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看到短暂而灿烂的黎明，在这之后，天空变得灰暗、阴沉。云层下面，雪花在树丛里闪闪发光，一阵凛冽的寒风从群山中吹来。
道路蜿蜒向上，一出城就立即消失在一片林海里，那是洛姆山森林。当他驶出城后，一路上的积雪几乎是原封未动的；只有一组平行的车印，那是一小时前一个一早赶到科尼格斯坦去做礼拜的人留下的。
密勒取道通往格拉斯许登的叉路，绕过高耸的斐尔德山的侧面，开上了一条标明通往施密登村的公路。山的侧面，风怒号着穿过松林，在塞满了雪片的树枝间，发出近似尖叫的声响。
正是从这一片松树和榉树的海洋里，古老的日耳曼部落曾一度蜂涌而出，直到莱茵河边才被凯撒挡住。后来，他们皈依了基督教，白天他们对耶稣许些空口的心愿，而在夜晚却怀念着古代的力量、欲望和权势之神。在希特勒的魔棒下曾一度复活的，也正是这种在黑夜里对尖叫着的无边森林里的秘密神祇顶礼膜拜的古代遗风。这一切，密勒当时并没有费心去追念过。
在小心翼翼地又行驶了二十分钟之后，密勒重新查对了他的地图，开始寻找从公路通向一所私人庄园的入口处。他找到了它，这是一个栅栏门，用钢门扣扣着，在一边有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私人房产，禁止入内”。
他没有灭掉引擎，下了车，把门朝里推开。
密勒进入这所庄园，沿着车道向前驶去。地上的雪没有被触动过。他保持着低速，因为雪的下面只是冻硬了的沙土。
在前面二百码处，一棵粗大的橡树的一根枝干在夜里被重达半吨的积雪压断在地下。枝干断落在右边的灌木丛中，一些小枝桠躺在路上。它还带倒了树下的一根细细的黑色电线杆，正好横在车道上。
他没有下来搬动它，而是小心地向前驶去，前轮压过电线杆时轻轻震了一下，然后后轮上又是一下。
越过障碍后，他朝着房子开去，到了一片开阔地。这里有别墅，有花园，正面是一块铺着碎石的圆形路面。他把车停在大门前，下了车，按了按电铃。
※※※
在密勒爬出汽车的同时，克劳斯·文策尔决定打电话给狼人。这个敖德萨的头目显得暴躁不安，因为他至今还没有听到他早该听到的一辆赛车在奥斯纳布吕克以南的高速公路上，显然由于油箱爆裂而炸成碎片的消息。但是当他听着电话线另一头的那个人说话时，他的嘴巴收紧成一条又薄又直的线。
“你干了些什么？你这个笨蛋，你这个靠不住的、没脑子的小白痴。如果那份档案找不回来，你知道你会有什么下场吗？……”
克劳斯·文策尔独自一人在奥斯纳布吕克他的书房里，听完狼人通过电线传来的最后几句话，放下听筒，回到他的书桌旁边。他十分平静。生活已经跟他开过两次最坏的玩笑了：第一次是他的战时产品全都倒进了湖里，其次是一九四八年他的纸币存款的报废。现在是这次。他从最低层的抽屉里拿出一支虽然旧却管用的“鲁格尔”牌手枪，把枪口放在嘴里，开了火。把他脑袋打碎的这颗铅弹可不是伪造的。
※※※
狼人坐着，几乎是恐怖地盯住没有声息的电话机。他想到了过去他不得不为他们从克劳斯·文策尔那里弄到护照的那些人，这些人全都是名列通缉名单，一旦抓到就要受审的。材料一暴露就会引起大量的告发，而这只能使本来已越来越不关心继续追捕在逃党卫军成员问题的公众，一下子重又关心起来，使搜捕活动重新开始。……前景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但他的当务之急还是保护罗施曼，他知道罗施曼是名列在从文策尔那里拿走的名单上的一个。他拨了三次电话，先叫法兰克福地区，随后拨小山上那幢房子的秘密号码，但三次都听到了占线声。最后，他试图通过话务员，话务员告诉他一定是电话线出了毛病。
他转而挂通了奥斯纳布吕克的霍亨索伦旅馆，找到了正要离开那里的麦肯逊。他用几句话把刚发生的祸事和罗施曼的住处告诉了这个刽子手。
“看来你的炸弹并没有爆炸，”他告诉麦肯逊说，“用你从来没有开过的最快速度把车开到那里去，”他说，“藏起你的车，不要离开罗施曼。那里也有一个保镖，叫奥斯卡。如果密勒带着他到手的东西直接去警察那里，我们就认了。但是如果他到罗施曼那里去，那就抓他活口。搞出口供。我们一定要在他死之前弄清楚他用那些文件干了些什么。”
麦肯逊在电话亭里看了看他的交通图，计算了一下路程。
“我一点钟准到那里。”他说。
※※※
在第二声铃响时门打开了，一股暖流从门厅里涌了出来。站在密勒面前的这个人显然是从书房里出来的，密勒能看到门廊尽头书房的门敞着。
多年优裕的生活使这个一度是又瘦又高的党卫军军官发胖了，他的脸上有着一种不是由于喝酒就是由于乡间的空气带来的红晕，头发沿边已经发白。他看来是个中年人，属于上层中产阶级，身体十分健康富态。尽管在细微处有些差别，这就是陶伯所曾见到并描述过的那张面孔。
这个人毫不热情地打量了一下密勒，“什么事？”他说。
密勒在答话前又呆了有十秒钟，演习好的那一套他全忘掉了。
“我叫密勒，”他说，“你叫爱德华·罗施曼。”
一提到这两个名字，有什么东西在他面前这个人的眼里闪动了一下，但是坚强的控制能力使他脸上的肌肉一动不动。“真可笑，”他好容易才说道，“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你说起的那个人。”
在表面镇静的背后，这个前党卫军军官的心里翻腾开了。一九四五年以来，在他的生活中有好几次都是由于当机立断才转危为安的。他很熟悉密勒这个名字，并对几个星期前和狼人的谈话记忆犹新，他的第一个本能动作就是想把密勒关在门外。但是他跨进来了。
“就是你一个人在屋里吗？”密勒问。
“是的。”罗施曼老实地说。
“我们到你的书房里去。”密勒直截了当地说。
罗施曼没有反对，因为他明白眼下他不得不让密勒呆在屋里，拖延时间，直到……
他转过身，大步向门廊后面走去。密勒砰地一声关上身后的大门，紧跟着罗施曼走进书房。这是一个舒适的房间，有一扇衬垫很厚的门，密勒进来后把门关上了。壁炉里燃烧着木柴。
罗施曼在房间中央停了下来，转身面向密勒。
“你的妻子在家吗？”密勒问。
罗施曼摇摇头，“她在周末出去看亲戚去了。”他说。
这一点不假，前天晚上一个电话把她立即叫走了。她坐的是备用汽车，他们夫妇平时用的那辆汽车不巧正在车房里修理。她应当今天晚上回来。
罗施曼嘴里没有提到、翻腾不安的心里却老想着的，是他那大块头、剃光头的司机兼保镖奥斯卡，他在半小时以前骑着自行车到村里报告电话出毛病的事去了。他知道他必须借谈话把密勒绊住，直到这个家伙回来。
当他转身面向密勒的时候，一支手枪在这个年轻记者的右手握着，直指他的腹部。
罗施曼吓坏了，但他用大叫大嚷掩饰了过去：“你拿着枪在我家里威胁我？”
“那就叫警察吧。”密勒向书桌上的电话机点了点头。
罗施曼没有朝那儿挪步。
“我看你还是有点瘸，”密勒说，“矫形鞋差不多使它看不出了，不过还不彻底；在里米尼难民营里开刀丢了脚趾头，是在奥地利的田野里流浪得了冻伤引起的，对吗？”
罗施曼稍稍眯缝起眼睛，但他没有开口。
“你明白，如果警察进来，他们会点破你的身分的，‘经理先生’。面孔还是老样子，胸部有枪伤，为了想搞掉党卫军的血型刺字而在左胳肢窝里留下的疤痕，都没错。你真的想叫警察吗？”
罗施曼长叹一声，吐出了肺里的空气：“你想要什么，密勒？”
“坐下，”记者说，“不要靠近书桌，坐在这里的扶手椅上，这样我可以看着你。把手放在扶手上面，不要让我得到开枪的借口，因为，说真的，我是非常喜欢开枪的。”
罗施曼坐在扶手椅上，两眼盯着枪。
密勒高高坐在书桌边上，面对着他。“现在我们谈谈吧。”他说。
“谈什么？”
“谈里加，谈你在那里屠杀掉的八万人，男人、女人和小孩。”
看到他并不想开枪，罗施曼开始恢复镇定，他的脸上又有了些血色。他把目光转到他面前的青年人的脸上。
“那是扯谎，在里加从来没有杀过八万人。”
“七万？还是六万？”密勒问道，“你真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到底杀死多少万人这个标准数字吗？”
“对，”罗施曼急切地说，“那不是关键——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瞧，年轻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但是我能猜得出来，有人在你脑子里塞满了一大堆关于所谓战争罪行之类的动听的无稽之谈。那都是胡扯，纯粹是胡扯。你多大岁数？”
“二十九。”
“那你曾经在军队里服过役了？”
“是的，我是战后军队里第一批国民军人的一员，服过两年役。”
“很好。那么，你是懂得军队是怎么回事的。一个人接到命令；他服从那些命令。他并不过问这些命令是对还是错，你跟我一样懂得这个道理。我过去所做的都是服从命令。”
“首先，你并不是一个士兵，”密勒平静地说，“你是一个刽子手。说得更直率点，一个杀人犯，一个屠杀了大批人的杀人犯。因此不要把你自己同一个士兵相比。”
“胡说，”罗施曼认真地说，“那全是胡说。我们和别人一样都是士兵，我们和别人一样都服从命令。你们这些德国青年都是一个样子，你们根本不想去了解那时是怎么回事。”
“那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罗施曼在陈述他的论点时本来是往前倾着身子的，这时却几乎是自自在在地向后靠在椅背上，眼前的危险过去了。
“是怎么回事？是统治世界。因为我们德国人是统治过世界的，我们曾经战胜过他们能用来对付我们的任何军队。多年来他们看不起我们，看不起我们这些可怜的德国人；但是我们告诉了他们，是的，告诉了他们所有的人，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今天你们这些年轻人根本不理解一个德国人值得骄傲的是什么。
“它在你心头点起一团火焰。每当鼓声隆隆军号齐鸣，每当战旗飞舞而我们整个民族都团结在一个人的身后时，我们就一定能够向前进军直到世界的尽头。那实在是伟大，年轻的密勒，这种伟大是你们这一代人过去从未听说将来也无从了解的。而我们这些党卫军过去是中流砥柱，现在仍然是。的确，他们现在在追捕我们，首先是盟军，其次是波恩的那些无聊的老娘儿们。当然他们要打倒我们，因为他们想要打倒我们曾经代表过而现在仍在代表着的德国的伟大。
“他们说了一大堆关于那时发生在少数几个集中营里的无聊事情，而通情达理的人们早就把它忘掉了。他们这样大惊小怪，只是因为我们当年不得不把欧洲从这堆犹太垃圾的臭气中拯救出来，这些臭东西渗透进德国生活的每个角落，把我们跟他们一起拖进了泥沼。我跟你说，我们是不得不这样做。假如那些混蛋英国佬和笨蛋美国佬不把他们的尖鼻子伸进来的话，在德国国家和德国民族的宏伟蓝图里，那只是小事一桩。这个德国民族，血统是纯的，理想也是纯的，把统治世界作为他们的权利，不，我们的权利，密勒，我们的权利和我们的天职。你图一时痛快，可以把那个东西指着我，但是我们是站在同一边的，年轻人，虽然我们是两代人，但是我们始终是站在同一边的。因为我们都是德国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民。难道你能让你对所有这一切的判断——对于一度属于德国、将来总有一天还会归于德国的伟大，对于我们之间，我们所有德国人之间根本的团结，你能让你对所有这一切的判断，由于几个倒霉的犹太人的遭遇而受到影响吗？你这个可怜的、误入迷途的小傻瓜，你能不能看到我们是站在同一边的，你和我，同一边，同样的民族，同样的天职？”
他不顾手枪，从椅子里站了起来，在地毯上，从书桌到窗户之间来回走着。
“你要关于我们的伟大的证据吗？看看今天的德国。在一九四五年被捣得粉碎，彻底破坏，成了从东方来的野蛮人和西方的笨蛋们的牺牲品。而现在呢？德国又在复兴，虽然是缓慢地，稳当地，还缺少我们当年能给予她的那种必要的纪律，但每年都在工业力量和经济力量上有所增长。当然，还有军事力量。总有一天，当我们彻底摆脱掉一九四五年盟军影响的时候，我们将重新强大起来，和我们以前一个样。这需要一段时间，需要一个新的领袖，但是理想将跟过去一个样，并且荣誉——是的，荣誉也将跟过去一个样。
“你知道完成这个大业需要什么吗？我愿意告诉你，是的，我愿意告诉你，年轻人，那是纪律和管理才能。严厉的纪律，越严越好，还有管理才能，我们的管理才能，除了勇敢之外，这是我们最优秀的品质。因为我们能够管理事物，我们已经表现出这一点来了。看看所有这一切——你看到这些了吗？这座房子，这个庄园，在鲁尔那边的工厂，我的，还有千百个和它相似的，以及其它成千成万个工厂，每天都在生产着能量和力量，轮子每一次转动都为德国的再次强大提供一盎司新的威力。
“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谁做的吗？你以为这一切都是那些成天为了几个倒霉的犹太人而喋喋不休地说些无聊废话的人做的吗？你以为这一切都是那些企图迫害优秀、忠诚、爱国的德国士兵的懦夫和卖国贼做的吗？是我们做的，是我们把这种繁荣昌盛带回给德国的，就是二三十年以前的我们这些人。”
他从窗口转过身来面对着密勒，两眼闪闪发光。但同时他也在估量着从他在地毯上踱到的最远点到壁炉旁边的铁拨火棍之间的距离。密勒注意到他的目光所向。
“现在，你来到这里，代表着年轻的一代，满脑袋空想，只关心自己的事，把枪对着我。为什么不想想德国，你自己的祖国，你自己的人民呢？你以为你是代表着人民前来追捕我的吗？你以为这是他们，德国人民，所需要的吗？”
密勒摇摇头。“不，我不这么认为。”他简短地说。
“那么，很好。假如你叫来警察，把我交给他们，他们可能错误地搞一次审判——我只说‘可能’，因为甚至这点也是不能肯定的，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所有亲眼目睹的人散的散，死的死了。所以，放下你的枪回家去吧，回去好好读读那段时期的真实历史，弄清楚那时候德国的伟大和今天由象我这样的德国爱国者所建设起来的繁荣昌盛。”
密勒一直沉默地坐着听他高谈阔论，怀着惊讶和越来越大的厌恶心情观察着他面前这个在地毯上踱来踱去的人，这个人正设法使他接受一种陈腐的意识形态。他想举出他所了解的人以及千百万其他人的许多许多实例，指出这些人都既不需要也不认为为了追求荣誉就得屠杀千百万人。但是他表达不出来，每当需要的时候总是找不到词儿。结果他只好坐着，瞪眼看着，直到罗施曼把话讲完。
沉默了几秒钟后，密勒问道：“你曾经听说过一个叫做陶伯的人吗？”
“谁？”
“所罗门·陶伯。他也是一个德国人，一个德国犹太人。他从始至终都在里加。”
罗施曼耸了耸肩：“时间过去太久了，我记不得他。他是谁？”
“坐下来，”密勒说，“这段时间里你就老实坐着。”
罗施曼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坐回扶手椅里。由于他越发相信密勒不会开枪，心里就一个劲地只管盘算如何能在密勒出去之前把他逮住的问题，哪里顾得上一个微不足道的，死去多年的犹太人呢。
“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陶伯死在汉堡，他开煤气自杀了。你在听吗？”
“是的，如果我必须听的话。”
“他留下了一本日记。这是他的经历的一份记录，他碰到了些什么事，你和其他人在里加和在别处对他干了些什么，但主要是在里加。他活下来了，回到了汉堡，他活了十八年，直到他确信你还活着并且再也不会被审判了。我拿到他的日记，它是我今天到这里来找你这个换了新名字的人的起因。”
“一个死人的日记是不能作为凭证的。”罗施曼咆哮说。
“在法庭上是不能，但对我已经足够了。”
“你真是为了一个死去的犹太人的日记才上这儿来找我的吗？”
“不是，一点也不是。这里有一页日记我要你念一念。”
密勒翻到日记的某一页，把它推到罗施曼的膝前，“拿起来，”他命令道，“高声念。”
罗施曼打开纸页开始念起来。那是陶伯叙述罗施曼杀害一个佩带着橡树叶骑士十字勋章的无名德国陆军军官的一段。
罗施曼读完了这一段，抬头望着。“那又怎么样呢？”他说，感到莫名其妙，“这个人打我。他不服从命令。我有权扣留那条船把犯人运回来。”
密勒把一张照片扔到罗施曼的膝上：“这是你杀死的那个人吗？”
罗施曼看看照片，耸了耸肩：“我怎么知道呢？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克力”一声，密勒用拇指扳下了保险，把枪对准了罗施曼的脸：“是不是这个人？”
罗施曼又看了看照片，“是的，就是这个人，那又怎么样呢？”
“他是我的父亲。”密勒说。
就象拔掉了塞子似的，罗施曼脸上的血色一下子全跑光了。他张大了嘴，他的目光落在离他的脸只有二呎远的枪身和紧握着它的那只手上。
“噢，天哪！”他低声说，“你根本不是为了犹太人到这里来的。”
“不是的，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但不是那种难过。”
“可是从那本日记里，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那个人就是你的父亲呢？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姓名，写日记的这个犹太人也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的呢？”
“我的父亲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在奥斯特兰被杀害，”密勒说，“二十年来这是我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后来我读到了日记，同一个日子，同一个地点，两个人有着同样的军阶。最主要的是两个人都佩戴着橡树叶骑士十字勋章这种给战场上的勇士的最高奖赏。并没有授给很多人这样的奖赏；授给陆军上尉的就更只有极少数几个。两个相同军阶的军官在同一天死在同一个地点，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罗施曼知道他所面对的这个人是任何雄辩也说服不了的。他好象中了邪似地盯住手枪：“你要杀死我。你千万别那样干，别那样冷酷无情。你可别那么干，我求求你，密勒，我不想死。”
密勒倾身向前，开始讲话：“听我说，你这堆让人恶心的臭狗屎。我听你说了一大通，你那些胡言乱语早就叫我倒胃口了，现在该听我说了。同时我好打定主意是让你死在这里，还是把你送到监牢里去了结你的残生。
“你竟敢如此厚颜无耻地告诉我，你，所有的人中只有你，才是一个爱国的德国人。我会告诉你，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和你那一伙过去是，现在还是从我们国家的阴沟里爬到当权地位的最卑鄙的无赖。你们这些脏东西以一种我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方式，玷辱了我的祖国达十二年。
“你们的所作所为使全体文明人类感到厌恶和愤慨，并留给我们这一代人一份可耻的遗产，使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将永远无法摆脱。你们的整个一生都是在糟踏德国。你们这些杂种压榨德国和德国人民直到他们不能再为你们所用，然后看准时机，溜之大吉。你们把我们搞得败落不堪——我指的不是轰炸造成的破坏，要没有你们这一伙，德国哪能败落到这种地步。
“你们过去连勇敢也是谈不上的。你们是德意志或者奥地利前所未有的最可憎的懦夫。你们为了私利，出于疯狂的权力欲，屠杀了千百万人，然后你们逃跑了，让我们去受苦受难。你们一见俄国人拔腿就逃，却用绞刑和枪毙来强迫陆军继续打仗，然后你们就失踪了，留给我们的则是去把骨灰盒领回来。
“即使我们可能忘掉你们对犹太人和别的人民的所作所为，我们也决不能忘记你们一伙是象狗一样逃的逃躲的躲。你还侈谈什么爱国主义，你根本就不懂得这个词的意义。至于你竟敢把陆军士兵和其他也是真正为了德国而战斗的人们称之为‘同志’，那简直是该死的亵渎。
“作为你所毫不掩饰地加以蔑视的年轻一代的德国人，我还要告诉你一点，今天我们所有的繁荣昌盛，那跟你们是毫不相干的。它来自那些成千成万每天都在辛勤劳动的人们，而在他们的一生中是从来没有谋害过任何人的。至于象你这类至今还可能混在我们中间的杀人犯，就我和我们这一代来说，我们宁肯少繁荣一些，也非得把你们这些渣滓从我们周围清除干净不可。顺便说一句，这个日子对你来说已经不远了。”
“你要杀死我啦。”罗施曼咕哝着。
“事实上，我并不。”密勒把手伸到背后将电话机拉到书桌上他坐着的地方，他眼睛不离开罗施曼，枪也对着他。
他从支架上拿起话筒，放在桌上，拨动号盘。拨完后，他拿起话筒。
“路德维希堡有个人要跟你谈谈。”他说。他把话筒放到耳边，话筒里一片沉寂。
他把话筒放回支架上，重新拿起来，听听有没有拨号声。没有。
“你把它掐断了吗？”他问。
罗施曼摇了摇头。
“听着，假如你把电话掐断了，我马上就在这里毙了你。”
“我没有。说老实话，我今天早上没有碰过电话机。”
密勒想起了那棵橡树掉下来的枝干和横躺在通往这所房子的路上的电线杆。他轻声地咒骂起来。
罗施曼微微地一笑。“可能是电线杆倒了，”他说，“你非得到村里走一趟了。现在你想干什么？”
“我想一枪打穿了你，除非你照我的命令办事。”密勒砰地一声放下话筒。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副手铐，这是他想用来对付保镖的。
他把手铐扔给罗施曼。“走到壁炉那边去。”他命令道，并跟着罗施曼穿过房间。
“你要干什么？”
“我要把你铐在壁炉上，然后到村里去打电话。”密勒说。
他在仔细查看壁炉四边锻铁的装饰物时，罗施曼把手铐丢到脚下。这个党卫军弯下腰去捡手铐，结果却反而抓起一根沉重的拨火棍恶狠狠地朝密勒的膝盖骨打去。密勒几乎冷不防遭了毒手，他及时地向后退了一步，拨火棍一扫而过，而罗施曼也失掉了平衡。
密勒走上前来，用枪柄猛地打了一下低着的脑袋，又退了一步，“再动一动我就打死你。”他说。
罗施曼直起身子，由于脑袋挨了一击而直往后缩。
“把手铐的一头套在你的右腕上。”密勒命令道，罗施曼照做了，“瞧见你面前和你的头一般高的那个葡萄叶形状的装饰吗？它旁边有一根枝子从铁架上伸出来又和它联在一起。把手铐的另一头锁在那上面。”
当罗施曼把第二个铐圈锁好后，密勒走过来把炉具和拨火棍等踢到够不着的地方。他用枪顶着罗施曼的外套，搜了他的身，又把这个锁着的人的周围清理了一下，把所有能用来打破窗户的东西都挪开了。
在外面的车道上，那个叫奥斯卡的家伙骑着自行车朝大门而来，让他去报告电话线坏了的差使完成了。一看到“美洲虎”，他惊奇地停了下来，因为他的主子在他出去之前曾向他保证不会有人来的。
他把自行车靠在房子一边，悄悄地从大门走进去。他踌躇不决地站在门廊里，衬垫很厚的书房门使他听不到里面的任何声音，而里面的人也一点听不到他的响动。
密勒最后环顾了一下周围，满意了。“告诉你，”他对瞪着眼的罗施曼说，“你就是设法把我打倒了，你也不会捞到什么好处。现在是十一点，要是我中午不回去也不打电话，我的伙伴就会把我留下的关于你们的全套证明材料投到邮筒里寄给当局。现在我要到村里去打电话，二十分钟后我就回来。就是有钢锯，你二十分钟内也走不了。我回来后三十分钟，警察就会来的。”
听了他的话，罗施曼的希望又重新闪现了。他明白他剩下的唯一一个机会，就是等奥斯卡回来抓住密勒，强迫他在把文件投到邮筒里之前，到村里按他们的要求打电话。
密勒拉开书房另一头的门，迈步向外走去。他发现眼前站着一个穿高领绒衣的比他整整高出一头的大汉。罗施曼从炉边他站着的地方认出了奥斯卡，他拚命地喊道：“抓住他！”
密勒退回书房，急忙拔出他已放回口袋里的手枪。他太慢了。奥斯卡用左手反手一击，打掉了他手中的枪，手枪飞到房间的另一头去了。这时，奥斯卡听到他主子喊叫：“揍他！”他用右手砰的一声打在密勒的下巴上。记者的体重有一百七十磅，但是这一击打得他脚离地面，向后倒去。他的双脚绊在一个矮矮的报架上，随后，他的头又砰的一声碰在一个红木书柜的角上。就象一个破布做的洋娃娃被揉碎了似的，他的身体滑倒在地毯上滚到了一旁。
奥斯卡看到了他的主子被铐在壁炉上的这副呆象，而罗施曼则凝视着密勒一动不动的身体，从后脑勺上流出来的一小股鲜血直淌到地板上。有好几秒钟时间谁也没有吭声。
“你这个笨蛋！”当罗施曼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嚷嚷道。奥斯卡不知所措地看着他。“到这儿来。”
这个庞然大物笨重地走到房间另一头，站在他的面前听候吩咐。
罗施曼很快地想了想。“想法搞掉我的手铐，”他命令道，“利用这些炉具。”
但是这些炉具是在工匠们总是希望他们的产品能经久耐用的那些日子里锻造出来的。奥斯卡努力的结果是一根卷作一团的拨火棍和一副七扭八歪的火钳子。
“把他弄到这儿来。”他最后对奥斯卡说。奥斯卡把密勒抱了起来，罗施曼看了看记者的眼底，摸了摸他的脉搏。
“他还有口气，可是手脚冰凉了，”他说，“必须在一小时之内给他找来一个医生。给我铅笔和纸。”
他用左手潦草地在纸上写了两个电话号码，这时奥斯卡从楼梯底下的工具箱里拿来了一个钢锯条。他一回来，罗施曼就把纸交给他。
“尽快赶到村里去，”他告诉奥斯卡，“拨这个纽伦堡的号码，告诉接电话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拨这个本地号码，让医生立即到这里来。明白了吗？告诉他在这里有急诊。快去吧。”
奥斯卡跑出房去时，罗施曼又看了看钟，十点五十分。如果奥斯卡能在十一点到村里，他和医生能在十一点十五分回来，他们就可能及时弄醒密勒，让他打电话把同伙挡住，即使是用枪口逼着医生工作也得干。罗施曼开始急急忙忙地锯手铐。
奥斯卡在门口抓起他的自行车，接着又停下来，看了一眼停在那里的“美洲虎”。他通过车窗望进去，看见钥匙插在发火装置里。他的主子曾经嘱咐他要赶快，因此他放下自行车，爬到驾驶盘后面，发动起来。当他把赛车从前院开上车道时，碎石四散迸飞，形成一道宽阔的弧形。
他挂上三档，在滑溜的路面上能开多快就开多快，直到撞上横在路上被雪盖住了的电线杆。
罗施曼一直在锯连接两个铐圈的链条，松树林里的一声爆裂的巨响使他停了下来。他死劲靠向一边，使自己能从落地长窗里望出去，虽然看不见汽车和车道，但至少天空中飘荡着的烟雾能使他明白过来，外面是炸掉了一辆汽车。他想起了他曾得到保证说密勒已处于监视之下。但是密勒就躺在离他只有几呎远的地毯上，他的保镖却无疑已经死了，而时间仍在毫不留情地向前流逝。他把头靠在壁炉边上冰冷的金属上，闭上了眼睛。
“看来是完了。”他平静地小声说着。过了几秒钟，他又锯起来。花了一个多小时，这副用特别坚硬的钢做成的军用手铐才在已经变钝的钢锯条下豁然分开。当他只是在右腕上带着铐、而能自由举步的时候，时钟敲响了十二下。
假如他有时间，他或许会停下来踢一踢地毯上的人体，但是他太匆忙了。从墙上的保险柜里，他拿出一张护照和几大捆新的、高面额的钞票。二十分钟后，他带着装有这些东西和几件衣服的皮包，骑上自行车，绕过“美洲虎”的残骸和趴在雪地上仍在冒着烟的尸体，掠过一片烧焦、断裂的松树，直奔村子而去。
他从那里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把他载到法兰克福国际机场。他走到问讯处问道：“从这里到阿根廷的下一班飞机什么时候起飞——最好是在一个小时之内的？如果没有，去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