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飞机还有二十分钟才起飞，杨红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她原以为在机场与丈夫、儿子告别会很难受，但出人意料的是，三个人都很平静。儿子才四岁，又一直有保姆照顾，大概以为妈妈这次也只是出差几天，所以没哭没闹，只叫她一定带麦当劳回来。丈夫周宁只是叮嘱她别顾着省钱，到了美国那边该吃的吃，该花的花，咱们也不靠省这几个美元过日子。
机场里有些男女又是接吻，又是拥抱的。杨红有点看不惯，有些东西还是应该留在卧室里做的。有多少激情昨晚也该燃烧完了，用得着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吗？
昨晚丈夫周宁倒是激情满怀，做了两次似乎还意犹未尽。“真舍不得你走。”完事以后他还加了一句。
杨红原本也想像丈夫一样投入，但她有太多的担心，做了流产手术还不到三十天，不知道会不会引起炎症。如果又怀上，那就更糟了。听说美国那边做流产贵得很，还有人说美国根本不让做流产。如果那样，有了孩子还非生不可。杨红怕怕地想，生第二胎，还想不想在H大学待了？自己做系党委副书记的时候，亲手开除过一个生第二胎的女老师。虽说是院党委集体的决定，自己总是投了赞成票的。
在怀儿子周怡之前，她和丈夫没采取过什么避孕措施。那时候想，反正婚也结了，有了孩子就生。奇怪的是，结婚六七年，也没怀孕。杨红那时候也不急，边教书边读在职博士，哪有时间带小孩。等到博士毕业正有点着急怕得了不孕症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怀孕了。生下来是个儿子，把两边的老人都喜坏了。杨红倒不在乎是男是女，不过老人们喜欢儿子，她也松了口气。真不知道生了女儿会是什么样。
怀孕这事还真开不得头，一开头就络绎不绝。周怡还没断奶，杨红就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不是说喂奶期间不会怀孕的吗？”周宁不解地问。
她一听，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谁说的？有没有科学根据？什么话你都相信。”
发过脾气她又有些后悔，其实她也是相信喂奶期间不会怀孕的，所以她也没强调要采取避孕措施。那一次真是让她吓得半死，生周怡是剖腹产的，医生说她这么快就怀孕真的是不要命了。药流吧，她正在给孩子喂奶；刮宫吧，怕把子宫上的伤口刮破了；生吧，政策又不允许。那医生反反复复地责问她为什么不采取避孕措施。杨红坐在医院门诊室里，听医生当着好几个病人的面，毫不留情地批评她，眼泪都流出来了。最气人的是医生最后还加上一句:“年纪也不小了，这是何苦呢！”
杨红不知道医生说的“何苦”是指什么。是说年纪不小了，不该有性生活了，还是说年纪不小了，居然还不知道避孕？她知道医生是得罪不起的，所以唯有隐忍。等出了门诊室，在走廊上看到周宁，她再也忍不住了，“都是你！都是你做的好事！”
“我怎么了？”周宁也没好气地问，“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吗？”
那天晚上，杨红像每次跟丈夫吵完架那样，裹着自己的那床被子，背朝着周宁睡下。不管两个人闹多大的矛盾，她从来不会把周宁赶到客厅去睡，怕保姆看见。她不想让外人知道，更不想传到父母耳朵里去。两人不吭声地躺了一会儿，周宁伸过一条胳膊来，把她往怀里拉。她没好气地说:“还做，还做！都弄成这样了，还要来。”
周宁嬉皮笑脸地说:“反正也这样了，再做也不会怎么样了。”
杨红知道丈夫在这个问题上是颇有纠缠劲的，差不多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不答应，他可以缠你半夜。与其弄得自己半夜睡不成觉，还不如尽快满足他，两个人都可以多睡一会儿。
每次周宁在那里折腾得气喘吁吁时，杨红就觉得尴尬。虽说结婚这么多年了，她仍然觉得这是个令人羞于启齿的事。
杨红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好像一生都在读书，一生都待在大学里：高中毕业就保送进了H大学，本科毕业就留校，一待就是这么多年；读的书都是与学业相关的，连风花雪月的爱情都看得不多，更不用说“黄色下流”的了。
记得读中学时上生理卫生课，快上“生殖系统”那一章时，班上男男女女都有些莫名其妙地激动。杨红也觉得老师快要揭开一个什么大秘密了。结果老师把男生和女生分开来，对女生重点讲了一下经期卫生，就结束了那一章。
杨红唯一记得当老师讲到经期同房会引起种种疾病时，一个女生突然大哭起来。在老师的一再追问下，那个女生说出她经期同过房，肯定要死了。杨红记得那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惊讶地张着嘴，有好半天没说话。最后那女生说她一直是跟姐姐住一个房间的，就是经期也不例外。教室里那个笑啊，连隔壁教室的老师都跑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当生理卫生老师一再解释跟姐姐同住一室不算同房之后，那个女生才破涕为笑。不过她从此落下一个别名，叫做“同房”。
杨红当时也跟着一众女生大笑一通，而且每次有人嘲笑地用“同房”叫那女生时，杨红都忍不住跟着大家笑得人仰马翻。其实她也不知道“同房”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她觉得自己比那女生还是技高一筹：至少我知道什么不是“同房”吧！
真正了解“同房“的意思，是在她的新婚之夜。跟周宁谈了一年恋爱，杨红是彻底地守住了自己的防线。周宁可以说是有贼心，有贼胆，有贼力，但没有贼地方。那时两个人都住在大学的集体宿舍，同寝室的人没有十个也有八个。那时的大学生也不像现在的大学生这么开放，大多数人还是过着“寝室——课堂——自修室”三点一线的生活。
有那么几次，两人在H大学著名的人工湖畔待得晚了些，搂抱的时间太长了些，周宁也少不了有些冲动，但一看杨红那不谙世事的表情，就知道此刻要是提出要求，无异于自动请求判自己流氓罪，于是就把到了嘴边的话硬压回去，也趁杨红不注意时把那蠢蠢欲动的家伙镇压下去。
2
婚后，周宁有一次开玩笑地问:“嗨，还记不记得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次你问我裤兜里装着什么硬邦邦的东西？”
杨红很认真地想了一会儿，有点抱歉地说:“不记得了，很重要吗？”
接着，杨红一下领悟过来，红着脸嗔道:“流氓！”
周宁狐疑地问她:“你那时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纯洁？”他看杨红瞪起双眼，连忙解释说:“我不是说你以前看到过实物，我是说至少从书上看到过吧？生理卫生书上不是什么都有吗？”
杨红打断他的话说:“书上画的不是你那样的。”
周宁逗她说：“看来当初看书还挺认真啊，是不是躲在寝室里偷偷摸摸地仔细琢磨？”
杨红说:“从来没有。你们男生才会这样无聊。”
周宁笑着说:“怎么是无聊呢？我们学知识不满足于一知半解嘛。嗨，你说奇怪不奇怪，我英语那么差，但那几个单词却是到现在都记得。”
杨红哭笑不得地说:“我倒是觉得奇怪，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周宁不解地问，“我自己身上的东西，我还不知道？”
杨红不看他的眼睛，固执地说:“我不是指这个。”
有些词她真的是说不出口，哪怕是在丈夫面前，哪怕跟他什么都做过了。
“噢，明白了，”周宁有时候特别喜欢看杨红害羞的样子，所以他故意发出这样的声调，“男人都是无师自通的嘛。”
“我不相信。你以前肯定有过。”
“真的没有。我大学四年都是在你眼皮子底下度过的，我们两人是正儿八经的恋人。”
“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过？我又没有天天跟着你。你大学四年在我眼皮子底下，那你读大学之前呢？”杨红不依不饶地说。
“上大学之前就是上高中，每天为高考累个半死，哪有那个心思？”
“没那个心思？我看你刚才那个表情啊……”
周宁摸了一把自己的脸，调侃地说:“什么表情？我还不知道我这张脸还会有表情呢，早知道我学戏剧去了。”
杨红说:“别装蒜。你要是以前没有过，为什么新婚之夜那么老练？”
周宁回想了一下，想不起自己在新婚之夜是如何老练的，不过似乎还真是没有新手的慌张，不是因为艺高人胆大，而是知道杨红肯定更不懂。在一个完全不懂的人面前，还有什么好慌张的？做错做对，反正她又不知道。精神上没负担，行动就显得胸有成竹。想不到技术上没差错反倒成了坏事，给妻子留下一个熟能生巧的印象。早知道这样，自己就装着个磕磕绊绊，不得要领，说不定就没今天的麻烦了。
他停了笑，斩钉截铁地说:“我可以对天发誓，你是我第一个女人。”
“对天发誓有什么用？你又不信天。”
周宁无心恋战，有点后悔自己挑起话题让妻子来拷问自己，于是说:“我不知道怎样证明自己的清白，我羡慕你们女人，得天独厚，有个处女膜，像正规大学颁发的学位证一样。我们男人先天不足，无论怎样清白，都只能拿个水货学位，用人单位承认就承认，不承认也没办法。”
3
“嗨，是不是特蕾莎？”
杨红正在回忆时，忽然觉得右肩被人轻拍了一下，忙睁开眼，发现右手边站着一个年轻女孩，但想不起是谁。
还没等她作出反应，女孩便把她从座位上拉起来，上下左右打量着说:“哇，真是特蕾莎，剪了个长碎发，又穿得这么可爱，刚才还以为认错了人！”
杨红听女孩提到自己的发型和衣着，只觉得一股热浪从两个耳朵边烧起，脸上绯红，好像撒谎被人当场戳穿一样，不好意思地说:“都是几件旧衣服了。头发倒是新剪的，本来说剪齐就行了，哪知美容店那几个师傅听说我要出国，都劝我剪个长碎发，说是以后料理起来简单。听说在美国烫发贵，所以就剪了这个发型。”
“这样挺好的，”女孩按她坐下，自己也在她右手边的18B上坐下，“你背景审查通过了？”说完又笑起来，“好老土的问题，不通过你怎么会坐在国际航班上！”
“五月份就通过了。”杨红见女孩没再注意她的穿着，松了口气。
“我也被审查背景了，等到八月中旬才签到证，美国很多学校早就开学了，别人早去美国了，搞得我现在一个人飞去，路上得几十个小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还好，现在碰到你。”
杨红想不起女孩的名字了，但从她知道自己有特蕾莎这个英语名字来看，一定是新东方口语班的同学。四月份，杨红报名去新东方的听力和口语班上了一个月的课。
“你是新东方的吧？”杨红略带抱歉地说，“有点想不起你的名字来了。”
“我是特蕾西，跟你一样，都是朱彼得班上的。你肯定不记得我了，”特蕾西调皮地说，“不过你那时可是像朱彼得说的那样：‘鸡立鹤群’，我们班肯定每个人都记得你。”
杨红听她提起朱彼得，想起他上课第一天对自己的嘲笑，有点不快地说:“那个朱彼得，油嘴滑舌，哪里像个老师。”
“朱彼得说话是太损了点。”特蕾西说，“不过，你还别说，经他那么一调教，你还真大变了样。你瞧现在你这打扮，比三个月前至少年轻了十岁。不认识的人还以为你本科生呢。”
“还本科生，都研究生导师了。”杨红嘴里谦虚着，心里却十分舒坦，对朱彼得的恨意也消了许多。
“听说你那会儿在校长面前参了朱彼得一本，后来怎么样，把朱彼得赶走了没有？”特蕾西好奇地问。
“没有，”杨红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其实我也不是要把他赶走，只是刚开始不太习惯他那样的教学方法。”她不想提那件尴尬的事，于是问道，“怎么，你不知道他一直教完我们那个班？”
“我没上几天课就走了。”
“是吗？为什么？”
“忙起来了呗，”特蕾西对杨红挤挤眼，学着朱彼得的腔调说，“我他妈真忙，但不是忙***！”
4
在遇到朱彼得以前，杨红根本不知道这个F-word是什么意思。她不知道英语里面的“4-letter-word（四个字母的词，骂人话）”，她也不用中文里的脏字。她是老师，讲究个为人师表。
但她忽然想起周宁倒是有点喜欢说话带个脏字，而且使用这个字的频率很高。
结婚前，杨红没怎么注意到他这个习惯。一来因为周宁正在热恋之中，对自己的期待值也比较高，身不由己地就想把自己造就成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二来因为还没领结婚证，怎么样都觉得像是没转正的学徒工一样，总想在老板面前留下个兢兢业业的印象，脑子里那根弦就绷得比较紧，嘴上也就多个岗哨。那时不要说是指代那个部位的字，就连与那个部位相邻地区的词都从他口中消失了。明明是肚子疼，说出来就成了“胃疼”。
其实那时即便偶尔疏忽，用了那个字，杨红也不会注意，因为杨红自己也处在热恋之中，脑子也是晕晕乎乎的，而且杨红跟周宁的老家隔山隔水，两个人的家乡话完全像两种不同的语言一样，指代那个部位的当然是完全不同的名词。周宁的那个×字，对杨红来说完全是个生词，恐怕查字典都查不出来，即使查出来也没那个释义。
结婚后，周宁就有点大意了。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把这个字在他家乡话中的字义告诉杨红。杨红知道了这个字的含义后，觉得很刺耳。为此，两口子经常发生口角。
后来经周宁赌咒发誓地解释，尤其是杨红到他老家去过了几次，亲耳听到那里的人讲话，才知道周宁说的基本属实。
周宁在那个镇上颇有名气，虽然镇上也不乏出了大学生的家庭，但娶了博士做老婆的，他还是头一个。而且老婆还是党委书记，小镇的人不管你是院党委书记，还是校党委书记，是正书记，还是副书记，一律称之为“大学的书记”。每次一听说周家的老二带老婆回家探亲来了，镇上相干不相干的人就会跑来坐一阵儿，闲聊聊，看看城里媳妇的模样。
如果是暑假高考之后，就有络绎不绝的人，提着礼物，来求大学的书记把自家的子女招到H大去。周宁一般还是很考虑杨红的难处的，能拒绝的就拒绝了。不过有时来求他的是自家的亲戚，或是熟得不能再熟的朋友，被人灌几杯汾酒或者是茅台，就一口应承下来。趁着酒兴，就大着胆子把自己的应承告诉杨红，弄得杨红十分为难。开后门招这个学生吧，违背政策，整起风来，吃不了兜着走。而且自己权力有限，不像镇上人想的那样：既然是大学的书记，在自己的大学还不是一手遮天？想招谁就招谁，你说不行，肯定是嫌礼物送得太少，或者是交情不够。
所以搞到最后，杨红就怕跟周宁回老家，能拖就拖，能推就推。周宁说她是厌恶他的家乡，嫌他是乡下人，在他的亲戚朋友面前摆架子，存心让他丢脸。杨红说他一回老家就是烟酒牌，还拉扯来一大堆人情后门，害她违法乱纪。起先两个人都怕家人知道，所以就折中，哪个的老家都不去，就待在H市。吵到后来，就有点顾不上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
有一次，周宁竟然丢下怀孕的杨红，一个人跑回老家去了。
5
“看你那个样子，还在恨彼得啊？”特蕾西见杨红怔在那里，以为她还在为新东方的事生气，就笑着说，“难怪有人说无情才是真豪杰，原来仇恨就是力量。”特蕾西见杨红嘴张了张，好像要解释的样子，也不给她插嘴的机会，继续发挥自己的理论，“就因为你恨他，你对他才有免疫力。不像别的女孩，第一天就被他电倒，成了他的扇子。你知不知道那个萨曼莎？她可不是一般的扇子，可以称得上是铁扇公主级的。彼得到哪里开班，她就扇到哪里听课。上个月彼得去了美国，听说萨曼莎就扇到美国去了。”
杨红觉得特蕾西说的话，有点像托福听力考试的那些段落，那里面一个一个的词，似乎都不是生词，听的时候以为个个都听懂了，但回头来想整个段落的意思，却发现自己一点都没听懂。听力老师总说不要为了一两个词在那里流连忘返，你把一段话当作整体听完了，那一两个不懂的词在上下文里面，自然就好懂了。但对杨红来说，如果有那么一两个关键词不懂，整个一段就全部泡汤了。
像特蕾西的这段话，“免疫力”是耳熟能详；“什么什么就是力量”更是个天天讲的句型；“无情才是真豪杰”，好像是鲁迅的名言，又好像不是。是不是无所谓，听得懂就是了。但就因为她不懂那个“扇子”什么的，这一段话就把她听得一头雾水，最后只记住了一点：朱彼得和萨曼莎到美国去了。
特蕾西谈兴正高，杨红也不好问她扇子的事，就由她去讲。
“你还记不记得彼得的开场白？超级幽默！”特蕾西一扭身从座位上站起，也不管前后的人都在看她，只管学着朱彼得的口气说：
“我叫彼得朱，你们可以叫我彼得朱，或朱彼得，或彼得，或朱。你们想叫我什么就叫什么。”
学到这里，特蕾西更来劲了：“叫我彼得朱的人——是崇洋媚外的人；叫我朱彼得的人——是土洋结合的人；叫我彼得的人——是我的至爱亲朋；叫我朱的人呢——哈哈，是喂猪的人。”
特蕾西学到这里，已笑得花枝乱颤。杨红也附和着笑，心里却想，看来我对朱彼得还真的有免疫力，他这番自我介绍，还真没把我电倒，而是把我气倒了。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不传授知识，却在那里油嘴滑舌，哗众取宠，如果是我院里的老师这么教书，早就受到警告了。
杨红最反感的是朱彼得的汉英混杂。她自己能讲好几种方言，但她从来不把两种方言夹杂在一起说，免得别人听了难受。她在学校跟同事和学生讲普通话，在家跟周宁讲H市话，回自己的老家跟父母讲家乡话，在周宁老家，她基本是打哑语，到哪山唱哪山的歌嘛。等她到了美国，她当然就要讲英语，她就是为这才到新东方学听力和口语的。哪知这个朱彼得却把个英语和汉语混在一起，使她听得很难受。你说英文就说英文，说中文就说中文，知道你是在说哪国话，听的人心里也有个准备，知道把大脑里哪个字库打开。你一下中文，一下英文，别人刚刚顺着中文的思路开始走，你又换成英文了，别人又要忙不迭地换一条思路。
杨红恨朱彼得的中英混杂，就像恨周宁在她开车时老叫她换道一样。每次杨红开车，只要周宁在旁边，她就没有好日子过。好端端的一条道他不让你一口气开完，无端地就逼你换道。
“换左边去！左边去！”她刚换了道，惊魂未定，气还没喘匀，周宁又叫了，“右边！右边！见鬼。叫你换你不换，现在被人家超了。”
6
“你不知道，彼得的杀伤力好大哟。”特蕾西夸张地说，“他往讲台上那么一站，把手往口袋里那么一插，那个性感甫士一下就把那些个妹妹电晕了。”特蕾西说着就学朱彼得把两手往屁股后头的口袋里一插，稍稍偏着个头，眯缝着眼，脸上似笑非笑。
杨红笑着说:“你学得还真像。”但她不明白，为什么这就能迷倒人呢？真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同样一个朱彼得，杨红第一天看到的是一个邋里邋遢的男人。他穿一件旧T恤，一条半短不长的裤子，惊心动魄地挂在胯骨上。裤子上有数不清的口袋，横七竖八地贴在那里。头发是湿漉漉的，像刚从澡盆里爬出来一样。后脑勺和两边的头发短得像周宁的寸头，但在前额上，却有长短不一的一撮儿，像被人踩过的麦田，东倒西歪，杂乱无章。走到教室门边时，他手里还有小半截烟，也不舍得丢，就一脚踏在门里，一脚踩在门外，深深地一吸，只见吞云，未见吐雾，就已经站到讲台上了。等他开口做自我介绍时，吸进去的烟才从他头上各个通风口里袅袅地飘出来。
“听没听说过‘备皮’啊？”特蕾西憋着个男声，“‘备皮’就是医院里动手术之前，先把病人拉出去，剃毛消毒，为手术做好准备。我的课呢，是为你们出国‘备心’。你们先被我雷几回，到了国外，就不会被文化冲击折腾得半身不遂了。”
特蕾西学到这里，忍不住笑起来，评价道，“他哪里是‘备心’？明明是‘偷心’。不过他放电倒是真的。”特蕾西说着就往后一倒，做晕倒状。
杨红看见特蕾西那件本来就开口很低绷得又紧的衬衣，被她这样一倒，胸前就形成一个大大的V字，V字顶端那粒纽扣岌岌可危地悬在那里，很替她捏把汗，生怕她再往后倒，那粒扣子就会蹦脱，胸前那两个乱颤的东西就会飞弹而出。杨红赶快把她扶起，转个话题:“你说朱老师到美国去了？怎么没听他说起过签证的事？”
“哪个朱老师？噢，你说彼得啊，”特蕾西说，“他签什么证？他有绿卡的。回去坐移民监去了。”
“噢，那萨曼莎呢？她也是有绿卡的？”杨红想，有绿卡的人教口语还说得过去，有绿卡的人来新东方学口语就奇怪了，“萨曼莎？她要绿卡干什么？她老爸是×××，搞个出国机会还不容易？”
杨红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是说省委书记×××？”
“本省莫非还有第二个×××么？”特蕾西恍然大悟，“原来你不知道啊？难怪你敢告彼得的状，我说你怎么那么大胆呢。搞半天是无知者无畏。后怕了吧？”她安抚性地拍拍杨红的手，“幸好你的状没告下来。不然，你要真把彼得赶走了，萨曼莎肯定在她老爸面前参你一本，叫你死得难看。”
杨红想，反映一下朱老师的教学情况，应该罪不至死吧？她有点好奇地问:“这个朱老师到底有什么迷人之处，惹得省委书记的女儿穷追不舍？”
“拜托，拜托，你别一口一个朱老师好不好？你叫他朱老师，听着巨搞笑。”特蕾西说，“他的迷人之处，还真不好说。可能是他身上有几分邪气，又有几分正气，够酷吧。”
杨红担心地说:“知道他有几分邪气，怎么还追呢？如果他利用萨曼莎的年轻无知——”
特蕾西不等杨红说完，就一拍巴掌，笑道:“彼得给你起的英文名还真传神，特蕾莎！”
杨红脸一红，想起当时朱彼得听说她没英语名字，就问她叫特蕾莎行不行，她不知道朱彼得是在影射她像修女，就没反对。
“嗨，特雷莎嬷嬷，”特蕾西一本正经地说，“您老人家怕彼得把萨曼莎吃了？你那是老皇历了。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吃谁咧。据我的分析，彼得应该喜欢你。”
杨红一愣，觉得特蕾西的思维跳跃性太大，她有点无法适应。“喜欢我？”她问，“他多大？我多大？他肯定比我小呢。”
“可以姐弟恋嘛。”
“我婚都结了，小孩——”
“可以婚外恋嘛。”
杨红摇摇头:“你简直乱点鸳鸯谱，你知道我很讨厌他的。”
“就是因为你讨厌他，他才要追你。”特蕾西分析说，“你看那电影里面，男孩肯定不爱那一群爱他的女孩，而偏偏去爱那个恨他恨得咬牙切齿、对他不理不睬的女孩。他想，我倒要看看那女孩有什么本事，敢对本公子这种态度。于是他就猛追。”
“这不是赌气吗？”
“开始是赌气，追着追着，就真爱上了。”
杨红想想，有几部电影还真是这样。她笑笑说:“那不都是电影吗？”
“你忘了彼得说的？现在是生活模仿艺术的年代了。喂，你和彼得模仿到哪一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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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说，“突然想起语文老师说过艺术来源于生活，不是像你说的那样，生活模仿艺术。”
“艺术来源于生活？那是什么年代的事了？你怎么像那个笑话里的老家伙？住在深山老林，一辈子没离开过他那个山沟沟。后来公路修到他家门口，他逢人就问‘日本鬼子赶走了没有？’”
杨红一笑，“不对吧，他没出过那山沟，怎么又知道日本鬼子呢？”
“笑话嘛，你能跟它较真儿？”特蕾西也笑起来，“算了，说正经的，你跟彼得模仿到哪一段了？”
“什么哪一段？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有几段。”
“不就那几段吗？第一段：相遇；第二段：相恨。你们已经过了这两段了。第三段：相识；第四段：相知；然后是相恋，相爱，啪！搞定！”
杨红听特蕾西说得振振有词，最后还打个榧子①，觉得挺好笑，“就这么简单？后面就没有了？”
“都到相爱了，还有什么？再有就不是艺术，变成生活了。”特蕾西撇撇嘴，“所以电影都是写到相爱为止的，最多加个婚礼，然后就‘从此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去了’。”
杨红不同意，“不会吧，有很多电影都是写婚后的事情的。”
特蕾西想了想，说:“那又是另一个路子了。第一段：相遇；第二段：相恋；第三段：结婚；第四段：第三者插足。这后面就是多项选择了，任选一个。
A：离婚，跟第三者在一起；
B：离婚，第三者跑了，再找第四者；
C：不离婚，丈夫痛打第三者一顿；
D：不离婚，第三者痛打丈夫一顿；
E：丈夫和第三者痛打妻子一顿，两人结为同性恋。”
特蕾西说到这里，已笑得直不起腰来。杨红也忍不住笑，笑了一会，她问:“有点不对噢，你这是说女人红杏出墙的故事的，实际生活中，还是男人有外遇的多吧？”
“这不是顺着你跟彼得的故事在说吗？”特蕾西说，“男人有外遇，前边几段一样，就是这个多项选择要变一变了。
A：老婆寻死觅活，不肯离婚，老公只好一妻一妾，享齐人之福；
B：老婆与第三者同归于尽，老公另觅新欢；
C：老婆杀第三者，判终生监禁，老公还是另觅新欢；
D：老婆废老公，切了他的小弟弟，从此相安无事，白头到老；
E：老婆和第三者联手，痛打老公一顿，两人结为同性恋。”
杨红指着特蕾西，笑得直不起腰来。但笑着笑着，突然笑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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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蕾西见杨红突然不笑了，问道:“怎么啦？被血腥味吓坏了？你知道我是晚报跑社会新闻的，写东西讲究轰动效应，不然发行量上不去。你担个什么心呢？以你跟彼得这种速度，再发展十年也到不了‘丈夫和第三者痛打妻子’的阶段。”特蕾西很体己地拍拍杨红的手，“说真的，你在这个相恨阶段上，是不是停留得太久了？不就是为彼得说你‘鸡立鹤群’的事吗？”
杨红听她提起那件事，觉得自己被特蕾西从什么遥远的地方扯回了现实，不过谈兴已经大减，只懒懒地说:“不是那么简单。”
“我觉得彼得那天并不是针对你的，如果我没记错，他是这样说的，”特蕾西用尖刻的腔调说，“大陆的女生呢，就不问是什么场合，春夏秋冬，婚丧嫁娶，一律是西服对付你。哪怕是到野外烧烤，她也是西服革履，又怕冻了她那双老寒腿，就先来一条棉毛裤什么的，再在上面来一长统丝袜，那小腿上鼓鼓囊囊，像下肢静脉曲张一样。站在一群T恤牛仔的老美中间，犹如‘鸡立鹤群’。”
杨红说:“那天就我一个人穿西服和棉毛裤，如果你们觉得他说的不是我，干吗都望着我笑？”
特蕾西笑着说:“你还真穿了棉毛裤在里面啊？其实你是坐着的，我们只看见你穿西服，不知道你穿棉毛裤，估计彼得也不知道。不知者不为罪。还有别的吗？”
杨红想了想说:“我就听不惯他那种口气，好像美国就什么都好，中国就什么都不好一样。自己也是中国生中国长的，一到了美国，就好像自己生来就是美国人一样。”
“噢，这么大的帽子啊。”特蕾西笑着说，“这又是为哪件事？是不是我走后发生的？”
杨红想了想，说:“这种事多呐，你走之前走之后都有，你不记得他第一天就把美国的老师捧上了天，把中国的老师贬下了地？”
特蕾西想了一下:“噢，我知道了。你说那件事啊。那没什么呀，他说美国的老师怕学生说他讲课无趣，所以就想方设法把话说幽默一点，让学生爱听，就像他们的药丸，总要包上一层糖衣，让你爱吃。如果学生说他无趣，那他就感到无地自容，比被人说他没水平还伤心。”
杨红说:“但他是怎样评价中国老师的呢？说我们一天到晚拉长着一张脸，不苟言笑，讲课枯燥无味。不管什么东西，都要制成一剂黄连苦药，叫你难以下咽。还动不动搬出个良药苦口的道理吓唬你，逼着你喝。熬剩的药渣都不让倒，期末拿出来，熬一熬，再喝一遍。”
特蕾西说:“我敢担保彼得不是说你的，你肯定不是他说的那种老师，不过有些老师确实是那样，讲课像催眠曲，一听就想睡觉。”
杨红苦笑一下:“我觉得教书最重要的是传授知识，把知识性的东西讲清楚了就好。我们搞理科的，怎么把课讲幽默？难道你能把那些基因编成一个笑话讲给学生听？”
特蕾西说:“那倒也是。”
杨红说:“这两件事，我虽然觉得他做得不对，但还可以说只是我们两个人观点不同，但有些事，真是太过分了。”
“什么事，你这么生气？”
杨红想到好几件事，可能都是特蕾西走后发生的，她觉得那些话她没法对特蕾西学说，就选了一件特蕾西也知道的，“就说我问他动名词和分词区别的那一次吧，你也在班上的，你肯定知道我说什么。”
特蕾西做个鬼脸，说:“是不是那个‘我他妈真忙，但不是忙***’的例句啊？”
杨红红着脸说:“不是那句还能是哪句？你看，这样的东西也拿到课堂上来讲，还说是他的经典例句。”
特蕾西说:“我记得他没有在课堂上讲噢，他说中国的考试题可能会问你一个词究竟是动名词还是分词，但美国人就不会问这种问题，他们不管它是什么词性，只要从上下文里知道意思就行了。彼得只把这句话写在黑板上，说你们把这句搞懂了，动名词和分词的区别就搞清楚了。”
杨红想起那天她因为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还把这个例句工工整整地抄在笔记本上，以为得了真传，从此就知道动名词与分词的区别了。回去一查字典，才知道f-ck是那个意思，当时就觉得好像被人调戏了一样，怒不可遏，要去找新东方的校长。周宁劝她再查查语法书什么的，说不定有什么别的意思。两个人查了半天，也没查出个名堂。后来周宁用了一个文雅的词，试着翻译了一下，说“是不是应该理解成‘我做爱忙，但不是忙做爱’？”杨红想，不管你忙什么，这样的句子拿到课堂上做例句就是不应该。英语里头动名词分词一大堆，你用哪句不行，偏偏用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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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蕾西格格笑了一会说:“哎，你还别说，我想半天，还真想不出一个比这更精练的例句。同一个词在同一个句子里出现两次，第一次是分词，第二次是动名词，意思是‘我很忙但不是忙那事’。你能想出一个更好的例句吗？”
“我想不出。”杨红赌气地说，心里却想：看来周宁那个翻译是不对的。不过我的气也不是生得完全没理由，至少有一半还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
特蕾西说:“其实很多人爱说这个字的。我们报社有几个家伙，嘴里经常是f-ck来f-ck去的，听惯了，也不觉得什么。可能因为英语是别人的语言吧，有很多词，你用汉语说不出口的，用英语说就不觉得什么。比如你用中文说‘性交’说不出口，但你说‘MakeLove’就觉得没什么。”
杨红想，你还说用中文说不出口，你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她不想指出这一点，因为要指出来，自己也要说出那个词，于是说:“那他也不该把这样一个句子给一个女人，叫她去查啊。”
特蕾西诡秘地一笑，“说不定这正是他追你的一个办法呢！你没听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你看了这样的句子，就在那里浮想联翩，想入非非，把个粉脸羞得通红……”
杨红找不出话来回答，只无可奈何地指着特蕾西，“你乱讲些什么啊！”
特蕾西涎着脸说:“你没听彼得说我们晚报记者擅长的就是写八卦文章？”
“他说你写八卦文章，你也不生气？”
“生什么气？八卦就八卦，有人看就有人写。”特蕾西打个榧子，“好了，搞定！几个误会全部澄清，相恨阶段结束，进入相识阶段。正好你要去美国，而彼得已经在美国了。我跟你八卦一把：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推开房门，发现彼得就站在你门外，向你负荆请罪。”
杨红正想说什么，却被一个怯生生的声音打断了，“同志，请问你的座位是18B吗？”
杨红和特蕾西循声望去，见是一位中年妇女，穿着银灰色西服，戴眼镜，脸上汗涔涔的，正指着特蕾西坐的位子。
特蕾西明白过来，说:“噢，这不是我的座位，我在36A。”
“那这个就是我的座位了。”妇女如释重负，“我刚才被挤在外面进不来，起飞时间到了，我连安检的门都没进。多亏一位空姐过去把我们领进来，不然有一二十人都误了这趟飞机了。”
特蕾西和杨红同时看看表，不约而同地叫起来，“晚点三十分了！”
杨红担心地说:“我在汉城还要转机的，现在晚点这么多，还能赶得上吗？”
特蕾西说:“我也是在汉城转机的。”
前排座位上的一个男人转过头说:“我们都是在汉城转机的。机上刚才已经广播过了，说机票上写的飞行时间是两个半小时，实际只要一个半小时，早就留了一手了。你们刚才只顾讲话，大概没听见。”
杨红的脸腾地一红，心想，刚才以为邻座都是韩国人，讲话毫无顾忌，没想到这人是中国人，刚才说的话他肯定都听见了，不知他会作何感想。
特蕾西对那个妇女说:“可不可以跟您换一下？36A，是靠窗的。我想跟我朋友坐在一起。”
妇女顺着特蕾西指的方向看了一会儿，摇摇头:“那边都是男的，又不像是中国人，我还是坐这里吧。”她指指杨红，“路上我还可以跟她说说话。”
特蕾西站起身，说:“也好，我去泡那几个韩国哥哥。”她挤到通道上，对杨红说:“待会儿到了汉城再跟你聊。”说完便施施然朝36A走去。
杨红的邻座，大概四十左右，已把西服脱去，只穿一件很透明的衬衣，汗湿了，贴在身上，把里面的乳罩清清楚楚地印出来，因为有点发福，乳罩带子深深地陷进肉里。杨红心想，这么热的天，还穿西服，也不管是什么场合，还有那乳罩，真的跟朱彼得说的那样，像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身上的子弹带，只不过是换作两个手雷，暗藏在透明的军服下罢了。
刚想到这里，杨红吓了一跳，我这是怎么啦？真的被朱彼得洗了脑了，看不惯中国人了，连场合都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