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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级的“默许”是一种神奇力量

作品:庙堂往事 作者:赵家三郎 字数: 下载本书  举报本章节错误/更新太慢

    寇准进入执政集团时,宋太宗曾对宰相吕蒙正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寇准临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尽心。朕尝谕之以协心同德事。皆从长而行,则上下鲜不济矣。”意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寇准虽然年纪小,但临事明敏,今天你们同朝为官要同心同德,暗示吕宰相接下来的工作要以寇准为中心。吕蒙正听出了弦外音,惹不起,躲得起,当即辞职由吕端接任。其时执政阶层内有吕端、张洎、李昌龄、寇准,论年龄论资历寇准最小,然而论声望和与皇帝的关系,没有人能超过他。

    晚年的宋太宗似乎找到了工作上的一个精神支柱,对寇准几乎言听计从,直接表现在立储这件事上。宋真宗赵恒为第三子,初封为韩王、襄王。他最初不是皇位继承人,皇室内部经过激烈斗争最后才属意他。寇准从青州回来,宋太宗见面就问:“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哪个孩子可以继承皇位?寇准打了一圈太极,宋太宗明白了,屏退左右,问道:襄王如何?寇准委婉地回答说,知子莫如父。实际上寇准赞同了领导的提案,于是改襄王为寿王,立为皇储。

    寇准被信任竟然到了这等程度上,试想哪个不要命的敢跟他作对?当时三位跑龙套的宰相完全成了陪衬,笼罩在寇准光芒四射的阴影里。吕端聪明,假装糊涂,什么事均由寇准拿主意。张洎为南唐旧臣,见识过寇准的锋芒,与小寇关系整得挺热乎,经过寇准举荐当上了参知政事,唯其是从。另一位宰相李昌龄年纪也大了,没什么锐意进取之心,面对寇准只好唯唯诺诺。寇准这种强势性格,在晚年的太宗朝非常吃得开,同时也为下一任真宗朝的仕途埋下了隐患。

    寇准身上有着诸多性格缺陷,他本人虽然生活腐化,然而大方向原则性极强,晋升官员从不考虑其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完全凭着他对官员能力的判断,清廉正直的晋升,龌龊无能的抑制。帝国有如此宰相,社稷之幸甚。人事升迁不考虑官员资历,全凭喜恶判断,这就造成了不公平,势必要影响到官场利益的平衡。

    至道二年(996年),南郊祭祀,官员皆升迁进秩。彭惟节的官位一向在冯拯之下,在这次晋升过程中寇准把彭惟节的官位调到了冯拯之上,导致冯拯不满。冯拯也不是普通对手,他父亲曾是宰相赵普府上的大管家。可以说冯拯从小在相府长大,耳濡目染了赵普的一些手段。赵普闲着没事儿经常与小冯拯下棋,吓得老冯不知所措,赵普就说这孩子将来是贵人,“此子他日必官至我位”(《东轩笔录》)。冯拯与寇准原本有些过节,再这么一搞,忍无可忍的冯拯告了御状,向大领导揭发寇准在下面弄权。太宗大怒,帝国的规矩你怎么能说改就改呢?朝廷的郊赐本来就是收买人心的,不是给某人利用它整治政敌的。宋太宗召吕端问怎么回事儿,吕端说:“准性刚自任,臣等不欲数争,虑伤国体。”足见老好人吕端对寇准意见很大,一方面推诿责任,另一方面道出了寇准刚愎自用的行政风格。宋太宗以冯拯事件问对,寇准自辩,坚持说与吕端等宰相商议过后下的命令,当时跟领导叫板,若不信把宰执们叫过来当场对证。宋太宗说当廷辩,有失政体。寇准倔强无匹,咬屎橛子给麻花不换的主儿,一条道走到黑。在宋太宗看来这不算什么大事儿,就要寇准一个态度而已。本来你擅自改动朝廷集体晋升的规矩已经不对了,现在又这么猖獗,低头认个错说句软话你能死啊?寇准这种钻牛角尖的极端行为打破了官场的平衡,即使宰相专权也要在皇权的默许之下,与皇帝利益保持一致,而非与皇权形成对抗。寇准不依不饶,拿出当年扯龙袍的战斗力,将中书案卷记录给皇上看,非得辩个昏天暗地。这回皇上终于怒了,斥道:“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领导虽然信任你,但你的作为是要有节制的,切忌打破官场平衡。皇上都给你一个台阶下了,你怎么就不能给皇上个面子,有点儿给脸不要脸了吧!被彻底激怒的宋太宗遂罢了寇准相位,赶出中央,知邓州。

    很快宋太宗驾崩,宋真宗赵恒上位。

    对新君有拥立之功的寇准本以为春天又来了,却未曾想到,宋真宗把他晒在了一旁。前后七年时间,宋真宗先后用了吕端、张齐贤、李沆为相,他对寇准有阴影。《罗织经·事上》:“人主莫喜强臣,臣下戒怀妄念。臣强则死,念妄则亡。周公尚畏焉,况他人乎?”宋真宗对寇准的顾忌即在此,患其刚直难独任。寇准过于强悍,先皇还能摆平他,以真宗的执政能力估计整不了他。又因为宰相的任免通常代表了一个利益集团的核心价值,不是说用谁就用谁的,这是政治博弈的结果。如果宋真宗一上来就把寇准召回,势必引起其他党派的不满,会对执政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动荡。斗争归斗争,帝国总得有人来干活不是!所以宋真宗上位之后,实际上对寇准一直留意,经过前后六七年的小步提拔,寇准于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擢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地位仅次于老宰相毕士安。

    寇准能够再度当上宰相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年龄优势,前朝老家伙们死的死,退休的退休,精明能干的不多了。新上来的毕士安倒是能干活,但年岁大了,估计支撑不了几年。万一帝国有什么事儿还得有人出来主持大政。四十三岁的寇准既年轻又能干,又有拥立之功,恰好符合宋真宗的意愿。经过七年的锻炼,宋真宗驾驭群臣之术练得差不多了,对寇准一直有个人情没还,此时正是天时地利人和。或许是天人感应,寇准拜相当年辽国大举侵宋。寇准的政治才华在危急关头得以全面施展,达到仕途巅峰。如果这个时候不是寇准为相,那么中国的历史很可能要改写。

    澶渊之盟不仅是宋、辽之间的军事斗争,同时也是宋廷内部利益集团的政治斗争。其时,决策层有毕士安、寇准、王钦若、陈尧叟等人。面对辽国大举入侵,宋真宗态度游移不定,参知政事王钦若秘密对皇帝说迁都金陵,枢密使陈尧叟说应该去成都。不管去哪里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主张逃跑。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毕士安与寇准主张御驾亲征。寇准除了自身性格缺陷外,还抱有一个传统偏见,即轻视南人。南方诸多地区原属于五代割据政权,先后被宋所灭。在大宋本土士大夫眼里他们属于亡国奴,最高领袖也曾说过不得以南人为相,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偏见导致斗争多了一层借口。辽国入侵的危急时刻关乎到国家存亡,双方政治立场针尖对麦芒。王钦若江西人,陈尧叟四川人,毕士安山西人,寇准陕西人,从地域上形成了南北两派。关键时刻,毕、寇二人拿出了关西汉子的豪迈,洒家跟他们干了!

    宋真宗慌了,不知怎么办,就问寇准迁都行不行,寇准当即表示不行,他只说了一句话,可谓一言定江山:“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今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委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邪?”

    这段话里有五层含义:其一,谁提出逃跑的馊主意可以直接杀了,关键时刻逃跑置中原百姓于何地?对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毫不关心的官员留着有什么用?直接打击了南人政敌王钦若、陈尧叟。其二,鼓励宋真宗,安抚他的紧张焦虑的情绪。领导不用害怕,要相信自己是英明神武伟大的君主。其三,目前朝廷文武和谐,没有大的动荡,这是制敌的后方保证。其四,敌人远道而来已是强弩之末,我方出其不意进行阻击,必能消耗敌人锐气,此为制敌之良策。如果放弃开封,向南逃跑,民众必然大失所望,人心崩溃,间接地助长了敌人气焰,他们完全可以乘势深入,则大宋江山不保。其五,如果迁都丢了京师,那么“委弃宗社”的责任谁来担当?

    寇准三十三岁当宰相,绝对有两把刷子,这一番话层层递进,一句比一句严重,政治斗争、敌人动态、大势判断等皆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既能做出判断又能组织语言,这就需要有经天纬地之才。尤其最后一句最为严重,“委弃宗社”这个罪名谁也不敢担,哪怕是宋真宗。假如宋真宗没有采纳寇准的意见而是逃到了南方,按照形势判断中原必然大乱,成为沦陷区。“委弃宗社”这顶大帽子定然让宋真宗受不了,哪天臣子一刺激,当年主张跑路的官员就危险了,不说杀之泄愤,也得有个非常严重的说法。正如宋人陈莹中所说:“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分为南北矣。”最后在寇准、毕士安的坚持下,宋真宗御驾亲征,前方将士看到了皇帝,士气大振,击溃了辽军入侵,最后达成了澶渊之盟,用两个县的税收换来了边界一百二十年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