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自己的“转身”之作
以贾平凹的话讲，是自己的“转身”之作，虽只是稍微地转身，但也“常常能听到转身时关关节节都在响动，只好转一转，停下来，再转一点，停下来，我感叹地说：哪里能买到文学上的大力丸呢？”转身不易，却仍执拗于此，是作家之为作家的本真与痴心所在。有、那种繁复琐细的散点透视写法在前，贾平凹总是谋思着要变一变的，至于能变多少，他似乎也无把握，但费心费力的实践都尽在这部作品里了。
自叙事手法而言，有求变与不易变之处。与贾平凹前一阶段的创作相较，有了一位居核心地位的主人公——带灯(而、中的引生、狗尿苔更多的是作为穿线、串场人物而存在)，她有着自己完整的故事与性格展示的空间，且以书写短信的方式尽情地表达出情感与心理的波动。叙事的全知视角固然呈点状延展，但带灯依然无可置疑地拥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力量。在小说的结构上，贾平凹对的章节做了更多分割处理(加上许多的小标题)，且未必是按照故事情节的起落划分，他自言是受了《旧约》的启发，“里面‘创世纪’也是偶然分节，也是穿插了很多生活感悟、智慧的东西”。面对不同的故事题材，作家要量体裁衣，贾平凹是如此做的，这是他的“转身”。毕竟更多的固有创作特征延续了下来，如在分割的章节中对散点透视手法的频繁小试牛刀，时时对带灯的核心故事构成一种压迫；整体的叙事文字一如既往的细密朴拙，几乎达到密不透风的地步，自然，这也一向是贾平凹创作的标识。贾平凹说自己于文章风格的追求是去明清习气，学两汉风格，显然在中有所实践，语言的简约直白，携带混沌的力量，有着整体的厚重感。
而贾平凹在中，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难题与挑战，也即其书写内容，乡镇政府的日常工作，上访、救灾、选举、计划生育……而核心就是带灯所在的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主要接待处理上访问题。文学表现不及不好，过同样不好，其分寸感实在难以拿捏。此时看贾平凹写，是有着许多担心的，亦含如许期待，好奇这位大小说家的“手段”如何施展。事实证明，贾平凹之化生活为文学的点染功力果然不凡，既尽致地刻画了这一当下社会的大难题，又不沉溺其中，将小说坐实坐笨、旨浅言白，而是留下了含而不露、意蕴飞扬的空间。话说到此处，不禁想到近期的国内创作恰好有两部关于“上访”的重要作品，外，还有刘震云的，若放在一起比较，那么刘震云采取的手法是化繁为简，弱水三千取一瓢饮，而贾平凹即是化繁为繁了，不过此“繁”已不同于彼“繁”，如在一杯清水中滴入若干试剂，虽依然清澈如故，但内里的变化已悄无声息地发生了。
贾平凹的乡土社会，一向内蕴丰富、滋味杂陈，自然纷扰亦不断，但总有人与人性的亮点存在，表明作家的倾向与态度。中的基层社会，其人群的晦暗与无趣未免令人失望，或是为权力与金钱绞尽脑汁、图穷匕见，或是蝇营狗苟于眼前小利，或是庸庸碌碌面目模糊，带灯在其间的异质性显然，她与同伴竹子更像是理想化的存在(而事实上，贾平凹确是根据生活原型创作的)。
在如此的情势下，带灯的樱镇综合治理办公室谈何“治理”，寥寥几个人如何去解决山样的难题，还不如说更像“灭火队”贴切，哪个村子、哪个街道有“火苗”窜起，瘦瘦弱弱的带灯即刻率人前去，不管是用劝诱的法子，还是扑灭的硬手腕，总之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权宜之计而已。现实中，乡民有乡民的委屈，基层政府有基层政府的委屈，两种委屈遭遇，却吊诡地构成了一种对抗。的叙事之细密，表现在纷纷芸芸的千千万万细节，这增加了阅读的门槛难度，但如果能够读进去，会发现樱镇的故事几可成为管中窥豹的缩影，不为一时一地之所囿。那些泼烦琐细的日子与事务，那些说着方言的浑身尘土的乡民，那些东奔西走、抱怨满腹的乡镇基层干部，在我们这片国土上何尝不所在皆是？
不做道德判断，是贾平凹的叙事特点之一，这显然是高明的。因为生活有其内在逻辑在，在自然流动的文字中某些该显现的东西会自己流露，没有人可以自作聪明地设定，还不如尊重生活本来的质地。于是，日常的乡土社会与治理不会是条分缕析、清澈如镜的纸上论道，而是一片混乱与混沌；在社会问题的矛盾中，村民与基层政府不因据于弱势或强势的一方，就必然占据道德的优胜或劣态，其间的纠葛往往有纵深地缠绕。大多矛盾的解决途径被堵塞了，只得在一条独木桥上踽踽蹒跚。中国基层社会的问题原本就复杂，而在时代的转型期，就更是多了许多的不如意，陈陈相积，碎屑多得让人不敢触碰，如贾平凹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但躲避问题，问题不会自动跑掉，越是难以触动，才应该有更大的决心与智慧去尝试革新，这是直面人生与社会的应有之义。
因之，贾平凹的写作有悲观，亦有希冀。悲观在于呈现乱象，在于隐喻基层政府在严重事故发生后还意欲以“击鼓传花”的手段推卸责任逃避之；希冀呢，毕竟“镇政府还有着故事”，带灯虽然只有萤火虫的微光，依然散发着自己的一点点光亮，推己及人，若每个人都有这种勇气与自觉，将是一个美好与希望的愿景。“樱镇可从来没有听过有萤火虫阵的，这征兆好啊，预示着咱樱镇还吉祥么，不会因一场灾难而绝望么！”
感觉好久没有见平凹先生了。距离上一次相见，已有两年之久，也就是他为我题写“读书是福”的那次。近前和春姐姐见面，她还感叹说，何时一起结伴去大堂看望老师。好在，先生是本市的头号文化名人，隔三岔五，总能在荧屏或报端觅得有关消息。就在这两天，因为名字无端被不法商家强行注册为商标，“用我作品发财，败坏我的声誉！”终于“激怒”了沉默已久的作家，他奋起反击，要拿法律武器一事，已成为本埠近期的热点文化新闻。
名人万众瞩目，自是无限风光，但名人也有名人的烦恼与苦衷，名人的裤衩都是透明的，没有一点自己的隐私，整日遭人追逐与关注，活得小心翼翼，不得有半点闪失。还是普通人好，藏身人海，形如游鱼，自由自在，也是快活！
本月中旬，读王新民老师的博文，知道平凹先生的最新长篇小说，目前已经杀青，他有幸先睹为快，阅读了手稿版，并透露说：将在十六日出刊的杂志上连载。见此消息，我就心里老惦记着，也好想一看究竟。每天下午接孩子放学时，都要去书报亭看看。几日前，我问老板：“有《当代》么？”“还没有来！”昨日又问：“有《当代》么？”“已经卖完了！”我有点落寞。找到另一家再问，还是相同的说法。心有不甘，抬头浏览书架，见有杂志，就要了一本翻翻，不意“贾平凹”几字映入眼帘。哦，原来是我把误记为《当代》了，瞧自己这猪脑子，现在一点都不好使了！
昨晚用功至深夜，将上篇读完，感慨良多：文坛神话，长青不老；平凹传奇，再续新篇！要说平凹是天生之大才，恐怕也有人不会同意；但他的勤奋刻苦、顽韧精神，则确实令人感佩！这位“农民”作家，至今老土依旧，都信息化时代了，还不会使用电脑，一切文字工作，尚需手工操作，几十万字的长篇，也是一个字一个字，从笔下“流”出来的，握笔的两个手指头，都磨出了老茧。这一部，据他本人讲，初稿是写在笔记本上，然后抄写在稿纸背面，作大修改时，又重新写一遍，最后在稿子上作小的增删，整个小说写了三遍。如此写作，何其辛劳，即此一点，已为难事，于一般人，遑论其他！
初读贾氏新著，感觉在结构上，形式出新，上中下三部，分为多个小节，有的短节不足百字；语言如故，极富贾氏特色，如有网络新语“潮”的运用、“团结”本意的复归；擅讲故事，对于时下流行的段子文化，民间盛传的谚语、笑话的吸纳融汇，读之极尽幽默，思之则不免心酸；人物不再直接描画，而是寓于故事叙述当中，即是女一号“带灯”，也如是法；内容仍为农村题材，反映变革阵痛中的当下中国，有着作家对于人生社会的最新思考；其中“松云寺”等情节，已经写为散文，先行见诸报刊，并收进了去年新版的散文集《天气》。
李星先生看过手稿后，认为表现出了贾平凹空前的尖锐，“这部作品反映当代农村社会问题，作家以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呼吁对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深刻且犀利，标志着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又迈上新的高度。”我辈愚钝，见山还是山，看到的只是精彩的故事；评论家火眼金睛，入木三分，透过故事，看到了背后蕴含的深刻寓意，并能上升到理论高度。这，就是差距，要不，他怎么能够当茅奖评委，而我们只能做无名读者了。
愿平凹先生的新著，再攀新的文学高峰！
用微弱荧光照亮现实
在刚刚落幕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贾平凹的新作一枝独秀，吸引了众多媒体和读者的目光。在该书首发式上，贾平凹称自己在写作过程中，考虑的是中国底层社会的那种现实感。小说最后，贾平凹写到一个奇特的萤火虫阵，他说：“写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在当今社会，每个人如果都像这个萤火虫一样，靠着自己一点点光亮，还是可以照亮好多人的。”
小说的主人公带灯是一名乡镇女干部，贾平凹创作这部小说的缘起真的来自一位乡镇女干部。他说：“写完以后有一段休息的时间，我就跑了好多地方，看到好多问题，就想把自己的感想表达出来。”一次下乡时，他结识了一位乡镇女干部，她在大山深处一个乡镇综合治理办公室工作。
这位乡镇女干部时不时地会给贾平凹发短信，谈一些生活、工作中的琐事。如果在平常，贾平凹会非常反感，但是这位女干部的聪慧和极好的文学感觉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甚至有时候会盼着这位女干部发来短信。贾平凹在后记中写道：“她经常与我联系，在短信里讲述她的生活和工作。她还定期给我寄东西，比如五味子果、鲜茵陈、核桃、蜂蜜，还有一包又一包乡政府下发给村寨的文件、通知、报表、工作规划、揭发材料、救灾名册、领导讲稿。有一次可能是疏忽了吧，文件里还夹了一份她因工作失误而写的检查草稿。”这位女干部的倾诉，让贾平凹了解了另外一种生活和工作，他甚至开始关心起那个深山地区的天气预报。
小说中的带灯是樱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每天的工作就是处理群众来信这样的琐事。贾平凹在书中所描述的樱镇展现了中国农村的风貌，小到邻里之间为争一棵柿子树，大到干部作风等问题都让带灯成为村民关注的焦点。
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如此近距离地聚焦中国基层现实生活的知名作家并不多。贾平凹表示，他在写作过程中，考虑的就是中国最底层社会的那种现实感。他说：“为什么写这种生活？我觉得目前改革开放到这个时期，社会转型到这个阶段，社会基层确实有很多问题，人性的东西也在集中爆发，值得人们关注。”
贾平凹说，他在选取素材时有两个考虑，“一方面，我所用的材料必须都是真实地从生活中长出来的，而不是在房间里面道听途说或编造的东西；另一方面，这些材料一定要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呈现的国情、民情，一定要以一种文化为背景。”
他认为，有时候文学作品有其厉害的一面，作品中呈现了中国社会另外一个层面，能引发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共同关注，甚至解决这个事情。他说：“在社会大转变时期，社会基层存在好多问题。怎样重视这种困境，怎样把它解决好，就能为人类进步提供一份总结经验。”贾平凹将其归结为文学创作要有现代意识，也就是人类意识。
小说中，女主人公原来的名字叫萤，但她在翻看辞典的时候，发现里面经常说“腐草化萤”，就是说萤火虫生于腐草里。她觉得这不好，就把名字改成了带灯。贾平凹强调说：“她这个灯是自带的，而不是别人给她的光亮，所以叫带灯。”
在小说中，带灯并不是一个只顾照亮他人的崇高形象，她是一个有点自命不凡、又有个人追求的文学青年，身上也有不少缺点。贾平凹说：“这个人物是在最底层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在当地人看来，乡镇干部一个月挣两三千块钱，比较稳定，她可以在那儿一直干下来。在这种环境下，她一方面要尽到责任把工作干好，另一方面她有自己向往的东西，但这些向往的东西有的是完不成的，所以到小说后面她就有些凄凉。”
贾平凹直言，他的作品中有不少象征、隐喻，带灯这个名字同样也有隐含的意义。在他看来，萤火虫不是火把，也不是日光灯，它的光本身就是微弱的，最终的命运也是悲惨的。他说：“带灯就是在黑夜中带了一盏光线很微弱的灯。小说中，带灯最后心理受到伤害，脑子也有些问题，出现好多病。在作品的最后，出现了一大片萤火虫。写到这儿的时候，我是想，在当今社会，每个人如果都像萤火虫一样，靠着自己一点点光亮，还是可以照亮好多人。”
贾平凹开始写的时候恰逢欧冠比赛，他当时看了几场巴塞罗那队的比赛，十分欣赏他们的踢球风格。突然有一天，贾平凹发现巴萨的踢法跟自己写的写法有点近似全攻全守的踢法打破了传统的踢球风格，在看似繁琐的不停传球倒脚中，就突然进球了。贾平凹在后记中兴奋地写道：“这样消解了传统阵型和战术的踢法，不就是不倚重故事和情节的写作吗，那样繁琐细密的传球倒脚，不就是写作中靠细节推进吗？”
在以往的作品中，贾平凹的文字激烈，用强有力的细节描写推动故事发展。但在中，贾平凹尝试了另一种写作风格，他写法细腻、简洁、明快，用最简单的方式把故事讲明白。过了六十岁的贾平凹称自己的心性变了，开始喜欢中国西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风格，“没有那么多的灵动和慰藉、委婉和华丽，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
贾平凹说，这个故事关注的是中国最现实的东西，这个题材跟自己目前的文学追求也有契合的地方。他说：“我喜欢两汉的东西，两汉的东西下笔很清楚。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讲，尤其是面对中国目前的现实生活，要真诚地呈现底层生活、表达干部，这样才可能把真实的东西贡献给读者。”
昨天，编辑孔令燕接受记者采访，她称，贾平凹极为看重这部小说，对手稿进行了7次大修改，在创作时有一种使命感在里面。
孔令燕说，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小说中的小标题与贾平凹以往作品有着显著不同。此前，贾平凹多用简单的1、2、3来标注小章节，但在中，他细致地拟写了密密麻麻的小标题，还让编辑用黑色条框框起来。“贾老师拟写小标题的灵感来自一版《圣经》，那里面就用很多黑色条框把标题标注出来。贾老师希望在这本书中记录一些中国社会现实的东西，并让人们有所启发。他创作的时候有一种使命感在里面，并不是简单地只是写一部小说。”
孔令燕此前担任过贾平凹《定西笔记》等作品的责任编辑。她介绍，每次贾平凹把书稿交给她之前，会有几次大的改动，但交给她之后，就很少改动了。这次创作，贾平凹对手稿大的修改有7次之多，甚至在最后编印之前还修改了个别词句。
在书的扉页上，印着这样一行字“或许或许，我突然想，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孔令燕说，这行文字就是贾平凹在交付编印之前特别要求加上的文字，她认为这段文字也体现了这部小说的主题。
六十岁的贾平凹乡音未改，浓重的陕西口音依然是他不变的标签。对于别人恭贺六十大寿，他不怎么买账，感慨怎么一下子就到六十岁了，自己老感觉大学才刚毕业，怎么一晃就老了。
贾平凹的心态还很年轻，会半夜和友人一起看欧冠比赛，甚至还能把自己的文风跟巴塞罗那的踢球风格联系起来。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贾平凹也多了份对外界的怀疑和恐惧。他开始怀念年轻时的那股啥也不怕的勇气，对于“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去突破和提升”这样的声音感到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