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center">——评杨钦欢总策划，何建明、程贤章主编
杨钦欢先生是一位企业家，他掌舵的梅雁水电集团是一个以治水为主业的上市公司。在多年的治水事业中，他形成了许多关于水的思考。在他看来，“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杨钦欢先生比一般的企业家有更广阔的胸怀和战略的眼光，他认识到，“水电工程建设在对地区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同时，对当地经济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在所谓水电局开发的双赢决策中，较大的赢方是经济发达地区，而不是落后地区。特别是，征服自然的代价是昂贵的、缺乏效益和损害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基于这样的思考，他希望，“我们在用水、治水的同时，还要给子孙留下绿水”。他深知，他的这种想法，或者说，他传达这种想法的声音还不够大，“常常被市场的讨价还价声给淹没了”。于是，他期望“求助于我们的历史，弘扬华夏千百年来的治水文化”，上述引文见杨钦欢总策划、何建明、程贤章主编的序和后记，，作家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策划了这部大书。
程贤章先生是一位记者、作家，上世纪5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著有10部长篇小说、多部中短篇小说、大量散文和报告文学，被誉为广东文学界的一棵常青树，广东文学事业发展的一个标杆、广东文学工作者的一面旗帜。他被杨钦欢先生的眼光和胸怀感动，以79岁的高龄，毅然接下了主编的任务。那一年，是2009年，5月12日，程贤章先生在汶川地震一周年纪念日，奔赴成都，考察了映秀和都江堰。从四川返回广东的途中，程贤章先生又专门到广西叩拜了秦始皇修建的灵渠。7月，在新疆“7·5”事件发生不久，程贤章先生又不顾个人安危，奔赴新疆考察了坎儿井、天池。之后，程贤章先生先后到北京、山东、上海、浙江、吉林、黑龙江、辽宁，实地考察了古运河济宁段、东营黄河出海口、钱塘江、京杭大运河、黄浦江、鸭绿江、松花江等著名江河，约见各地著名作家，讨论治水史诗的写作方案，形成了的总体构架，组建了由众多中国著名作家组成的撰稿阵容，其中包括4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0多位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或全委会委员、30多位各省作协主席、文学院院长，以及一批全国重要文学刊物和重要媒体的主编。
2010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全书249万字，分为黄淮、长江、珠江、海河、松辽、西部、东南七卷，从古代公元前3世纪的都江堰、灵渠到公元21世纪三峡工程等古今著名的水利工程，从新疆的坎儿井、西藏的雅鲁藏布江到台湾的曹公治水，从东北黑龙江到海南岛南渡江，无不囊括其间，记述了中国所有大的江河水系和部分地方水域的治水历史和水资源现状。这是一部真正意义的大书，程树榛、李存葆、蒋子龙、谭谈、张笑天、叶延滨、陈世旭、赵丽宏、张炜、何建明、刘兆林、叶兆言、徐坤、关仁山、何申、董立勃、阿成、邓刚、陈应松、冯艺、熊育群、杨克等一批在中国文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家为这部大书奉献了他们的锦绣华章。
美国学者魏特夫在他那部影响甚大的著作《东方专制主义》中将中国理解为治水社会。他认为，东西方社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东方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与治水是分不开的。由于大规模修建水利工程和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的需要，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至少是遍及全国人口中心的组织，“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的人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统治权力”，于是便产生了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主义。在他看来，“治水社会”可以划分为核心地区、边缘地区和次边缘地区，而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核心地区”，“治水社会”的一切本质特征在中国便得到集中而充分的体现。
虽然魏特夫这部著作曾经引起中国学术界较大规模的批评，但他的观点并不孤立。因为而在中国内地产生很大影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一书中，就表达过与魏特夫相似的观点，他是这样表述的：
黄河经常有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的可能。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间和枯水期间幅度的变化又大，更使潜在的危机经常恶化。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当周王不能达成这种任务时，环境上即产生极大的压力，务使中枢权力再度出现。所以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
……《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的有11次之多，可见其重要性。其中一段更直接指责当时人以洪水冲刷邻国的不道。我们不难从中看出洪水与黄河暨黄土地带牵连一贯的关系。孟子所说天下之“定于一”，也就是只有一统，才有安定。由此看来，地理条件和历史的发展极有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把地理的范围放宽，历史的眼光延长时，更是如此。
黄仁宇著22—23页，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7年5月第1版。
不论是否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治水对中国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在汉语词汇中，江山成为国家的代名词。大禹治水的典故不仅让我们认识到大禹是一个治水的英雄，而且，大禹正是因为治水有功，从而结束了禅让制度，开创了中国的君主世袭制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老子的“上善若水”将最高境界的善的品性赋予了水。中国最有为的君主之一唐太宗，更是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奉为治国的座右铭。甚至“治”这个字，本义就是一条河流的名字，因此偏旁从水，后来引申为治理之义，才有政治、治国、治本、治病的含义。显而易见，在中国，从词源学上看，治国是与治水意义攸关的。
由此可见，治水对于中国意义多么重大，而承载了如此重大意义的，它的价值自然非同寻常。
的总策划杨钦欢和主编程贤章有一个共识，即中国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以后，尚无一部完整理想的治水书。显然，杨钦欢和程贤章在策划的时候，是有一个明确的模范的，这就是《水经注》。郦道元的《水经注》作于公元6世纪，距今正好15个世纪。1500年过去，出版，我们不妨看看，这部以《水经注》为模范的大书，哪些方面对《水经注》有所继承和突破。
对《水经注》的第一个继承，是它坚持了实地考察中国江河湖泊、水利工程的原则。郦道元做《水经注》，为了获得真实的地理信息，到过许多地方考察，足迹踏遍长城以南、秦岭以东的中原大地，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地理资料。前文已述，程贤章先生为了构思全书大纲，以80岁的高龄，实地考察了中国西北、西南、东北、东南的河流状况，获得了对中国水资源的总体认识。同样，的众多作者，无不对自己的撰写对象进行了实地考察。熊育群为了写雅鲁藏布江，几乎把雅鲁藏布江从头走到尾，这可能是整个最艰难的一段行程，人迹罕至，许多地方只能步行，沿途不仅要爬山，还得涉水，除了高原反应之外，一路上还要经历泥石流、地震的威胁，由于这片广袤的区域地形复杂，生态凶险，连专业人员都很少进入，以至于熊育群一路上经历的许多地方都是无名区，他甚至发现了许多地图上找不到踪影的大湖泊，穿越了不久前才正式宣布的世界第一大峡谷，甚至是在他离开墨脱后的第四天，中国国务院才正式给这条峡谷命名为雅鲁藏布大峡谷。然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实地考察作为基础，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雅鲁藏布江丰富的地理与人文信息，为我们揭开了这条神秘的大江的神秘的面纱。董生龙为了写黄河，“曾考察黄河多次，几乎走遍了整个黄河流域。其上游源头到过黄河源头第一县的玛多，在黄河沿的草原上徜徉，在吐蕃王松赞干布迎接大唐文成公主并联姻之处的柏海——今鄂陵湖、扎陵湖、星宿湖的广阔雪域行走；到过黄河中游的内蒙古河套地区及山陕交界的龙门、壶口、禹门口南下潼关；从河南省郑州北邻的北邙山，最后直走山东东营市的黄河入海口。曾参观采访过建立在青海省境内黄河大峡谷中的龙羊峡、拉西瓦、李家峡、公伯峡等大型水电站，游览过刘家峡（甘肃）、青铜峡（宁夏）、三门峡（河南）等水库风景区”。实地考察的结果是作者掌握了大量有关黄河的第一手材料，才能将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楚明白。
对《水经注》的第二个继承，是它超越了单纯的技术视角，建构了水文地理的历史、人文视角。现代以来，我国曾出现过郑肇经的《中国水利史》、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姚汉源先生的《中国水利史纲要》和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校的《再续行水金鉴》，然而，这些著作基本没有脱出以水利工程和技术为主的框架，缺少了能够与更多读者沟通的人文内容。相比之下，《水经注》内容丰富，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山川胜景、历史沿革、风俗习惯、人物掌故、神话故事，被认为是一部中国6世纪的地理百科全书。侯仁之先生称之为“赋予地理描写以时间的深度，又给予许多历史事件以具体的空间的真实感。”在这一点上，紧随其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揭示中国水文地理状况，阐发治水历史与治水现实的意义。何建明的《百年梦想——中国几代伟人与三峡工程》从1919年三峡水闸构想写起，一直写到1997年重庆直辖市的设立，既写到了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也写到了美国水利专家的《萨凡奇计划》。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李鹏几代国家领导人都对三峡战略倾注了心血，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钱昌照、张光斗、林一山等更是对三峡地质水利用尽了心思。读完作者长达6万字的华章，人们可以对这一世纪工程的来龙去脉和它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元问题有一个综合的了解。
对《水经注》的第三个继承，是它采用了文学的表述方式。《水经注》研究已经成了一门学问，即“郦学”。1500年来，郦学形成三大学派，分别是考据学派、词章学派和地理学派。其中，词章学派就是因为《水经注》文字优美，张岱曾经评论：“古人记山水，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可见《水经注》具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由众多中国著名作家撰稿，文学性自然是这部大书的一个重要诉求。看叶兆言《水上的文章》写秦淮河：
不妨想象一下，河水不流，又会怎么样。壤非壤不高，水非水不流。流水不腐，秦淮河要是不流动，早就不复存在。正是因为有了秦淮河，我们才可能在它的淤泥里，重温历史，抚摸过去。这些年来，人们都在抱怨秦淮河水太臭，污染是原因，水流得不畅更是原因。流水是江南繁华的根本，流水落花春去也，看似无情，却是有情。是流水成全了锦绣春色，江南众多的河道，犹如人躯体上的毛细血管，有了流水，江南也就有了生命，就有了无穷无尽的活力。
再看叶兆言笔下的南京：
南京又被称为吴头楚尾，或许长江天堑的缘故，江南的最初碰撞，应该是东和西之间的较量，而南京的秦淮河，恰巧就是这么一个衔接点。追溯到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时代，卧薪尝胆的越国胜利了，接管吴国的地盘，为了与更强大的楚国对抗，把秦淮河畔的冶城扩建成越城。冶城和越城就是南京城的雏形。很快，强大的楚国灭了越，越城改名为金陵邑。关于金陵二字有很多说法，最流行的是楚王觉得此地有“王者”之气，必须要改造它，于是在周围埋了一些金，以图镇住王气。到了秦始皇南巡，风水先生认定金陵的王气仍然存在，为保子孙永世为帝，秦始皇下令凿断了此地的龙脉，并改金陵为秣陵。这一改，再次体现出汉字的趣味，金木水火土，金乃五行之首，太贵，秣是牲口的饲料，差不多就是最贱的了。
成也王气，败也王气。金陵帝王州，秦淮佳丽地，南京的繁华不是胜利带来的，恰恰相反，它的欣欣向荣是因为失败。失败的江南有着太多的不堪记忆，只要想想“南下”和“北伐”这两个不同的词组，就知道南人和北人内心深处的强弱。南方要想打回北方去，风萧萧兮易水寒，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力气，要闻鸡起舞，要卧薪尝胆，要悬梁刺股；而北方要想打来南方，却如严冬的寒流一样，想杀过来，立刻势不可挡，转眼就是百万雄师过大江。
当年的项羽何等英雄，率了八千子弟渡江，所向披靡，到最后四面楚歌，仓皇别姬。历史证明，谁能在中原称雄，谁就可以控制中华。逐鹿中原的潜台词，是角逐对大一统中国的最终控制权。说到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中心，如果说真存在着什么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那么处在中心位置的，从来就是黄河流域。谁占有了中原，谁就可以君临天下，雄视江南。黄河既是我们的母亲，也是我们的爹。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事实上，在南方和北方的对峙中，南方根本就不是对手，一直处在失败的境地，企图卷土重来，多数是书生之见，不过是纸上谈兵，说着玩玩而已。
品读这样的文字，的确能深深感受到词章之美。作者以浓郁的人文情调点染江苏的水文地理，哲思的内蕴、历史的神秘、情致的深婉、词章的流利，铺陈的恰恰是一篇“水样的文章”。
阅读，看到它对《水经注》的继承，固然欣赏；意识到它对《水经注》的突破，更是欣喜。
对《水经注》的第一个突破，是水文地理记述范围的突破。
首先是中国江河水系范围的突破。按今天的地理视野看，《水经注》40卷30万字，共记述了1252条大小河流，范围基本为黄河、长江、海河、珠江四大流域所覆盖，其中，对黄河水系记述尤详，对长江水系虽有涉及，但记述明显单薄。郦道元为北魏人，为写《水经注》，他的足迹遍及长城以南、秦岭以东的中原大地，这在1500年前，已是奇迹。然而，1500年后的今天，郦道元的实地考察范围及其《水经注》的河流记述范围都已经被突破。共7卷249万字，不仅记述了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海河、辽河、松花江传统意义上的七大水系，还包括了西部与东南江河水系，记述范围远远大于《水经注》。显而易见，辽河、松花江、西部和东南江河水系基本不在《水经注》水文地理的记述范围，对这些水系的记述，是对《水经注》水文地理记述范围的明显突破。
其次是各个江河流域范围的突破。具体而言，即便在《水经注》已经覆盖的水系，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的记述范围也有了巨大的突破。以长江为例，战国末期《禹贡》关于长江有这样的记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认为长江的上源在四川岷江。西汉初期《山海经·海内经》关于长江的上源已经上溯到金沙江。东汉时期《汉书·地理志》关于长江的记述则推进到岷江与金沙江的汇合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大大突破了《汉书·地理志》的范围，虽然它仍然把岷江作为长江的正源，但却记述了金沙江的上流淹水、中流泸水和下流马湖江，“实际上已经把长江上游的干支流分布记载清楚了”。郦道元著、陈桥驿、叶光庭、叶杨译注《水经注全译》（修订版）82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显然有了进一步的推进，王宗仁曾经上百次到过长江源头，他对长江源头的记述是这样的：
长江正源沱沱河出于青海省西隅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山西南侧姜根迪如冰川，……各拉丹冬是一片起伏连绵的雪山群，主峰海拔6621米，为巨大深厚的冰川覆盖，雪线海拔5820米，冰川末端海拔5400米。源头以冰雪融水补给为主。主流由南向北两侧先后汇入30多条融水，形成源头段纳钦曲。纳钦曲经过冰川槽谷，出峡11公里与源于各拉丹东雪山北麓的切苏美曲汇流后称沱沱河。这便是长江的正源。还有南源当曲和北源楚玛尔河，它们组成了江源区。
我上百次到过长江源头，主要就是指沱沱河、当曲和楚玛尔河。这三条源头河呈扇形分布在唐古拉山下。我的双脚踏踩过或听说过的它们的主要支流有解普勒节曲、北麓河、英曲、牙哥曲、科欠曲等。“曲”在藏语里即河的意思。
显然，郦道元关于长江的记述基本还局限在四川境内，王宗仁关于长江的记述已经延伸到青海境内，对长江做了一个彻底的正本清源。
再次是水的范围的突破。《水经注》所记水文地理主要是陆地之水，主要是江、河、湖泊，包括泉、井、伏流、瀑布等，较少涉及海洋之水和冰川之水。则专门写了海洋之水和冰川之水。张炜、李亦的《大河徙——黄河口笔记》、沈仁康的《山高水长话珠江》、刘兆林的《辽河入海水轻清》、谢富强的《钱塘东去》都因为河流入海而涉及海洋之水。南翔的《香港澳门供水、治水（治污）、填海造地侧记》、蓝博洲的《曹公治水——一个河南人在台湾成神的传说》、商震的《正说南渡江》、刘钦伟的《万泉河：一端是五指山，一端是博鳌港》则直接写中国海岛香港、澳门、台湾、海南岛之水。此外，主编程贤章还专门约请邓刚写《面对大洋之水》。1983年邓刚以中篇小说《迷人的海》一举成名，不仅获得了当年度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而且，从此成为当代中国作家在海洋题材小说写作方面的高峰。以中国最好的海洋题材作家写海洋治水文章，真正是好钢用到了刀刃上。文章中，他放眼世界，孟加拉国、菲律宾的热带风暴、中美洲的米奇“飓风”、印度洋的大海啸、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都在其视野范围；他胸怀祖国，中国自鸭绿江口至北仑河口18万公里的陆地海岸线和14万公里的岛屿海岸线尽收其眼底。以这样的视野写风暴潮、海啸、海水倒灌等海洋灾害，写江河之水与大洋之水的殊死决斗，程贤章先生称邓刚这篇文章是“大气魄，大手笔，文采飞扬”。诚哉斯言。
对《水经注》的第二个突破，是以治水作为全书的核心主题。《水经注》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部水文地理著作，才是真正的治水书。
首先，将写作的重心与焦点放在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治水工程。从古代四川的都江堰、广西的灵渠、贯通南北中国的京杭大运河、江苏的范公堤、台湾的曹公圳、新疆的坎儿井到当代河南的红旗渠、重庆的三峡工程、改变中国南北水资源格局的南水北调工程、广西的红水河梯级电站，可以说，努力将中国从古到今的重要治水工程几乎一网打尽。
其次，对中国当代一系列治水行为进行了特别的关注。如1998年长江抗洪救灾、20世纪50年代的黄河大移民、20世纪90年代的三峡大移民。治水工程是人类改造自然留下的物质文化遗产，它将长时段地留存于中国大地，看得见摸得着。治水行为则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过程，当行为过程结束，就无法观看和触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治水行为的记录变得十分重要，它将留下一份人类改造自然的精神遗产。今天，我们恰恰是从谢克强的《这也是一场战争——1998年长江抗洪救灾纪实》和阿成的《大江作证——松花江抗洪纪事》中看到了已经时过境迁成为过眼烟云的1998年长江、松花江大水的历史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记录将变得越来越珍贵。因为，大自然的一次任性的行为，必然包含着它的秘密。当人们还不能真正破解的时候，诚实的记录尤其重要，它有可能为人类最终破解自然的密码进行有效的积累。同样，读冷梦的《中国梦幻：黄河水清——黄河大坝与黄河大移民》，则可以看到中国作家对黄河治水历史执著的探究，许多问题也许无法在现实中找到答案。然而，历史，或长或短的时间，往往会给人类必须面对的回答。这里面的功与过，幸与不幸，欣慰与疼痛、正确与错误，总会有其承担者。而如果没有这样的记录与思考，人类又怎么能够积累经验和教训，健康地前进？
再次，对那些具有跨时代、超越了漫长历史时段局限的治水行为和治水著作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我这里说的是置于卷首的熊育群的《大禹治水回望》和置于卷末夏汉宁的《〈水经注〉，一部举世无双的地理巨著》。主编以这样两篇特稿分置前后，构成了极具意味的首尾呼应。前者写大禹，中国第一个治水英雄，神，受命于天；后者写郦道元，中国最伟大的水文地理巨著《水经注》的作者，人，立足于地。首尾圆合，前后呼应，神人沟通，天人合一。策划人与主编者的良苦用心正是在这种极具张力的大书结构中昭然若揭。
对《水经注》的第三个突破，是呈现了人类在治水、用水和人水关系理念上的演进。
这种演进，原因在于人类面临的水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在西方基督教的大洪水传说和中国的大禹治水传说中，洪水是人类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水问题。在《水经注》里，郦道元记述过洪水泛滥、以水代兵、缺水致亡等水问题。如今，人类面临的水问题早已超过了郦道元生活的时代。在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水问题的记述。
如果说洪水是人类童年时代的水灾记忆，那么，缺水则是今日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陈桂棣在《淮河的警告》中转述了《沂蒙九章》关于缺水的描述：
水成了沂蒙山缺水乡村珍贵的礼物，山民走亲探友时带的是水，干部下乡扶贫车屁股上驮的是水，解放军进山支农汽车上拉的是水；沂南县王山村有个老支农模范，耕田时，渴疯了的黄牛狼奔豕突，竟把老人活活拖死；沂水县大崮村刘老汉，筲里的水洒在了地上，他居然扒下棉袄在地上浸了又浸，然后拧出水喂猪；高山子村会计挑一年水走的路，正好能去一趟哈尔滨，全村一百户，一年挑水的路程差不多围着地球绕一圈儿……
这种缺水并不是因为自然的原因，因为沂蒙有大小河流两千多条，可采淡水资源为山东之最。沂蒙成为缺水地区是因为乡镇企业的超常发展，对水资源的恶性开采，导致地面河流趋于枯竭，地下水位日渐下降。陈桂棣写的虽然只是沂蒙，但沂蒙是整个中国的缩影，中国比沂蒙更加缺水的地方比比皆是。
河水断流使缺水现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邓刚记述1997年的黄河全年断流高达7个多月，“断流河段从沿海河口一度回延至河南开封，山东境内黄河全线干涸。被称作‘中华民族摇篮’的大河，5000年来一直桀骜不驯的大河，就这样叹息一声蜷进了内陆”。
水污染是现代最令人类困扰的水问题之一。陆永基、管毓鹏《太湖——水鉴》专门写了建国以来最受国内国际关注也最有震撼力的水污染事件——2007年5月太湖大面积暴发蓝藻。《淮河的警告》回顾了1994年7月28日江苏盱眙县遇到的淮河污染情景：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被连天干旱和高温折磨得筋疲力尽的盱眙人，一觉醒来，吓呆了：平日黄绿色的盱眙，突然变成了酱油色；浑浊不堪的水面像涂沫了一层又厚又怪诞的油漆，浮荡着白花花的泡沫，奇腥恶臭；随处可见的死鱼无不翻瞪着恐怖的眼睛，像在怒问苍天。
作者陈桂棣告诉我们：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污水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排放总量每年高达340亿吨，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密如繁星稠如树叶的乡镇企业。而黄河平均径流量才187亿吨，这意味着我国每年有超过两条黄河的污水泄向江河湖海。
咸潮以及陆地的沙漠化和盐碱化同样令现代人头痛不已。沈仁康的《天高水长话珠江》写咸潮袭击珠江三角洲，城乡人民饮用水的含盐量高出一倍。邓刚在《面对大洋之水》中专门写道：“21世纪初，大连四大海水倒灌区已危及城市上亿立方米的地下库存水……一旦苦咸的海水贯通地下水库，将污染上亿立方米库存水，‘灾难性地逆转水资源生态平衡，使受灾面积加速扩展’。盐碱化的土地使良田变成赤地，庄稼根枯叶黄，粮食颗粒不收。一些地方，老百姓已经不能直接喝从井里打上来的水……”。
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复杂的水问题，导致了人水关系理念的变化。导致了人们治水、用水观念的变化。赵丽宏在《为了上海母亲河的清澈》中告诉我们：
中国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在世界上名列110位，已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一。……中国多数城市地下水已经受到一定程度污染，并且有逐年加重的趋势。日趋严重的水污染不仅降低了水体的使用功能，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矛盾，而且还严重威胁到城市居民的饮水安全和健康。中国的江河湖泊成了倾倒有毒废水的下水道，全国目前有3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因水污染造成9000多万人饮用水不安全，中国的水污染事件层出不穷，触目惊心，中华水污染逼近危险临界……
严重的水问题造就了现代的水伦理。水伦理涉及的正是人与水的关系。邓刚在《面对大洋之水》中说：“如果说过去治黄的首要目标是防洪水、防决口，那么今天，‘维持黄河健康生命’已成为科学治黄、依法治黄、和谐治黄的新目标。”李钟声的《梅江在我心中流——梅州儿女治水壮歌》专门叙述了梅州治水观念的大飞跃：“从过去几十年水利建设的拦水、堵水，变为导水、亲水。”梅州人提出了建设“生态水利、民生水利、活力水利”的水利发展新路子，强调科学治水、人水和谐，把生态水利作为水利建设发展的最高目标。那么，什么是生态水利，李钟声在文章中有很好的表述：
搞“生态水利”既要考虑到水利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又要密切关注水资源开发与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处理好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系统演变的关系。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配置中，在提高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水平、节约用水的条件下，保证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和良性发展的途径和措施。因此，生态水利是把人和水体作为整个生态系统的要素来考虑，照顾到人和自然对水利的共同需求，通过建立有利于促进生态水利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和维护的运作机制，达到水生态系统改善、优化，人与自然和谐，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水，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每个人的身体都需要大量的水，水对于人体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食物。水可以饮用，水可以灌溉，水可以交通，水可以洗涤，水可以发电，水可以审美。一句话，人类离不开水。
千百年来，人类饮水、用水、治水，但是，有多少人想到爱护水、珍惜水，想到水也是大自然的一种生命存在，想到水的终结，也就意味着人类的终结？
程贤章先生走遍中国东西南北、大江大河，他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无论南方北方，所有江河都进入了苍老期。”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这样的情感，程贤章先生才能从杨钦欢先生关于水的谈论中感受到忧虑和责任，才能焕发起“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激情和勇气，以80岁的高龄，足行万里，走遍万水千山；思接千年，以郦道元著《水经注》为楷模，主编了这部大书，这部新世纪中国的《水经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