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余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官，原任国子监博士，后来出任常州知州，地点在今江苏省常州市。李余庆在任期间雷厉风行，对恶势力绝不姑息，手段毒辣，狠人一枚，常州“打黑”系列行动震荡各界，凶人黠吏畏之如神。没有最狠只有更狠，早先当地的黑社会横霸一方，自李大人上任以来当地各方势力噤若寒蝉。这就说明了当官的只要够狠没有不害怕的，地方上所谓的“凶人黠吏”不过是衙门的附庸，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欺男霸女，不需要的时候一脚踢开。这种直接利益上的斗争关系，必然有一方选择妥协。
李余庆是一位正直的有作为的官员，在任期间常州社会风气为之一变，贪官污吏、泼皮无赖被他整苦了，大家伙不敢怒也不敢言。当时有一名医官坏事没少干，每天过得提心吊胆的，按照李大人的清理速度，很快就会轮到他的头上，于是医官先下手为强。医官非常清楚“敌者，利害相冲，死生弗容”，既然选择了李大人作为敌人，那么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罗织经·制敌》：“君子敌小人，亦小人也。小人友君子，亦君子也。”这段文字充分地说明了君子与小人的辩证关系，即在斗争过程中没有所谓的君子和小人之分，君子与小人为敌，也就变成了小人，反过来小人与君子友善，自然而然变成了君子，儒家思想里的两种人格身份在官场斗争中起不到多大作用。《罗织经》说得未免极端，可是现实中的确如此。有时候我一直在想研究历史究竟要干什么，结果到头来还不是不断重复错误？前人的经典著作说得相当明白，后人却经常在这上面栽跟头，也许研究历史就是在重复错误的过程中发现新的错误。医官下手了，发挥他的特长，直接给李余庆下毒。李余庆上吐下泻，有进气没出气，临死前忽然察觉是医官所为。还剩最后一口气的李知州命人抬着自己到州府升堂，传讯医官，当场打死，之后他也去世了，葬于横山。医官下毒不够彻底，反遭李余庆最后一波的反扑，最后两人同归于尽，为斗争献出了生命。多年后，当地人依然敬畏李余庆，路过他坟墓，下马缓行。家有重病患者就到他坟墓取土，洒于床席（《宋稗类钞》）。
该事件中有令人不解之处，医官为什么与知州大人斗在一处？这其实是一种直接的利益侵害关系。李余庆雷厉风行，要在常州来次大换血。贪赃枉法的那帮人自然感到了来自衙门的压力，他们的利益直接受到了衙门的“侵害”。医官见不能脱身，只有来了一招鱼死网破。给领导下毒，这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如果朝廷命官不明不白地死在了任上，势必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地方势力若不能够摆平有关部门，只好请相关嫌疑人去有关部门做客“喝茶”。此例中可见医官迫不得已，生命利益遭到了李余庆的严重威胁，若不出手下一个死的只能是他。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一击，医官的力量终究不能够与知州大人对抗，然而利益面前各不相让，有多大能量使多大能量，似乎与官职、地位、名望等等毫不相干，唯有甩开膀子一搏。宋代医官属于技术官，又作“伎术官”，泛指在朝廷任职的专门技术人士，例如天文官、书法官、绘画官。技术官是游离在体制外的一支队伍，与当朝执政的文官集团有着本质区别，他们更类似于吏员，专门为皇帝及公卿大臣提供服务。正统科举、恩荫、举荐入仕的文官士大夫其实瞧不起他们，在收复失地不如考中状元的宋代官方“重文”的政治环境下，技术官不招待见稀松平常。技术官面临四大问题，即升迁难、待遇差、没权力、地位低，因为升迁特别困难，导致工资待遇不高，所以又导致社会地位低下。以医官为例，宋代设有医官院，规定医官秩有十四阶，如成全大夫、平和大夫、翰林良医、保安郎等。宋初规定技术官十年一磨勘，宋仁宗庆历改为五年一升迁，这与文官三年一磨勘的制度相去甚远。苟能耐住寂寞，清闲一辈子，如果想提高物质生活，只有动歪心思，那么斗争也就不可避免。
技术官中医官待遇虽然一般，但灰色收入颇丰。宋代医疗市场较为发达并且混乱，《老学庵笔记》记载，宋高宗定都临安，皇帝一来像一块吸铁石，四方士民商贾悉数跑到新都城临安。官府创建开张，朱红大墙刷得焕然一新，被广大商人当成了广告宣传栏，如“王防御契圣眼科，陆官人遇仙风药”，“干湿脚气四时丸，偏正头风一字散”，“三朝御裹陈忠翊，四世儒医陆大丞”，“东京石朝议女婿乐驻泊药铺，西蜀费先生外甥寇保义卦肆”，如此凡数十联，医药广告占了绝大多数。体制内的医官、名医，远比民间的江湖郎中要价高。但凡地方有疫情，朝廷会派医官出差，地方赠予治疗费颇多。如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广南军队中流行瘴疫，医官院选医官三人，赐绢五十匹，遣赴桂州，治愈数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代医生行医的费用通常是双方协商，或者医生开价，外加患者打赏。看一次大病最少也得十贯钱，最多达到三千贯。如迪功郎周仅患有疝气，当时有一医生针灸治愈，给了十贯钱外加三匹绢，过了半个月病又犯了，再寻医生已不见。仁宗时陕西华州士人郭行父亲患病，医生开价一百贯，少一个子儿也不干！最后郭行只好依他，方才治好了父亲的病。这种漫天要价的现象屡见不鲜，宜兴名医段承务有一次给人看病要了五百贯（《宋代物价研究》）。宋高宗御医王继先飞黄腾达是个例外，秦桧让夫人王氏与之结拜，足见显贵，是医官中的典型代表。
宋代官方规定，皇室及大臣有病的，皇帝派御医去诊治，原本是体恤皇室大臣的一件良好举措，问题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去的御医、内侍官可以从中钻空子，打着皇帝的旗号狐假虎威。皇帝这块金字招牌成了他们敲诈勒索加纳贿的利器，完全属于“合法”的伤害。皇帝在这里变成了冤大头，并不清楚医官在其中干的各种勾当。医官通常直截了当要价，价格绝非三钱两贯能打发的，有病的主儿要是不打赏，那就不客气地告诉你死期到了。因为是皇帝派来的医生，开毒药你也得吃，家人还不敢问。漏洞就在这里，家人若有一句微词，那是对皇帝一片好心的怀疑，你们家什么态度？御医回去一禀报，某某宗室或大臣无药可救，挂了！皇帝一伤心，成啊，敕葬，命内侍为死者主持丧事。这回轮到内侍上场，人已经被前面的医官弄死了，他只好敲诈要钱了，一个丧事，丧主家基本倾家荡产，是以当时有“宣医纳命，敕葬破家”之语。宋仁宗庆历年间，皇上给某家敕葬，该家表示不接受，心领了浩荡皇恩，可以自己动手解决，不麻烦朝廷（《石林燕语》）。
官场的第二个斗争原则出现了，即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受到侵害必然引起斗争。非主流的技术官尚且如此猖獗，可想而知主流的文官士大夫该是怎么样的鲜血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