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元：在我的近20年的编辑生涯当中，还从来没有一本书，像这一部这样，整个编发书稿的过程，自始至终伴随着魂灵的震悸、泫然的泪水，哀痛和幸福的情感交汇在一起，荡涤着我的身心，仿佛经受了一场精神洗礼。鲁迅说，从水管里流出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我觉得，这部书，字字句句都是从血管里喷涌出来的。可以说，这是充满着血泪的、“撄人心”之作。
世事沧桑，历史如烟如梦。几十年逝去了，史良、储安平、张伯驹、潘素、康同璧、罗仪凤、聂绀弩、周颖、罗隆基，当然还有作者的父亲章伯钧、母亲李健生，这些作者所熟悉的、已经走入历史的人物，作者至今依然无法忘怀，笔酣墨饱地把他们叙写出来，折射出整整一个时代的风光云影，读来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矣。
章诒和：我写这几篇文章的动机，如《自序》中所言，是为陷入绝境中的我，寻找一个继续生存的理由和支撑，以拯救自己即将枯萎的心。还有一个远因——我在入狱前，是接受了父亲撕心裂肺般的重托的。具体情况，我以后会讲述，如果我的条件也容许我讲述。
王培元：梅志写过一本叫《往事如烟》的书，黄秋耘也出过一本书，书名和这一部完全一样，一字不差。“往事”二字，何以使三位作者如此“钟情”？恐怕原因在于，在他们看来，曾经亲历的往事，那些熟悉的人物的歌笑悲哭、哀乐离合、生活命运，风烟散尽、已然消失的无影无踪的历史，是刻骨铭心的、决不能忘却的。鲁迅曾痛心于、悲愤于中国人的麻木、健忘。这种写作与命名本身，就已具有一种抵扼遗忘的意义和努力。
从历史记忆到历史书写，不仅需要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还需要历史叙述的独特方式。在章诒和的笔下，历史是真切的、形象的、活生生的人的历史，时代、社会是人物活动的不可或缺的场景和舞台。她刻画的历史人物，人人有血有肉，个个呼之欲出。正由于作者每每以她所擅长的以个性化的对话和生动的细节，来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灵魂，这部书的很多地方，即使并未描写人物的外貌，却可使读者看了对话和细节，便好像目睹了谈话与行动着的那些人，可谓“如临其境，如见其人”。
着力写细节，写颇具戏剧性的场景，甚至会让人读来有看小说之感。其实，这恰恰是司马迁开创的中国史传文的优秀传统。然而，作者对这一优秀传统的继承，又决不仅仅是叙事方式、写作技巧层面的。《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像郭预衡先生所说，鲁迅之所谓“绝唱”，主要是就扬雄《法言·重黎》所称的“实录”而言的（《中国散文史》第一卷295页）。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指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物，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以下简称《往事》）虽不是《史记》那样的体制完备的正史，但是“不虚美”、“不隐善”的“实录”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刘知几说过，“史之不正，代有其书”（《史通·曲笔》）；又说，“世途之多艰”，“实录之难遇”（《史通·直书》），诚哉斯言。叙写历史者，敢于秉笔直书，敢于“实录”，殊为难得，极其可贵。章诒和致力于此，她对自己的描写对象，不为尊者讳，亦不为亲者讳，并未因为他们是父母的友人、是自己的亲人，就回避其性格、为人等方面的弱点，如“坦荡荡之君子”与“常戚戚之小人”集于一身的罗隆基的刻画，便是如此。
章诒和：关于记忆，我只想说明这样一个情况：1957年以后的我，过着没有同窗友谊、没有社会交往、没有精神享受、没有异性爱情的日子。再以后便是被孤立、被管制、被打斗、被判刑，且丧父、丧母、丧夫……数十年间，我只有向内心寻求生活。内心生活为何物？那就是回忆，也只有回忆。特别是狱中十年，我是靠不停地翻检记忆，获得灵魂的呼吸，抚慰飘摇无着的心。20世纪80年代，我重返社会，即开始了对回忆的记录。从狱中故事到罗隆基、储安平、张伯驹的第一稿，均写于1980～1989年之间。某些草稿保存至今，纸都脆了。何况，那些纷纷离我而去的人，是那么的美丽，想忘都忘不了。而记忆是必须包括细节在内的，只知道个大概，还叫记忆吗？我现在还清楚记得35年前——宣判公审大会上悬挂的十条巨幅标语，判刑后第一天清晨从铁窗外看到的天空颜色，在劳改队过第一个春节时的菜单，等等。
王培元：当然，如作者在《自序》里所说，《往事》只是“对往事的片断回忆”，并不是“完整的回忆录”。这是作者本人的历史记忆，是她个人化的历史书写，是事过境迁之后，透过茫茫烟云，穿越历史时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重新打量、追忆和叙述。它不但使我想起以“实录”而为“绝唱”的《史记》作者司马迁《太史公自序》里“圣贤发愤著书”、“述往事，思来者”的说法；而且让我也想到了鲁迅的关于历史的若干议论，如：“历史（指官方之史——王注）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坟·忽然想到四》）。自然，《往事》一书，野史而已。它让你感到沉痛，感到悲怆，感到苍凉，心潮滚滚涌起，久久难平。而鲁迅在他著名的《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一文中，就这样说过，“俞正燮看过野史，正是一个因此义愤填膺的人。” 野史之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章诒和：我是个绝对悲观主义者，想得最多的是关于死亡；最大的快乐是到天国与父母团聚。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成就，也没有多大志向，深知自己几斤几两，既不懂外文，也不通古文。至于现代作家的种种手法，别说学，我连看都看不懂。再说到了这把年纪，学什么都晚了。我不是作家，也不想当作家。朋友看了我写的东西，称赞自己，那都是鼓励，怕我一个人活不下去。
王培元：说起回忆录，我还想到了两部我最喜欢的外国作家的著作，不能不提，一是俄罗斯作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一是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两者都既真实地再现了作者亲历的往事，成为一个时代的有力见证，又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众多同时代文化名人的肖像和个性。类似于小说的精彩片断，在书中亦随处可见。看来，浓烈的文学色彩，不光是中国史传文学之特征，外国作家的此种佳作也有相似之处。这种文字，这种历史叙事方式，不但可以“启人思”，而且能够“增人感”（鲁迅语），自有其独特的优长。
有看过《往事》的朋友说，作者的记忆力实在令人惊叹，几十年之前的事情，竟记得如此清楚！说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龚自珍《己亥杂诗》有云：“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章诒和早慧，小时候就对大人们的事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年幼的她，过早地进入大人们的世界，感染父母及其友人的忧愤和焦思、痛苦与无奈。书中多次提到，家里来了客人，她也喜欢往客厅里凑。父亲有时训她，“小孩子不要听大人的谈话！”于是，她就悄悄躲在客厅的玻璃隔扇后面，偷听偷看。她说：“对我来说，听他们聊天就跟读书听课一样。”书里多次出现的这个躲在玻璃隔扇后偷听的小姑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特殊的人生阅历，对她几十年后撰写《往事》，都成了不可或缺的准备和积累，成为一种精神宝藏。
章诒和的记忆力确实惊人。70年代末，她和母亲去拜访聂绀弩，还一清二楚地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在莫斯科餐厅见到聂，他当时说的两段话。而有意思的是，章诒和又总是说自己记性不好。人的记忆，大约是有选择性的，有的事铭记心头，有的事则忘得干干净净。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章诒和出狱回京后，第一个夜晚，与母亲、女儿，三代人共眠一榻。母亲讲述父亲之死的每一句话，她都“死死记住，记到我死”。我把作者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视为对价值理想、对文化传统的无比珍爱，对传统人文精神的格外尊重。
章诒和：文化上的事情极复杂，自有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传统不是你想抢救，就能抢救的；作品不是你评为经典，就是经典。而且，动机和效果常常相悖。就拿我所熟悉的中国戏曲来说，“推陈出新”的方针多好，在官方诸多的文艺方针政策里，这个方针可能是最正确的。半个世纪过去了，谁也没想到“推陈出新”的最终结果，是凋敝、衰败和灭亡。举个简单例子，袁世海会四百出戏，如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会的戏也只有十几出。所以，在文化上，今人未必胜古人，现在的杰作未必超过了前人的著述。我正在阅读沉樱，她的散文简约纯朴，感情真挚，不眩惑于奇巧华丽，不刻意追求艺术特色。我能学到她的一半，便满足了。可能一半也学不到。文学艺术属于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有主流，有支流，也有逆流。在一段历史时期，主流盛行，支流枯竭，逆流消失。但无论什么样的文化流脉，它们所蕴涵的精神价值都会沉淀、积累下来。即使消失了的，其中有价值的那一部分，也终将被重新开掘出来。
王培元：一位友人认为，无论《往事》的内容，还是其文字，都具有一种“贵族精神”。我很赞同这个看法。为什么会有这种精神呢？因为作者所写的人物，几乎都是现当代中国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文化名人。他们的诉求与失败，他们的喜忧与哀伤，他们的人格与遭际，通过作者的史笔，绘声绘色、惟妙惟肖、酣畅淋漓地表现了出来，使全书从字里行间蒸腾起一种高层次、高格调的文化气息。像持守着“以不变应万变”的处世原则、侠骨柔肠的康同璧、沉迷于琴棋书画生活中的、散淡的张伯驹这样的文化名流，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遗闻佚事，对于今日的读者来说，大都是闻所未闻的。他们表现出的贵族精神及其文化气息，在我们的文化和文字中，似乎是久违了。作者以凝重而又优雅的文笔，细腻而又润泽的语言，极富表现力地展示了上述人物鲜为人知的独特人生和卓异个性，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他们的人格尊严、高贵心灵、渊博学识和优雅风<dfn>ｈtｔp://ｗｗw?９９ｌib?nｅｔ</dfn>度，极大地满足了读者了解其人其事的强烈愿望和浓厚兴趣。
譬如，作者把张伯驹对传统文化的痴迷、对旧戏曲的珍爱，以及他的精神的落伍与孤独，他的人生态度的泰然、淡然和超然，写得出神入化，读者也由此而进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真切地感受他的文人气节的人格尊严，犹如一曲中国传统文化的挽歌，如泣如诉，余声袅袅不绝。解读了张伯驹这个人物，恐怕也就理解了章伯钧说的一句话：“最优秀的，往往是最固执的。”
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书写历史、回忆人物的时候，往往有一种多角度的大视野观照，有一种超越性的襟怀与气度，不光是写了人物与政治的纠葛冲突，而且更写了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命运，透视出人与时代、性格与命运的繁复错杂的互动关系，让你既感到沉重，但又不压抑，意蕴丰富深厚，韵味绵长。
章诒和：关于批评。我一向认为，各种批评的最大差别在于和意识形态发生的关联上。说意识形态和批评的关联，并非是讲批评代表着某个政治观点，而是指它是一定意识形态氛围下形成的，批评主体（即批评家）又是受到一定社会文化模式的支配。比如，一个北欧的文学批评家，看了《斯人寂寞》后的感想是：好汉无好妻。这让我哭笑不得，但这个“哭笑不得”又极能说明问题——即对作品的臧否褒贬无不是批评家自己经过思考作出的。但他们的意见，其实都是各自所属的文化背景下可能产生的种种意见当中的一种。所以，面对一篇文章，众说纷纭，才是合乎常规、符合常态的批评现象。我这个人的大半辈子是在被批判中过活，很习惯。
王培元：对于《往事》，印在封底的龚育之、严家炎、孙郁诸位先生的评语，从各自不同的视角，或整体宏观、或深入细致地进行了简练、精辟的评说，亦可谓见仁见智，各抒己见。每位读者读了这部书，恐怕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吧。
章诒和：一个作品写出来，作者就和它没什么关系了。写作的冲动、愿望、目的、成败、意义及其想要达到的效果，都靠作品本身来判定。所以，我反对作家自己跑出来大谈创作感受和经验，更觉得那些用别人的钱来研讨自己的举动和场面，更是庸俗，甚至卑劣。
2003年12月12日——2004年1月22日，于北京东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