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妈妈：
真是个愉快的圣诞节！我心里还觉得高兴！我们的午夜弥撒非常成功，尤其是合唱团很到位。
弥撒过后，我邀请那些军事合唱团的成员和我共同守夜。可是宴会和合唱的“热情”，使我没意识到自己着凉了，尽管我穿着皮衣。所以直到今天下午4点，我还躺在床上。但是，我不觉得这样的结果有什么不好。时不时记得生活中的“不适”，特别是在过于快乐之后，没什么不好的。而且，在节日的时候，这样远离人群和事情，可以在心底思念亲人，唤回过去，重温旧梦。
上面这些充满乡愁的语句是八年来儒勒和母亲通信的最后几句话。儒勒和玛利亚，如此牵挂，常常想着相聚，终于就要实现他们的愿望了。
1918年初，儒勒和他同时代的人都毫不怀疑这是欧洲人将获解放的年头，而他却没有料到，从此开始的几年之中，他的生存将发生重大的转折。
这年年初，法国气氛低迷，因为德国人逼近巴黎，贝当已经要求政府撤离。除了重炮轰炸以外，还有飞机扔炸弹。巴黎人的命运不可预测。而玛利亚以66岁的高龄，继续在炮火中给士兵提供援助。
幸运的是，1918年夏天，美国人的援助使力量对比从此发生了转变。11月11日凌晨5点，在禾冬德，签定了停火协议，战争结束了。
而中国在这一切当中的角色呢？中国远离欧洲战场，似乎更关心自己的命运。中国自身的命运常常有规律地和法国的命运发生交织。需要重提的是，1917年，中国加入协约国，向德国宣战。而在停火之后，法国境内进行的关于战后处理的讨论，严重而意外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
中国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冲撞矛盾、希望和期待之后，积聚了发生巨变的条件。1911年的革命确实用共和制代替了帝制，但是离人民能够享受这种政治果实的时刻还很远。其实，是保守派和军事势力利用了政治和现代化的力量，从中获利。从1912年起，一个“双面的中国”建立起来。一方面，中国显然是一个被军阀控制的国家，人民陷入灾难之中（如帮派、黑社会、鸦片交易），社会完全失去秩序，进入一种停滞和倒退。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从深处发生变化的国家，人们要求民族复兴，要求从传统文化中摆脱出来。这些思想虽然还不是主流，但是新思潮在不少的出版物中得到反映，特别是一本叫《新青年》的杂志。一位叫毛泽东的人，当时以一个湖南教师的身份发表了对包办婚姻的反对意见。
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它发生在1910年到1915年间，由新生的中国的资产阶级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工业革命的倡导人。而凡尔塞条约的签定，粉碎了中国社会心底的期待。
1919年1月，在凡尔塞召开了和平会议。中国是谈判桌上的战胜国一方，却因为谈判代表是日本傀儡而签下了把山东割让给日本的条文。1919年5月4日，三千名学生上街游行，之后发展为罢课，上海的工人也举行了大罢工。这次危机引起了现代的国家主义思想，拒绝政府再拿主权和外国人做交易。1920年初，两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党派——国民党和共产党诞生了。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从日本回到广州，他和其他军阀的惟一区别，就是他几乎没有军队。1920年7月，他成立国民党，当时只有近千名党员，并且前景并不乐观。孙的领导却很有魅力，他决心统一全中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创始人是五四运动的几个发起者。然而五十多个党员无法让中国共产党在政坛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军阀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工会运动压制得很厉害。
后来，是苏联“老大哥”的行动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势力。这带来一种危险，就是要以它选定的党派为优先。1920年的第二届国际共产大会，确定了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的共产党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道路。于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访问了孙中山，提出：以提供武器和顾问为前提，以广州政府为基础，为建立统一战线而实现国共合并。1924年，苏联资助建立了一所军事学校，它的校长就是在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接替他的蒋介石。
1925年2月开始，上海的日本纱厂开始罢工。示威者要求收回1860年签署的划分租界给外国人的“不平等”条约。为了支持上海工人，20万英、日工厂的工人在全中国展开大罢工。在广州，罢工导致一名法国人和五十二名示威者死亡。正是在广州，我们重新找到一个老熟人，他就是这里法国领事馆的副领事——儒勒·乐和甘。在他主持广州领事馆之前，我们要回溯从1917年起改变他生活的事件。
1919年10月，儒勒争取到了他等了六年多的回国休假的权力。10月31日，他乘“保罗·勒加”号轮船离开中国。他自己也没想到，会在这艘船上碰到他未来的妻子和他孩子的母亲。
当这海上的信使在西贡抛下铁锚的时候，就是命运向我们的单身主人公投下爱的骰子的时候。正是在印度支那的越南（当时还叫安南），儒勒碰到了麦尔塞黛。她刚刚满18岁，也像儒勒一样，随父母返回因战争阻隔而长期不能回去的法国。麦尔塞黛的父亲弗尔涅，是法国云南铁路局的局长，在河内任职。
从法国在亚洲的外交，到战争的结局，我们可以想象在儒勒和麦尔塞黛父母之间有很多话可以交谈。就像他们的女儿玛利后来说的那样，她父亲幽默的魅力，一定在征服母亲的同时也征服了他后来的岳母。她还说：“一个月的船上共处，足够使他们确信，他们将要结合为夫妻。”
事情进展飞速。1920年1月，儒勒打报告给部里申请结婚。2月接到批准函。4月14日举行婚礼。
1920年秋天，新婚夫妇起程回中国。玛利亚以68岁的高龄随行。旅途对她来说很艰难，但比起中国的生活条件来说，这还算不了什么。是否因为六年多的分离，使婚后的儒勒不愿再让母亲独处巴黎？是否因为父亲患病和去世的痛楚使他更替母亲担心？是否因为玛利亚感到年轻的妻子麦尔塞黛还需要帮助……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我们只知道他们三个人在10月起程了。小玛利当时已经在妈妈的肚子里。
1920年11月5日，乐和甘的家庭到达了重庆。这个巴蜀城市让人心生感触，因为它离成都只有五天水路，使儒勒仿佛旧地重归。他熟悉这里，1909年，正是在四川，他随邦思当第先生开始了外交官的身涯。他在1921年的述职报告里写下满意之情，强调“将会对在现在的职位上留任感到十分幸福”。他的上司也同样满意，写道“……我毫不怀疑，乐和甘的行动和热情，将使我们在四川这个地区的利益以最乐观的方式得到发展”。
麦尔塞黛对儒勒的表现非常欣赏，她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我为有一个像儒勒这样宠我，爱我，关心我的丈夫而感到幸福”。中国腹地让这个已有亚洲生活经验（随父母在东南亚生活过）的19岁女孩印象深刻。儒勒的关心当然是强大的支持，尤其是在一些动荡的夜晚，最无忧无虑的人也不得安生：“我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发着高烧，受着惊吓。今天早上有过枪响，我知道是强盗抢劫。而且他们曾经在我们的房子周围游荡。”
可是这一切都不能阻止麦尔塞黛在1921年2月2日生下了女儿玛利。这个女孩在八十三年后还回忆说，她的出生是件完美的事，她从未就此听到过任何抱怨之词。而多年之后，已是满头白发的玛利要尽一切努力来讲述她父母的故事……
儒勒的生活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而中国的状况却是沉痛的。如果说1911年的革命以现代化的名义取代了帝制，那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是军阀和匪帮的年代。1921年3月13日，儒勒在一份关于万县（重庆上游的县城）暴乱的报告中，呈现了这种面貌。他讲述了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农民起义的故事，几乎没有武装的农民跟着一个自称受了天命的男孩反抗军阀，结果遭到血腥镇压。农民们横尸江边，那个男孩的头颅被人提着在街上游行。这是一个农民受尽饥荒和军阀折磨，随时可以跟着任何人揭竿而起的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人们把中国称为“匪帮之国”的原因。这种现象一直延续着。1930年的统计表明，中国有两千万各式匪徒，占男性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正当军阀和路匪使民众恐惧的时候，学生继续着五四以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重庆也参与了这个浪潮。1921年，儒勒以一贯的幽默，记下了学生们如何抵制日货，并控诉那些出售日货的商人的情况。
重庆的学生们刚刚接受了一个光荣的任务：在最秘密的状态下，准备进行一场反对日货的运动。他们认为，城里的商人刚刚从新运行的汽船上卸下了一批商品。他们没有任何武装，直接冲上卸货的汽船，或冲进商店，拿走标有“日本制造”的商品，把它们都堆在一个使馆边的平台上，全部烧毁。有统计说，损失达10万美元。然后，学生们火上加油地要求商人们到商会和他们谈判！他们是想提醒商人，5月是清除日货的月份。然而赴约的学生们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子弹。两个学生死亡，许多人受伤。只有在我们是参与者的时候，莽撞行动才有魅力。
冰雹和大雨毁坏了等待收成的土地，从此，饥荒又来加重人民的苦难。中国在“匪帮之国”的称号之外，还加上了“饥荒之国”的称号。饥荒十分严重，农民开始用树根、树皮或树叶来代替粮食，或者吃一种黏土来填肚子。他们常常因此而死于不消化的疾病。
1922年春天，儒勒一家离开了这个他熟悉的动荡的四川，来到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由于偏远落后，海南总是中国的一个不受重视的区域。唐代一位大臣曾把它叫做“地狱之门”。虽然海南岛现在不再是失宠的大臣们被流放的地方，但在我们的副领事眼里，来这样的地方，仍是一种受排挤，他不情愿。儒勒对一直没有去执行他本来被授予的职务而感到不满。他也没有向上级掩饰这种心态：“ 我应该被允许提到一个事实，在十五年的工作中，我没有一天是在不断被任命的正式职位上工作的”。他在海口的上司也同情他的处境：“乐和甘先生不是没有敬业精神，上面提到他从没到他被任命的职位上工作过。我不认为他没有道理。因为他连任了两个地方的副领事，而不是按任命去上海工作。所以，我最近推荐他去哈尔滨任领事。我可能还会推荐他去广州。以正常的眼光看来，他的说法是对的。海口的职位不能给一个官员以创造业绩的机会。我认为，乐和甘先生可以到更重要和活跃的领馆任职。”
说真的，儒勒在海南度过的这三年，没有创造出什么业绩，倒是有着幸福的家庭生活。麦尔塞黛1921年在重庆生完玛利之后，又在1923年3月3日和1924年9月18日，分别生下两个男孩：扎维和皮埃尔。如今，如果看到83岁的玛利眼中闪动的光辉，就会发现她远远没有失去童年的纯真，我们似乎还能听到三个小“乐和甘”在海南花园里的欢笑……
这三年的温柔流放，远离大陆动荡的大城市，他们的家庭生活达到和美的巅峰。以至于1925年，儒勒在笔下写道“觉得呆的地方不错”。然而，儒勒的上级听到儒勒1923刚来时的抱怨，最终还是帮助他找到了一个更和他的能力相符的重要的岗位：广东领事馆。
广州，1925年。这个中国南方的城市，对北京的统一思想永远是反叛的。以广州为首府的广东省，尽管在秦朝就对汉称臣，但是直到十二世纪才真正被汉人占领。它是和“外国魔鬼”联系最多的省份之一。珠江流进南海海口，这里其实就是一扇对印度、罗马和阿拉伯商人开启的大门。十六世纪，葡萄牙人来到这里，在它河湾的一个支流旁建立了澳门这座城市。然后是英国人来大力发展商贸，直到他们建立了著名的鸦片贸易，成为中西争端的开始。帝国努力要抵抗“黑泥”（鸦片），因为它毁掉了中国经济，给人民带来灾难。1842年，中国和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香港被割让给英国。
1925年 5月，就是在这座秉性难改的城市里，儒勒一家安顿下来。他们住在1859年就成为法—英租界的沙面。租界四周围起界栏，欧式房屋耸立在热带植被之间。种着棕榈树的街道，庇护着有特权的欧洲人的生活，他们有时在珠江边散步，有时在荫蔽的公园里打网球。
在沙面的安静气氛中，儒勒度过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危险的一段。1925年春天，租界被反帝示威者包围。这个运动从1919年发肇，1921年在重庆时，儒勒也看到了它的延续，1925年2月又在上海掀起新的高潮。
其实刚到广州的时候，儒勒就敏感到城里的紧张气氛，而且预料到上海的运动将会像“雪球”一样滚起来。1924年，他来的前一年，为了刺杀来访的印度支那总督，刺客用一枚炸弹炸死了五个法国人，但没炸到刺杀对象。那个刺客也死了。广州人为他立了雕像，并把他当作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英雄来崇拜。儒勒到任以后，认为最小的火星也可能引起爆炸，他努力劝阻领事去销毁那个被认为是用来挑衅的雕像。
虽然有他明智的劝告，动荡还是不可避免。广州政府一点也不想错过上海大罢工开始的革命运动。6月中旬，广州城沸腾了。儒勒通告上级，说广东首府将要经历和上海同样水平的游行示威。谈到沙面的情形时，他表现有点过分乐观，认为不论在任何形式的进攻下，沙面租界都不会败退。
6月23日，游行开始了。后来的情形变得就像5月30日在上海发生的事情一样血腥。当队伍在沙面外国领事馆前示威时，一阵枪声响起，一个法国人被打死在儒勒身旁。为了报复，法国和英国士兵开枪，打死了三十七个人。儒勒在7月1日的报告中汇报了前因后果。
尽管儒勒想尽办法要平息事态，还自告奋勇地要做调解人。《广州日报》还是把他叫做“杀人犯”和“屠夫”。罢工结束并不意味着事件的终点。罢工者的代表成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常设工人议会——反帝罢工委员会，对沙面实行了全面封锁。儒勒在7月1日的报告中写道：
沙面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武装的兵营。人们已经明着把大炮对着它。除了非常罕见的装邮件的船，没有一艘帆船会靠近这个被帝国主义和军事主义污染的地方。我们再也不害怕小偷了，都敞着门，省得最后敲门声响的时候还要去开。
沙面被围困了漫长的几个月，这是任何在中国的外国使馆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这一事件给人留下如此之深的印象，还因为在中外关系史中，第一次出现了外国势力被压缩到瘫痪和沉默的境地，无力回应中方这样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广州被围困，是给驻华外国人的头一个信号，从此，中国人要重新寻回在自己领土上的尊严。
1925年8月1日给共和国公使马戴尔先生的报告
明天我们要迎来第七个星期的罢工和全面封锁。无论是谁，没有一个中国人敢和沙面的人有任何联系。连接我们和市里的桥都关闭了。河上没有一条船回应我们的召唤。所以我们实际上无法离开沙面。我们的生活必需品由香港提供。殖民地政府每三天派一艘非军事船来，运送粮食和男性乘客，这些乘客是否有资格乘坐，要由航运处来决定。我们时不时缺面包，几乎总是缺少新鲜蔬菜。
由于一个可怕的偶然事故，在小小的法国租界，除了巴思奇先生，19天中有四个人丧身（还有一个在到达澳门之后去世了）。我们没有足够的木板来做棺材，只好把衣柜拆了来改装。葬礼在一个小公园里进行。
是不是大部分中国群众已经比较平静下来了？我们还得时时想到那些“武装的人”，他们还总是停留在一种民族激情中。谁知道？或许其中有人希望能挣到给我的脑袋标的300美元的奖金。
儒勒的头被标了价，沙面的紧张气氛可见一斑。从儒勒拍摄的几张照片上可以看出，他穿着制服奔波在空旷的街道上，沙袋后面是负责巡查受威胁地带的军人。
在这种环境下，儒勒完成的工作和寻常的领事工作毫无关系。他穿着白色制服，有一种保卫营盘的将军的气势。他的任务已经引起了上级的极大关注，中国公使在1925年给巴黎外交部的一封信上说：“这位官员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岗位上，领导的是一场真正的战斗”。
1925年12月1日的报告
我们这里的局势和几个月以前一样，毫无进展……
人们没有向我们提出谈判的建议，人们什么也不向我们建议。……
在同一报告里，儒勒也谈到了苏联和蒋介石这两个影响事件进展的关键因素。在沙面危机和大罢工中，正是蒋介石利用和玩转了整个局势。而儒勒作为中国国情的精妙的观察者，准确地预见了即将转变的局势。他写道“已完全做好把‘共产主义的’这个修饰词加到广州政府前面的准备。”而且这些共产党人“可能为将来在中国的收获准备好土壤”。儒勒这个分析，不仅说出了近期的转变（民族主义者通过共产主义者夺取了政权），也说出了长期的转变（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他只对蒋介石后来在全中国发起的战争的可能性有所保留。不过，没有料到蒋的野心如此之大的人也不只他一个。
1926年3月4日，儒勒发出了最后一个关于沙面恢复秩序的报告，就回法国度假去了。他在最后的说明中很好地抓住了历史的趋势：从此，要阻止中国在未来的十年内发生巨变，已经太晚了。
此时的国民党内部，右派和共产党的紧张关系已经不可控制。自从1919年和1925年的学生和工人运动之后，共产党的人数已经上万，而参加工会的工人超过了百万。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很难容忍民众势力推举的领导权如此上升。在国民党第二次大会上，左派就阶级问题向右派势力发难。蒋介石开始扮演仲裁和调停者的角色，后来他丢掉面具，逮捕了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并在广州发布了戒严法令。这种内部矛盾给蒋开辟了一条实现他的第一目标的道路：北伐，从而统一全中国。
而儒勒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回家。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74岁，“被太长时间的中国生活弄得筋疲力尽，处于一种很脆弱的身体状况之中”。儒勒自己也被这么漫长的广州围困折磨得身心俱疲，再也不想考虑自己的官职问题了。他到成都才22岁，现在已经快40岁了，在中国执行任务将近十八年，“却一天都没有在他名义上被授予的职位上”。他接二连三地看到，那些比他晚到中国的外交官，都毫无例外地回国休假。儒勒认为，这套官僚机制已经把他忘记了。
而这个机制，却并没有忘记他在广州围困时的表现，为他唱赞歌，还把他此时的行为和在成都暴动时的表现联系起来。法国公使在对他大加颂扬之余，还为他那比较自由的述职风格讲话，他认为“用一种更少逻辑、更少学术性的风格来写报告是很有效的”。这是向人们表示“他在经受考验时还能保持幽默”。
1926年3月曾到广州看过儒勒的香港法国领事，也在他回国经过香港时，手写了一封表示敬意的信，其中提到了儒勒的家人：“乐和甘，他的精神状态已经为他的勇气做了最佳的证明：因为，和他分离长达五个月的太太，已经十分疲劳。在回国的旅程中带着三个孩子，显然是无比艰难的。而且，我们还没提到他的母亲，老乐和甘太太的表现是如何英勇……”。
从这封信里，我们知道麦尔塞黛曾经在广州围困的时期，带着孩子和玛利亚一起离开了五个月，到了一个更安全的中国城市，离她在印度支那的父母很近。
玛利亚处于一种及其脆弱的健康状况，麦尔塞黛一回到法国就受到病痛折磨，并且动了手术。而小玛利也切除了阑尾……乐和甘一家为他们深爱的中国付出了一大笔代价。不幸的是，在将要来临的岁月中，悲剧性的重量还在继续增加。
1926年6月，儒勒在休假中给外交部写了一封信 :“我夫人正在康复，我们就要离开巴黎。”他那时已经在考虑再次回中国。“我想要在8月底回去，准备在中国的一场新的战斗”。他之所以使用这种战斗性的词语，是由于人们总是把他在1925年6月经历的沙面围困叫做一场“战斗”。1926年9月，儒勒获得一枚荣誉勋章。这枚勋章是否使儒勒在太长的等待之后感到满意，在他留下的文字材料中，一点也没提及。他是个对任何虚荣装饰都不太感兴趣的人。
对他惟一的回报和奖励，就是在第二年初他终于又回到中国，陪伴康复了的麦尔塞黛，和三个改变了他生活面貌的“小乐和甘”。这段时间内，中国这艘大船已经驶入不可回避的变化的巨浪之中。这种变化在广州的沙面事件中第一次严肃地显露。而再次回到中国的儒勒，与发生这个事件之前的儒勒，也不再是同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