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小孟尝”何成浚那样的人物即将出现，就是他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纵横术，推出了一支在抗日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英雄部队，并与他的兄弟们演绎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情仇故事。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那些人。
关东军的心思，杜聿明不可能了解得那么清楚，不过敌人不追，那就是大好事一件，赶快抓紧时间稳住阵脚收容部队吧。
同一时间，西线古北口虽败，中线喜峰口却出人意料地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惊喜。
中国武士们出场了。
这就是即将红透中国半边天的29军。
说起来，这帮哥们儿当初活下来都不容易，犹能取得如许佳绩，不能不让我们肃然起敬。
起身给他们鼓个掌先。
在我们追踪29军长城抗战的壮举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这支实力快赶上老西北军的劲旅，究竟是如何在中原大战后迅速崛起的。
还记得“一.二八”淞沪会战后，章太炎章老的那段酷评吗——“余闻冯玉祥所部，长技与十九路军多相似，使其应敌，亦足以制胜”。
想当年，在老西北军全盛时期，它跟中央军都能分庭抗礼，老冯麾下能战之将，能搏之士，犹如过江之鲫，单挑的话，“长技相似”的19路军能不能干得过对方都得两说。
可惜，一场中原大战，曾经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老西北军，自此被永远从英雄谱上彻底抹去了。
巨厦訇然倒塌，剩下的只是昨日的残梦，或者是连梦都没有。
当然了，一片废墟之上，除了碎为齑粉的混凝土，碗口粗的钢筋也随处可见。
宋哲元无疑就是其中比较粗的那一根。
中原大战接近尾声时，西归路断，回不了老家了。宋哲元就想从潼关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避避风头。可是算盘打得比谁都精的阎老西事前就把渡船都搜罗一空，弄到东岸去了。
事到如今，明知人家不肯收纳，宋哲元也只有硬起头皮给阎锡山接连不断地发电报，让他无论如何拉异姓小弟一把。
老阎来了个装聋作哑，就当他没收到。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晋绥军和西北军虽非夫妻，却也有共同结盟讨蒋的“革命情谊”，只是这“情谊”委实经不得考验，轻轻一碰，就碎得不成样子了。
最后，宋哲元好不容易在河边找到了3条小船，靠着这3条救命船，他带着几个亲兵躲到了山西南部。
大部队当然只能丢在对岸，供中央军收罗了。
以后陆续又有一些被打得四分五裂的部队投了过来，大家都凄凄惶惶，扎着堆取暖。
人不满千，而且还是黑户，身上连个暂住证都没有。
没有任何办法可想，宋哲元决定再做最后一次尝试——到太原去，找那个抠门抠到家的阎锡山再谈一谈。
奇人萧大哥
“谈一谈”是好听的说法，其实就是“求一求”。
在这个堪称无望之旅的行程中，离太原越近，他越觉得灰心，到了一家山西饭店的时候，终于不想再走下去了。
与其被人家奚落，又办不成事，还不如解甲归田，到天津去当个寓公算了。
不过，在这之前，他一定要见一个人。
见过之后，再无遗憾。
什么人这么重要呢？
不是老帅冯玉祥。
在中原大战时，我们已经见识过一个杂牌军的天才领袖——“小孟尝”何成浚。在这之后，又蹦出一个更厉害的，也就是宋哲元在绝望之中非见不可的那个人。
他叫萧振瀛。
何成浚善于交朋友，什么人见了都能混个脸熟，也能在一定范围内摆平很多人事。
这种本事，萧振瀛至少能和他平分秋色。
民国老人谈起萧振瀛，均感慨良多，说你只要跟这个人结识，第一次见面，他马上就能和你自来熟，看上去就跟有好多年的交情一样，第二次见面，那就得到彼此“托妻寄子”的地步了，第三次，干脆什么都别说了，直接一个头磕在地上，拜把子认兄弟吧！
你还别不信，人家就有这能耐。据说他家里积累的兰谱（就是结拜兄弟时必备的那个帖子）之多，已经到了“骇人听闻之境”。
在冯玉祥手下，无党无派的萧振瀛被委任为西安市长兼宋哲元部队的军法处长。由于其在西北军高层中人缘颇佳，人皆称其为“萧大哥”。
想当年国共闹分裂，老冯也在西安搞清党。虽说他后来跟我党走得较近，不过那时候搞起反共运动来也毫不含糊，仅西安一地就逮捕了千余青年（一说是三千），准备都当“共党分子”给杀了。其实这里面好多并不是共产党，后来甚至有成为国民党骨干的，说白了，都是些平时敢说些“救国救民”的话，能够就国家大事发些议论的人。
萧振瀛心里很清楚，这些人不仅没有大罪，而且都可能成为未来国家栋梁。他姓萧的不能做这种自损良材的事。
想向冯玉祥求情吧，以“冯先生”（冯玉祥）那脾气，说一不二，肯定不会松口，不仅不会松口，没准还会立刻让人把他们从监狱里拖出去给砍了。
怎么办？
萧振瀛为了这件事，好几天都不回家，独自待在军法处里一个人转圈（“绕室竟夜”）。
天快亮的时候，终于下了决心。
他把卫队长喊来，让他把监狱里的人放掉。
后者问他放哪些人。答：放16岁以下的。
卫队长刚走出门，他又追上去，咬了咬牙，改口道：放18岁以下的。
卫队长答应一声，再走。萧振瀛再追，这次他干脆定了一条线：20岁以下都放！
这帮小年轻里面就没几个超过20岁的，于是人呼啦啦都走光了。
这么大的一件事，冯玉祥不可能不知道，知道后勃然大怒，下令立刻处决萧振瀛。
这时候让老冯弄不明白的事情发生了。
堂下忽然呼啦啦地跪了一大群人，仔细一看，都是西北军的高级将领，老牌的有宋哲元、马鸿宾、门致中，新锐的有冯治安、张自忠，这些人众口一词，都请求老冯不看僧面看佛面，放萧振瀛一马。
命令执行不下去了，而这在家长制盛行，向来令行禁止的西北军中是极为罕见的。
冯玉祥脸色都变了，难道你们想造反不成，我说过的话几时变过？
不放！
老冯这个人的性格，在外人看来常有古怪的一面，例如，凡是他认为一定要罚你的，则必罚不可，如果谁要从中说项求情，他不仅不会加以豁免，反而还要罚得更厉害（“加倍重责之”）。
不近人情归不近人情，但是从客观上来说，这也是他铁腕治军，提高自己在军中说一不二的威信的一个重要手段（“以示其绝不能为外界所动也”），否则，难以想象战将云集的西北军会唯他老冯一人马首是瞻。
然而这次绝对是一个例外。因为宋哲元很快又请来了更大牌的：张树声、闻承烈。这二位可都是西北军元老级人物，张树声更与冯玉祥是拜把子弟兄。
眼看人情快要大到天了，吃不住劲的老冯只好把萧振瀛放了。
从此以后，冯萧二人就为此结下了梁子，萧振瀛也再未能获得老冯的信任和重用，不过这倒推动了另一个圈子的牢不可破：萧振瀛先后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等人八拜结交，成为兄弟。
这个圈子实际上就是后来29军高层的雏形。
重建西北军
几乎已经万念俱灰的宋哲元给萧振瀛发了信，可是他也不能确定对方一定会来。
论身份，他现在可不是什么西北军的大将了，说不好听些，就是一丧家之犬，别人躲你还来不及呢。
可是萧振瀛赶来了。
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宋哲元一下子泪流满面，握着萧振瀛的手不知说什么才好。
良久，他才蹦出一句：就等你来了，我就想见一见你，然后就起程到天津去（“只待汝，晤后即回天津”）。
还剩下千把人，不过已经交给了刘汝明，让他们听天由命吧。
萧振瀛劝宋哲元，虽然老西北军垮了，但事情并未到不能挽救的地步，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救国之志未达，何谈解甲归田”）。
宋哲元叹了口气，眼下这种局面，人心已散，再把大家捏到一块儿又谈何容易。
反正他宋哲元是没这个本事的。不说别的，眼看就要到太原了，却连见一下阎锡山的勇气都没有，连户口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谈什么东山再起呢。
他看着对面的萧振瀛：难道你有办法去说动那个阎老西吗？
萧振瀛摇了摇头。
宋哲元一屁股又坐回到了椅子上。
那你就别劝我了，我知道你是好意，但事已至此，还是让我该上哪儿上哪儿去吧。
萧振瀛随后的一句话，却让宋哲元差点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我虽然没有办法说动阎锡山，却有办法帮你重建一个新的西北军！
说罢，飘然而去。
虽然在场面上混，萧振瀛却并不是一个喜欢说大话的人。
事实上，对于重建西北军，他在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想。
第一步，需要把弟兄们捏成团。
这在西北军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难以完成的工作。因为原先的老西北军将领们就是谁也不服谁。互相拆台可以，互相信任？这是个什么东东，没听说过，免谈！
中原大战前，大家还都听冯玉祥一个人的，中原大战失败后，连老冯这块牌子也不好使了。
萧振瀛的意思，是希望以宋哲元为首来建立一个新的领导集体。
他先找到了同在晋南躲避的张自忠。
在跑到山西的西北军残部里面，数张自忠师的编制最完整，基本没有溃散，共有5000人马。宋哲元则只有千余人，按照强弱对比，他反过来应该拥戴张自忠才对。
对于重新组队，张自忠是赞成的，但是让宋哲元当老大，他不赞成。
萧振瀛对他说：大家都是患难弟兄，你听不听我的？
张自忠马上说：当然听大哥的。
那好，我萧振瀛拥戴宋哲元。因为他有两点够格：威望足以服众，为人足够坦诚（“义高能得士”）。
张自忠是个性格很耿真的人，道理一讲明白，马上豁然开朗，爽快地答应萧振瀛会“服从到底”。
摆平了张自忠，萧振瀛又马不停蹄地一个个去做工作。
西北军的这些人都属于狗急了跳墙，渡过黄河也没得到过阎锡山的允许，来了以后七零八落地分布在晋南的各个地方，要把他们一个个找全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听说要重建新军，大家都同意，但在推谁为首领这个问题上，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一开始大家说让萧振瀛领着大伙干，萧振瀛赶紧摆手：我在旁边出出主意行，做“头儿”肯定不够格。
见萧振瀛推辞，众人又说让张自忠来带这个头，反正就没人想到那个落魄的宋哲元。
萧振瀛则还是坚持原来的想法。
大家在一块儿，不就是要重新聚义吗？宋哲元光一个“义”字就有资格坐头把交椅，而且他确实是当大哥的料，跟着他干才有奔头。
经过萧振瀛来回一宣传，诸将都慢慢想通了，那就这么干吧。
最后找到的是赵登禹。
萧振瀛原先以为要说服他可能比较困难。因为按照预想的编制，赵登禹只能排到旅长，而他此前在西北军是师长，还当过老冯的警卫员。
没想到几句话一说，赵登禹什么条件都没提，只给萧振瀛回了一句话：干不干，怎么干，由萧大哥你决定，别说旅长了，让我做团长营长都行。
看看差不多了，萧振瀛便在山西运城开了一个会，把谈过话的这些人都召集到一块儿商量。会上，按照萧振瀛的提议，初步决定编成一个军，由宋哲元来当“头儿”，张自忠当“二头儿”。
但是，对萧振瀛来说，内部搞定只是起点，真正难的还在后面。
跑项目
编一个军，那都是自己关在门里想想的，还得让别人承认。别人不承认，你就是想编成一个师一个旅也是痴人说梦，前面说的做的都不过是自己关着门过家家。
名分这个东西很重要。
萧振瀛决定跑到京城去搞项目。
这个京城当然指的是南京。
跑项目就得花钱。萧振瀛一摸口袋，一个子都没有。
宋哲元他们可怜巴巴的，自己都吃了上顿没下顿，更是帮不上什么忙。
怎么办？
只能借。
萧振瀛跑到太原，找银号借钱。
山西那时候不是现在，当时号称全国最富。太原的银号到处都是，只要你想借，就有银子。
要聚义当然得名号吉利。萧振瀛找的这家银号就叫聚义银号，一共贷了2000块钱，旅费、打点费就都在里面了。
到了南京，他想见到的人自然是权倾一时的老蒋。可堂堂元首不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必须得有人引见才行。
这个帮萧振瀛引见的人是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他是陕西人氏，曾担任过陕西省政府主席，与冯玉祥和西北军都颇有渊源。
于右任引荐的人，老蒋自然没有不见之理。
在老蒋面前，萧振瀛细说原委，表示希望能对宋哲元部进行改编。
老蒋表示同意，让他找军政部长何应钦具体落实相关事宜。
萧振瀛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当，不由喜不自禁。
且慢，萧大哥，按照一般的人生经验，如果一件事情太过顺利的话，往往就值得怀疑了。
我们永远不要相信，成功会从天而降。很多时候，它恰恰意味着磨难的开始。
果然，何部长的回答犹如给萧振瀛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何应钦说，编制原来是有一个的，那就是第27路军，不过现在已经取消了。
那还有没有新的编制？
有。不过需要等。
等了几天，萧振瀛仍然什么回话也没能等到，倒是遇到了一位“故人”。
这时候也住在京城的韩复榘。
韩复榘过去因为叛冯，被一众同仁骂得狗血喷头。现在看到萧振瀛也来了，而且寄人篱下，他就嘿嘿地乐了。
你们以前不都骂我和石友三是那个有“反骨”的魏延吗？现在怎么着，你和宋哲元也哭着喊着要来当魏延啦。
萧振瀛正没好气呢，就不客气地回了他一句：我们是黄忠，不是魏延！
韩复榘哭笑不得，都是来投蒋的，到你们嘴里，怎么还变成一个红脸一个白脸了。
萧振瀛不理他，继续等。
这一等就是两个月。
两个月，对萧振瀛来说比两年还长。京城米贵，房租迫人，钱囊眼看一点点瘪下去，可是没把事情办好，他又不能回去。
一想到流落山西的弟兄们吃穿无着，不知道在受着什么样的罪，心里就跟刀绞一般，实在是不好受（“情味甚为郁愁”）。
坐下来细细一想，明白了。
老蒋口头答应，实际上是敷衍之辞，内心并不同意。
什么叫没有编制？纯属扯淡。只要他愿意改编你，根本不在乎多给你一个编制。
老蒋和何应钦这一主一仆，说穿了就是在踢皮球。答应要传经给你，传的却是无字真经，让你空欢喜一场。
照这个样子，别说两个月，就是再等两年，也不一定能等来自己想要的好消息。
这样不行，得重新想法子。
有一天，萧振瀛翻报纸，忽然看到一则消息：“奉天宪兵至太原接收兵工厂”。
眼前一亮，机会来了。
天不亮，萧振瀛就站在老蒋的办公楼下面苦等。
因为老蒋的秘书给他打来电话，当天早上老蒋要出门给一帮文武讲话。
人家秘书也忙得很，不去给领导写报告，管这闲事干吗？
嘿嘿，关系呗。
高手就是高手，经过一番七弯八绕，萧振瀛这回把关系通到老蒋的秘书那里去了。
老蒋出门就看到了萧振瀛，因为要去讲话，所以想避也避不开了。
赶紧打发了事吧。
萧振瀛知道老蒋的心思，马上主动表示：这一回我只跟您谈三分钟，三分钟谈完，我即刻走人。
老蒋给对方这么一说，倒变得不好意思了。
不忙不忙，坐下来谈。
在准备这个三分钟陈述之前，萧振瀛很是花费了一番心思，动了一点脑筋。
为什么第一次见面会导致失败的结局？关键还在于没有把老蒋的心理研究透，没有从他的角度想问题。
那么老蒋现在在想些什么，或者换句话说，中原大战后，他万事无忧了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老蒋整天想的就是要“削藩”，将东北、华北这些地方都合并同类项，归入中央的囊中。中原大战，他虽然斗倒了老冯和老阎，使自己在南京政府的权威一时无二，但这并不意味着华北可以真正归其统制了。
东北军的入关，一方面使老蒋最终奠定了胜局；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华北局势更趋复杂化，那就是前者可能因此坐大。
东北从形式上虽说是易帜了，其实中央政府在那里根本难以插足，如果整个华北也由东北军一手掌控，那就又变成了另一个东北。
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想老蒋之所想，急老蒋之所急，谈话才有效果。
重要的是如何使华北不由东北军一家说了算。
萧振瀛先从报上那个话题说起：听说东北军可能要接收太原兵工厂了。
老蒋的耳朵果真竖了起来。
萧振瀛分析说，别看一个小小的兵工厂，今天接收兵工厂，明天就能接收整个山西，而山西一向都是华北的核心（“得太原者得天下，得太原而尽得地利矣”），如果这个地方被东北军控制住，张学良的势力那就不得了了啊，对于中央来说，以后就可能会尾大不掉。
老蒋看着萧振瀛。
那么，你有什么妙计吗？
有。
萧振瀛的计策就是，以晋制奉。
我认识一个叫温寿泉的人，这人现在住在上海，跟我是铁哥们儿。他原来在山西当过副都督兼军政部长，跟山西将领很熟，我让他到太原去做工作，一定不让东北军进山西。
老蒋的脸色慢慢缓和下来。
吃早饭没有？
萧振瀛摸摸脑袋，一早就来了，还没呢。
那跟我共进早餐吧。
萧振瀛今天算是撞大运了，能够跟老蒋在一个桌上吃饭，那可不是普通待遇啊。
为了跟萧振瀛深谈，老蒋甚至把当天的讲话安排都临时取消掉了。
因为萧振瀛所涉及的东西，实在是他最关心的。
吃了早饭，又谈了半天时间，老蒋把孔祥熙叫来：呶，事情是这样的，你看着办一下吧。
孔祥熙是多么玲珑的一个人，马上就明白了老蒋的意思。他让人交给萧振瀛两样东西：两万块钱和一张军委会中将参议的任命书。
真是雪中送炭啊。不愧是大人物，出手就是不一样。
萧振瀛随即以中将参议的身份去找了温寿泉，后者果然就把事情给办成了。
由于山西将领的阻挠和反对，东北军愣是没能进入太原。
萧振瀛当然不会白干，老蒋很快再次召见了他。
当着老蒋的面，萧振瀛表示：只要中央收纳我们，我们今后将坚决脱离西北，为您所用，从而代表中央扎根华北。
至此，对由宋哲元在山西重组新军的事，老蒋终于点了头。
老蒋这关算是过了。可这事还不是他一人能说了算。
当着萧振瀛的面，老蒋很实在地告诉对方，你得再去找一个人。
谁？
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少帅张学良。
华北地面上，只有他点了头（“请派令”），这事才算成。
从老蒋这里拿到路条，萧振瀛就去天津找张学良。
可是天津的事并不比南京那边更乐观，因为有人跑过来插队了。
这个人不是别人，是老西北军中的知名人物——孙良诚。中原大战溃败后，这位老兄也变成了光杆司令，跑到天津来做寓公了。
做寓公虽然不愁吃穿，可哪有带百万兵风光，孙良诚便也想通过关系到少帅这里来报个名，由自己负责改编晋南西北军。
替孙良诚操办这件事的人叫郑道儒。此君也是能人一个，在老西北军时就办过对外交涉，后来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还当过“经济部部长”。但能则能矣，碰到另外一个更能的，郑君就没辙了。
在这之前，郑道儒本想先取得张自忠和赵登禹的支持，但事与愿违，这两人都被萧振瀛说服了。他便索性赶回天津，准备直接走张学良的门子。
忙了个昏天黑地，肯定不能为别人做嫁衣裳。萧振瀛抖擞精神，赶紧行动开了。
论名气和地位，孙良诚属于“韩石二孙”四猛中的一员，宋哲元位列老西北军“五虎上将”，可算各有千秋，如今两人境遇又差不多，在编制问题已经通过的情况下，究竟选择谁，全在张学良一念之间。
萧振瀛铆足劲，把他所有能用的关系都给用上了。
我忘记提一句了，萧振瀛本人就是地道的东北人，他的祖上也是从山东逃荒出来闯关东的。
在进入西北军之前，萧振瀛曾在东北军政里面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才进关谋出路的。
他利用这种关系，先找到一个人，此人在张学良手下做承启官。所谓承启官，其实干的就是看门老大爷的活，有客人来见，负责给里面通报一声。
别看人家官不大，能量可大得很，甚至连高官都得拍他的马屁。此中秘诀，有兴趣的同志不妨翻翻或者明清笔记。
萧振瀛陪着他吃吃喝喝，把原先的关系又给拉近了一步。最后塞了一千块钱给这位仁兄，要求就是让他重新调整一下会客次序。
那时节，少帅在华北炙手可热，权倾一时，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着的。实在要见也可以，得排队。
郑道儒本来是排在萧振瀛之前的，承启官随手一拉，就把萧振瀛的位次拉到前面去了。
萧振瀛排在最后，结果却最先受到了张学良的接见。这种中国人排队的规矩，估计傻呆呆的老外是永远弄不懂也学不会的。
这次与张学良见面，萧振瀛充分吸取了京城跑项目的经验教训，他知道这次绝无退路，所以非得先摸准心思再和对方说话不可。
关键是你得换位思考，现在最让少帅烦心的是什么。
他最烦山西的那些事。
本来中原大战结束后，论功行赏，山西就是东北军的地盘了。可山西是阎老西的，别人动也动不得。
人倒是下野了，然而阴魂不散，山西地方政府和晋绥军归根结底还是听他阎某人的。
那时候的山西，可不比平津差多少，风光好得很，富得流油的一个地儿，你要说少帅不动心，那是假的。
可怎么进得去呢？
我给你想办法啊。
萧振瀛说，晋南不是有西北军吗？当初阎老西不念旧情，不肯收容宋哲元，于是宋哲元就恨透了这个势利的老家伙。现在你只要让宋哲元负责收编这部分晋南的西北军，都不用自己出面，就可以达到制晋的作用和效果。
虽然不是每一个东北人都会忽悠，但经过本山大叔的经常性提示，我们知道，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东北人是擅长这一绝技的。
听萧振瀛这么一撺掇，少帅果然颇为动容。
和在南京时一样，旁边仍然少不了敲边鼓的，而且还都是东北军里面的要人，这些人以前也知道和认识萧振瀛。一套近乎，就都跑到少帅那里帮他说话了，其中，就有堪称位高权重的万福麟。
你们既然都说宋哲元好，那还犹豫什么，就他了。
可怜在这过程中，孙良诚派出的那位郑道儒一直被蒙在鼓里。他算算日子也差不多了，怎么少帅还不接见我，就跑去问，却被承启官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和理由给挡了回去。最后，眼看大局已定，郑道儒才被允许去拜见张学良，然而这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因为有关任命早已下达。
人家红头文件都出来了，哪里还能再收得回去。
这里面本来还横生出一个枝节，那就是老冯下野时，可能是考虑到要在人家地盘上暂住的原因，曾冒出过一句，说是要把西北军残部交晋绥军的商震统领。
老冯其实也就那么客气一下，没想到商震却当了真，一看宋哲元要自行整编，马上就派人来责问。
萧振瀛此时已稳操胜券，哪里会再理这茬，当场就把那人骂了回去：商震是什么东西（“何物商震”），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要他来充什么老大。就凭他的那点资历，难道还能来给我们当领导不成？！
一看萧振瀛不是好惹的，商震赶紧缩回头去，再不敢提一句“统领”的事了。
民国十九年（1930年）11月，在中原大战结束仅仅一个月后，晋南西北军就正式统编为第3军，宋哲元为军长。
两个月后，第3军改番号为东北边防第3军。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驻晋部队重编番号，才正式被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
缔造29军，萧振瀛实为首功。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两个孟尝君一样的人物都跟西北军有脱不开的干系——何成浚打垮了一个老西北军，而萧振瀛却只手重建了一个新西北军。
聚义亭建起来了，“宋公明”也正式坐上了头把交椅，下面就轮到给各位兄弟排座次了。
萧振瀛被授以总参议，还和过去那样兼管军法。
宋哲元原先的参谋长张维藩仍任29军参谋长。
29军下辖两个师，张自忠是部队改编中的主力，又是“二头儿”，自然其中一个师的师长必须让他担任。另外一个师的师长，则由张自忠推荐，安排冯治安就职。
冯治安本人当时已无一兵一卒，但他过去于张自忠有保举之恩，加上又是宋哲元曾经的嫡系人马，居师长之位，大家都无话说。冯治安和赵登禹的关系很好，赵登禹也就到他下面做了旅长。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副军长。
副军长这个职位是原先计划里没有的，但兄弟们的座次摆不平，只好临时插了两个板凳进来。
其中之一是小名叫“呆子”的刘汝明。他原先在老西北军中的地位是和宋哲元差不多的，中原大战后手下的兵也折腾得没剩下几个，便来投了宋哲元。按照宋哲元一开始的想法，29军准备编3个师，也让刘汝明当师长。
一个军编三个师，这在陆军里并不逾越常规，但这个方案在少帅那里通不过。宋哲元只好让他做了副军长。
另一个副军长是秦德纯（保定军校第2期步兵科）。
29军高层基本上都是武将，唯萧振瀛和秦德纯在宋哲元身边一左一右，运谋筹划，可划入谋臣之列。
29军虽然是由宋哲元当头，但实行的却是现在流行的圆桌会议的模式。大家达成默契，不管多大的事情，都要由这“八巨头”集体商量，集体负责，计议好后再行动（“尺事八人共议，谋定而后动”）。
经过这么一运作，29军成为老西北军旧部中相对最巩固也最团结的一支部队，外人轻易很难拆分得开，自然也不用提什么倒戈和离间了。
户口问题终于解决了，可是他们还面临着时时揭不开锅的难题。虽然有了编制，但29军的军饷却少得可怜，毕竟是杂牌军，能让你们凑合着一块儿吃就不错了，再要想吃饱和吃好，实在是很不现实。
萧大哥，为了大伙，你还是再去南京跑一趟吧。
又得走门路，找关系了。
萧振瀛最初想到的人是国舅爷宋子文。
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正是最当红的时候，在老蒋那里很吃得开。如果能让他在老蒋那里美言几句，不愁好事不成。
可是这条门路好是好，但是进不去，甚至连宋子文的面都没有办法见着。
宋部长什么人，当年的顶级海龟，不仅仅是喝过洋墨水那么简单，人家喝的还是美国哈佛的洋墨水，平时走路都是鼻孔朝天，一不高兴，连老蒋都不放在眼里。
别人跟他一说萧振瀛求见，他马上问：萧振瀛是谁？他留过英，去过美吗？知道来是come去是go，点头yes摇头no吗？
哦，都不知道，英语也不会说。那我怎么跟他交流？不见！
萧振瀛没有办法，只好退而求其次，去敲另一个显贵的门——宋子文的姐夫、老蒋的连襟孔祥熙。
这一敲真的敲开了。
说起来，孔祥熙和西北军还有那么一点历史渊源。早在冯玉祥尚未脱离直系的时候，孙中山为了策反他革命，就把孔祥熙派到了老冯身边。后来，老冯就真的干起了革命，通过发动北京政变，把老东家直系政府给掀了个底朝天。
北伐以后，老冯成了“四巨头”，孔祥熙和老蒋又是那种关系，两人的往来自然比以前更加密切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这之前，并不说明孔祥熙对萧振瀛一定留有什么印象，虽然萧振瀛上次来京，彼此又照过一面，但也早就不知抛到哪个九霄云外去了。
对于孔祥熙来说，每天找老蒋托关系的人不知凡几，而萧振瀛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过客而已。
但是印象是可以加深的，尤其是当对方拎着厚礼上门的时候。
29军穷得叮当响，最缺的就是钱，然而正所谓“舍不得金弹子，打不住银凤凰”，为了把门路走通，大家想方设法，又东挪西借了两万块钱，买了厚礼送给孔祥熙。
和阎锡山一样，孔某人一向被外界封为山西大财主，经商很有才，私下也赚了很多银子。照理，他这样的人，对身外之物应该是抱很无所谓的态度的。
可你见过谁真正嫌钱多的？何况在民国笔记中，这位孔兄虽然会几句洋泾浜的晋版特色英语，实质却是大俗人一个，与他的小舅子相差不是一星半点。时人甚至认为这位自称的孔子后裔颇似三国时的一个著名人物。
那个同样俗不可耐的刘表刘景升。
不过俗人就有俗人的好处，因为跟俗人们打交道，正是萧振瀛的特长。
见面以后，看着对方笑眯眯地收下好东西，萧振瀛的好话也跟着递了过来。话里话外，他都透着这么个意思：虽然我们老西北军已落魄至此，但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孔先生今后会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的。
一个人会不会说话就是大不一样，孔祥熙听到这里，大受触动。
民国时代，与过往的大宋王朝有相似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的是，很多武人虽然从根子上说是个大老粗，却极爱附庸风雅，死皮白脸地都要往“儒将”上面凑，在穿戴上盛行不爱武装爱红装，平时军装是根本不穿的，长袍马褂兼瓜皮小帽儿是其惯常打扮。
不同之处则是与宋代士大夫多不屑与武人为伍不同，民国的文人是非常向往和带兵打仗的人有上一腿的（典型的比如汪精卫）。
对于孔祥熙来说，后者的意义更加重要。毕竟他不可能像宋子文那样自己拉起一支税警总团来，要想在老蒋这个连襟前面提高身价，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和有实力的武将们拉上关系。
不错，如今的西北军是今不如昔了，然而这就跟炒股一样，原始股价格低，以后上涨的空间才大啊。再说，这只股票简直就等于自己免费送上门来的，除了动动嘴，实际根本花不了什么成本。即使以后真的涨不上去，变成了垃圾股，他孔某人也用不着急得跺脚。
孔祥熙用他那孔方兄一般的心思，拨拉了两下算盘，觉得这笔买卖实在划算，非常值得一试。
然后他就去跟老蒋敲边鼓去了，敲来敲去，无非是让老蒋相信，这个宋哲元虽然在蒋冯战争、中原大战中多次担当反蒋急先锋，但其实是因为身处老冯帐下，不得不为之的结果。他这个人的为人还是很不错的，对你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意，当年还力争过反蒋不如反阎呢。
从这时候开始，老蒋对宋哲元的印象越来越好，而且时不时地就会给29军拨来补助费。
印象好是件大好事，可是经济问题还是没有能够得以完全解决。
因为那补助费不仅断断续续、时有时无，而且也太少了一点，每次只有区区几万元。
萧振瀛一算账，此次赴京，虽不能说亏本，却也没赚多少。
只好再想办法。
这次准备算计的对象换成了阎锡山。
阎老西又回来了。
其实这个著名的铁算盘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当初，中原大战失败下野时，他可怜巴巴地说自己准备“出洋考察”，趁大家一不留神，却跑到大连躲了起来。
老阎那多精明的一个人。真的出了国，我还能回得来吗？
人在大连，山西的一举一动却仍然在他掌握之中，而山西军政当局也对他唯命是从，所以东北军不管怎么努力，始终都无法对山西进行渗透。
过了大半年，觉得风头过了，老阎又偷偷地坐上飞机，回到了山西老家。
按老阎的说法，他是思念故乡，特地回来“隐居”的：你们都不要来看我，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其实这就是一个信号，隐含的意思就是，你们都来看我吧，让我给你们说一说。
山西军政巨头徐永昌、杨爱源立刻前来拜见，这一下等于广而告知，从山西到华北乃至全国，都知道老西回来了。
老阎的这一手确实很高明。到这一步，你们杀也不能杀我，赶也不能赶我，我就赖在这里了。
老蒋知道后立刻就急了，不是说好要“出洋”的吗，怎么还耍上赖皮了？马上致电徐永昌，让后者催老阎出国。接着，老蒋、张学良又双双派出代表，去做老冯（此时也在太原）、老阎的工作。
甭管你们用什么手段，硬的也好，软的也罢，二老不为所动，哪儿也不去，更别说出国了。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加快了老阎复出的步伐。
在当年的国民党四大上，老蒋当众做了检讨。作为“痛改前非”的表态之一，便是与以前的“反对派”重归于好，老冯、老阎又重获政治生命，不仅取消了对他们的通缉令，还成了响当当的中央委员。
这回老阎变乖了，他自己搞了一个“中的哲学”，认为以前之所以倒霉都是不够“中庸”所致。
本来好端端的，去惹人家老蒋干什么，弄得自己惨不忍睹。
明摆着，老阎这是真的服软了，对老蒋。
对舆论，他顺应潮流，赶了一回抗日的时髦，向中央积极献计献策，要求政府拨出10万劲旅死守锦州。
至于10万劲旅怎么个拨法，那可不是他的事。你们只要知道我老阎是个积极要求抗战的好人就行了。
如他本人所愿，老阎的声誉立刻焕然一新。
可是，最关键的那个人——老蒋依然不表态。
看来还是自己诚心不够，那来更猛的。
老阎使尽吃奶的力气，拿出了一份东西，这就是有名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
要说这份草案还真算得上是老阎呕心沥血之作，它的主旨就是要“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把山西建成抗战的前沿基地。
我再也不跟你调皮了，就给你当小弟，在前面替你老人家出力流汗，挡着日本人，这总可以了吧（“锡山治全国而不足，治两省而有余”）。
老阎认为，他心诚到如此地步，老蒋看了一定会感动得流泪的。
可是偷眼一看老蒋那样子，老阎顿时心凉了半截。
这位看上去仍然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
老蒋心里门儿清。以前每次华北这边反蒋，后面都有这个阎老西在后面捣鬼。趁着这次中原大战的机会，好不容易才把他赶了下去，怎么能再做放虎归山的事呢。
老蒋始终不松口，老阎再也按捺不住了。
嘴一撇，太原那边心领神会。
学生上街搞抗日示威游行，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开了枪，杨爱源马上以此为由，封闭了国民党党部，连负责人也被抓了起来。
老蒋得知消息，连忙找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谈话。
徐永昌摊开手，说自己毫无办法，因为山西境内没人听他的。
那他们都听谁的？
当然是听阎锡山阎先生的了。
我徐永昌办不好这些事，只有阎锡山能办好（“在我办，是事倍功不到半，阎先生办，是事半功不止倍”）。
据说徐永昌还曾经推心置腹地跟老蒋摊过牌。
中原大战后山西政治经济一落千丈，大家都怨声载道（“军政与人民均不堪其苦”），说明阎锡山当家还是有一套的，他不出山，山西没准得玩儿完。
知道中原大战蒋阎有积怨，又干脆把话给挑明了。
阎锡山最大限度不过是你的政敌，而政敌是可以合作的（估计老蒋对这一点也是深表赞同，搞政治的，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嘛）。
接着辟谣。
人都说老阎抠，其实抠来抠去，也没往自己兜里抠，都花到“公家”上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一个最称职的公务员！
最后一点，徐永昌说得很不客气，却也可能最能打动老蒋：“你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还会有帮你的时候。”
徐永昌靠嘴，其他人就靠行动。老蒋的脸色一缓和，山西省党部那个负责人立马就被放了。
既不跟我争（权），又说要帮我（忙），老蒋终于被说动了。正好那时候“一.二八”淞沪会战已经进入庙行大战的阶段，山西这里确实也不容再有闪失，老蒋一伸手，就把老阎捞了上来。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20日，阎锡山被委任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新爬上了山西土皇帝的宝座。
等到阎锡山位置坐稳当，又轮到老蒋犯愁了。
虽然老阎看上去已无多少再次造反的胆量，但你也别想轻易摸到他的窝里面去。
山西不通车（路轨跟全国其他地方不同），不配合，不鸟你，像个剌猬一样，让你无处下嘴。
萧振瀛给老蒋带来了开心药丸。
他第三次拜见老蒋。一见面，也不再说什么西北军、29军了，口口声声都是“咱们的部队”。
有“咱们的部队”在山西，准帮您看好那个不安分的阎老西。
萧振瀛还表示，29军有意找机会北上，开进晋东的阳泉，对西北军的“世仇”阎锡山负起监视的任务。
这帖药正治老蒋的心病，立刻转忧为喜。
既然笑了，下面这个口就比较好开了。
29军恨阎入骨，非常愿意为您效忠，不过他们现在遇到了点小困难，缺乏经费。
这个容易。
老蒋当即刷刷两笔，拨特别费每月30万，并承诺追加每月军饷。
这趟回来，萧振瀛一次就先带回了两个月的特别费：60万（一说为50万）！
随银子在一起的还有清单，就像现在的工资单一样，给你详细标明每月增加的各种军饷收入，对此，那些苦惯了的西北兄弟都觉得非常稀奇，他们这才知道，原来当兵是可以拿这么多工资的，而且可以拿全。
原先在老西北军的时候，基本就只能管个饱饭，每月只能发几块钱“鞋袜费”，就连这也从来没有发全过。
经过萧振瀛的上下打点，这支寄人篱下的部队也开始过上了像模像样的生活。
可是，好日子总是不能长久，没过多长时间，有人来赶他们了。
那个不招人待见的老阎摆起一副臭脸，对29军下了逐客令。
当然，他如果公开这么做，还是有些难度的。因为早先徐永昌临时当家的时候，这人还算是厚道，出于当年同室操戈之谊，已经答应29军可以驻留了。现在反悔，感觉上会很没面子。
不过这个难不倒老阎。他别的没有，鬼点子倒多的是，其中一个就叫做借刀杀人。
很快29军就接到老蒋发来的电报，说是要把部队调到江西战场上去。
接到电报，29军高层都炸了窝。
江西那是个大火坑啊。对地方部队来说，跟发配充军没什么两样。
当初19路军在参加淞沪战役前，就是这么被不情不愿地调到江西去的，除了损兵折将，什么好处也没捞到。要不是运气好，被调回京师，又正好赶上跟日本人作战，没准就要弄得“尔曹身与名俱灭”了。
共产党的部队（红军）战力了得，能征善战，在那个时候就是人尽皆知的事。跟红军作战，除了中央军属于职分所在，没有办法，几乎再没人愿意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了。
可是不愿意归不愿意，中央来的电令，看上去谁也没辙。
编制给你，饷银给你，你说不去打仗，难道想反叛不成？
但是29军有一个萧振瀛，他似乎什么时候都有办法。
中央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想起来要把我们从山西调走？
不用问，肯定是阎老西出的馊主意。
你让我们走，我们偏不走。
萧振瀛不找中央，不找老蒋，他去找东北军。
做这种事，得有帮手。萧振瀛的帮手，就是秦德纯。
秦德纯四处放风，说老阎回太原后要坐大了，根本不把东北军放在眼里，而且他还记着当年中原大战时东北军从背后捅他的一箭之仇，一个不留神，没准他会如法炮制，从背后反过来也捅你们一下。
少帅本来对老阎回到太原就心存疑虑，这一下更是又惊又怕。
这时候萧振瀛就找上门来，并且毛遂自荐，说29军愿意进驻晋东的榆次和阳泉，以扼制太原咽喉，如此，“阎之行动可予控制矣”。
有人肯帮我们挡子弹，这种好事谁不愿意。
少帅马上点了头：那就把你们调过去吧。
这边老阎为了“恭送”29军出晋，专门派了代表过来，指定线路，沿途还安排各县进行接待，什么大鱼大肉，甚至毛巾香皂应有尽有，就准备打发这帮人尽快离开，越早越好，越远越爽。
当着太原代表的面，萧振瀛对29军官兵讲话，让他们吃了喝了拿了以后，千万不能忘记“阎司令”的恩情，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亦不能淡忘其意”。
太原代表很满意，走了。
第二天，29军忽然杀了一个回马枪。张自忠进驻阳泉，赵登禹占领榆次，冯治安、刘汝明则在附近遥相呼应。
此时，老阎却还坐在家里想美事呢，听到消息，腾地一下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让他们滚蛋，怎么还离我更近了？！
一打听，明白了，真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着了一个叫萧振瀛的小子的道了。
转弯抹角不行，只能直来直去了。
老阎派人找到萧振瀛，明白着告诉他，这是山西的地界，其他部队不准任意驻扎。
萧振瀛的回答是：山西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们是中国的部队，所以愿意驻哪里就可以驻哪里。
听上去正气昂然，其实也蛮有点耍赖的味道在里面。
中国地方这么大，哪里不好去，你们怎么就愿意驻我们这地儿。
可是在下无寸土、上无片瓦的情况下，不耍赖皮，还能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应对办法？
老阎自以为脸皮已经很厚了，没想到有人比他还要强，一时也被堵得说不出话来。
他急忙给张学良打报告，可人家愣没答理他，这才知道29军的行动，竟然就是张学良默许的。
再到老蒋那里告御状，老蒋却再也不提让29军南下的事了。原因是萧振瀛已经提前给老蒋送去了“独家解释”，说是29军如果留驻不走，可以起到稳定华北、牵制晋奉的作用。
多贴心的一个解释啊，老蒋没有理由反对，再看张学良本人也没有要调29军南下的意思，也就作罢了。
留驻晋东，为29军后来走上成功之路创造了条件。倘若当初他们被调往江西，就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
晋东大练兵
在晋东的那些日子里，29军的日子仍然过得很苦。如果换其他部队，也许早就撂挑子不干了。
可是，宋哲元和他的弟兄们必须坚持。
衣服破了，再凑合着缝一缝，鞋子烂了，索性扔掉，咱光脚的不怕他穿鞋的，枪支旧了，那就当烧火棍继续在肩上扛着走。
反正已沦为宅男，哪儿也去不了，不用怕在外面丢脸。
这时候，还是缺不了那句提精神的老俗话。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对于地方上真正有实力的同志们来说，“大任”是一定会来的，而且也不用等得太久。
这个“大任”就是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29军发出通电，请缨抗日。在电文中，萧振瀛特地加了一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29军晋东练兵，从头至尾都以“枪口对外不对内”为口号，其假想敌只有一个，那就是日军。
日人侵华，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可谓双刃剑，既标志着民族危机的到来，同时也意味着军人崭露头角的机遇接踵而至。
不过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抓住的，它需要实力。
让我们认真准备吧。
先从吃饭开始。
吃饭前，大家先唱个《吃饭歌》，受点教育。
小时候我吃饭时在桌上掉了个米粒，便会条件反射地想到课堂上老师说的：我们碗里的每一颗米粒，都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绝不能浪费。
为了不浪费，我捡起来，把它吃掉。
这个道理，29军也要讲。不过他们更进一步，要官兵吃完米粒，记住向农民伯伯报恩——打屠杀和侵略他们的日本鬼子（“日本军阀，国民之敌”）。
很深刻，也很形象。
吃完饭，要开早会，官兵必须高声问答。
还记得中“钢七连”点名时的那个经典经面吗？形式上差不多。
列兵许三多。
到！
东三省是谁的？
是我们中国的！
可它现在被日本占去了，你不恨吗？
我十分痛恨。
那怎么办呢？
奋斗！奋斗！奋斗！
怎么样，很励志吧。这是教一般士兵的，至于军官，他们层次还得高点。
29军军官的必读书，说起来吓你一跳。
“四书五经”里面的“四书”。
他们另外又编了一本《义勇小史》，里面讲的都是岳飞、韩世忠、文天祥、史可法这些人的事，也是必读书。
看起来，“四书”跟这本通俗小书一高一低，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在宋哲元他们看来，都是一码事。
读“四书”，不是为了上京赶考，而是要从中读出忠义二字：忠于朋友，忠于国家，然后可以救国救民。
你还不要说他们陈腐，都是故国传统文化，里面鸦片鱼翅都有，拿来主义，就看你是想吸鸦片还是吃鱼翅了。
在29军中，军官们经常就“四书”展开答辩，获胜者能得到宋哲元的亲自奖励。
思想工作要做，军事训练也不能丢，在这方面最有名的是被称为“张扒皮”的张自忠。
周扒皮为了让长工们多干点活，他得天不亮就钻鸡窝，这至少说明一点，你要让别人卖力，自己就得先掉一层皮。
张扒皮也是如此。
这名字是怎么叫出来的呢？
有一回下大雪，大家都迟迟缩缩躲在营房里，不愿出操。
张自忠二话不说，把自己的“皮”——棉衣先给扒了，然后光着个膀子在操场上跑起了圈。
还看什么，都扒了“皮”，一块儿跟着跑吧。
张扒皮虽然狠，但没人敢不服。堂堂师长，和士兵剃一样的光头，穿一样的衣服，扒在一口大锅上吃饭，同吃同睡同劳动。
看了38师的训练你就知道了，人家这个师长可是实打实的。
找一两个兵在旁边，你们大家就看着我给你们做示范，什么时候能做到我这个样子，就OK。
那是要射击就射击，要白刃就白刃，单兵技术，百里挑一。
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孔祥熙以实业部部长的身份考察华北政务，公务之余，到山西老家去扫墓。不过，为外人所不知的是，他此行还担负着一个特殊的任务，那就是受老蒋之托，来打探一下29军的动静。
孔祥熙曾帮宋哲元在老蒋面前说过好话，因此宋哲元对他招待备至，还特请其检阅军队。仅仅一年不到的时间，出现在孔祥熙眼里的这支部队，已经是步伐整齐，风纪肃然，官兵则各个精神饱满，毫无倦怠神色（“卒伍整饬，无矜气，无怠容”）。
只有自身过硬，机遇来了才能一抓一个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8月，关东军大改组，武藤上任，对马占山和东北义勇军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
华北局势骤然紧张。
这个时候，说少帅真的不急是假的。义勇军在东北的情形，问一下北平救国会就知道了。
如果东北义勇军顶不住，隔着河北平津的还有一个热河。在这之后呢？
在这之后就是察哈尔，那里同样需要有人顶上一把。
可是派谁去呢？
没人愿意去。
当年全国的穷省里面，要是弄个排名榜的话，察哈尔省绝对在三甲之列。
这就想到了当年拾荒一样收来的那根大钢筋，听说现在发展得很不错。
29军一直“赖”在山西不走，而以前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阎老西竟然只能选择装聋作哑。
问他们愿不愿意去。
不过事先说好，这次去是没有“开拔费”的。
宋哲元一听，满口答应。
我愿意，我非常愿意。
心里除了惊喜，还是惊喜。
这就意味着，29军从此有自己的窝了，哪怕那是穷得冒泡的察哈尔，哪怕没有一分“开拔费”。
“赖”在山西那是无处可去，你当谁真的心甘情愿。
我想要一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
估计那几晚，29军的官兵做梦都是含着泪花的。
收拾好行装（其实也没什么行装好收拾），立刻开拔。
阎老西你还别瞧不起人，爷爷只要有地方待，就是睡草堆，也比蹲在你大门口遭你白眼强。
这一路，29军走的都是夜路，白天根本不敢走动，倒不是怕日军的飞机空袭，而是担心被剿匪部队认做是土匪。
其时，他们在衣着装备上跟土匪相比确实也没多大区别。
穷且益坚不坠凌云之志，这句话放在29军身上还是很贴切的。
随着他们的实力一天天在增长，谁也不敢再不把29军放在眼里了，当初谁也不要的小乞丐渐渐变成了如今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到长城抗战前后，29军军容之盛已得到上上下下的一致认可。
宋哲元曾经苦求不得的那个师也有了着落，少帅这回爽快地点了头，29军暂编第2师（暂2师）成立，刘汝明从那个不尴不尬的副军长职位解脱出来，去当了师长。
事实上，29军的奇遇不止于此。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等待着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