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淞沪会战爆发了。日本海军和陆军争相出战，均遭重挫；而在针对此战的外交会议上，中国外交奇才颜惠庆遭遇国联的雷人规则。
枪响时，蔡廷锴正在朋友家作客。
在接到张若嵩打来的电话后，他并未感到吃惊，而是很从容地回答：按计划行事。
然后他放下电话，跟着朋友上楼，隔着窗户看到，闸北方向果然不断有一道道密集的枪火划过天空。
下楼。
总指挥蒋光鼐、警备司令戴戟已在楼下等候。
三人携手步行前往设在真如车站的临时总指挥部。
就好象一次饭后悠然的散步。
一千多年前，相邻的地方。
负责坐镇南京（建康）的谢安正在家里和宾客下棋。他的侄子、淝水之战总指挥谢玄派人送来一封信，谢安看了看，默不作声，随手往旁边一放，继续下棋。
所有的客人，下棋的，观战的，都坐不住了。大家本来就很纳闷，眼看前秦大兵压境，已经火烧眉毛了，谢老怎么还有闲心让人陪他下棋。要知道，兄弟们的脑袋可都拴一块，搁这儿呢。
很多人在心里嘀咕，这信可能不是什么好信，没准是前方吃了败仗，否则还不早宣布消息了。
有人忍不住了，终于小心翼翼地问到了信的内容。
没事，说吧，我们还……挺得住。
谢安头也未抬，随口答道：“信上说，小孩子们在前线打赢了。”（“小儿辈大破贼”）
在确证这一消息后，众人疯狂了——除了谢安本人。
这位东晋第一人、神仙一样的人物照样神色不变，棋照下，茶照喝（舞是后来庆功时跳的），眼神中只有一如既往的从容和淡定。
所谓“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时人有言：安石（谢安字安石）不出，如苍生何！
信哉斯言。
引用中的话，可作如下评点：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和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和首任的军事主管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部队就有了灵魂。
现在这支部队的名字叫19路军。
因为一切早已了然于胸。
因为一切早已准备就绪。
因为一切早已置之度外。
从19路军的主帅走向临时指挥部开始，这场战斗的气势就确定下来。
在指挥部，蔡廷锴向南京发去密电：闸北已经开火，我军决意抵抗。
闸北保卫战
盐泽的这次进攻具有一定的突然性，占领天通庵车站后，下一个目标是上海北站。
我曾经去过上海多次，但从未见到过天通庵车站。后来查资料，才知道早已拆除，仅留下了天通庵路这个地名。
那段城内铁路是淞沪铁路伸进市内的部分，曾有“弄堂铁路”之称，现在则已被下面的地铁3号站代替了。
天通庵车站的轻易得手，让盐泽大为得意。如果再拿下上海北站，他就可以控制市内的淞沪交通了。
第一次进攻，日本海军共投入陆战队员2000人。
张若嵩团有3个营，1000人。不过在战斗打响时，却意外地得到了一支援军。
这支援军就是宪兵团的1个连。因为19路军老是拖着不肯把防区让出来，宪兵团嘀嘀咕咕很不满意，但也只好先去找出租房了。有1个连住的地方离这里很近，一看，怎么着，鬼子还真摸过来了，那还等什么，跟着19路军一起打吧。
此外，还有警察大队的2个中队。警察管的是城市秩序，宪兵管的是军队秩序，打仗自然没有野战部队在行，不过只要手里有枪，多少都能派上点用场。这么一加，就有了1700人。
1700个军警，打人家2000陆战队，如果摆到正儿八经的战场上去，那是必定吃亏无疑的。幸好这里打的是巷战，你就是人再多，一个巷子里能挤多少人？何况盐泽为了便于进攻，早就把他的人分成了三路，每路500人。所以不能看总量，要看局部。我们有1700人就够了。
甚至还有富余。张若嵩把人马调配出去后，又额外留了3个连作为预备队。
但是等到正式交火时，才发现比较难打。
日本海军陆战队并非弱旅，一般而言，陆战队员的军事素质甚至还要好过普通的野战步兵。
他们枪法准，打起仗来也很凶狠。
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强力装备进行前导掩护，那就是坦克车。
这种坦克车是日本从英国进口的，型号为维克斯M-25轮式坦克。外表看起来跟个大甲虫差不多，其顶部装有圆形炮塔，有两挺重机枪可回旋扫射。
尖端武器来了。
此前，19路军经历的主要是北伐和中原大战这些国内战争。坦克这种东东，很多人看都没看见过（称之为“铁牛”)，更不用说知道怎么防御了。
三路日军都有2到3辆坦克车在前面开路，19路军在路口构筑的防御工事被冲毁，而张若嵩团也很快就伤亡了三分之一。
日军一度冲入防线，形势十分危急。
张若嵩赶紧把预备队调上来，一阵猛打猛冲，这才恢复阵地，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盐泽认为第一次没得手，可能是人还不够多的缘故，因此在组织第二次攻击时，又加上来1700人。
坦克仍然开在前面，嚣张得要命。
一个人来到前线，靠前指挥。
“一二八”会战中最著名的战将、156旅旅长翁照垣来了。
就个性而言，翁照垣是一个很有些冒险精神的人。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后来不知怎么，忽然想起要到法国去学开飞机。
但是飞机毕竟不是汽车，飞行执照也不同于汽车执照，其间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当时的飞机还是个新生事物，无论是驾驶技术还是飞机本身的性能，都算不上成熟，报刊上经常有开着开着就起火燃烧乃至坠毁的新闻报道出来。别说中国人，就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也没几个敢染指这种高难技术的。
“飞行发烧友”翁照垣不但有这个胆量，还做得相当出色，到后来，甚至能独自一个人驾驶飞机了。
要问飞行员最怕什么，十有八九都会说，那就是飞着飞着，机身出机械故障。
因为那是在空中，不是在地面，没法立即抢修。这种情况下，什么资深、技术都没用，要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唯一的选择就是立即跳伞。
至于飞机，那就没法再管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很不幸，翁兄也遇到了这类倒霉事。
他也想跳伞，可是发现不能跳。因为飞机下面有民宅，他这么纵身一跳不要紧，失去控制的飞机可就只能往法国老百姓的房子里面钻了。
当然了，如果真的跳了伞，也没有人能够站出来进行指责——飞机眼看就要完蛋，飞行员当然不能跟着一起去陪葬，这是常理常规，任何人都会这么做。
千钧一发之际，翁照垣做出了一个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选择：冒险迫降。
幸运的是，老天照顾勇士和义人。飞机迫降成功了。
得知这一消息，法国人泪飞顿作倾盆雨。感动啊。
他们把翁照垣称作为“一个勇敢的中国人”。
现在，这个“勇敢的中国人”像学开飞机那样，开始捉摸怎样才能攻破眼前的“铁牛”。
经过第一轮较量，大家已从最初的惊疑中清醒过来。很多人都看出了“铁牛”的毛病：这是一种轮式坦克车，下面不是履带，而是轮子。
轮子就是它的弱点。
中国军队虽然第一次看见坦克车，但汽车还是有人见过的。打有轮子的坦克车，方法应该跟打汽车差不多。
翁照垣把一些身手敏捷的广仔挑出来，组成了敢死队，埋伏在马路两旁的商店内。
日军坦克开得兴起，丝毫没有察觉这些变化，而是继续向前隆隆推进。
商店，过了。子弹，来了。
坦克车一开过去，藏在商店内的敢死队突然杀出，一下子截断了步兵和坦克车的联系。
说实在的，人呆在坦克内并不好受。有座钢板罩在外面固然是觉得安全了，可视野小了，周围的情况很难看得清楚。
坦克车开着开着，忽然发觉不对劲，怎么只有前面打枪扔手榴弹，后面听不到动静？
往后一看，不得了，跟屁虫们已经被枪弹隔开了，想跟也跟不上来。
这还了得。赶紧往后转，要去帮兄弟们一把。
可是上海的路面实在太窄了（现在很多街道似乎也是如此），“砰”地一声就和旁边的坦克撞在了一起。
这下好，大家卡成一堆，都走不了了。
交通事故出的实在不是时候。因为中国警察不但不会帮着指挥交通，还要痛打落水狗。
打坦克车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可着劲炸它的轮子。
七八颗手榴弹一捆，扎成集束状，然后扔到坦克下面去。
只听轰的一声，成了。
刚才还耀武扬威的坦克车一动不动地瘫在那里，虽然炮塔上的机枪还可以扫射，但车身已经不能动了，实际成了一残疾人。
19路军再也不怵坦克车了。
手里有什么就都往车上招呼吧。
遇到枪林弹雨，车子外面的日本兵还可以趴下身子躲避，动弹不得的坦克车就只好站着硬挨了。
渐渐地，中国兵发现不光轮子可以炸，就连坦克的车身也不是什么金刚不坏之体。如果运气好，位置准的话，用捷克式机枪照样能在车上钻个窟窿。
按理，坦克车皮要是厚一点，除非专业的穿甲弹，一般子弹是比较难打穿的。
问题是这种英制坦克的皮不仅不厚，还很薄。
薄到什么程度？
铁甲厚度不超过6毫米。
你还不能怪英国佬偷工减料。人家这种坦克车本来就是用来在城市里搞搞巡逻，防防暴乱的，给警察用正好，要是拿到正规战场上来，不歇菜才怪。
可能是当初大鼻子洋人做广告时随意扩大了效用范围，这才让小日本花了大钱，吃了大亏。
如此说来，违规广告真是要不得啊。
就算最次的步枪，也不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坦克车是打不进去，但打在上面的子弹却可以反弹。
有的日军陆战队员倒是跟上来了，挤在坦克车旁边或后面还以为很安全，压根没想到从车体上反弹出来的子弹也会伤到自己。
两个小时后，盐泽发现不对劲。坦克车风光不再，进攻也没有了开始的好势头。可是他手上已无多余兵力可用于增援，只好改弦更张，变三路进攻为两路进攻，从撤出的一路上调出兵力，转到另外两路上来。
这次日军又找到了一个新方法，他们爬到附近的楼房上去，架起机枪对着中国守军的阵地猛扫。
遭此暗算，19路军损失较大，一些阵地开始失守。
这个时候就看各自的机灵劲了。日军会居高临下占便宜，19路军也学了这一招。他们同样登上楼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照样用机枪和手榴弹招呼对方。
盐泽发动的第二次进攻又失败了。
在进入闸北之前，盐泽本来是吹过老牛的，他还“预言”，一旦战争发生，“四小时即可了事”。但两个回合之后，四小时早就过了，还是了不了事。
无奈之下，盐泽只好呼叫飞机助阵。
就在昨晚发动进攻之前，航母上的飞行员们还曾向他请战，那时他却觉得非常可笑。
海军陆战队四小时能解决的事情，还用得着你们空军来帮忙吗？快回去睡觉吧，等你们一觉醒来，只管听好消息就行了。
现在好消息是听不到了，祈求海军航空兵给他创造奇迹倒更为现实。
此时，“能登吕号”航空母舰就停泊在黄浦江上，舰上共有水上飞机6架（有说是8架）。
盐泽一声令下，轰炸机呼啸而出，直飞闸北上空。
但日机却发现无法对19路军的工事造成致命杀伤。
主要是这些壁垒工事目标不大，又大多与日军阵地相隔不远，稍不小心，就可能误炸到自己人。
飞行员毫无办法，可是又在司令官那里吹了牛，不好再把炸弹原封不动地带回去，就闭着眼睛往闸北居民区一丢了事。
虽然军事设施未有大的损失，但老百姓的房子因此倒了霉不说，还导致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被炸，其附属的东方图书馆遭毁，馆内珍藏的宋元版书籍10多万册尽数焚灭，堪称故国文化之一大浩劫。
经过这轮轰炸，在后方指挥的蔡廷锴等人都认为，日军肯定还要再发起一次攻击，遂告知一线的翁照恒做好迎敌准备。
翁照恒当年在日本士官学校成绩优异（我看到有资料说是术科第一名，但未专门查证过），又在法国学过开飞机，对日军的这种地空配合的典型战法当然并不陌生。他立即把第5团（丁荣光团）调上来，同时在主要路口配置了迫击炮。
果不其然，在飞机扔完炸弹后，盐泽很快部署了第三次进攻。
这次盐泽采取了正面以坦克车先导前进，背后以乘火车包抄的办法，一度攻占了上海北站。
可是又丢了。
经过前两次交锋，19路军已具备了足够的对付坦克和日军的经验，管你怎么来势汹汹，只需牵住牛鼻子：用手榴弹炸坦克。
引路的坦克车一瘫掉，后面跟着的鬼子兵就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了，结果乱哄哄的自乱阵脚。
19路军乘势发起反击，一直将日军逼退到四川北路北段。
一直在19路军后面呐喊助威，端茶送水的上海人激动不已，当即集体捐款，向作战最勇的张若嵩团官兵每人赠送了一套黄呢军服。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日历翻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9日。
早上一爬起来，老蒋就得到报告，中日军队已经开始交火了。这让他有些目瞪口呆，不是条件都答应了吗，怎么还要不依不饶（“何乃至午夜又冲突”）。
这些日本人真是太可恶了，我百般迁就，怎么还得寸进尺了（“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
他由此得出结论，看来日本人这次想法挺大，恐怕是要继侵夺东三省之后，又要动东南这一片的心思了（“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
怎么办呢？
事到如今，只好打了（“惟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
他赶紧找人开会，研究上海及长江沿岸的防卫问题。
在当天下午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政策，以替代原来的“不抵抗”。
这个外交策略的提出，并非老蒋一时的心血来潮。他是动了很多脑筋，花了一番心思想出来的。
当年老蒋嚷嚷着要“北上抗日”，周围的人表面上都来劝阻，可是又没几个真心要帮他保“帝位”的，令他又沮丧又伤心。
后来他找被其视为亲信的朱培德掏心窝子。
朱培德很“体贴”地对他说，外面的人哪知道您的苦衷啊，如果现在要抗日，我们就两条路可走，要么准备战败，要么先谈和，以后再“徐图报仇”。
这话让一直被外界批为“不抵抗”的老蒋很受用：你说的简直太对了。
可我为什么明知会战败还一个劲地要往北去呢？
老蒋坦白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如果北上，打败了，国家倒霉，我却光荣了，如果谈和，国家可保暂时没事，可我没准就得声败名裂（“战败则以全国殉职余一人之历史，先和则以余一人之历史为全国而牺牲”）。
除了下野，名声对于老蒋来说也是顶要紧的。
其实这两个东西又相辅相承，要巩固“帝位”，没有朝野声誉可不行，哪怕是真的下来了，只要后者还在，迟早有一天还可以东山再起。这个道理，老蒋比谁都懂。
所以，如果能够不让我下野，我情愿到北边去“抗”那么一下。
重新上台后，老蒋把准了朝中大部分文武百官的脉。
别看他们嘴里“抗日”叫得挺起劲，其实只要不是把抗日拿来当虎皮用的，骨子里都怕打仗，要不然，我当初提出来要北上抗日，他们也不会急成那个样子了。
对于“不抵抗”政策，这些人其实是能接受的。但是社会舆论应付不了，党内外的政敌也会纠缠不清，到时候一定又会拿来整治自己。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拿一个人来挡挡枪眼。
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汪精卫没有枪杆子，得靠老蒋支持，才能当好“行政院长”，而这个院长也不是白当的。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我抵抗，你交涉，受表扬的事我上，挨批评的活你来。
算盘打得真精，快连过去的阎老西都自愧不如了。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政策一直持续到了抗战全面爆发，而在“一二八”会战期间，这一政策具体明确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
负责“积极抵抗”的老蒋拿出初步方案：19路军守上海，87、88师两个近卫师守南京，把19路军原担负南京及周边卫戍任务的另外2个师置换出来，抽调到上海参加作战。
负责“预备交涉”的老汪则确定把国民政府迁到洛阳去办公，同时由外交部照会各国，希望能够帮着做做工作，让日本人住手。
中日交火，公共租界区的英美各国的领事馆也好受不了。
上海不是东三省。后者天高皇帝远，英美老外也没打算在那里开公司搞投资，所以可以弃之不管。但上海不同，坛坛罐罐可都在这里。两边打来打去，子弹又不长眼，一不小心就可能飞到自己身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所以这次他们用不着谁请，心急火燎地就去找盐泽了。
当着日本人的面，英美都表了态。
英国：我不允许你以后再拿公共租界做打仗的基地，万一中国人的枪炮追过来，大家都得跟着遭殃。
美国：过火了过火了啊，中国政府不是已经答应那些条件了吗，就算他得罪过你，你也就得饶人处且饶人，见好就收吧。
盐泽连攻三次，打到天亮都没能把闸北拿下来，一时间进退两难。英美正好来居中调停，便赶紧做了个顺水人情，同意从29日晚上开始，双方停战3天。
谈到如何停战，英国建议中日军队同时从交战地区撤退，然后由中立国军队进驻，阻止双方发生接触。
盐泽场上没占什么便宜，场下却还死要面子，硬是摆出一副高傲的神态，对英国人的热情不理不踩。
你一说退我就退，那我算什么啊？
第一次调停失败。
海军在上海滩做冒险家，日本政府这时候又在干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得承认，犬养内阁本身是不想在欧美大佬云集的上海滩玩火的。在中日双方情绪对立时，首相犬养毅还特地让驻华公使重光葵赴上海进行调解。
可惜这回犬老要力不从心了。
海军正与陆军争风吃醋，巴不得自己也弄出一个“九一八”出来给天皇看看。内阁和首相算老几？根本就不听你的。
犬养毅没法子，只好去找天皇汇报，希望这位全日本的偶像能对海军施加影响。
裕仁皇帝从本质上说其实也是一个标准的好战分子，野心很大。当年他的老师就是从军队里退下来的“军神”乃木希典，这老东西教出来的弟子，自然对“拓展疆土”、“扬威海外”这一套情有独钟。
只不过裕仁又是一个很滑头的家伙。一般情况下，他不轻易表明他的真实态度，只不过像玩木偶一样，交替着把军部和内阁拎来提去，以保证他个人的影响力，最后唯我独尊。
军队要利用他，所以卖力宣扬统帅权，他也趁机利用了一把军队，把什么皇族兄弟，七大姑八大姨，都塞进了军队高层。
“九一八”之后，裕仁对他的“皇军”必定能战胜支那军早已不担心了，所以对犬老的意见兴趣不大，没怎么搭理。
另外据说这位天皇当时的心思也并不在国家大事上，却在为他的偌大家业无人继承而烦恼。
裕仁做梦都想抱个儿子回来。偏偏他的老婆很不争气，一连生了四胎，都是招弟型的。
作为皇帝的裕仁从来没设想过自己的下一代会是女皇，所以他很着急，整天思考的都是如何生儿子的事。
上海？就让军队自己折腾去吧。
这么折腾着，事情就弄大了。
照例，擦屁股的事，又是内阁来做。
29日当天，犬养内阁就“上海事件”发表声明。
在这份声明中，日本政府除把老调拿出来弹了一弹外，为证明自己有理，又把中国媒体对天皇“大不敬”问题重新拎出来抖搂了一下。
因为这一年年初，裕仁天皇在阅兵时，遭到过朝鲜人的剌杀（即东京樱田门事件）。
说起来，这朝鲜人搞剌杀真是很有些天赋和水准的，就连大名鼎鼎的伊藤博文都是死在他们手上。
这次是扔炸弹，虽然没炸到裕仁，但也使他受惊不小（不知道是不是影响了生儿子）。
由于消息很抓人眼球，因此中外报纸几乎都予以了转载，上海的《民国日报》也不例外。
登就登吧，谁也没规定只能登好消息不能登坏消息。问题是这家报纸登完了消息，又在后面添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把日本人给气坏了——
虽然没打中（裕仁），不过也快了（“虽不中，不远矣！”）。
这不分明是在诅咒我们天皇陛下吗？！
站在公正角度，严格地说，这句话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厚道，所以引起了国际纠纷。
不过这件事其实早就解决了，在答复“四项条件”之前，上海市政府已将《民国日报》社暂时封闭。
现在再拿它来说事，实在是没话找话说。
走出迷局
东北还没解决好，上海又出事了，不得不提醒一下国联：你们办事的效率高一点好不好。
在这方面，急的不光是中国人，还有时刻担心炮火会打到租界门口的英美各国。
在国联专门为“一二八”事变召开的理事会上，英国代表拍着桌子大叫，说要是任远东形势这么发展下去，国联干脆就别干了，不如一边歇着去，由我们英美来直接处理算了。
是啊，国联究竟都在捣鼓些什么呢，人中国代表施肇基可都辞职好两月了。
施肇基的辞职，让南京国民政府一下子陷入了人才恐慌。
王正廷、施肇基都是南方政府培养出来的外交人才，他们一走，这方面就没人了。
但活还是要有人干，而且干活的人还不能比上面这二位水平差。这就比较难办了。像王正廷、施肇基这些人，都是外交界一等一的高手，一时半会到哪里去找比他们还强的？
人，还是有的，只要换一换思路。
南方没人了，那就到北方去找。
被逼得恨不能上房揭瓦的南京政府豁然开朗，想起早已倒台的北洋政府还有一些能人没用。
第一个想起来的，自然是在巴黎和会上出尽风头的顾维钧。
赶快起用，先是出任外交部长，旋又入驻国联调查团任中国顾问。
令人意外的是，最重要的国联代表职位却没有留给他。
因为另一个人也许比他更合适。
颜惠庆，出生于上海虹口一个传教士家庭，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是该校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学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
他以外交起家，最后曾一度做到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在个人履历上可以说与外交奇才顾维钧并驾齐驱。
在我看来，施肇基的中途退出算得上是中国在国际外交领域的一个重大损失（包括王正廷也是如此）。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临危受命的北方外交奇才们不仅迅速填补了这一真空，而且随着颜惠庆的到来，还将注定开创中国外交史上的另一段不朽传奇。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不凡的人。
首先当然是在业务能力上无可挑剔。
与外语超烂的芳泽相比，颜惠庆的英语和法语都说得极溜，且所有发言稿都是自己构思，并亲自用打字机打出来（他的助手有福了）。
当然，这些顾维钧、施肇基们也能做到。如果仅有这点本事，那就不叫颜惠庆了。
别忘了，他可在政府里混过，还做过一把手。
虽然时间很短，可你得知道北洋政府是武人当道，在彼时的内阁里混碗饭吃也不容易，里面的人可以说一个比一个滑头，一个比一个会机灵。
能有这样的成就，可以算修炼得道了。
得道的前政府总理在当上国联代表后，很快就显示出了他与前任不一样的地方。
在国联打交道，除了公开场合能言会道外，私下拉关系也很重要。一般人就是弄个包厢，请请老大帝国的代表团成员或者国联要员，这个叫做重点突破。还有财大气粗的，索性把整个饭店都包下来，能请的一家伙都请到，这个叫做全面撒网。
前者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些中小国家知道了没准就要拆你的台，后者是花了大钱，其效果也可能就是收收名片，大家吃完了一抹嘴，第二天脸跟名字还是对不上号。
颜惠庆的做法与众不同。
他做的比全面撒网还要过分。
请客，而且全部请。
人家一般只请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至多再拉一个副代表。
他是连秘书助手带工作人员全发请柬，一个不拉。
当时的国联在规模上虽然比不了现在的联合国，但也有44个会员国（后来增加到63个）。我算了一下，扣除中日两国（日本是敌对国，自动排除在外），以每个代表团至少6人计，也有264人。另外国联衙门里还有一帮子千万不能漏掉呢。
把这么多人请去饭店嘬一顿，我估计中国代表团就是把回国的路费都垫上也不够。
可这只是你的想法，因为颜惠庆根本就没打算请兄弟们上馆子。别说馆子，连街上的大排档他都没舍得。
中国代表团有自己从国内带来的厨师，中饭晚饭都要做一桌工作餐。颜惠庆一想，反正桌子大（外国的餐桌比较大），六个人是吃，十几个人也是吃，干脆，别浪费了，把外国朋友都喊上吧。
其实，咱们也不要把各国代表团的同志们想得太庸俗了，人家也是在五湖四海混的，见过世面，什么好东西没吃过。再好的饭店，对于他们来说，跟赴个婚宴没什么区别，那菜都吃得没味道了。
嘴里太油腥了，得换换口味啊。
那就尝尝中国地道的家常菜吧。
提起故国国粹，别的不敢乱吹，就是这个做菜水平那确实是没人能比的。粤系湘系淮扬系，你见过哪个国家的厨师傅能分出这么多流派的。
跟咱们比，老外做出来的那也叫菜？
来宾来了一尝，果然有滋味，有嚼头，这次吃了下次还想吃。
中国菜，very good。
对于各国代表团和国联的这些人来说，中国人把他们请到家里来吃饭，这还是破天荒第一回，是把他们当朋友对待的表示，既亲切又上档次。
这一招就叫做拉近距离。
后来老美也学会了，用的最频繁也最有效的是前任总统小布什，经常把人带到他的那个什么农场去吃饭。虽然吃得也并不咋样，可去的人没一个不引以为豪且沾沾自喜——总统家里我都进去过，倍有面子！
吃饭的时候，颜惠庆也没闲着。他问这问那，了解代表团和国联的态度，顺势套出了很多正式场合或正常渠道下很难获知的情报。
又交了朋友，又打听了消息，这顿饭就算没白请。
到日内瓦一个多月，颜惠庆以每天请一个团的速度，把该请的都请到了，该混熟的都混熟了。
现在，他成了国联和各国代表团（除日本以外）的新“老朋友”。
对于一般代表团不太重视的记者，颜惠庆也没放过。这次他连工作餐也没请，就是从代表团抽了两个人（写稿念稿他一人就能搞定，工作人员富裕），在驻地成立一个新闻处，通过新闻处给记者们主动爆料。
颜惠庆做过外交部长，他知道记者最需要什么。
他们要写稿子，所以要料。给料比请他们吃饭还灵。当然这些料都是有利于中国，帮中国人说话的。
这一年，颜惠庆55岁。
对于一个成熟的外交家来说，正是一个可以宏图大展的黄金年龄。
一听到“一二八”事变的消息，他立即要求国联理事会将中日争端问题提交大会讨论。
之所以要求国联大会讨论，是因为颜惠庆发现，自己的前任曾经走进过一个似乎永远也无法走出的死胡同。
这就是国联的那条雷死人不偿命的“一致通过”原则。
不管是援引国际盟约哪一条，也不管这一条对中国一方多么有利，只要日本在其中投反对票，决议就无效！
要是把上海争端再交由国联理事会讨论，结果可能一模一样：其它国都要求日本撤兵，只有日本一国不答应。
跟没说差不多。
必须要找到一个新的办法，绕开这个迷宫。
黑暗中的颜惠庆陷入了苦思冥想之中，希望看到光明。
经过反复的思考和利弊权衡，终于，他站了起来，拿起笔，在《国际盟约》的一则条款下方轻轻划了一道线。
他坚信，这则条款将是帮助中国走出死胡同的金钥匙。
《国际盟约》第15条规定：“任何案件移送大会后，除相争之各国外，大会报告书与行政院之报告具有同等效力。”
要害就在于“除相争之各国外”这七个字上面。
在这场争端中，无论谁是谁非，中日都是“相争国”，都要避嫌。中国将为此失去投票权，但日本也同样。
后者正是颜惠庆想要的。
这就意味着，日本再也无法阻止国联大会“报告书”的通过。按照颜惠庆的估计，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报告书”将会延续理事会的态度，要求双方停战。也就是说，日本即使在上海战场上占有明显优势，在国联大会的干涉下，它也不得不住手。
中国代表颜惠庆的提议，受到国联理事会的重视，并进入正式的讨论和审议过程。
与此同时，筹备多时的国联调查团也已成立。
由于这支国联调查团以英国委员维克特.李顿爵士为首，所以历史上又称为李顿调查团。
李顿调查团本拟直接前往东北，但“一二八”事变的爆发，使他们临时把行程转向了上海。
在上海，以停战作为烟幕弹的日本正在酝酿一场更大的风暴。
吴淞炮台
接到进攻闸北未果的报告后，军令部很觉意外，同时也倍受打击。
其时的军令部长是博恭王。
必须注释如下：“博恭”是名字，“王”跟“亲王”类似，但是比亲王要差，说明他是裕仁天皇的远亲，不是近亲。
如果闸北拿下了，博恭就有资本在天皇面前显摆一下了——
就算是远亲，咱也是实在亲戚，同样能像陆军那样，帮陛下您撑起一片天。
可是偏偏僵在那里了，你说有多晦气。
都是这个盐泽无能，撤了他，换一个更好的。
在陆相荒木贞夫召集海陆军头领开会时，博恭表示他将派野村吉三郎中将任上海方面最高指挥官，并由野村率领由三艘巡洋舰组成的第3舰队赴沪增援。
荒木满意地点点头，又转过头看着参谋总长，问他那里可以出多少人。
这时候的参谋本部的头头已经换了，不再是那个金谷范三大将。
因为金谷参谋长被认为在对华作战上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特别是在关东军进攻东北的整个过程中没有“雄图大略”，不仅帮不上忙，还拖了后腿，所以早已于去年年底被撤换了。
现在的参谋总长是载仁亲王。与博恭比起来，载仁的身份和地位就要显赫多了，不仅是亲王，还是裕仁天皇一族的——你没见名字后面也拖着一个“仁”吗。
见陆相问起，载仁倒也落落大方，没再翻先前海军在东北不搭理陆军的陈年旧帐，一口答应可以派兵，而且派好兵——第9师团（金泽师团）和混成第24旅团（久留米混成旅团）。
荒木一一记录下来，随后经内阁会议研究（其实就是过一过程序），上奏裕仁天皇待批。
事后，军令部长博恭却左想右想不对头。
洪洞县里无好人。陆军那帮粗鲁的家伙会对海军这么好吗？不可能，一定是包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祸心。
想了好久，他忽然恍然大悟，如梦初醒。
敢情这帮小子是要到我们海军的地盘上来分一杯羹！
真是太过分了。让你派兵是给你面子，还想喧宾得主，做你的春梦去吧。
他马上去找载仁亲王。
咱们先得把话说清楚再出兵。
第9师团就不用派了。上海巴掌块地方，派这么多部队去，还嫌剌激英美“鬼畜”（日本人背地里对西洋老外的叫法，相当于我们称日本人为“鬼子”）不够是不是。
你只要把那个混成第24旅团派给我就行。
对了，还忘了提醒一句：来了以后得由我们海军指挥，怎么用，如何打，要听我们的。
载仁一听，脸马上仰了起来，只给博恭看下巴。
调一个旅团给海军指挥？你把陆军都当傻瓜了吧。
我们陆军作战，从来都是根据战场形势和需要来派兵的，用不着别人来指手划脚，而且增兵方案，天皇都快批下来了，你这时候还要改来改去，究竟是何居心？
话不投机，博恭气呼呼地拂袖而去。
博恭一走，载仁就传下命令：原拟增援的混成第24旅团就地待命。
你不是想把我的旅团拿去免费用吗，就不给你！
博恭梗着脖子回到军令部，脸色铁青。
还不信了，没了你张屠户，我就只能吃带毛猪？非得做点样子让你们看看海军的素质和能力有多高。
说好是停战3天，实际上到30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还在进攻。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31日，上海再开停战会议。
上次英国人出面，被日本驳了面子，心里很不好受。这次它和美国又拉来了法国、意大利，凑成四个国家，人多力量大，想造出一些声势来。
四国分别照会中日谈判代表，提出调停建议。
引人注目的是，这次调停增加了两个新的内容。
中国外交部表示可以接受，但代表日本一方的盐泽却心情复杂。
这两天的遭遇已经让这个原来不知天高地厚的海军少将悔不当初。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还是靠他自己，在上海无论如何是没法“了事”的。可是他也不敢贸然接受调解，因为当初祸是他闯的，这么灰头土脸的收场，回国后不光是掉乌纱帽的问题，那是要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
他表示，调停建议的内容已经超出了他的权限范围，必须请示后方能定夺。
球踢到了东京。
日本外务省立即注意到了调停建议上的那两条新内容。
一条是设立中立区，由中立国军警驻防。这实际上是对第一次英国调停建议中“中日军队从交战地区撤退”的补充。
可以同意。
让他们受不了的是另外一条——
“根据12月9日国联议决案之精神”，由中立国协助，（对上海事件）进行商议解决。
国联12月9日议决，是在日军攻下锦州前做出的。其内容跟东北息息相关，又是要日军尽快从东北撤兵，又是要向当地派调查团。
一提这个东西，日本人就像屁股被针扎到了一样，马上跳了起来。
在他们看来，这是含沙射影，夹枪带棒地在骂人呢。
这帮“鬼畜”，还跟我们谈什么满洲，满洲的事是你们能插得了嘴的吗？想把上海和满洲放一起，免谈！
外务省复电上海，拒绝了英美的调停建议。第二次调停遂告失败。
在新的指挥官没有到任之前，败军之将盐泽自然还得继续站好最后一班岗。
除闸北外，他开始把进攻重点集中于吴淞要塞。
吴淞口是长江和黄浦江交汇的地方。守住这里，就等于扼住了敌方登陆作战的一个重要咽喉，所以从鸦片战争开始，这里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当年水师提督陈化成就是在吴淞口古炮台跟英国舰队死拼的。那一战也是打得惊心动魄，最后连同陈老爷子在内，整座炮台都给牺牲掉了。
现在的炮台是清末重建的，然而相同的历史是否还将在这里重新演绎？
吴淞口要塞司令邓振铨怕了。
他怕死。
查一查履历档案，这个邓振铨和军政部长何应钦竟然还是同事，在黄埔军校训练部担任过中校副官。想来那时候这兄弟也许还算是有理想有抱负，可惜后来进了大上海，就成了老蒋常说的“黄埔革命意志颓丧”的典型代表，热衷于去城里泡吧，连炮台都很少去光顾一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当晚，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就向吴淞要塞下达了如遇进攻坚决抵抗的命令。
邓司令一看脸就白了。作为一个曾经的黄埔教官，他很清楚这份命令的含义。
完了，以后别说泡吧，连性命都可能保不住了。
他赶紧跑到警备司令部，跟戴戟念苦经，言下之意，吴淞口炮台还是上个朝代留辫子的那帮人留下来的小娘货，那质量不是一般的差劲，怎么能挡得住日本人。
为了让戴戟相信自己不是信口胡说，他还当着面卖弄了一通“技术术语”，说炮台上缺这个那个配件，根本没法用。
戴戟可没这么好糊弄，告诉他，缺少配件不要紧，不管是现买还是再造，他可以负责联系提供。
碰上这样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领导，邓振铨也真是没脾气了，只好索性坦白，当面请求辞职。
大敌当前说要辞职，等于是临阵脱逃。戴戟心里自然是又鄙夷又气愤，但却不便立即发作，于是表示邓的辞职申请可以考虑，但在没批准之前，在职一日就必须尽到军人的天职。
那就是说你暂时还得在炮台那里给我呆着。
第二天，闸北就打了起来。
邓振铨急疯了，他知道吴淞炮台迟早也会成为战场，再不跑就真的要把小命扔在这里了。
正常渠道行不通，那就托关系走后门。
他托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果然就走后门溜掉了，不能不让人感叹国民党的关系网真是什么都罩得住。
78师副师长谭启秀继任要塞司令。在他没到任之前，要塞司令部参谋长滕久寿暂时负责要塞防务。
滕久寿是贵州人，云贵一体，和邓振铨也算是老乡，而且邓振铨对他还有知遇之恩，当初来到上海并到要塞当差，就出自于后者的鼎力相助。
作为参谋长，滕久寿当然知道炮台的家底，但他更明白作为军人的责任和归宿。
也罢，倘若这里需要牺牲，就让我来吧。
在闸北战斗打得难分难解时，吴淞要塞却一直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但滕久寿和他那个脚底抹油的上级一样，都知道这只是大战前的暂时宁静。
在闸北指挥的翁照垣旅长曾打来电话，希望炮台能使用火炮进行支援。滕参谋长命令炮台向虹口方向发炮，但试射了几炮之后，发现射程无法够着，只得作罢。
邓振铨的怕死还是基于一定物质基础的，那就是：这个老掉牙的炮台确实是小娘货。
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3日。
日军集中火力，对炮台进行不间断轰击。
依炮兵的角度来看，吴淞要塞的防守近乎于被屠杀。
这座可怜的露天老炮台既无法防空，又不能远射，大部分时间只能被动地承受日机和日舰的狂轰滥炸。
第二天，滕久寿参谋长在身受重创的情况下仍不肯轻下火线，最后在指挥岗位上以身殉国。
终于无愧于军人这一特定称谓。
他的命运和很多年前的那位陈姓老前辈一模一样——与炮台共存亡。
即使明知大难无法避免，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挽狂澜于既倒，真正的船长也不会下船，他只会选择和自己的航船一同沉没。
因为这就是他的责任。
当新任吴淞要塞司令谭启秀登上炮台时，他面对的是这样一番景象：整座炮台一片狼籍，几无法立足。炮台上的火炮大部受损，整体已陷于瘫痪。
指挥官都战死当场，损失之惨重可想而知。
谭副师长虽然一直指挥步兵，但在军校里学的却是炮科，所以对炮并不陌生，也不算外行。
他立即让人清理炮台，发现尚有一些劫后余生的火炮可用。让他感兴趣的是，其中竟然有几门是大口径海岸炮。
最大口径305毫米。
德国克虏伯公司产品，1880年制。
这在当年可是标标准准的高精尖武器，威力大得很。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看上去还是威风不减，老而弥坚。
毕竟是德国货啊，质量那是真没得说。
力道是有，就是射程不够远，不过这还得看你怎么用。
谭启秀把炮台上剩下来的炮兵集中起来，不是号召他们和自己一起拼命，而是让他们就地隐蔽，同时交代一个任务：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得把硕果仅存的几门炮伪装好、保护好。
咱们现在手上就这几个宝贝了，以后还得派大用场。
谭启秀坚守要塞，依靠的是清一色步兵——翁照垣带来的丁荣光团。
真如空战
一直以来，天空都是日机的天下。
它们横冲直撞，肆无忌惮，想炸谁就炸谁，想轰谁就轰谁。
不要说军用目标，无数民宅、百姓、价值连城的珍贵图书……
跟丫拼了。
中国空军马上就要上场了。
地点：上海真如机场。
这里停靠着南京中央航空队的20多架飞机。
当时南京政府航空署的草头班子没搭多长时间，所谓中央空军才刚刚从空架子里面走出来。
飞机有一些，都是从早先的北洋军阀那里接收过来的。种类型号五花八门，德国的、英国的、美国的，一应俱全，称得上是中国式的“八国联军”。不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性能很差，跟日本战斗机没法比。
人呢，比飞机还难找。
那会像翁照垣这样的猛男实在是凤毛麟角，一般人看都没看到过飞机，就更别说敢开不敢开了，而且飞行员的要求也高，不是说是个人都能上去凑个数的。
为了解决人才问题，跟黄埔军校一样，广州革命政府在北伐前后也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开办了航校，但飞行毕竟是个复杂的技术活，不能像黄埔生那样，上了一半课，提了支枪就去打仗。那得慢慢来。
可飞机总得有人开啊。这任务就落到了归国华侨身上。在航校学生没毕业之前，这些人就暂时挑起了担子。
按照军政部长何应钦当时的想法，他们都是中国空军仅有的一点种子，非到万不得已，是不能轻易牺牲掉的。
也正因为如此，尽管飞行员们报国心切，但却一直未被允许轻易与日机作战。
不需要你允许，日机们主动来了。
沪宁线上的真如车站是19路军临时指挥部所在地，又是中方输送兵员和给养的重要枢纽，日军不在这里多炸两把自然很不过瘾。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5日，终于爆发了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空战。
当天上午，日本轰炸机群飞临真如上空，同时有从“凤翔”号航空母舰上飞起的舰载攻击机5架（有说3架）左右护航。
空防警报长鸣。出击。
中央航空队9架“八国联军”腾空而起，如鹰之展翼，向日机俯冲杀来。
双方的战斗机立刻缠斗在了一起。
早期中国飞行员们的空战技术谈不上有多么高超，经验更等同于零（打内战就他们自己在天上飞，只要记得往下面扔个炸弹就可以了），但战斗热情都很高涨。
比如这位——印度华侨朱达先。
他原先据说是在印度闹过革命的（不知道与甘地熟不熟），后来英国人要抓他，风声紧，就跑到革命的老根据地广州来了。
他先在广东航校过渡了一下（资格证总是要的），然后便分到了中央航空队。
空战开始后，这位兄弟开着自己的英制林柯克单座战斗机就上去了（别的机一般都是双座的），表现还很是兴奋，左砍右劈，浑然忘我。
打着打着，机身上中了好些弹，腿也被打折了，只好开着战斗机又返回机场。
英制林柯克战斗机是中央航空队中唯一能跟日式战斗机的性能靠近一些的机型，所以一下来就被另一个飞行员“抢”过去了。
这个飞行员叫黄毓沛，美国华侨，飞行分队队长。
飞行队的好飞机不多，大家都想用，是只能用一个“抢”字。
但也许是战况过于紧急，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那就是：这是一台中了弹的战机。
按照飞行规定，所有中弹战机在返航后都不能立即升空，必须首先进行检查。
由于操纵系统骤然失灵，该机未能投入战斗就不幸坠毁。
这次空战时间很短，日机1架受伤，中方飞行员1死2伤，损失飞机1架，中方看起来还更吃亏一点，所以表现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勉强合格。
当时的中国空军，无论是装备还是技术，都显得过于稚嫩，而航空署的头头脑脑们对打空战也没多少信心，因此真如空战结束后，空军基本上处于防御状态，只求自保，没有多少制空权可言。
但他们在关键时候亮的这把剑，事后还是得到了国内舆论的高度评价。
这与海军的遭遇形成了鲜明对比。
淞沪之战打到中间阶段的时候，19路军已经面临着弹药馈乏的难题，他们了解到海军在上海的仓库里储存着一批大炮、弹药和钢板，就提出来能不能借用一下。
可是海军不给。
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说他没接到上峰指示，因此不能动。
那么他的上峰是什么意思呢。
海军部长陈绍宽说，我们海军买的军火都是有案可查的，有没有你们说的那些大炮啊，弹药啊，我得去查一下。不过话要讲在前头，就算是有，我也不能私下借出去（“即使有之，亦不得私相授受”）。
听到这话，不仅19路军气得要命，上海各界也口诛笔伐，都说海军既怯懦又吝啬，自己不抗日，还舍不得把武器借给别人抗日。
因为整个“一二八”会战，海军就没现过身。
让海军情绪如此消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不给钱添军备。
其实也怪不得政府，因为民国时代，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打内战，海军并非主要作战兵种，偏偏这个兵种又特别耗钱，你那里搞一个巡洋舰，我这里就至少可以维持一个陆军师了。
人都是站在哪个山头唱哪个山头的话，站在海军的立场上，他们决不会说海军见效慢，而且费钱——不就那么一点小钱吗，你们眼睛瞪那么大干吗？
中央海军的核心是陈绍宽带来的闽系海军。他们大多是福建人，留过洋，出过国，对英国皇家海军特别崇拜。回来以后，在国人面前也改不了英国绅士的派头，到哪里都操一口倍有面子的伦敦腔，开口闭口都是：兄弟在国外的时候……嗨，说了你们也不懂。
海军的装备标准，他们就是依据着英国来的：你看他们有什么什么，我们为什么没有呢？
在中原大战的编遣会议上，陈绍宽提了一个在他看来已经是“最低限度”的造船计划：包括一艘航母在内，一年造10艘船。
要用多少钱呢？
6950万！
一众人等都吓得差点从椅子上滚下去。
可是陈部长还说“为数甚微”，国家拨这点钱肯定没问题的（“似尚不难筹付”）。
照这个样子，就得专门办个工厂给海军印钱了。
老蒋开始还没怎么太吃惊，说要不这样吧，10艘太多了，就造1艘吧，1艘航母。
回去后找人一算帐，吓了一大跳。
先别说国内根本没有造航母的技术，就算朝老外买，托了关系，打了折扣，每艘的代价也至少在2000万以上！
再深究下去，航母所需要的燃料、配件都无法自产，无一不需要进口，每年光维护费用也在千万以上。这不是一座无底洞吗，莫非全国人民都不吃不喝来养它？
计划确实很好，但暂不能实行，编遣会议通不过。
连艘航母都舍不得给我买，那还怎么干法？！
陈绍宽和陈季良当即双双提出辞职。
不干了，跟大家说声sorry，我们要回家。
老蒋一听就急了，赶紧拉住他俩，搜肠刮肚地说尽了好话。
如果老蒋一直是一个偏处一隅的小军阀，他也不会对海军有多上心。只是现在觉得要坐天下了，这才想起，身边没有一支海军还真是不行。
然而这两兄弟都不鸟老蒋这一套：不给造船，跪下来求我们都白搭。
真有性格。
被逼到这一步，一向把言而有信挂在嘴边上的老蒋也只好玩起了忽悠：相信我，5年，只要5年，给你们造——60万吨。
这是什么概念？到“一二八”会战前，全国舰艇共有50艘，加起来一共才4万吨。
怎么可能。
可这话陈绍宽却信了，而且还一本正经地为之忙活开了。
就在这5年里面，他甚至连停泊舰艇的基地都准备好了，完全是一副要赶英超美的架势。
信誓旦旦的老蒋却根本没把自己的这番话当真。
他倒不是不清楚海军对国防的重要性，而是早就知道这种事情根本就办不成。
既然是穷人，首先要想好的是怎么把肚子填饱，至于买越野吉普，虽然那东西开起来确实很拉风，但也只能躺在床上想想罢了。
谁当家谁知道。就这副烂家底，我能把工资都给大家发出来，不打白条就算不错了。
老蒋想得很清楚，诚如陈绍宽所说，不造大兵舰是等死，可是如果真造这么多大兵舰，那就等于是我自己找死了。
老蒋不当真，陈绍宽却很认真。他天天数着日子，眼巴巴地等着老蒋把造船的钱给他送来呢。
那几年，财政部见到陈绍宽就像杨白劳看到黄世仁，因为欠帐都堆成山了。
不知道是不是老蒋会未卜先知，他答应陈绍宽造船是海军署成立那年，也就是民国十七年的事（1928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底，他就辞职下野了。
说好5年，也没说哪一年造出来。5年没到，人下去了，不算失约。
可陈绍宽岂是那么好忽悠的，这下来脾气了。好啊，骗我，不给造是不是。
不给造，那我就只能守着这点宝贝过日子了，你别想让我打仗。
“一二八”会战打响后，连同样很菜的空军都咬着牙打了那么一下。只有海军纹丝不动。
据说是盐泽给海军部写过一封信，意思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和19路军的冲突“纯系地方性质”，这不是两国交战，为了“维持友谊起见”，双方可以“你不打我，我不打你”。
海军部竟然还真的应承了，常务次长李世甲后来亲口承认确有此事。
“一二八”淞沪会战结束后，政府讨论国防经费，大家就摆事实讲道理，拿先前的表现说话。空军勇，多拿钱；海军烂，少拿钱。天经地义，谁也没话可讲，至于什么造船计划，暂时就不要再提了。
所以说人必自助方有天助。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有说道的。
谁是老大
东京方面，海陆军争了半天，经过一番挖空心思的讨价还价，总算达成一致。
载仁让了一步，同意先只派混成第24旅团（久留米混成旅团）赴沪支援。
博恭也同意在上海原有海军陆战队的基础上，从日本再加派一支陆战队（佐世保特别陆战队）。
在部队的指挥关系上，则采取“各领风骚”，谁也不吃亏的办法：久留米混成旅团归第3舰队指挥，但久留米混成旅团又可以指挥海军陆战队。
久留米位于九州岛北部。九州南部的熊本，就是那个野兽部队——第6师团（熊本师团）的诞生地。
九州实在是个穷地方，很穷很穷。
那个老外日本通小泉八云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好日子过腻了，他对九州却情有独钟，甚至提炼出了一个“九州精神”（或曰熊本精神），称“仪节的简单和生活的朴实”，是九州人的美德。
最后，他还说日本将来的伟大，都要靠这个“九州精神”支撑着，所以大家都要向它学习。
其实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实在不过是小泉先生诗人般的臆想罢了。如果让九州人跟他换着过，人家肯定更愿意放弃“简单仪节”和“朴实生活”
真正的“九州精神”，说穿了就是不择手段出人头地，或者拿异族的鲜血来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
它跟简单和朴实能搭什么界？
当然了，如果让他们做杀人机器，正合适。
日人有谚：天下日本兵第一，日本九州兵第一。
上半句绝属吹牛，后半句还是有些影子的。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6日，在真如空战后的第二天，怀着不多杀些人难以对江东父老的心情，久留米混成旅团离开日本，前往上海。
刚刚上船，旅团长下元熊弥少将（陆大23期）就接到了第3舰队司令长官野村的电令：登陆后进攻吴淞炮台。
在野村面前，下元是小弟，但他一转身，面对海军陆战队时，却又成了老大。
上海陆战队为了迎接“圣驾”，伤透了脑筋。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把吴淞码头打下来，就往吴淞西边去，想在那里占领一个登陆点。但是几次进攻都没有成功，算是白费劲。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7日，久留米旅团的先头部队——第46联队第1大队（森田大队）坐着巡洋舰来到岸边。他们连上海陆战员的影子也没有见着一个，倒是看到了守军。
依靠舰炮的火力支援，森田大队在下午6点终于在张华浜铁路码头强行登陆。上了岸后就坐等下元来给他们训示。
听完登陆经过，下元的眉头就紧皱起来：难怪上海老是解决不了问题，这些海军陆战队真不知道是干什么吃的。
野村不是说要打吴淞炮台吗，下元拿起望远镜朝吴淞炮台那边观察了一会，然后又放下了。
陆战队熊，看来他们的长官智商也高不到哪去，一个已经破破烂烂的炮台，去打它干吗？
再说，我们打吴淞炮台为的是什么，还不是要进攻上海市区？现在已经成功登陆，那就直接往那里奔好了。
于是下元就向野村报告：对不起，我攻坚材料不足（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材料，难道是攻城的云梯？），炮台打不了。
在向野村报告的同时，他还给参谋本部发了一份电报。
对着他的娘家人，下元倒出了一肚子的委屈和气愤——那个叫野村的瞎指挥，乱弹琴，真是干不下去了。
市区的情况那么紧张，这厮不让我们去，却派我们打什么吴淞炮台，这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吗？
参谋本部收到电文，觉得下元说得十分有理。
早就猜到海军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果然。
参谋本部便向军令部提出，部队归你指挥没错，可你得指挥正确才行，象这样连作战方向和重点都搞不清楚的糊涂决策，我们陆军恕不能奉陪。
军令部听了心里当然不服。可是现实比人强，上海要打开局面，只能靠陆军帮忙。
博恭只得让次长高桥三吉大将通知第3舰队，要求野村改变原先的命令。
接到电报，野村愣住了。
下级竟然能改变上级的决策，究竟谁指挥谁啊？
我看还是你来指挥我吧，那你说，怎么打。
下元很快就报来了一份“两全其美”的作战方案——一部监视吴淞炮台，一部攻取江湾镇。
说是要领导来拍板，野村这回却学乖了：反正说什么你都不会听，我还不如找个你们陆军的来讨教讨教再说呢。
野村找的这位高人是在上海做武官的田代皖一郎（陆大第25期），此时刚刚被任命为第9师团参谋长。
田代对日本陆军里面的情况当然知道得比野村要多。
他了解久留米旅团的实际内幕，一听就笑了起来，这个下元，你别看牛哄哄的，其实下面没多少人。看上去一个旅团有四个联队，但久留米旅团是简编旅团，每个联队里面只有一个大队，也就是说全部加起来才四个大队。这要在第9师团，充其量只能算一个联队。
既然做着武官，剌探情报基本上都是他们的本职，田代对江湾守军的布防自然不会陌生。他告诉野村，江湾那里工事修得很坚固，中国兵也不少。
野村提醒说，那我们海军的陆战队都归他指挥，人够不够？
田代想了想，还是摇摇头。
一共就一个联队，还要分出一部分到吴淞炮台去，即使把你那边的陆战队全部加上去，仍然不是太够。这样冒冒失失去打，我看是要吃亏的。
田代最后的意见是：不能同意下元进攻江湾的计划。
野村心里面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只不过需要田代替他说出来而已。
陆军第9师团的参谋长都说NO了，你这下没话可讲了吧。
下元表面上当然不会再吭气了，但是他却始终没有放弃这一念头。
没多久，就给他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理由。
在吴淞炮台，谭启秀藏起来的几门克虏伯重炮发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
那些进入吴淞口的日舰一不小心经常倒他的血霉。
据日方资料记载，在吴淞口先后被击沉运输舰1艘，击伤驱逐舰3艘，包括舰长在内的日军船员数十人伤亡，堪称长江边上的“小百慕大”区域。
不过这倒让下元找到了出兵江湾的借口。
你看，吴淞那一带太危险了，如果第9师团来的话，登陆都找不到地儿。以前我来的时候，那些陆战队跟个没头苍蝇似的，愣没找着一个眼，还是我们自己上来的。
这样不行，我们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辟出一块地方让第9师团顺顺当当，平平安安地登陆。
下元打擦边球，一定要攻江湾，野村却已经说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了。因为自己的海军陆战队实在是不给他长脸，竟然又败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