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非洲结缘，始于1964年。那时，我在教育部工作，随杨秀峰部长访问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和几内亚四国。我们是4月1日离京，到5月14日才回国，在非洲访问了一个半月。代表团成员有四人，除了杨秀峰部长和我，还有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教育部的司长胡沙。其中，杨秀峰部长最为年长，长我30岁；其次，是季羡林教授，长我17岁；那年我36岁，胡沙和我年纪相仿。一行人中，“老、中、青” 俱全。
算起来，此次非洲之行，已是将近40年前的事了。访问之后，季老曾发表过游记，我也即兴写过短文，介绍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黑非洲两种迥然不同的风土人情和文化氛围，以及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如火一般的兄弟情谊。
有必要说明一下当年前去非洲的路程，以见当时行旅之艰辛。我们一行先从北京飞到昆明，过夜。第二天飞往仰光，再过夜。第三天乘飞机到达卡（当时东巴基斯坦的首府），为换机票，在机场等到深夜，才乘上飞往卡拉奇的飞机，到那里过夜。在卡拉奇休息一天后，再飞往开罗。前后整整花去将近一周的时间，才终于踏上了非洲的土地。
非洲之行的第一站是埃及。我们在那里感受到了非洲文明的久远。当时，在金字塔有一种“声与光”的表演，茫茫夜色中，灯光和声音不停地变幻着，使人似乎感受到古埃及法老魂灵之间的对话。据说，这个节目几经修改，一直演到今天。
访问埃及之后，我们先是西行，访问了北非，然后南下，进入了非洲大陆的腹地。
上世纪60年代初，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一个接一个的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阿尔及利亚、加纳、几内亚、马里都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而中国是他们最坚定的支持者。
我们这次访问，正好是在周恩来总理访非之后不久进行的，警察见到我们的车队挂着中国国旗，都立正敬礼。沿途群众也纷纷招手致意，儿童高呼“周恩来！周恩来！”。各国都给予我们高规格的接待，这种高规格的接待，一定包括当地的土风舞蹈和非洲“塔姆塔姆”鼓的击鼓表演。黑人兄弟用形体和打击乐表现出的热情，使我们久久沉浸在浓浓的友情之中。
当时，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三国均独立不久，特别重视本国的教育事业，急于清除殖民主义统治的影响，希望培养自己的人才和干部。马里总统凯塔对我们说，马里要在10年到20年内解决所有学龄儿童入学问题。几内亚独立后，立即收回了教育主权，将私立学校国有化，几内亚总统杜尔亲自抓教育改革。马里、几内亚的教育经费占到国家财政预算的20%，其中学在校生一律供给膳宿，有的还提供服装。而阿尔及利亚的教育经费更是高达财政预算的30%，大学生全部享受为数相当高的助学金，在有的女子中学，学生有单间宿舍，伙食标准很高。
在访问马里时有个插曲。杨秀峰部长突然接到国内指示，让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前往桑给巴尔去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那时，东非的坦噶尼喀共和国和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决定合并组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杨秀峰部长此行需要翻译，但桑给巴尔一带是讲英语的，而团内是法语翻译。大家一再商量，看到我最年轻，还懂英语，便派我陪同杨老一同前往，既作秘书，也当译员，连同警卫任务也一起兼了。
当时，非洲各国之间的交通很不方便，一般都要先飞到欧洲宗主国后才能转机。为了去桑给巴尔，杨老和我就是先飞到法国巴黎。那时中法刚刚建交，尚未建使馆，只有一些先遣人员在那里。我们到了那里，要自己烧晚饭。从巴黎，我们再飞意大利罗马。那时，中意还没有建交，只好请阿尔巴尼亚驻意使馆提供帮助。由罗马，我们又转道肯尼亚，然后才到了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在那里参加完庆祝活动，我们又经苏丹、尼日利亚、加纳，飞回几内亚，继续我们的非洲之行。当时，杨秀峰同志已是66岁的老人，一路奔波，相当辛苦，好在一切顺利，我也总算圆满完成了此项特别任务。
非洲是我除苏联以外最早访问的地区。1964年的这次非洲之行，使我对这片土地的神奇和文化的多彩，有了亲身的感受和感性的认识。当时没有想到的是，十年后，自己会被派到非洲去当大使。
1974年7月，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几内亚大使兼任驻几内亚比绍大使。
我是那年8月重返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从机场到使馆的路上，我坐在汽车里，透过车窗，默默望着窗外街景，不禁回忆起十年前访问这里的情景。大西洋畔的科纳克里风光依旧，只是街旁的建筑比十年前陈旧了许多。在经济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当年人们随着民族独立运动所迸发的激情似乎也消散了。
出任大使，第一件事就是递交国书。几内亚外交部很快就做了安排。8月20日，我向杜尔总统递交了国书，并向他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问候和敬意。杜尔总统赞扬中几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说对于中国在各方面给予几内亚的援助，几内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递交国书的仪式十分隆重，几方的总理和十多位部长一起出席，显示了对中国的格外重视。
出任驻几内亚大使的同时，我还兼任中国驻几内亚比绍的首任大使。当时，几内亚比绍刚刚打完游击战，才宣布独立不久，政权正在建设中。
那年9月下旬，几内亚比绍政府决定在临时首都博埃——原游击队根据地——举行独立一周年的庆祝活动，邀请我出席庆典，并向国家元首卡布拉尔递交国书。
那次，一同前往参加几比庆典的还有其他国家的使节和宾客，共约20人。杜尔总统派出了飞机和车队。我们一行人先是乘飞机到了与几内亚比绍接壤的博凯省首府，然后改乘汽车进入几内亚比绍，前往博埃。
当汽车驶入几内亚比绍的国境后，满眼是非洲热带稀树草原的景色，野草遍地，人烟不见，甚是荒凉。草原上连路也没有，全凭当地人的经验，沿着丘陵谷地中以前留下的辙印前进。据说，我们走的就是当年游击队沟通前后方的小道。
经过一番颠簸，终于抵达博埃。我们下榻的“宾馆”是一间用竹子和树叶搭成的具有非洲特色的圆顶茅屋。茅屋内，放着两张简陋的竹架床，墙壁既透风又透亮。每天早上，都有当地妇女头顶一桶冷水，放在门口，供来客使用。茅屋后面，挖了一个土坑，上面留了一个小口，看了就知道是厕所。
尽管几比外交部竭尽全力，来宾的膳食需求仍然无法很好地满足，好在我们早就准备了罐头和饼干。
9月25日，在邻近的一间大一点的圆型茅屋里，我向卡布拉尔主席正式递交了国书。路易斯·卡布拉尔，我们又称他为“小卡”，是前任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总书记阿米卡尔·卡布拉尔的同父异母兄弟。他们兄弟俩都到过中国，对中国怀有友好之情。可惜的是，他的兄长在1973年被人暗杀了。20世纪60年代，我们支持几佛独立党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并为其培训了20多名干部，这些人后来在党政军部门都担任了要职。
在交谈中，卡布拉尔主席一再对中国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我们的第一批干部就是在中国培养的。在我们进行解放斗争的过程中，吸取了中国的经验，使我们战胜了敌人。在战争结束后，我们要依靠人民的力量恢复我国的经济，也需要吸取中国的经验。”
在我递交国书后不到一个月，几比政府迁都比绍市，即是葡萄牙殖民时期的首府。12月16日，我再赴比绍市，就建馆及提供水稻种植技术援助等问题同几比方进行磋商。几比领导人佩雷拉总书记、卡布拉尔主席和门德斯总理在会见我时，都对中国在几比设馆表示了热烈欢迎，允诺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国在最短时间内选择馆址，完成建馆工作。
比绍市是一座相当欧化的消费型小城。市内的建筑都是葡萄牙风格，房子不大，给人以小巧玲珑的感觉。城市也不大，驱车观赏街景半小时足矣。不过，各国大商行都在此设有代理行，葡萄牙、西欧和日本商品充斥市场。比绍市的经济发展落后，文化设施简陋，全市只有一家葡资啤酒饮料厂、一所中学、一家电影院、两座医院、几家兼卖少量书刊的文具店。当时，葡萄牙大资本家相继离去，资金大量外流。中小企业主勉强维持局面，但生意冷清，前景黯淡。我当时的印象是，振兴经济将是几比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日后，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分别成为两个独立国家，几比居民主要是非洲人，而佛得角大部分是葡萄牙人的后裔或葡非混血的居民。
最后，几比外交部为我们在比绍市的多明戈大街找到了一处二层小楼，我们就将它作为了中国大使馆。多明戈·拉莫斯是几佛独立党的杰出战士，曾任几比东部地区加布军区司令，在战场上牺牲了。这条大街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那时，作为驻几内亚大使，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两国间的经济合作。自建交以来，我国一直在援助几内亚的经济建设，一共有几十个援助工程项目，包括人民宫、电台、电影院、烈士陵园、茶厂、糖厂、卷烟厂、农具厂、榨油厂、水电站等，还派出了医疗队。这些项目都是当地发展民族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所急需的。不论是已建好交付使用或是正在建设中的项目，大使馆都要跟踪关注。
当时，中几两国的关系非常友好，套用杜尔总统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两国的天空始终晴朗无云。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一点问题也没有，非洲的事务自有其复杂的一面。
1975年11月16日，杜尔总统突然召见我，谈了安哥拉问题。会见时，主要是杜尔总统谈，谈了将近一个小时。当时在座的还有贝阿沃吉总理及九名主要部长。从这阵势中，可见杜尔对这次会见的重视。
大家握手落座后，杜尔开口说，今天召见大使，是因为几内亚民主党和几内亚政府有重要的话，请大使转达给中国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中几之间向来是相互信任和一致的。两国有着共同的目标，两国人民属于同一思想范畴、同一战略，双方行动与立场的一致，犹如一个人的左右手那样协调、统一。杜尔停顿了一下说，几内亚对国际问题，尤其是亚洲问题不甚了解，总是等北京表明立场后再表态，但对非洲问题，几内亚人民有着坦率、令人可信的先锋队的立场。说到这里，他将话锋转到了安哥拉问题。他神情严肃地说，目前安哥拉的局势非常严重，中方恐怕不了解内情。
那时，安哥拉人民经过长期斗争，刚刚结束了500年殖民统治，取得了独立。在长期的反殖斗争中，一共有三派力量，即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安哥拉人民的正义斗争，从不只支持任何一派，而是同时支持三派进行反殖斗争。
杜尔总统说，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是由几内亚民主党创建起来的，其主席罗伯托当年是拿着几内亚的护照去联合国大会发言的，并在几内亚的倡议下，才得到了非洲统一组织的承认和财政援助。但是，罗伯托后来成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几内亚对他进行了揭露，并建议把“安解阵”开除出非洲统一组织领导机构。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其主席萨文比公开承认得到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支持，也完全是帝国主义支持者。现在，当非洲听到中国站在了帝国主义支持者一边时，对几内亚人民来说是一种耻辱。
接着，杜尔缓和了一下口气说，安哥拉的实际情况是，自1961年2月4日起，只有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是在国内与人民一起进行反抗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斗争。“安解阵”一直留在扎伊尔，只是发表一些声明，并没有开展实际斗争，而扎伊尔的领导人蒙博托是叛徒，卢蒙巴就是被他杀害的。几内亚赞成中国在扎伊尔出现，并认为中国出现在一切反动的非洲国家都是好事，但是，中国不应该去帮助蒙博托的反革命力量。
杜尔最后说，几内亚请中国党、中国政府认真考虑非洲当前革命和反革命倾向的实际情况，不要损害非洲的反帝事业。
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中苏对抗在非洲的反映。我对杜尔总统说，昨天，中国外交部就安哥拉问题刚刚发表了声明。中国人民对安哥拉人民经过长期斗争取得独立、结束500年殖民统治感到高兴，并表示祝贺。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安哥拉人民的正义斗争，曾分别给安哥拉三派组织以各方面的援助。今年1月后，为避免安哥拉出现内战，我们不再向安哥拉三派组织提供新的军援。目前，安哥拉出现的令人痛心的局势，完全是由于超级大国争夺所造成的。我说，尽管非洲局势复杂，但我们深信，在排除一切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安哥拉人民一定能够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12月2日，我按照外交部发来的说帖，向几方系统介绍我国在安哥拉问题上的立场。外长西索科一听就知道问题的重要，立即找来了记录员，一字不漏地记下了谈话。除了“30分钟后即向总统报告”这句话外，他没有做任何表态。
之后，安哥拉问题便被搁置起来了，双方再未讨论。直到1976年10月28日我离任前向杜尔总统辞行拜会时，他才又谈及此事，不过，有点像是在自我辩解。
杜尔总统对我说，几方对中国是充分信任的，即使发生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这一信念也是不会改变的。中国正在为本国及全世界的无产者而奋斗，因此，在几内亚人民的心目中，中国的地位总是崇高的。几方决心保持、发展和加强中几关系。杜尔说，几内亚曾为中苏纠纷而忧心忡忡，有人曾怀疑几内亚纯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激进侧翼，而中国方面也可能认为几内亚直接或间接地采取了反华立场。几内亚一度处境困难，受到的威胁不仅来自帝国主义列强，还包括某些社会主义强国。他接着说，关于非洲问题，中几两国应有亲密无间的合作，期望能在任何考验中始终团结在一起。如有不同意见，那只是两国之间的事，不能让双方共同的敌人知晓。
我感谢他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也理解他对中苏分歧的担心。我告诉他，中国同几内亚的友好合作是不会改变的。双方对苏联的看法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中方不会要求几内亚在对苏关系上采取与我们相同的政策。
杜尔总统是从事工会运动出身的，以雄辩而闻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对民众有很大的煽动性，其演讲集当年就已出到60多卷了。在几内亚脱离法国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他几乎是一呼百应，最终取得了成功。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杜尔始终对非洲的民族解放事业满腔热忱，只是他不善于管理经济事务，在他的领导下，几内亚始终没有摆脱经济困难。1984年3月，杜尔总统因突发急性心肌梗塞而去世，时年62岁。
同是发展中国家，又都有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历史，中国和非洲各国，彼此容易理解对方对独立和自由的追求，相互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始终支持非洲人民不屈不挠地争取独立的斗争，并积极援助非洲各国发展民族经济的事业。因此，非洲人民及其领导人一直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朋友。同时，非洲国家也给了中国很多宝贵的支持和帮助。最令中国人民难忘的是，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决议时，76个国家投了赞成票，其中26个是非洲国家，占了三分之一。在联合国人权会上，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对中国施压。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国际人权斗争中，中国之所以能连续十次挫败反华提案，应该说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给予我国的坚决支持分不开。在涉及台湾问题的外交斗争中也是如此。尽管台湾当局利用非洲国家的经济困难，大搞“金钱外交”，但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仍站在我们一边，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搞台湾独立或“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和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
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制裁措施，在很多问题上，不断给我们制造了种种障碍。这时，又是非洲朋友挺身相助，在艰难的时刻伸出友谊之手。
1989年7月中旬，为了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开创外交新局面，我们召开了第七次驻外使节会议。我在会上做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报告，强调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不放，并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当时，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想办法走出去，打破西方的外交封锁，让世界各国看到，中国的大政方针没有变，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没有变。
那一段时候，国际上孤立中国的势头很猖獗，制裁中国成为一种时髦，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一如既往，仍是非常友好。
于是，我决定出访非洲。先是去南部非洲，访问莱索托、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安哥拉、赞比亚和莫桑比克六国。同年9月，又访问了北非的埃及和突尼斯。
在一路访问中，我着重向往访国的领导人介绍了中国国内形势，告诉他们，中国不会屈服于任何外部压力，别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更不能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于我们。非洲朋友都十分赞同我的观点，因为许多非洲国家在建设自己国家时，也常常会受到来自西方的压力。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说，他当时曾为中国的局势感到忧虑。安哥拉外长洛伊说，如果中国党、政府不能控制局势，后果不堪设想，对第三世界也将产生不利影响。更多的国家领导人向我表示，在即将召开的各国议会联盟会议上，如果讨论中国问题，他们的代表团将反对通过干涉中国的议案。
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到中国访问的第一位外国元首、第一位政府首脑、第一位外长都是来自非洲。他们表示，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访问中国，就是要向全世界表明，非洲是中国的真正朋友，即便是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也是如此。过去中国帮助了他们，因此，在中国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他们会不遗余力地表达对中国的声援。
这一切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无理指责、取消、推迟或中止高级互访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进入20世纪90年代，非洲的形势也日益严峻起来。在政治上，西方国家利用东欧剧变加紧向非洲国家施加压力，并以“援助”相要挟，企图在非洲全盘推行其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从而激化了非洲国家的各种矛盾，使各国政局更加动荡。在经济上，世界经济衰退，原料和农产品价格下降，加上流向非洲的资金减少，使大部分非洲国家负债累累，经济更为困难。这时，部分以前与苏联关系密切的国家，因苏联收缩对非洲战略而产生失落感。部分亲西方的国家，也因美国对其推行“美式民主” 而对西方感到失望。
在这种情况下，非洲国家将目光转向中国。他们看到了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力图借助中国的力量，捍卫本国主权和发展民族经济。这使得中国发展与非洲各国的关系有了新的意义和内涵。
江泽民总书记十分重视对非洲的工作，曾多次号召领导人多到非洲去，并以身作则，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亲自率团先后访问了北非、东非、西非、南部非洲等十多个国家。
1990年下半年，我再次出访非洲，访问了北非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三国。
1991年元旦过后，我又出访非洲。这一趟我访问了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四国。
1992年1月，我又做了同样的安排，访问了马里、几内亚、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加纳、纳米比亚六国，并过境南非。
从此，几乎形成了一个惯例，每年年初的首次出访，我都是去非洲访问。我算了一下，从我担任外长起，总共出访非洲12次，除了少数几个非建交国，我几乎走遍了非洲，其中有些国家不只去过一次，结识了非洲各国的领导人和外交部长。
在对非洲各国的访问中，我明显感到，非洲国家对西方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时附带政治条件非常不满。
1992年，科特迪瓦总统博瓦尼曾对我说，非洲两年来的“民主化”浪潮是一种狂热。贫穷和自由互不相容，饥饿的人是没有自由的。
喀麦隆比亚总统兴致勃勃地回忆起他1987年访华的情景，说中国的建设成就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还告诉我，喀麦隆近年也开始了民主进程，一个1200万人口的国家出现了70多个政党，又加上外来干涉，影响了国内的稳定。他说，喀麦隆尊重人权和民主原则，但有人利用这类崇高理想干涉别国内政，这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在非洲领导人中也属老资格了，执政已有36年。30多年来，政敌反对他，西方国家也不喜欢他。他多次遇险，却大难不死。20世纪90年代，他在非洲多党制的风潮中亦未落马。1995年我去多哥访问时，埃亚德马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两万多人的游行，表示欢迎。谈到人权时，他气愤地说，西方国家在殖民化时期从不讲人权，在掠夺非洲资源的时候也不讲人权，现在他们大谈人权，真是不知羞耻。
非洲共有53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世界和平离不开非洲的稳定，世界经济的繁荣也不能以牺牲非洲经济发展为代价。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不断为非洲说话。中国完全尊重非洲国家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斗争，支持非洲国家维护国内团结、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进行的努力，支持非洲国家要求减免债务，维护经济利益以及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等一系列合理主张。在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问题上，中国更是旗帜鲜明地支持非洲人连任。这一切都体现了中国对非洲的支持。
南非是非洲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与中国建交最晚的非洲国家。
随着国际形势和南非国内情况的变化，南非种族隔离政府开始着手改善对华关系。1989年4月，南非政府“非正式”委托南非中华总公会主席梁兆礼先生，向中方传递愿意发展双边关系、最终实现建交的口信。5月，中方通过梁先生转达口信，对南非政府的态度表示了赞赏，并希望南非方面能顺应历史潮流，采取开明政策。至于开展双边交往，中方表示，愿在条件成熟时予以认真考虑。
到了1990年，南非政府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向中方传递希望建立关系的信息，并感谢中国在发展两国关系和支持南非国内问题政治解决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甚至表示，可以在外交上进行默契配合。显然，南非迫切希望同中国建立正常的直接关系。当然，我们也愿意同南非建立正常关系。不过，这里有关键的两点：一是南非必须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二是南非必须同台湾断绝所谓的“外交关系”。
1991年，南非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性变化，种族隔离制度的三大支柱性法律《集团居民法》、《土地法》、《人口登记法》行将废除。这标志着这种违反人权、不得人心的种族隔离制度将很快成为历史。南非各主要政治力量均有寻求妥协的政治意愿。政治解决南非问题，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这时，非洲国家对南非的态度出现了较大松动，国际社会对南非的制裁也开始大幅放松。
我国与南非关系正常化的两大障碍之一即将消除，但另一障碍——台湾问题依然存在。
这一年10月，南非外长博塔秘密来华，随行的还有南非外交部副总司长伊文斯、南非驻香港总领事布富雅等。我在首都机场的一间休息室同他会面。会面后他就当即乘飞机离开。
博塔在1977年45岁时就出任外交部长，被认为是南非国民党内主张“改革”种族隔离制度的自由派的“精神领袖”。他曾发表言论说，如白人种族集团的权利和安全得到保障，新的宪法结构中，可以有黑人总统，因此曾受到过党内保守人士的训斥。
会见时，博塔首先向我解释说，南非白人的主体是荷兰人，他们很早就到非洲了，应该说也是非洲人。正如英国人到了北美，被称为美国人一样。18世纪末，英国人进入南非，战胜了荷兰人的后裔布尔人，南非随即成了英国的一个自治领地。因此，谈南非白人，不能笼而统之，英国人是侵略者，荷兰人是抵抗外来侵略的。
接着，他向我介绍了南非问题政治解决的进展情况以及南非政府的有关政策。
我表示，你介绍的南非历史，根本没有把黑人看成是当地居民的主体。南非白人政权奉行种族隔离制度本身是不人道的。中方希望南非政治解决进程能够继续下去。
谈到双边关系时，我对他说，南非是非洲重要国家，中国是亚洲重要国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国关系应该向前发展。两国外交部官员已经有所接触，中方建议互设机构，建立直接联络渠道。中国新华社也准备向南非派常驻记者。总之，双方可先进行些接触，然后再探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博塔说，要相互交往，建立可靠的联络渠道十分重要。欢迎中方到南非设立常驻机构。过去受西方新闻媒体宣传的影响，南非多年来对中国有许多误解。现在，中国正在按自己的文化传统方式，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若中国继续进行改革开放的话，在下个世纪，必将成为最伟大的强国之一。
博塔注意到了我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提醒，他接下来谈了一大段话，显然是早就准备好的。他说，南非与台湾的关系由来已久，是在当时南非十分孤立的背景下建立的，如今解决起来，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南非坚持一个中国、一个国家的观点，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希望中国能够克服分裂，实现统一。
博塔访问回国后，给我来了一封信，称此次访问颇不寻常，感谢我给了他及其国家特殊和重要的礼遇。他在信上说，会谈“是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历史性的首次接触”，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非凡的历史。相信中国将在非洲大陆及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良好的关系中获益甚多。我们极为重视与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中国人的关系，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将适时得到发展。由于我们的这一会见，在目前情况允许的范围内，这样做的渠道已经开通。”
南非新闻界披露了博塔此次访问，认为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外交突破，为双方未来的官方接触铺开了道路，并猜测，双方可能会以科学、文化和其他研究机构的形式，在对方领土互设“间接代表机构”。
就在这一年，经过多次秘密磋商，我们和南非就互设非官方机构问题达成了协议。
1992年2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在比勒陀利亚设立了南非研究中心。同年3月，南非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也在北京正式挂牌。
1992年1月，我准备出访西非五国，在外交部的出访请示报告上，我加上了南部非洲的纳米比亚。当时，纳米比亚刚刚独立一年多，是进一步加强往来的好时机。
由于历史原因，非洲国家与前宗主国一般都有直达航线，而彼此之间的航线却很少。我访问西非的最后一站是加纳，从加纳到纳米比亚没有直飞的航线，必须经过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从那里到南非约翰内斯堡，再转机去纳米比亚。这样的路线安排，就有了一个过境南非的机会，要在约翰内斯堡机场停留转机。
中方就此同南非方面联系，南非方面很快同意，并表示愿为我们一行提供一架专机，将我们送到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去参观访问，并在那里会见博塔外长，然后，再送我们直飞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因此次仅是过境，又是对博塔在北京机场见面的回访，并非正式访问，所以，我谢绝了南非方面的热情邀请，仅同意在约堡机场与博塔外长会面。
会见中，我们就南非形势、非洲形势和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博塔介绍了南非国内形势的最新发展，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表示非常赞赏，相信南非与中国有许多共同利益，关系将会不断发展。他说，他不会放弃同中国发展关系的努力，并感谢我去年对他的热情接待，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见面。
我说，自上次会晤以来，我们两国关系有了很大发展，尽管离达到关系正常化还有一段路要走，但目标明确，双方应保持接触，增加信任。我再次向他表明了中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
会见后，博塔外长在机场宴会厅设宴招待了我们，气氛颇为融洽。宴会结束后，博塔提议我们去看看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比勒陀利亚距约翰内斯堡机场只有40公里左右。因为还有时间，我们就接受了这一邀请，同意坐车去一览市容。车队行驶的途中，大家曾下车，伫立山巅，远眺这座著名都城。少顷，驱车入城，隔车窗望出去，只见道路畅通，高楼林立，犹如身临欧洲都市。不过，这是一座只供白人享用的美丽城市。由于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只能白天进城工作，晚上却不能待在城里，必须回到城外的黑人社区。
这次我与博塔在约翰内斯堡的会晤，是我国调整对南非政策方面迈出的较大一步。会晤虽以过境方式举行，但也给了台湾当局重重一击。为此，台湾驻南非“使馆”异常紧张，深恐动摇其在非洲的这一重要据点，立即向南非外交部提出了“强烈抗议”。
此次，我除了会晤博塔外，还会见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副主席西苏鲁、阿扎尼亚泛非主义大会副主席姆塞尼克等，向他们通报情况，争取南非各解放组织对我们调整南非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在见西苏鲁时，我请他转告曼德拉主席，中国政府和杨尚昆主席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我也邀请西苏鲁在适当的时候访华。西苏鲁说，曼德拉主席非常渴望去中国访问，一旦时机成熟，即可成行。
曼德拉是在世界享有盛誉的非洲政治领袖人物。他为废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领导南非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1964年6月，他被南非白人政权投入牢狱，从此在狱中度过了近27年的铁窗生活。他始终没有屈服，一直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在南非成千上万黑人群众和国际社会的声援下，南非政府才于1990年2月11日释放了曼德拉。他出狱时，已经73岁了。
曼德拉获释后，中方以不同方式向他表示了祝贺。3月28日，我在七届三次人大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们对南非当局释放曼德拉感到高兴。
曼德拉获得自由后，即对非洲国家展开一系列访问。在他访问赞比亚和乌干达时，中国驻两国的大使或临时代办都拜访了他，代表我们党邀请他10月访问中国。曼德拉说，他对中国心仪已久，很想去看看那块伟大的土地和人民。只是10月份访问远东，日程安排太紧，难以实现。中国是个大国，安排访问时不能太匆忙，来年5月份比较从容，届时，可以好好看看中国。
曼德拉本人虽多次表示愿意尽早访华，却迟迟没有成行，不免令人感到奇怪。后来，他身边的人向我们透露，曼德拉希望我国以政府名义正式邀请他。这次，我特意请西苏鲁向他转达了我国政府和杨尚昆主席对他的正式邀请。
半年之后，1992年10月4日至10日，曼德拉访华之旅终于成行。杨尚昆主席举行欢迎仪式，会见并宴请了他，江泽民总书记也会见并宴请了他，李鹏总理同他进行了会谈。中国政府还向“非国大”捐款捐物1000万美元，北京大学授予曼德拉名誉博士学位。接待规格之高，如同接待国家元首。曼德拉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对自己所受到的真诚欢迎和高规格的接待，深为感动。
三年来，我们通过多渠道的广泛交流，无论是南非政府，还是“非国大”领导人，对我国政治解决南非问题的立场，以及对台湾问题的实质，都有了更为清楚的了解，这为两国正式建交做了良好的铺垫。
台湾当局对我们在南非的外交攻势感到非常紧张，密切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想方设法地加以阻挠和破坏。他们施展各种手段，加紧拉拢南非政府和行将上台执政的“非国大”。曼德拉访问中国时，就坦言相告，他已收到台湾的邀请。他解释说，他和“非国大”都感谢中国的长期支持，珍视同中国的友谊，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设法把台湾驻南非的官方机构赶出去。他承诺，关于对访台邀请的处理，“非国大”一定会事先同中方进行磋商，不会背着中国朋友另搞一套。
1993年至1994年间，南非国内局势正处于重大转折时期。南非多党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各派商定，在1994年4月举行首次不分种族的民主选举。
曼德拉访华后，台湾立即允诺向“非国大”提供2500万美元的援助。当时“非国大”为了赢得大选，正急需竞选资金。“非国大”又是一个人员广泛的民族运动组织，存在着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派别，其内部有一股亲台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下，“非国大”决定曼德拉接受访台邀请，寻求资金援助。
为了不使曼德拉的台湾之行影响到“非国大”与中国的关系，“非国大”派其国际部主任、现在的南非总统姆贝基到中国来做解释。我会见了姆贝基。
姆贝基说，台湾已答应向“非国大”提供大额援助，邀请曼德拉赴台接受援助。“非国大”认为这笔援助很重要，决定由曼德拉于1993年7月赴台接受。这样做并不意味着“非国大”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非国大”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会背叛老朋友。“非国大”将努力改变中国与南非无外交关系的状况，相信这种改变已为时不远。
我回答他说，希望“非国大”警惕台湾的这种活动，你们接受援款可以理解，千万不要接受台湾附加的任何政治条件。我们相信“非国大”会妥善处理同台湾的关系。
这一阶段，南非政府的对华态度也有了一些新的动向。从双方接触的情况来看，南非政府更重视同我们发展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对发展两国政治关系不太积极，因为在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南非不会舍弃台湾。而“非国大”的根本思想是，不抛弃台湾，同时，又不忽视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试图转向“双重承认”。
对此，我们十分警惕，也是有所准备的。
1993年10月，南非总统顾问维尔容来访，我同他见了面。维尔容说，就南非而言，两国建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南非民主改革成功与否，以及谁将担任国家首脑。如果曼德拉获胜，将有利于南非与中国建交；如果德克勒克当选，则倾向于与台湾保持“大使级关系”，而不急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德克勒克更愿意增加向中国的出口，着眼于经贸利益，希望在经济上获得更多实惠。如果中国能够比较成功地支持南非经济的发展，则会对建交有利。但无论如何，南非与台湾的关系是要保持的，南非不愿意失去在台湾的利益。
他的这一番言论，更证实了我们的一个判断：南非白人政府是不可能放弃台湾而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
斗转星移，转眼到了1994年。根据南非公布的日程，大选将于这一年4月27日至29日举行。这次选举，对我国和南非都是至关重要的，有可能成为中国与南非关系正常化的契机。
年初，我对外交部的同志说，对南非大选后两国建交之事要早做准备，制定具体方案和对策，争取顺利实现建交。
为此，田曾佩副外长在南非大选前，以中国驻南非研究中心客人身份访问了南非，与南非各方面高层人士广泛接触，争取南非在大选后与我们顺利建交，其中重点是做“非国大”的工作，推动其尽早与我们开始建交谈判，以争取在南非大选前就两国建交事宜和大选后邀请我们而非台湾官方代表出席总统就职仪式达成内部谅解。
2月20日，田曾佩副外长会见了曼德拉和姆贝基等人，并向曼德拉转交了江泽民主席的信函。江主席在信中预祝曼德拉和“非国大”在此次大选中获胜，并期待着一个统一的、民主的、种族平等的新南非的诞生。江主席表示，随着新南非的诞生，中国与南非关系正常化问题提上了日程。中方非常高兴地注意到阁下一再重申，“非国大”将按照联合国的立场处理对华关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在谈话中，田曾佩副外长强调，新南非与中国建交，大选后不邀请台湾方面代表出席庆典，是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中方希望在大选前即与“非国大”就两国建交问题达成谅解，新政府成立后，双方即签署文件，宣布建交。
曼德拉表示，多年来，中国始终给予“非国大”援助，对此非常感激。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南非建交这件事是早应该做的。两国建交，对两国都十分有利，将认真研究中方提出的看法，也要考虑南非现政权同台湾已经建立起来的外交关系，以使这个问题得到全面解决。
田曾佩副外长还向姆贝基提交了我方准备的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和谅解备忘录，供“非国大”研究，以便双方在南非大选前达成原则协议，同时再次阐明中方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
姆贝基表示，“非国大”一再重申其一个中国的立场，并认为同中国发展关系十分重要，双方建交不存在问题。但是，由于目前忙于竞选，又要处理许多复杂的政治斗争问题，还要制定大选后的各种计划和人事安排，恐怕无暇开展建交谈判。此外，未来的南非政府，将是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南非现政府的一些人也要参加，他们的对华立场与“非国大”很不一致，“非国大”需要时间来做他们的工作。至于邀请我方代表参加新总统就职庆典问题，姆贝基未做明确承诺，仅表示，中方关于应由中国而不是台湾官方代表参加新总统就职仪式的主张，是符合逻辑的。但是，“非国大”难以劝阻现政府不邀请台湾官方代表团出席庆典。
从“非国大”领导人的表态来看，新南非政府成立后，两国建交的进程还会有一些障碍要克服。
为了体现我国在处理重大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扩大我国在南非的影响，我们决定参加联合国南非观察团行动，派出了45人前往南非，观察全民选举。
3月30日，南非庆典筹备委员会发出邀请信，请江泽民主席出席5月10日举行的新总统就职庆典，但同时也向台湾当局发出了邀请。李登辉视其为救命稻草，赶紧宣布将亲自率团出席。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派政府代表团出席，而只派了一个民间性质的代表团出席仪式。
“非国大”执政后，南非新政府并未马上做出与台湾“断交”、与我们建交的抉择，而仍是幻想着“双重承认”的可能。新南非领导人甚至做出了“不会因与中国建交而与台湾断交”的表态。
这给台湾当局造成了可乘之机。台湾当局力图以南非作为台湾推行的“双重承认”、“两个中国”政策的突破口。台湾“外长”钱复在台湾立法院声称，台湾准备接受南非对海峡两岸的“双重承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立即发表谈话，对此进行批驳，指出钱复的讲话是台湾当局不顾民族大义、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分裂祖国的又一图谋。中国政府赞赏南非总统曼德拉和“非国大”坚持一个中国、承诺将按照联合国惯例解决对华关系问题的立场，相信中国与新南非的关系，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得到全面发展。这不仅有力地揭露了台湾当局的险恶用心，同时也向南非新政府及国际社会表明，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反对搞“双重承认”的坚定立场。
同时，我们加大了与南非新政府沟通的力度。
6月23日，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肇星在纽约会见了南非新政府的外长恩佐，祝贺南非重返国际大家庭，表示我国愿与南非建立和发展正常关系。恩佐回顾了自己1986年的中国之行，说他十分珍视与中国人民的友谊，南非重视与中国发展关系。但又说，南非与台湾之间毕竟有一段很长时间的关系，双方签有许多协定，有不少合作项目，南非调整对台关系，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希望中方能够理解。
7月，我请新任驻南非研究中心主任吉佩定向恩佐外长转交我的一封信。在信中，我对新南非的诞生表示祝贺，强调新南非的诞生为中国与南非实现关系正常化创造了良好条件，中国政府愿随时与南非政府就两国建交问题开始接触。我还邀请恩佐外长再次访华。9月7日，恩佐给我复信。他在信中说，南非同中国的关系正在跨越政治党派的界限，得到民族团结政府的关注，希望能在双方利益和国际惯例的基础上很快解决这一问题。
9月28日，我在纽约出席联大期间会见了恩佐外长。我对他说，中国一贯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现在新南非已经诞生，希望两国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恩佐表示，新南非恢复在联合国席位时，中国给予了支持，两国已有了很好的关系。南非了解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愿意全面发展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过去的种族隔离政府与台湾有关系，这是现在民族团结政府所面临的问题。相信不用很长时间，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但需要有耐心。
我向他指出，中国对南非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要求，只是希望南非新政府像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采取同样的做法，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在一个中国政策的前提下，中国不反对南非保持与台湾的经济关系。中国愿意参与南非的经济发展，也欢迎南非参与中国的国际经济合作。南非的民族团结政府刚刚建立，新政府需要处理的问题很多，我们对此理解，也有耐心，但是，我们希望南非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采取与绝大多数国家同样的立场。
在中国与南非发展关系的过程中，曼德拉显然是最为关键的人物。他在南非国内和国际上都有很高的声望，在中南非建交问题上，他的态度至关重要，因此，他也成了我们工作的重点。
当时，曼德拉欲凭借其个人威望，在台湾问题上创下一个美、英、日等西方大国都办不到的“双重承认”的先例。他曾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南非尽管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但无意同台湾断交。
是年7月上旬，应我国外交学会邀请，南非议会外委会代表团访华。该团是由南非议会中各主要党派代表组成，有着广泛的代表性。行前，曼德拉曾专门指示，要求他们重点了解与中国建交的利弊。
我在北京会见了这个代表团。在会见时，我着重就中国与南非关系，以及台湾问题，向他们详尽地阐述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和鲜明观点。代表团成员通过此次访华，对中国不接受“双重承认”的立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代表团团长南非议会外委会主席沙特纳说，这次访华对南非调整对华政策将产生影响。
同年11月18日，曼德拉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与江泽民主席已经有过接触，与李鹏总理的关系也很好。现在我们正在努力解决外交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与台湾有外交关系。我不断向国际社会解释我的这种态度：我们一直与台湾有外交关系，除非台湾做出一些什么事情，向我证明应该取消这种关系，否则我看不出有什么道义上的力量，能够取消这一外交关系，我准备保留它。尽管联合国对此有过决议，我也对决议表示尊重，但我们现在有着很特殊的情况，我必须根据南非人民的利益行事。我准备就此进行谈判。”
曼德拉公开表示奉行“两个中国”政策的态度，构成两国建交的障碍。这个障碍不克服，中国和南非建交的事情将会一拖再拖。
江泽民主席11月30日给曼德拉去信说：我对阁下所谈尊重联合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愿与中国建交并准备进行建交谈判表示赞赏。我时常回忆起阁下1992年对中国的成功访问，对阁下关于新南非将按国际惯例解决对华关系的讲话记忆犹新。中国人民和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对阁下始终怀有友好感情。中国人民曾把南非人民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视为自己的斗争，并同南非人民分享过新南非诞生的喜悦。江主席在信中又说，我们都认识到，要实现两国建交，就必须妥善解决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牵系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12亿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绝不会接受“双重承认”。中国与世界上15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成功地解决了台湾问题。相信阁下会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推动中、南非关系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国政府愿对南非政府为发展两国关系采取的实质性步骤做出积极反应。
应该说，“非国大”领导层对我方立场的理解是明白无误的。南非制宪议会主席、“非国大”总书记拉马弗萨就曾说过，台湾试图用金钱拖住南非，手法极为卑劣。在这一问题上，南非不应继续采取骑墙态度。
12月初，“非国大”召开执委会，讨论对华关系问题，曼德拉出席了会议。“非国大”执委会建议政府派一高级代表团访华，同中国讨论两国关系问题，启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另外也将派团赴台湾，将有关决定通知台湾。会议就一个中国的立场达成了共识。
曼德拉对“非国大”执委会的决定表示同意，但他又认为，“非国大”接受了台湾方面的财政援助，不应被人视为“忘恩负义”，不能只凭一纸声明，就终止同台湾的关系，把台湾甩掉，而应派人赴台，将“非国大”的立场向他们说清楚。
台湾与南非的关系久远。
1948年，南非国民党执政后，变本加厉地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暴政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和抵制。
1962年，恰恰在南非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刻，台湾乘隙而入，同南非建立了“领事关系”。1976年，又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以后十余年间，移居南非投资办厂的台商高达一万余人，合资公司、企业、银行等约有300多家，台商还购买了大片的土地进行经营。这是台当局维系与南非关系的重要经济基础。在国际社会制裁南非期间，台与南非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签署了数十项“政府间”协定，双边贸易额每年约15～19亿美元，南非顺差5亿美元，得到了不少实惠。台在南非纺织及鞋业、塑料制品、箱包、金属加工等工商和服务业投资15～16亿美元，雇用员工4万余人，其中黑人占85.8%。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南非国内政治改革的发展，台湾极为担心将来黑人一旦掌权，台湾就会失去在新南非的阵地。因此，加大了对南非黑人解放组织示好的力度，频频招手，或派人出席这些解放组织的全国代表大会，或邀请其领导人访台，送上援助。
曼德拉执政后，台承诺捐赠4000万美元给为安置前“非国大”武装人员而建立的职业培训中心，全力支持南非新政府的“重建和发展计划”，先后向其电力、电信、交通部门及小农计划提供了四笔优惠贷款。
台湾当局对南非欲与我们建交感到极为紧张，加紧在南非活动。1996年，李登辉向南非做出了每年援助5亿美元的姿态。这年的8月下旬至9月初，台湾当局还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率团，考察南非的经济、贸易情况，与南非签署了多项合作协定和备忘录。徐立德还随口允诺，台湾将提供50亿美元资金，帮助南非建一座石化工业园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徐立德随口的允诺，反倒引起南非企业界和政界人士的怀疑，50亿美元毕竟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数目啊。
从20世纪50年代起，南非的黑人、有色人和亚洲人掀起了大规模反对种族隔离的群众运动。我国一贯坚定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把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视为非洲大陆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解放事业的组成部分，同“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等南非民族解放组织，建立和保持了友好关系。在那种情况下，中国自然不可能和南非建立外交关系。
南非新政府成立后，曼德拉执政，中国和南非的关系理应有一个突破。
1996年3月下旬，恩佐外长应邀正式访华，这是曼德拉执政以来首次派内阁部长来华与我们讨论双边关系问题。
恩佐向江泽民主席转交了曼德拉的信。曼德拉在信中说： “民主南非从前政权继承了一种状况，即与台湾有外交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仅有非官方关系。我们希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同意您的观点，两国建交需要妥善解决台湾问题。我们认为台湾的地位本质上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如果你们要求的话，我们愿意以任何方式，帮助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之间的问题。”
江主席语重心长地对恩佐说，曼德拉总统阁下知道，从毛泽东主席开始，中国就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反对种族歧视、反对殖民主义，是我们的一贯主张。曼德拉坐过近27年牢，我钦佩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中国人民对他也很尊敬。我们理解曼德拉执政后，继承了前政权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也理解他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情谊。在此，我不想使用外交辞令，只想直接、坦诚地告诉曼德拉总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必须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我们不可能接受“双重承认”，也不希望在受人尊敬的曼德拉手中开创一个先例。
我同恩佐也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他坦诚相告，南非新政府继承了前政权遗留下来的困难局面。为了实施经济重建与发展计划，增加就业机会，解决失业难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台湾承诺为其“重建与发展计划”搞一些项目，如建立职业培训中心，更新武器装备，等等。台湾的援助估计达三亿美元。这是南非现在所急需的。接着，他话锋一转，又说，南非同中国没有建交是极不正常的，希望中方提出明智的建议，使南非能够走出在解决两国关系中进退维谷的困境，并说，代表团访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听取中国方面帮助我们摆脱困境的建议。
我回顾了中国和南非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及两国近年来关系发展情况。我说，两国互设研究中心，是我与南非前政权的博塔外长所确定的。那时的南非在发展两国关系方面还做了点事，以“非国大”为主体的南非民族团结政府应比前政权做得更多一些。中方深信，中国和南非作为在各自地区有影响的大国，在政治、经济和国际事务中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早日实现建交，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针对南非担心与中国建交后经济受损的心理，我明确告诉他，中方不反对南非与中国建交后同台湾保持经贸关系，相反，我们愿意看到台湾与南非经贸关系继续发展，但是，这种关系必须是民间性质的。我知道，南非与香港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香港是南非第二大亚洲投资者，南非至香港的航线是南非至远东最重要的航线之一，对南非有着重大意义。于是，我又向他指出，香港将于1997年7月回归中国，而香港和南非之间有着广泛的经济交往。我们希望两国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以有助于维护南非同香港相互间的经济利益。
这次谈话，对恩佐有所触动。他表示，对一些问题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将立即向曼德拉总统报告有关情况，以便早日做出决断。
1996年4月底至5月初，联合国第九届贸易和发展大会在南非举行，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南非领导人再次接触的机会。中央决定由吴仪部长任中国政府经贸代表团团长，让她再次与曼德拉总统、恩佐外长商谈。
在与曼德拉会见时，吴仪部长转交了江泽民主席给曼德拉的复信。在信中，江主席重申了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和关于两国建交问题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人民有能力自主实现祖国的统一。吴仪部长还从经贸角度说明了建交有益于两国的经济发展。吴部长说，近年来，双边经贸关系是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和政府经贸协定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若两国实现建交，则会为两国全面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巨大的保证。因此，希望能站在21世纪的高度，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尽快做出同我国建交的决策。
曼德拉总统表示，“非国大”绝大多数执委都支持现在就与中国建交。他们都清楚，如果南非不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中国是不会同南非建交的。但他又说，对这个问题应该慎重，希望能谨慎处理。南非将派代表团到北京和台北讨论此事。南非热切希望尽早同中国建交，但也要向台湾说明。
那年11月26日，曼德拉主动邀请我国驻南非研究中心主任顾欣尔共进午餐。落座后，曼德拉就说，他已做出了南非不晚于1997年底同台湾“断交”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决定，并说，当天上午已将这个决定通知了台湾驻南非“大使”陆以正。
第二天下午，曼德拉总统、恩佐外长和帕哈德副外长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并希望于1997年1月开始与中方进行建交谈判。
11月28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欢迎南非总统曼德拉有关中国与南非关系正常化的积极表示，指出中国与南非分别是亚洲和非洲的重要国家，两国根据国际惯例早日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将为两国在多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开辟广阔前景，也有利于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
台湾当局对南非新政府的决定虽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极大震惊。台湾“外长”章孝严急忙赶赴约翰内斯堡，试图挽回局面，要求南非方面重新考虑其决定，或将断交时间推迟三年，还表示，不然，台湾方面将做出强烈反应。
12月5日，曼德拉给江主席写信。他在信中明确提出，南非将于1997年12月31日结束对台湾的“外交承认”，现在正是南非遵循国际惯例，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平稳过渡的合适时机。他也谈到，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无疑将使南非付出重大代价，然而，南非相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迅速扩大，将会使可能出现的损失得到弥补。
从上述信中可以看出，南非做出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决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们抓住时机，积极响应。
江主席给曼德拉总统复了一封长信，对他的决定表示赞赏，希望即将开始的建交谈判能取得积极成果。他在信中说，值此世纪之交，世界各国的政治家都在筹划各自国家的未来发展战略。他愿与曼德拉总统共同探讨如何将一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中南非关系带入21世纪。最后，他邀请曼德拉总统在方便的时候，再次访华。
1997年1月下旬，外交部部长助理吉佩定赴南非进行“工作访问”，与帕哈德副外长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了首轮谈判，递交了中方准备的建交公报和备忘录。吉佩定分别会见了曼德拉总统和恩佐外长，向他们转交了江泽民主席和我的信。他还会见了南非议长、各党派的领导人，介绍中方的立场和原则。南非方面再次确认不晚于1998年1月1日与中国建交，基本上接受了中方在文件中所提出的立场。
这第一次的正式外交谈判，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我在致恩佐的信中，积极评价了新南非诞生以来，在非洲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我说，中国与南非在国际事务中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愿在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加强与南非的磋商和合作。我告诉他，1997年将是中国、南非关系发展十分重要的关键一年。为了顺利完成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使命，我欢迎他在1997年适当的时候访华。
与南非举行的第二轮建交谈判，比预定时间稍晚了一些。6月8日，帕哈德副外长抵京，进行工作访问。这次工作访问一共进行了四天。最后，双方就建交公报和内部谅解备忘录达成了一致，并草签了文件。
南非在文件中确认，不晚于1997年12月31日与中国建交，同时，明确承诺与台湾“断交”、“废约”、“撤馆”，今后不再与台湾保持“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我方对南非在香港的利益也做了临时性的安排，即1997年7月1日至12月31日，南非驻香港总领馆暂时保留；南非—香港间现有民航安排及互免签证待遇暂时不变。中方还同意南非航空公司至日本航线班机飞越我国领空。南非方面对中方的有关安排感到非常满意。
同年9月，我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在联合国总部会见了同时出席联大的恩佐外长。那时，两国建交的根本问题已经解决，会晤的气氛因此是轻松和愉快的。我们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具体安排、双边关系中的交流合作，甚至未来南非驻华使馆馆舍等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
恩佐说，南非与中国建交的决定不可逆转，现在需要采取具体步骤确保在年底前实现两国建交。双方已确定由外长正式签署文件。目前的问题，就是找到一个对双方合适的时间。如果我届时能前往南非，将会受到热烈欢迎。
1997年12月28日，我应恩佐的邀请，正式开始访问南非。30日，我与恩佐签署了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和谅解备忘录。据此，从1998年1月1日起，中国和南非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当我抵达开普敦时，曼德拉总统特意中断在外地的休假，赶回开普敦的官邸，会见并宴请我。曼德拉说，我首次对南非的访问极为重要，南非希望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他回忆起20世纪50～60年代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交往， 对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中国老一辈领导人表示缅怀和敬仰。
在谈到建交一事时，他自我解嘲说，“非国大”在讨论同中国建交时，各位领导人都同意尽早实现，只是他本人，由于年长而比他们更加耐心一些。现在中国和南非已经实现建交，以前的事情也都过去了。
1998年元旦，是中国、南非建交之日，中国驻南非共和国大使馆在那天举行了开馆仪式。大使馆是一座二层办公楼，坐落在比勒陀利亚市东区东西走向的瑞而斯大街972号院内。出席开馆仪式的，有恩佐外长、南非各界知名人士、当地华人和华侨代表，以及中国使馆全体馆员等，一共300多人。许多人放弃了新年的第一个节日，来此参加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
上午9时，我宣布大使馆正式开馆，随后致贺词，并揭开了崭新的馆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使馆大院。人们相互祝贺，全场一片欢腾。
为建交倾注心血的恩佐也显得格外高兴，代表南非政府向我表示热烈祝贺。
中国、南非建交，在南非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非国大”率先发表声明，高度评价了曼德拉宣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台湾“断交”的决定；南非白人政党民主党也认为，从国际政治现实和南非长远经济利益出发，南非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是不可避免的；南非著名大报《星报》发表了题为《终于有了一个中国政策》的评论，指出中国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和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影响，早已让世界承认了中国，南非除了跟随世界潮流之外，别无选择。
国际社会也广泛给予了好评，许多非洲国家赞扬，这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此事不仅是中、南非关系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与非洲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南非与中国建交，在政治上获得一个全新的强大盟友，同时也获得了不可忽视的经济伙伴。一些媒体指出，中、南非建交使台湾当局失去了最大的一个“建交国”和在非洲的重要外交支柱，台“务实外交”因此受到了又一次的沉重打击。
从曼德拉总统1996年11月27日宣布同中国建交，到台湾驻南非“大使馆”降旗摘牌的一年里，台湾的“外交机构”及其人员就一直笼罩在一片悲凉的气氛中。73岁的陆以正，曾先后受到蒋介石、蒋经国、严家淦和李登辉的重用，是台湾“外交界”的四朝元老。他曾竭力阻止南非同中国建交，但仍以失败而告终。
这就是当今世界的大势，任谁也阻挡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