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大约八点左右，我出了英索姆尼亚旅馆，在帕金顿又消磨了一段时间。把处决搞砸了的幻象不断困扰着我。想到自动手枪里的子弹由于一个星期没用，也许已经失效，我就把它们取出来，另外装了一批新的。我曾用油把我的这位伙计彻底清洗了一下，如今简直没法把油渍擦掉。我只好用一块破布把它包扎起来，仿佛那是一个伤残的肢体，又用另一块破布包好备用的子弹。
在我开回格林路去的途中，雷暴雨陪我走了大半段路，但到了帕沃尔府的时候，太阳又出来了，像个有血有肉的人似的火热火热，鸟儿在湿漉漉的冒着水气的树上嘁嘁喳喳地尖声鸣叫。那幢设计精巧、年久失修的房屋似乎茫然不知所措地待在那儿，好像倒正好反映出我自身的情况，因为在我的脚踏上这片松软的、容易下陷的土地时，我禁不住意识到我用酒精刺激得过了头。
对我按的门铃的回答是一片谨慎的具有嘲讽意味的寂静。不过车房里停着他的汽车，如今是一辆黑色的折篷汽车。我叩了一下门环。仍然无人答应。我急躁地吼了一声，就去推大门——真太妙了，门竟一下子开了，就像中世纪的童话故事当中那样。我随手轻轻把门关上，穿过一个宽敞的、十分难看的门厅，朝着附近的一个客厅里张望，看到许多用过的酒杯散乱地扔在地毯上，断定主人还在他的卧室里睡觉。
于是我吃力地朝楼上走去，右手在口袋里紧紧握着用布裹着的我那伙计，左手轻轻抓着黏糊糊的楼梯扶手。我察看了三间卧室，其中一间那天晚上显然有人睡过。一个藏书室里摆满了鲜花。另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一些宽大、纵深的镜子和一张铺在光滑的地板上的北极熊皮。另外还有其他几个房间。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十分恰当的想法。要是主人从树林里散步回来，或者从哪个秘密的洞穴中钻出来，对于一个面临困难重重的工作而不够坚定的枪手来说，防止他的游戏伙伴把自己锁在房里，也许是相当高明的做法。因此，至少有五分钟，我四处走动——头脑清醒的神经错乱，发了疯的沉着镇定，一个着了魔的十分顽强的猎人——看到哪个锁眼里有钥匙，就把它转下来，用空闲的左手放进口袋。这幢房子相当古旧，因而就比现代迷人的小屋更具有计划好的隐秘性；在现代的小屋里，浴室这个唯一可以锁起来的地方必须被用于计划生育的秘密需要。
讲到浴室——我刚要去查看第三间，主人就从里面走了出来，身后留下一阵短暂的冲水声。走廊里的那个转角根本藏不住我。他脸色发灰，眼睑松弛，有点儿秃顶，稀疏的头发乱蓬蓬的，但仍然完全可以给认出来。他穿着一件紫色的浴衣，跟我过去的那件很像，从我身旁大摇大摆地走过。他不是没有看到我，就是把我当作什么熟悉、无害的幻觉而不予理会——他让我看到他那毛茸茸的小腿，像个梦游者似的朝前走下楼去。我把最后一把钥匙放进口袋，跟着他走进门厅。他半张着嘴，把大门拉开一点，从一条充满阳光的缝隙里往外张望，那副神态就好像他认为听到一个并不怎么热诚来访的客人按了下门铃就又离开了。接着，主人仍然没有理会那个在半楼梯上停住脚步的穿着雨衣的幽灵，穿过门厅走进客厅对面的一个舒适的小客厅。这时我穿过客厅——相当从容，知道他跑不掉了——离开了他，在一个装着吧台的厨房里小心翼翼地打开包着我那肮脏的伙计的破布，注意不在厨房里的镀铬物品上留下一点儿油渍——我觉得我拿错了东西，它黑糊糊的，非常肮脏。我用惯常那种非常仔细的方式把我那光着身子的伙计改放到身上一个干净的隐秘的地方，随后就朝那个小客厅走去。我的脚步，正如我所说的，相当轻快——说不定太轻快了，难以取得成功。可是我的心却怦怦乱跳，欢快得像头老虎，这时脚下嘎吱一响，踏碎了一个高脚鸡尾酒杯。
主人在那个东方风格的客厅里见到了我。
“你究竟是什么人？”他嗓音嘶哑地高声问道，两只手一下子插进晨衣的口袋，两只眼睛盯着我脑袋东北方向的一点。“你莫非是布鲁斯特？”
这时，任何人都能看得相当清楚，他还蒙在鼓里，完全在我的所谓的掌握之中。我可以好好地乐一乐了。
“对了，”我温文尔雅地答道。“Je suis Monsieur Brustè re。开始之前，我们先聊上一会儿。”
他看上去很高兴。脏巴巴的小胡子抽动了几下。我脱下雨衣，身上穿着一套黑衣服，一件黑衬衫，没打领带。我们在两张安乐椅上坐下。
“你知道，”他说，一边很响地搔着他那胖胖的、粗糖的灰白色的面颊，不自然地咧嘴笑了一笑，露出了他那珍珠似的小牙齿，“你看起来不像杰克·布鲁斯特。我是说相似之处并不特别明显。有人告诉我说他有个弟弟，也在同一家电话公司工作。”
经过这么些年的悔恨和愤怒之后，这才把他抓住……看看他胖鼓鼓的手背上的那些黑色的汗毛……用上百只眼睛扫视着他的紫色丝绸浴衣，他那多毛的胸膛，预见到子弹穿孔、血肉模糊和痛苦的乐曲……知道这个有五分活力、三分像人的骗子曾经奸污了我的宝贝儿——噢，我的宝贝儿，这可叫人感到无比快乐！
“不，不瞒你说，我不是布鲁斯特弟兄中的任何一个。”
他昂起头来，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兴。
“再猜猜看，潘趣。”
“噢，”“潘趣”说，“这么说你不是为那些长途电话来打扰我的啰？”
“你确实偶尔会打一次长途电话，对吗？”
“你说什么？”
我说我说过我觉得他说过他从来没有——
“人们，”他说，“一般的人们，我不是指责你，布鲁斯特，但你知道，连门都不敲就闯进这幢该死的房子，这种方式是很荒唐的。他们使用Vaterre，他们使用厨房，他们使用电话。菲尔往费城打电话。帕特往巴塔戈尼亚打电话。我拒绝付费。你的口音很有趣，长官。”
“奎尔蒂，”我说，“你记得有个叫多洛蕾丝·黑兹、洛莉·黑兹的小姑娘吗？科罗拉多州的那个名叫多洛蕾丝的洛莉？”
“当然，她可能打过这些电话，当然。打到任何地方。天堂、华盛顿、地狱峡谷。谁会在乎？”
“我在乎，奎尔蒂。你知道，我是她的父亲。”
“胡说八道，”他说，“你不是。你是一个外国来的文稿代理人。有个法国人曾把我的《高傲的肉身》翻译成La Fierté de la Chair。”荒唐。
“她是我的孩子，奎尔蒂。”
在他当时那种心情下，实际上他不会对任何事情感到大吃一惊，不过他那气势汹汹的态度并不怎么令人信服。他的眼睛忽然一亮，闪现出暗中警惕的神色，但马上又暗淡了。
“我自己也很喜欢孩子，”他说，“父亲们总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转过头去，寻找什么东西。他拍了拍口袋，想要从座位上站起来。
“坐下！”我说——显然比我原来想用的嗓门高了许多。
“你用不着朝我吼叫，”他用那种奇怪、柔弱的态度抱怨说。“我不过想抽烟。我想抽烟，想得要命。”
“你的命反正就快没了。”
“噢，别胡闹，”他说，“你开始叫我厌烦了。你要什么？你是法国人吗，先生？伍莱—伍——布——阿？我们到小酒吧间去，喝杯烈性酒——”
他看到我手掌心里那把黑色的小武器，仿佛我正打算要递给他。
“哟！”他拉长调子说道（这时开始模仿电影里的那些下层社会的傻瓜），“你拿着的可是一把呱呱叫的小手枪。你要卖多少钱？”
我打开他伸过来的手，他的手正好碰翻了他身边矮桌上的一个盒子，里面滚出一把香烟。
“香烟在这儿，”他快活地说，“你记得吉卜林的这句诗吗？une femme est une femme, mais un Caporal est une cigarette。现在，我们需要火柴。”
“奎尔蒂，”我说，“我要你注意地听着。你一会儿就要死了。据我们所知，未来也可能是极其痛苦的精神错乱的永恒状态。昨儿你抽了你最后的一支烟。注意听着。好好想清楚你就要遭到什么下场。”
他不停地把骆驼牌香烟剥开，用力嚼着烟丝。
“我愿意试试，”他说，“你不是澳大利亚人就是德国难民。你非得跟我说话吗？要知道，这幢房子不是犹太人的。也许你最好还是走吧。千万不要再拿出这支枪来给人看。我在音乐室里也有一支旧的斯特恩—卢格尔牌手枪。”
我用我的伙计对着他一只穿了拖鞋的脚，使劲儿扣动扳机，咔哒一声。他看看他的脚，又看看手枪，又看看他的脚。我又十分费劲地试了一次，随着一声微弱的幼稚可笑的声响，子弹射了出去，钻进了厚厚的粉红色的地後。我相当惊骇地觉得子弹只是慢慢地钻了进去，可能还会再钻出来。
“明白我的意思吗？”奎尔蒂说，“你应该再稍微小心一点。看在上帝的分上，把那玩意儿给我。”
他伸手去拿。我把他推回到椅子上。这桩有趣的快乐的事儿正在失去趣味。是该干掉他的时候了，但他必须明白为什么要把他干掉。他的情形影响了我，手枪拿在手里也感到软弱、笨拙。
“好好想想，”我说，“想想被你拐骗的洛莉·黑兹——”
“我没有！”他嚷道，“你完全搞错了。我把她从一个野蛮的性变态的人的手里救了出来。给我看看你的证章，不要对着我的脚乱开枪，你这个粗野的家伙，你。那个证章在哪儿？别人犯了强奸罪，我可不负责。真是荒唐！我承认那次愉快的驾车出游是一个愚蠢的引人注目的花招，但你又把她接回去了，是不是？嗨，我们去喝一杯。”
我问他是想坐着死还是想站着死。
“噢，让我想想，”他说，“这可不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顺带提一句——我犯了个错误。我真心诚意地感到后悔。你知道，我并没有玩弄你的洛莉。说一句令人丧气的老实话，我实际上阳痿。我给了她一个美好的假期。她遇到了不少出色的人。你是否知道——”
他猛然把身子一侧，整个身子都扑到我的身上，让手枪一下子飞到了一个五斗橱底下。幸运的是，尽管他攻得很猛，但却没有多大力气。我没费多少事儿就把他推回到椅子上。
他呼哧呼哧地喘了一会儿，把两只胳膊抱在胸前。
“这下好了吧，他说，”Vous voilà dans de beaux draps, mon vieux。
他的法语有了进步。
我四下张望。也许，要是——也许我能够——爬到地上去找一找？冒一下险？
“Alors, que fait—on？”他问道，密切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把身子弯下一点。他并没有动。我弯得更低一点。
“亲爱的先生，”他说，“别拿生死闹着玩。我是一个剧作家。我写过悲剧、喜剧、幻想剧。我曾用《朱斯蒂娜》和十八世纪其他描写越轨性行为的作品拍摄成好几部不公开的影片。我是五十二部成功的电影剧本的作者。我知道所有的窍门。让我来处理这件事。哪个地方应该有把火钳。我何不去把它拿来，随后我们就可以把你的东西扒拉出来。”
他大惊小怪、爱管闲事、奸诈狡猾地一边说一边又站起身来。我在橱底下摸索，同时密切注意着他。突然我发现，他早就发现我似乎还没发现我那伙计正在橱下面的另一只脚那儿露了出来。我们又搏斗起来。我们抱成一团，在地板上到处乱滚，好像两个无依无靠的大孩子。他浴衣里面是赤裸裸的、淫荡的肉体。在他翻到我身上的时候，我觉得要透不过气来了。我又翻到他的上面。我被压在我们下面。他被压在他们下面。我们滚来滚去。
我猜等这部书出版被人阅读的时候，总也得是公元两千年的最初几年（一九三五年再加上八十年或九十年，长命百岁，我的情人）；年纪大的读者看到这儿，肯定会回想起他们童年时看过的西部片中那些必然会出现的场面。然而，我们之间的扭打既没有那种一拳把牛击昏的猛烈的拳击，也没有家具横飞的场面。他和我像两个用肮脏的棉花和破布填塞成的假人。那是两个文人之间的一场默默无声、软弱无力、没有任何章法的扭打，其中一个被毒品完全弄垮了身体，另一个患有心脏病，而且杜松子酒喝得太多。等我最终把我那宝贵的武器抓到手里，而那个电影剧本作家又在他低矮的椅子上重新坐下的时候，我们俩都上气不接下气，而刚刚经过一场争斗的牧牛人和放羊人却决不会如此。
我决定察看一下手枪——我们的汗水可能破坏了什么机件——喘口气儿，再进行计划中最主要的一项。为了让这短暂的间歇中有点儿事可做，我提议他念一下自己的判决书——我用韵文的形式写的。惩恶扬善这个词语可能正好用在此处。我递给他一份整洁的打字稿。
“好吧，”他说，“这主意妙极了。让我把我的老光眼镜拿来。”（他想站起来。）
“不行。”
“就听你的。要我大声念出来吗？”
“对。”
我要念了。是用韵文写的嘛。
因为你利用了一个有罪的人。
因为你利用。
因为你利。
因为你利用了我的不利条件……。
“这很好，你知道。真是好极了。”
……当我像亚当那样赤身露体站在。
一条联邦法律及其全部刺人的星宿面前。
“噢，气派堂皇的诗节！”
……因为你利用了一桩罪孽。
当我无助地脱毛换羽，遍体湿润而柔软。
作出最好的打算。
梦想在山区一个州结婚。
养下一窝小洛丽塔……。
“不大明白。”
因为你利用了我内心深处。
本质上的单纯无知。
因为你欺骗了我——
“有点儿重复，什么？我念到哪儿了？”
因为你骗取了我的赎罪。
因为你在小伙子们。
玩弄勃起机的年岁。
占有了她。
“变得猥亵了，是吗？”
一个满身绒毛的小姑娘仍戴着罂粟花。
仍在色彩鲜艳的黄昏时分吃爆玉米花。
黄褐色皮肤的印第安人在那儿接受给予他们的作物。
因为你从她怒容满面、神色威严的保护人。
手里劫走了她。
还对着她保护人眼皮下垂的眼睛吐了一口唾沫。
撕破他的黄褐色长袍，黎明时分。
让那个粗鄙的家伙在他新的病痛中翻滚。
糟透了的爱情和紫罗兰。
悔恨绝望，而你。
把一个令人生厌的布娃娃撕成碎片。
又把它的头扔弃。
因为你所做的一切。
因为我未做的一切。
你必须死。
“噢，先生，这的确是一首好诗。就我所知，是你写得最好的一首。”
他把纸折起来，递还给我。
我问他临死前有没有什么重要的话想说。那把自动手枪已经又准备好，可以对这个人使用了。他望了望手枪，长叹了一声。
“你听我说，麦克，”他说。“你喝醉了，我又是个病人。让我们把这桩事推迟一下吧。我需要清静。我还得调治我的阳痿。下午朋友们要来接我去看一场比赛。这场枪弹上膛的闹剧已经变成一件非常讨厌的事。我们都是老于世故的人，不管在哪一方面——两性关系、自由诗、枪法。要是你对我怨恨，我准备作出不同寻常的赔偿。就连一场老式的rencontre，用剑或用手枪，在里约或别的地方一也不排除在外。今天我的记忆力和我的口才都不处在最佳的状态，但说实在的，亲爱的亨伯特先生，你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继父，而且我并没有强迫你那小小的被保护人跟着我走。是她要我把她带到一个比较幸福一点的家里。这幢房子不像我们跟几个朋友共有的那片农场那么现代。不过它相当宽敞，夏天和冬天都很凉爽，一句话十分舒适，因此既然我打算退休后永远住在英国或佛罗伦萨，我提议你搬进来住。它无偿地都归你。只要你不再拿那把枪对着我（他令人厌恶地咒骂了一句）。顺便问一声，我不知道你是否喜欢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要是喜欢，我可以给你，也是无偿地，作为家里的玩物，一个相当令人兴奋的小小的畸人：一个有三个乳房的年轻女子，其中一个真是一个顶呱呱的乳房，这是大自然的一件稀罕、可爱的奇迹。现在，soyons raisonnables。你只会把我打成重伤，随后自己就在监狱里日渐憔悴，而我会在热带的气候环境下恢复健康。我向你保证，布鲁斯特，你住在这儿会很快活，酒窖里藏着很多酒；还有我下一个剧本的全部版税——眼下我在银行里没有多少钱，但我打算去借——喏，就像莎士比亚头上受了风寒后所说的，去借，去借，去借。还有一些其他的好处。我们这儿有一个十分可靠、可以收买的打杂女工，一个维布里萨太太——姓很古怪——她每星期从村子里来两次，唉，今儿她不来，她有好几个女儿，外孙女儿。我还知道一两件有关警察局长的隐私，这使他成了我的奴隶。我是一个剧作家。我被称作美国的梅特林克。梅特林克·施梅特林，我说。得了！所有这一切都很不光彩，现在我也拿不准我做的事到底对不对。决不要用朗姆酒和着海洛因一块儿服食。现在做个和蔼可亲的人，把枪放下，我认识你可爱的妻子，但并不熟。我的衣服你可以随便拿去穿。噢，还有一件事——你会喜欢的。我楼上收藏着一批独一无二的色情书籍。就提其中的一种：精装的对开本《巴格拉什岛》，探险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尼·魏斯所著，她是个非凡的女性，这是本出色的著作——把枪放下——里面有八百多幅照片，拍的都是一九三二年她在巴达海上巴格拉什岛检查和测量过的男性生殖器官，都是根据在爽朗的天空下交欢所测定绘制的一些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图表——把枪放下——另外，我还可以为你安排去观看执行死刑，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那张椅子给漆成黄色——”
Feu！这一次我打中了什么硬东西。我打中了一张黑色摇椅的椅背，那张摇椅与洛莉·希勒的那张不无相似之处——子弹打在椅子前背上，椅子立刻开始摇晃，速度那么快，摇得那么带劲儿，那时不管哪个人走进房间，都会被眼前这个双重的奇观惊得目瞪口呆：那把摇椅恐惧地拼命摇晃，而我那紫色的目标方才坐在上面的那把扶手椅上也空无一人。他飞快抬起屁股，手指在空中抓挠着，倏地溜进了音乐室，紧接着我们就在门里门外互相拉扯，气喘吁吁；音乐室的门上也有一把钥匙，我先前没有注意。不过这次我还是赢了，难以捉摸的克莱尔忽然一下子在钢琴前坐下，弹了几个粗犷有力！基本上是歇斯底里的琴声轰鸣的和弦，他的下巴不住颤抖，张开的手紧张地往下按去，鼻孔里发出好像电影胶片的声道中的鼻息声，这在我们的搏斗中以前还从没出现过。他仍然发出那些叫人难以忍受的响亮的乐声，一边想用脚打开钢琴旁边一个好像水手用的箱子，但没成功。我的下一发子弹打中了他的胁部，他从椅子上一下子跳起来，越升越高，样子看上去就像年纪衰老、头发花白的疯狂的尼金斯基，像忠信泉，像我过去的一场噩梦，等到升到惊人的高度，至少看上去是这样，他划破了空气——空气里仍然颤动着那宏大、深沉的乐声——发出一声嚎叫，脑袋向后仰着，一只手紧紧按着脑门，另一只手抓住胳肢窝，仿佛遭到大黄蜂的叮咬，往下落到地上，很快站住，又成了一个穿着浴衣的正常的人，急急匆匆地跑进外面的门厅。
我以两倍或三倍于袋鼠的速度跳跃向前，跟着他穿过门厅，伸直两腿，始终保持身子笔直，紧跟在他身后跳了两下，接着像跳芭蕾舞似的奋力跳到他和大门之间，想要拦截住他，因为门并没有关好。
突然，他开始走上宽阔的楼梯，神态庄严，有些阴郁。我换了方位，实际并没有追他上楼，而是迅速地朝他一连开了三四枪，每次都伤着了他；每次我打中他，对他干了这件可怕的事儿以后，他的脸就滑稽可笑地抽动一下，好像是在夸张疼痛；他慢下步子，眼睛转了几转就半闭上，发出一个女人似的声音：“啊！”；每次只要一颗子弹打中了他，他就浑身抖动，好像我在挠他痒痒；每次我用那些缓慢、笨拙、盲目的子弹打中他的时候，他总用虚假的英国腔低声说道——同时一直剧烈地抽搐、颤抖、假笑着，尽管如此，却仍用一种奇特的超然、甚至亲切的态度说道：“噢，这下可真够呛，先生！噢，这下伤得可真厉害，亲爱的朋友。求求你，住手吧！噢——很疼，很疼，真的……上帝！啊！真是可恶透顶，你真不应当——”他到了楼梯平台上，声音逐渐低了下去，但他仍然稳步朝前走去，尽管臃肿的身体里有我打进去的那么许多枪子儿——我苦恼、沮丧地明白自己非但没有打死他，反而给这个可怜的家伙注入了一股又一股活力，仿佛那些子弹是一些药物胶囊，一种令人兴奋的灵丹妙药正在发生效力。
我再次往枪里装好子弹，两只手黑乎乎的沾满了血——我摸到了什么被他浓浓的血涂抹过的东西。接着，我就到楼上去找他，钥匙像黄金似的在我的口袋里丁当作响。
他步履艰难，从一间房走到另一间房，血流如注，极力想找一扇开着的窗子，又摇摇头，仍想劝说我不要打死他。我瞄准了他的脑袋，他一下子退进了主卧室，原先长着一只耳朵的地方喷出一股深紫红色的鲜血。
“滚出去，从这儿滚出去，”他说，一边不住咳嗽，把咳出来的血吐掉。真像一个令人惊讶的噩梦，我看见这个满身血污、却依然活泼开朗的人上了床，把自己裹在乱七八糟的毯子里。我在很近的距离隔着几条毯子开枪打中了他。他向后倒了下去，嘴角旁出现一个具有幼稚涵义的大大的粉红色的气泡，变得像个玩具气球那么大，随后破灭。
有一刹那，我也许跟现实生活失去了联系——噢，根本不是你们普通罪犯扮演的“我只是一时两眼发黑”的那种情况；相反，我想强调下面这个事实：即对他流出的每一滴血我都负有责任，但突然出现了瞬间的变化，我好像在新婚后的卧室里，夏洛特病恹恹地躺在床上。奎尔蒂病得很重。我手里拿着他的一只拖鞋，而不是手枪——我坐在枪上。随后我又坐到床边一张椅子上去，好让自己稍微舒服一点；我看了看手表，表面的玻璃已经掉了，但指针仍在走动。整个这场可悲的事共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终于安静了。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宽慰，反而有个比我希望摆脱掉的负担更为沉重的负担挨近了我，袭上身来，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我实在无法用手去碰他好弄清楚他确实已经死了。看上去他是死了：四分之一个脸已被打掉，两只极为兴奋的苍蝇开始意识到自己交了简直无法相信的好运。我的手看上去也不比他的手好多少。我在隔壁的浴室里尽力把手洗干净。现在我可以走了。当我出现在楼梯平台上的时候，我十分惊讶地发现刚才我以为只是耳鸣而不加理会的一片轻松愉快的聒噪，实际是从楼下客厅里传来的嘈杂的人声和收音机里的音乐声。
我发现下面有许多人，他们显然刚到，正兴高采烈地在喝奎尔蒂的酒。有一个胖胖的男人坐在安乐椅里；两个头发乌黑、脸色苍白的年轻美人儿，无疑是姐妹俩，一大一小（小的那个几乎还是个孩子），相当娴静地并排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一个脸色红润、长着天蓝色眼睛的小伙子正把两杯酒从那个酒吧间似的厨房里拿出来递给她们。厨房里有两三个女人正在一边闲聊，一边丁丁当当地敲碎冰块。我在房门口站住脚，说道：“我刚把克莱尔·奎尔蒂杀了。”
“干得好！”那个脸色红润的小伙子说，一边把一杯酒递给那个大一点的姑娘。“早就应该有人这么干了，”那个胖胖的男人说。“他说什么，托尼？”一个形容憔悴、金发碧眼的女人从厨房里问道。“他说，”那个脸色红润的小伙子回答说，“他把奎杀了。”
“唔，”另一个身份不明的男人从一个角落里站起身来说，先前他一直蹲在那儿翻看唱片，“我想我们大伙儿有一天也会对他这么干。”
“不管怎么说，”托尼说，“他最好还是下来。要是我们想去看那场比赛，就不能再等下去了。”
“谁给这个人倒一杯酒，”那个胖胖的男人说。“喝啤酒吗？”一个穿宽松裤的女人在远处问道，一边把一杯啤酒举起来给我看。
坐在长沙发上的那两个姑娘都穿着一身黑衣服，年纪小的那个正用手指拨弄着戴在雪白的颈项上的一件亮闪闪的东西。只有她们什么话都没说，只在一旁微笑，显得那么年轻，那么淫荡。音乐停了一会儿，楼梯上突然响了一声。托尼和我走到外面的门厅里。竟然真是奎尔蒂，他已缓慢吃力地走到楼梯平台上，我们看见他站在那儿摇摇晃晃，不住喘气，随后慢慢倒了下去，这一次是永远倒了下去，成了一堆紫红色的东西。
“快点，奎，”托尼笑了一声说，“我相信，他仍然——”他回进客厅，他的后半句话给音乐盖没了。
我肚里暗自说道，这就是奎尔蒂为我上演的这出匠心独运的戏剧的结局。我心情沉重地离开了这幢房子，穿过斑驳耀眼的阳光向我的汽车走去。车的两边停着另外两辆汽车，我费了一番工夫才从中间挤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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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