夜间和熟悉的地形及群众掩护,进行活动,就在这时,侯宗汉突然反水,并打死了党代表冯飞,如此,四支队处境更加艰难了。

    8月,贺龙率红四军进驻石门北乡利津市澧州一带时,四支队本想向红四军靠拢,贺龙也派人寻找四支队,但四支队仅有数十人了,且昼伏夜行,贺龙派的联络员没有找到。

    当贺龙率人马大战葫芦壳时,四支队正被敌人围困在陈家桥,被围的还有革命群众三百余人,分守在山头上,与敌人对抗。中共石门临时县委非常焦急,得知贺龙率红四军在葫芦壳打了胜仗,便急急派人前往红四军报告,求贺龙率兵相救。

    贺龙接到石门临时县委的告急书后,大家商量了一下,这葫芦壳距陈家桥八十多里,急行军要5个多时辰,贺龙说:“救兵如救火,我们当以突然动作,与敌来个出其不意,救出四支队,然后立即撤走。”

    贺龙意见大家同意,当下,贺龙带领队伍,直奔石门陈家桥,时阴雨绵绵,部队走在路上,一步三滑,十分艰难,到了石门谍阳一带,天就黑了,加上蒙蒙雾雨,几十米外的东西都看不清,这地方,距陈家桥尚有二十多里路程,红四军正行之际,突然前面枪声大作,子弹乱飞,有十几名战士当时便中弹牺牲,贺龙一听枪声,就知不同一般,知道开枪的部队不是一般的民团,也不是土著军阀,而是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只有这种队伍才装备这样的枪械,看这情形不是偶然的遭遇,而是有准备的打援,于是,他立即下了撤退的命令,贺龙的命令刚刚下过,后卫的一支部队竟开了枪,原来是贺龙新近收编的大庸土匪李大光的队伍。

    李大光也是贺龙的旧部,他领着几十个土匪,占山为王。贺龙拖队伍的消息传出后,李大光便带着这几十人来到贺龙军中,要改邪从善,李大光此举并非真心,他是想以做贺龙部队为名,暗中寻机杀害贺龙,取贺龙之首得赏,发个横财。李大光投贺龙处之后,贺龙便委他一个连长的职务,罗峪整编之时,贺龙想把李大光的人拆开,但由于各归顺的头头都不愿把自己人马拆散,加之整编时间短促,李大光这个连也就保存下来。有几次,李大光都想对贺龙下毒手,终没能得便。这一次,李大光见红四军要去石门陈家桥救援,便暗中派了一名心腹,急急地到了陈家桥,向国民党军报了信儿,拦截伏击贺龙队伍,他又串通十多名心腹,说只要听到前边枪响,就在后边放枪。行军之时,这些人故意落在了后边。

    当国民党军得到了贺龙率部解围情报之后,立即于沿途埋伏了人马,准备将贺龙部队一举全歼,也是老天有眼,恰逢雨雾,遮拦了敌人的视线,贺龙部队还没进入敌人伏击地,敌伏军就开了枪,因为距离远,红军损失不大,可李大光的反水队伍在后边开了枪,后边这枪一响,前后一夹攻,红四军的队伍就乱了,许多人都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加之天黑路滑,贺龙的指挥也不灵了,敌军一边冲锋一边喊着:“抓贺龙啊!抓着贺龙发大财啊!”敌军这么一嚷,满山遍野都是“抓贺龙”的声音。

    这时候,贺龙知道部队陷入敌人的包围,遂下令突围,突围之中,部队被打散了,贺龙身边仅剩下了一个手枪班,贺龙就带着这个班向西北方向冲去,这时候,满山遍野都是敌人,贺龙同手枪班七转八转到了一片树林之内,一看身边,只剩十来个人,他领着这十来个人,继续往外冲。

    贺龙等突围之后,天已大亮,收拾部队,人马损失大半,参谋长黄鳌牺牲。贺龙带着队伍退到泥沙镇。在这里,贺龙一面收拾失散人马,一面为牺牲了的官兵开了追悼会。

    红四军救围不成,四支队余汉初与袁任远商议了一下,决定化整为零,分成几组隐蔽于山中。然大多战士为搜山之敌所俘,余汉初、袁任远、文书余修文三人,在群众掩护下,得以幸免。之后,敌人到处杀人放火,许多村庄被烧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有七百余人。石门各区的主要干部陈况昭、傅砥如、易恒新、张洁斋、杨实吾、梅在庵、袁尔玉(女)、谢一清(女)等,均英勇牺牲,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石门南乡大地。

    袁任远、余汉初、余修文三人见石门站不住脚,便决定离开石门,去寻找党组织,汇报工作及请示今后工作如何开展。时袁身上带了些银元,为了安全,在离开南乡之前,他们托人买了几匹布,装成了布贩子。天黑之后,从热水坑和羊毛滩之间,通过慈利到常德的大道,秘密进入慈利县境。由于走得累了,三人在树林中休息了一下,商量天黑之后到离县城15里的南岳寺附近的一个姓褚的熟人家里去暂时落脚。这褚姓人与袁任远关系不错,她的妻子同袁任远也认识。孰料当三人到了诸家时,褚的妻子见了三人后,很是紧张,一面谎说褚不在家,一面说南岳寺距县城太近,住在这里太危险。袁任远等也很理解这女人的担忧,忙安慰说:“你不要怕,我们进来时没人看见,只在你这里住一晚,明晨就走,如果发生事情,我们自己承担,决不连累你。”又说,“我们一天没吃饭了,请做点饭给我们吃。”

    三人吃过饭后,实在太疲劳了,倒头便睡。第二天天刚亮,便装做贩布的又上了路,天黑时,到了一个叫二坊坪的地方,这里有袁任远在慈利中学时的一个同学,叫聂光国。聂家是个小地主,聂光国当时在武昌高等商业专门学校读书,正值暑假在家,聂的妻子叫刘文珍,亦是长沙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聂家的住处是个丘陵地带,三面环山,山上长满了油茶和稀疏的松树,是一处好的偏僻所在。袁任远同聂光国关系甚好,也了解聂为人正直,就投奔了他。

    聂国光见到袁任远,仍很热情,虽然知道袁等是红脑壳,仍将自己住房让给袁任远等住。袁任远审视了一下住房周围的环境,感到这环境很好,住房角有个后门,一旦有情况,立时即可从这后门上山。当下,就住在聂家。虽然聂国光家比较安全,主人也盛情待客,但袁任远三人急于去找党组织,便决定离开这里。经商量后,要聂国光与龙潭河的叶际熙取得联系。叶是共产党员,亦为慈利党组织负责人之一。聂见到叶,说明情况后,叶说他现在闹得较“红”,最好是不见为好,免得惹麻烦,叶拿出10块钱,要聂给袁等。

    袁任远想通过叶际熙找党的希望落空后,又向聂国光打听慈利另一名共产党的负责人姜组武的消息。聂打听了一番后,告诉袁等,说姜去了武汉,现在武汉工作,具体地址不清楚。袁任远等又商量了一番,决定去常德找姜组武的父亲,向姜父问清地址,再去武汉。但三人手中仅有20块钱,只够两人到武汉的路费,于是余修文愿意留下,但是,一个外乡人在这里打工也成问题,且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袁任远与聂国光商议了一下,感到余修文只有去当和尚才安全,待形势好时再下山寻党。这样,经聂国光相托,余修文到了一个庙里当了和尚。

    这时候,聂国光夫妇因学校开学到长沙、武汉去了,袁任远与余汉初决定去常德。为了化装得不露马脚,二人决定把土布换成五倍子,装扮成挑夫。因为五倍子体积大而重量轻,袁、余这没挑过东西的人,挑起来能胜任。于是,由聂国光的哥哥出面,将土布卖了,换回了五倍子。

    次日,袁、余二人挑着五倍子到了常德。

    在常德,找到了姜组武的父亲,问清了姜组武的地址,二人又卖了五倍子,买了两件长衫,扮成了学生模样,直奔武汉找党。

    在袁任远、余汉初去武汉找党之际,伍伯显、陈昌厚、郭天民、盛联熊、陈奇谟、曾庆轩等都到了桑植,投到了贺龙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