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赫来一边思考，一边从嘴里取下烟斗，小心地用指头按了按隆起的烟灰。烟斗已经灭了。
屋子里十几个人在吸烟，灰色的烟雾宛如浮云，在天花板上的毛玻璃灯罩下面，在省委书记坐椅的上方缭绕。围着桌子坐在办公室角落里的人，看上去就像罩在薄雾中。
胸口贴着桌子，坐在省委书记旁边的是托卡列夫老头。他气愤地捻着小胡子，偶尔斜眼瞅一下那个秃顶的矮个子，这家伙嗓子又尖又细，一直在罗里罗嗦地兜圈子，说些像鸡蛋壳一样空洞的废话。
阿基姆看见了这个老钳工斜视的目光，这目光使他回想起童年——那时候他们家里有一只爱斗的公鸡，叫“专啄眼”。每当它准备进攻的时候，也是这样斜眼打量对手的。
省党委的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秃头是铁路林业委员会的主席。
他一边用敏捷的手指翻动文件，一边滔滔不绝地说：“……正是因为有这些客观原因，省委和铁路管理局的决议才无法实现。我再说一遍，就是再过一个月，我们能够提供的木柴也不会超过四百立方米。至于完成十八万立方米的任务，那简直是……”秃头在挑选字眼，“乌托邦！”说完，小嘴巴一撇，露出一副抱屈的神情。
接着是一阵沉默，仿佛持续了很久。
朱赫来用指甲敲着烟斗，想把烟灰磕出来。托卡列夫说话了，他那低沉的喉音打破了沉默：“这没什么好磨嘴皮子的。你的意思是说：铁路林业委员会过去没有木柴，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是这样吗？”
秃头耸了耸肩膀。
“很抱歉，同志，木柴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只是没有马车往外运……”小矮个子哽住了。他用方格手绢擦了擦光秃秃的脑袋，擦完之后，好久也找不到衣袋，就焦躁地把手绢塞到皮包底下去了。
“您都采取了些什么措施运送木柴呢？原来领导这项工作的那些专家搞了鬼，可是他们给抓起来好些日子了。”坐在角落里的杰涅科说。
秃头朝他转过身来，说：“我已经向铁路管理局打了三次报告，说没有运输工具就不可能……”
托卡列夫打断了他的话：“这我们早就听说了，”老钳工轻蔑地哼了一声，狠狠地瞪了秃头一眼。“拿我们当傻瓜还是怎么的？”
这一问，吓得秃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我可不能负责。”秃头回答的声音已经低了下来。
“但是，他们在离铁路很远的地方伐木，这事您知道吧？”
阿基姆问。
“听说过，不过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别人辖区里的事，我是不能向上级报告的。”
“您手下有多少工作人员？”工会理事会主席向秃头提了一个问题。
“大约二百人。”
“这帮饭桶每人一年只砍一立方米！”托卡列夫冒火了，使劲啐了一口。
“铁路林业委员会全体人员都领头等口粮，我们让城里的工人把口粮节约下来给你们，可你们干了些什么呢？我们拨给工人的那两车皮面粉，你们弄到哪儿去了？”工会理事会主席继续追问。
四面八方都向秃头提出各种各样尖锐的问题，可是他对这些问题却一味支吾搪塞，就像对付逼债的债主一样。
这家伙滑得像条泥鳅，根本不正面回答问题，两只眼睛却不停地东张西望。他本能地感觉到危险逼近了。他又心虚，又紧张，现在他只有一个愿望——赶快离开这里回家，家里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他那风韵犹存的妻子正在读保罗·德·科克［保罗·德·科克（１７９４—１８７１），法国作家。——译者］的小说消遣，等他回去吃晚饭。
朱赫来一面注意听秃头的回答，一面在笔记本上写道：“我认为，应当对这个人做更深入的审查，他不是工作能力低的问题。我已经掌握了他的一些材料……不必再同他谈下去，让他滚开，咱们好干正事。”
省委书记读完接到的纸条，向朱赫来点了点头。
朱赫来站起来，走到外屋去打电话。他回来的时候，省委书记已经念到决议的结尾：“……鉴于铁路林业委员会领导人公然消极怠工，故撤销其职务，并将此案交侦查机关审理。”
秃头本来以为不会这么便宜他。不错，指责他消极怠工，撤了他的职，说明对他是不是可靠产生了怀疑，不过，这终究是小事一桩。至于博亚尔卡的事情，他是不用担心的，又不是他辖区里的事。“呸，真见鬼，我还以为他们摸到我的什么底了呢……”
他差不多完全放下心来了，一边往皮包里收拾文件，一边说：“也好，反正我是一个非党专家，你们有权不信任我。但是我问心无愧。要是有什么工作我没有做到，那只是因为力不从心。”
谁也没有答理他。秃头走出房间，急急忙忙跑下楼梯，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拉开了临街的大门。就在门口，一个穿军大衣的人问他：“公民，您贵姓？”
秃头吓得心都要蹦出来了，结结巴巴地说：“切尔……温斯基……”
在省委书记的办公室里，那个“外人”走出去之后，十三个人全把脑袋紧紧地凑到大桌子上面来了。
“你们看……”朱赫来用手指按着摊开的地图说。“这是博亚尔卡站，离车站七俄里是伐木场。这儿堆积着二十一万立方米木柴。一支劳动大军在这儿干了八个月，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结果呢——咱们被出卖了，铁路和城市还是得不到燃料。木柴要从六俄里以外的地方运到车站来。这就至少需要五千辆大车，整整运一个月，而且每天要运两趟。最近的一个村庄在十五俄里以外，而且奥尔利克匪帮就在这一带活动……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明白了吧？……再看，按照计划，伐木应该从这儿开始，然后向车站方向推进，可是这帮坏蛋反而把伐木队往森林里引。他们的算盘打得倒挺如意：这样一来，咱们就不能把伐倒的木头运到铁路沿线。事实上也是这样，咱们连一百辆大车也弄不到。他们就是这样整咱们的！……这一招跟搞暴动没有什么两样。”
朱赫来紧握着的拳头沉重地落在打了蜡的地图上。
对于日益逼近的威胁，朱赫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在座的十三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冬天已经到了大门口。医院、学校、机关和几十万居民都只能听任严寒的摆布。车站挤满了人，像一窝蚂蚁，而火车却只能每星期开一次。
每个人都陷入了沉思。
朱赫来松开了拳头，说：“同志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在三个月的期限内，从车站到伐木场修一条轻便铁路，全长是七俄里。争取在一个半月之内，就把铁路修到伐木场的边缘。这件事我已经研究了一个星期。要完成这项工程，”朱赫来焦干的嗓子变得沙哑了。
“需要三百五十个工人和两个工程师。普夏—沃季察有现成的铁轨和七个火车头，是共青团员们在那儿的仓库里找到的。战前想从那儿铺一条轻便铁路到城里来。不过，工人们在博亚尔卡没有地方住。当地只有一所破房子，过去是林业学校。工人只好分批派去，两个星期轮换一次，时间长了受不了。阿基姆，咱们把共青团员调上去，怎么样？”
他没有等回答，接着说：“共青团要把能派出的人都派去，首先是索洛缅卡区的团员和城里的一部分团员。任务十分艰巨，但是只要跟同志们讲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全城和铁路，他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铁路局长怀疑地摇了摇头。
“这么干不见得会有什么结果吧。在这么荒凉的地方铺七俄里长的铁路，又赶上现在是秋天，雨水多，眼看就要上冻了。”他有气无力地说。
朱赫来连头也没有回，不客气地说：“你要是早把伐木工作管好，就没这些事了，安德列·瓦西里耶维奇。铁路支线一定要建成。总不能抱着肩膀，干等着冻死。”
丽达的日记本里新写了满满两页纸：
组织人力去修轻便铁路的动员工作已经进行两天多了。
索洛缅卡区的团组织几乎整个都派去。团省委委员去三个人——杜巴瓦、潘克拉托夫和柯察金，由此可见这项工程多么重要。这三个人是朱赫来同志亲自选中的。我和阿基姆曾两次去他那里，一起商量了好久。他说，这项工程极其艰苦，如果失败，那就要大难临头。后天有一列专车送工人到工地去。
昨天召开了去工地的党团员会议，托卡列夫发表了精彩的演说。省党委把领导这项工程的重任托付给这位老人，这个人选太恰当了。总共有四百人要去，其中共青团员一百名，党员二十名，工程师和技术员各一名。今天扎尔基和柯察金到交通专科学校去动员学生。是的，是柯察金。要不是图夫塔吹毛求疵，挑起事端，我还真不知道他就是谢廖沙常常谈起的那个保尔。图夫塔因为挟嫌泄私愤，在常委会上受到申斥的处分。就是在常委会上，他也没有完全放弃指责保尔。事情发生在积极分子会议上。
当时正在挑选去工地的人员。图夫塔突然对保尔的任命提出异议。他的理由让我们全都感到吃惊。图夫塔说，保尔同资产阶级分子有联系，加之过去参加过反对派，因此，不能让他担任小队的领导。
我看着保尔。当图夫塔应大家的要求，提出证明，进行解释的时候，保尔的目光由惊奇变成了愤怒。图夫塔说的是：粉碎反革命阴谋那次，图夫塔和保尔编在同一个分队里，他们到一个教授家去搜查。这个教授的女儿原来是保尔的熟人。图夫塔偷听到她和保尔的谈话，她问保尔：“真的是您让人来搜查我家的吗，柯察金同志？要真是这样，对我便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您对我们家好像是相当了解的。”保尔回答说，如果在你们家什么可疑的人都搜不出来，分队会离开的。图夫塔要求保尔说清楚，他跟资产阶级小姐怎么会这么亲近熟悉。
保尔表现得不错。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这在他是不容易的。他是这样回敬图夫塔的：“同志们，如果是你们当中任何一个别的人说我这种闲话，我是会很恼火的。现在是图夫塔说，那就是另一码事了。眼下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而这位同志不是和大家共同做好工作，却在那里乱咬人，这是为什么呢？只有天知道。朋友们，我当然是要解释清楚的，不过不是向他，而是向你们大家。事情很简单，一九二○年，我在这个教授家中寄住过一阵子，这就相互认识了呗。这家人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至于我过去犯的政治错误，我一直牢记心间。没有一位同志再翻过老帐。图夫塔现在的做法是不正确的。等到了工地，我们会有机会来证明这一点的。”
保尔的话给打断了，大家不让他再说下去。图夫塔受到申斥的处分。我想在保尔去博亚尔卡之前同他见一次面。
交通专科学校两层楼的大楼房里闹哄哄的一片，各年级的头头在召集学生开全体会议。有人拽了一下保尔的袖子。
“你好，保尔，哪阵风把你给吹来啦？”打招呼的是一个目光严肃的小伙子，他戴着学校的制帽，帽子底下耷拉下来一绺波浪形的鬈发。
小伙子名叫阿廖沙·科汉斯基，与保尔同年，是保尔的同乡。阿廖沙的哥哥也在阿尔焦姆工作的机车库当钳工。科汉斯基一家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小伙子也不赖，一边劳动一边学习，读完了技工学校高级班，又到基辅来上学。阿廖沙长话短说，向保尔讲了讲他上学的经过和波折：“咱们城里来了六个人。这些人你大概都认识，有舒拉·苏哈里科、扎利瓦诺夫、沙拉蓬，就是那个小滑头，独眼龙，记得吧？还有萨什卡·切博塔里、万卡·尤林。他们几个，一路上吃的东西，家里全给准备得好好的，又是果酱，又是香肠，又是烙饼，七七八八一大堆。我呢，塞了一盒子黑面包干就上路，再也没有别的可带的。这几个中学生，一路上一个劲儿耍笑我。把我气得要命，恨不得狠狠揍这几个坏蛋一顿。别看他们有五个狗东西，我兴许要吃亏，可捞到一个我算够本。实在叫人受不了。听他们说的：‘龟孙子，你往哪儿钻哪？傻瓜，呆家里抠土豆去吧。’唉，算了。总算到了基辅。
他们全都带着介绍信，去找这个长那个长。我一口气跑到军区参谋部。我想当飞行员。睡觉做梦我都能梦见在半空中打转转。”
保尔微微一笑，开玩笑地问阿廖沙：“地下就挤不下你了？”
阿廖沙也笑了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说：“参谋部的人也这么说：‘你干吗非要穿云破雾呢？还是地下保险。’他们都取笑我。我连县团委的介绍信都带着呢，请他们帮助我进空军。我们家还住过一个搞军需供应的政委，叫安德列耶夫。他也在介绍信背面写了几句。一字不差，这么写的：‘本人认为科汉斯基同志有觉悟。总的说是个棒小伙子。脑袋瓜也挺灵。出身工人家庭。他想开飞机，那就让他去学嘛，可以支援世界革命嘛。’下面的签名是：‘第一三○博贡师军需队政委安德列耶夫’。”
保尔打心眼里乐开了。阿廖沙也哈哈大笑，引得一帮学生围拢过来。阿廖沙边笑边继续说：“是啊，飞行员的事没办成。参谋部里的人向我解释说，眼下没有飞机让我开。要是先学点技术，倒可以，飞机嘛，啥时候开都不晚。我就跑这里来了，递了申请书。结果呢，入学要考试。那五个家伙也在这里。考试两个礼拜之后进行。我一看——大事不妙。一个名额八个人争，来的还大多是城里人。有的找到教授先来一遍模拟考试，有的像我们这几位，都是中学七年级毕业。我赶紧翻书，恢复恢复记忆。还要去打工，卸一车皮木柴，够两天吃的。后来木柴没有卸的了，只好勒裤腰带。而我们那几位呢，成天忙着跑剧院，深更半夜才回宿舍。宿舍本来冷冷清清的，学生们差不多都去度暑假了。可只要这几个家伙一回来，就甭想再看书：叫啊，闹啊，笑啊。扎利瓦诺夫领他们去轻歌剧院，介绍他们认识了一些女演员。三天工夫，她们把他们口袋里的钱掏了个精光。等到没东西下肚了，这帮混蛋就来个顺手牵羊，牵走了一个外地考生的四十只鸡蛋，又趁我不在，一顿嚼光了我剩下的一点面包干。
“考试的一天终于到了。第一门考的是几何。发的试卷上都盖了图章，三十五分钟解习题。我看看黑板上的试题，全会做。再瞧瞧那几个中学生，一个个傻了眼，都在绞脑汁呢。
愁眉苦脸，龇牙咧嘴的，又好像他们椅子上有人钉了几只尖木桩，坐也不是，不坐也不是。沙拉蓬那个汗哪，劈里啪啦往下掉。他那副傻瓜嘴脸，一只独眼溜东溜西的。我心里寻思，狗娘养的，这可不像你拧姑娘大腿那么容易。”
阿廖沙笑得喘不过气来，又接着说下去：“我解完了题，站起来，准备交给教授。苏哈里科和扎利瓦诺夫压低嗓门，老鼠似的吱吱叫唤：‘递张小抄过来。’“我径直朝桌子走去，路过切博塔里身旁。他在小声咒骂我，骂得可难听了。两天下来，他们各得了四个两分，退出了考试。我沉住气继续考。他们在干什么呢？有一次苏哈里科来找我，说：‘别在这里泡啦。我们私下里从老师那儿打听到，你有两个两分。反正考不取。跟我们一起报建筑专科学校吧，那里容易取。现在还来得及。’我差点信了他的话，不过并没有放弃考试。反正只剩下两门了，考完再说。结果呢，他们是糊弄我。我考取了，他们几个进了专科学校附设的二年制技校，这样就可以蒙骗家里人。入学没有要他们考试，因为技校只要求中学二年级的文化。他们领到了学生证、免票卡。如今哪条铁路线上都少不了他们。跑单帮，投机倒把，腰包塞得鼓鼓的。有了钱就大吃大喝。在城里已经搬了三次家。
到哪儿都闹事，酗酒，让人家撵出来。尤林也尽量躲着他们，他进了建筑专科学校。”
走廊上越来越挤。人不断往大教室去。保尔和阿廖沙也往那里去。路上，阿廖沙又想起了什么，笑得喘不上气来，说：“前不久尤林顺路去看他们。他们在赌牌。尤林也凑热闹，没想到赢了。你猜怎么着？他们把他的钱抢过去，还狠揍了一顿，又赶出了门。这真叫活该。”
宽敞的大教室里，会议一直开到半夜，做争取多数人的工作。扎尔基发了三次言。去建筑工地的事，多数学生听都不想听。身穿校服、戴着锤子领章的学生叫喊起哄，两次破坏了投票。扎尔基在这里没有依靠对象。两个团员对五百个学生，学生中三分之二又都是“爹妈的宝贝疙疸”。民主空气最好的是一年级，那里的头是阿廖沙。机械系一年级的头达尼洛夫也支持去工地。他是一个长着一对充满幻想的眼睛的青年。这两个年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到了第二天早晨，学校团支部才答应派四十名学生去修铁路。
最后几只工具箱搬上了火车。乘务员也都站到了各自的岗位上。天下着蒙蒙细雨。丽达的皮夹克湿得发亮，雨珠像小玻璃球一样从上面滚下来。
丽达在送别托卡列夫，她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轻声说：“祝你们成功。”
老人的眼睛从灰白的长眉毛下面亲切地看了看她。
“是呀，真他妈的给咱们找麻烦。”他咕哝了一句。“你们在这儿看着点。要是谁跟我们扯皮，你们看准地方，就给他们点厉害看看。这帮废物干什么都拖拖拉拉的。好了，孩子，我该上车了。”
托卡列夫裹紧了短外衣。就在他临上车前，丽达像是无意地问：“怎么，难道保尔不跟你们一起去吗？他怎么不在这儿呢？”
“他昨天就坐轧道车走了，跟技术指导员打前站去了。”
扎尔基和杜巴瓦沿站台匆匆朝这边走来，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安娜·博哈特，她把短外套很随便地披在身上，纤细的手指夹着一支熄了的香烟。
丽达注视着这三个人，又向托卡列夫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保尔跟你学得怎么样？”
托卡列夫惊讶地看了她一眼：“什么学得怎么样？那小伙子不是一直归你管的吗？他常跟我提到你，夸起来没个完。”
丽达仔细听着，有点不大相信老人的话。
“是这样吗，托卡列夫同志？他说他跟我学过的东西，都要上你那儿再学一遍。”
老人大笑起来。
“上我那儿？……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过。”
汽笛响了。克拉维切克在车厢里喊道：“乌斯季诺维奇同志，你放我们的大叔上车吧，这样不行啊！没有他我们可怎么办呢？”
这个捷克人还想说些什么，但是一看见走到跟前的那三个人，便不再做声了。他在瞬息间同安娜的不平静的眼神接触了一下，看到她对杜巴瓦露出惜别的微笑，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便迅速离开了车窗。
秋雨打着人们的脸。一团团饱含雨水的乌云，在低空慢慢移动。深秋，一望无际的森林里，树叶全落了。老榆树阴郁地站着，把满身皱纹藏在褐色的苔藓下面。无情的秋天剥去了它们华丽的盛装，它们只好光着枯瘦的身体站在那里。
小车站孤独地隐在树林里。一条新修的路基从车站的石头货台伸向森林。路基周围是蚂蚁一样密集的人群。
讨厌的粘泥在靴子底下扑哧扑哧直响。路基两旁的人们狠劲地挖着土。铁器发出沉重的撞击声，铁锹碰着石头，铿然作响。
雨像用筛子筛过的一样，又细又密，下个不停。冰冷的雨水渗进了衣服。雨水也冲走了人们的劳动成果，泥浆如同稠粥从路基上淌下来。
湿透了的衣服又重又冷，但是人们一直干到天黑透了才离开工地。
修筑的路基一天比一天延长，不断伸向密林深处。
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石头房的空架子，凄凉地立在那里。里面的东西，凡是撬得下、拆得开、砸得动的，早就被洗劫一空了。门窗成了张口的大洞；炉门成了黑窟窿。房顶也破烂不堪，好多地方露出了椽子。
唯一没有遭劫的是四个房间里的水泥地面。每天夜里，四百个人就穿着里外湿透、溅满泥浆的衣服躺在上面睡觉。大家在门口拧衣服，脏水一股股流下来。他们用最难听的话咒骂这恶劣的天气和遍地的泥泞。水泥地面上薄薄地铺了一层干草，他们紧挨着睡在上面，相互用体温取暖。衣服冒着气，但是从来没有干过。雨水渗过挡窗洞的麻袋，滴落到地上。雨点像密集的霰弹敲打着屋顶上残留的铁皮。冷风不断从破门缝里吹进来。
厨房是一座破旧的板棚。早晨大家在这里草草吃完茶点，就到工地上去。午饭是单调得要命的素扁豆汤和一磅半几乎跟煤一样黑的面包。
城里能够供应的只有这些东西。
技术指导员瓦列里安·尼科季莫维奇·帕托什金是个高个子的干巴老头，脸上有两道很深的皱纹。技术员瓦库连科个子不高，但是很壮，粗笨的脸上长着一个肉墩墩的大鼻子。
他们俩住在火车站站长家里。
托卡列夫住在车站肃反工作人员霍利亚瓦的小房间里。
霍利亚瓦长着两条短腿，像水银一样好动。
筑路工程队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经受着各种艰难困苦。
路基一天天向森林的深处伸展。
工程队里已经有九个人开了小差。过了几天，又跑了五个。
筑路工程刚进行一个多星期，就受到了第一次打击——有一天晚上，火车没有从城里运面包来。
杜巴瓦叫醒了托卡列夫，向他报告了这件事。
工程队党组织书记托卡列夫坐起来，把两条长毛腿垂到地板上，使劲地搔着胳肢窝。
“真会开玩笑！”他一边咕哝，一边迅速穿上衣服。
霍利亚瓦像球一样跑进房间来。
“快去挂电话，要特勤部。”托卡列夫吩咐他，接着又叮咛杜巴瓦：“面包的事，你对谁也不许说。”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霍利亚瓦跟电话接线员吵了半个钟头，终于同特勤部副部长朱赫来接通了电话。托卡列夫听他跟接线员争吵，急得直跺脚。
“什么？面包没送到？我马上就查，看是谁干的。”听筒里响起了朱赫来的怒吼声。
“你说吧，明天我们拿什么给大伙吃？”托卡列夫生气地朝话筒里喊。
朱赫来显然在考虑怎么办。过了好一会儿，托卡列夫听到朱赫来说：“面包我们连夜送去。我派小利特克开车去，他认识路。天亮前一定送到。”
天刚透亮，一辆沾满泥浆的汽车开到了火车站，车上装着一袋装面包。小利特克疲惫地从车上爬下来，他因为一夜没有睡觉，脸色很苍白。
为修建铁路而进行的斗争越来越艰苦。铁路管理局送来通知，说枕木用完了。城里也找不到车辆，不能把铁轨和小火车头运到工地上来，而且发现那些小火车头还需要大修。第一批筑路人员眼看就要到期，可是接班的人员还没有着落；现有的人员已经筋疲力尽，要把他们留下来再干，是不可能的。
旧板棚里点着一盏油灯，积极分子在这里开会，一直到深夜还没有散。
第二天早晨，托卡列夫、杜巴瓦和克拉维切克到城里去了，还带着六个人去修理火车头，运铁轨。克拉维切克是面包工人出身，这次派他到供应部门去当监督员，其余的人都到普夏—沃季察去。
雨还是下个不停。
保尔费了好大劲才把脚从泥里拔出来。他感到脚底下冰冷彻骨，知道是那只烂靴底掉下来了。他从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吃这双破靴子的苦头。靴子总是湿漉漉的，走起路来里面的泥浆扑哧扑哧直响。现在倒好，一只靴底干脆掉下来了，他只好光着脚板泡在刺骨的泥泞里。这只破靴子害得他活都没法干。他从烂泥里捡起破靴底，绝望地看了看。虽然他已经发誓不再骂人，但是这次却怎么也忍不住了。他拎着破靴子朝板棚走去。他在行军灶旁边坐了下来，打开沾满污泥的包脚布，把那只冻木了的脚伸到炉子跟前。
奥达尔卡正在案板上切甜菜。她是一个养路工人的妻子，在这里给厨师打下手。这个一点也不老的妇女可真是得天独厚——肩膀同男人的一样宽，胸脯高高隆起，大腿又粗又壮，切起菜来真有功夫，不一会儿案板上便堆成了一座小山。
奥达尔卡轻蔑地瞥了保尔一眼，挖苦他说：“你怎么啦，等饭吃哪？还早呢。你这小伙子准是偷懒溜出来的。你把脚丫子伸哪儿去啦？这儿是厨房，不是澡堂子！”
她训斥着保尔。
一个上了年纪的厨师走了进来。
“靴子全烂了。”保尔解释了一下他到厨房来的原因。
厨师看了看破靴子，对奥达尔卡点了点头，说：“她男人是半拉子鞋匠，让他帮帮你的忙吧，没鞋穿就别想要命了。”
奥达尔卡听厨师这样说，又仔细看了看保尔，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我把您错当成懒虫了。”她抱歉地说。
保尔笑了笑。奥达尔卡用行家的眼光翻看着那只靴子。
“我们当家的才不补它呢。——不顶事了。我家阁楼上有一只旧套鞋，我给您拿来吧，可别冻坏了脚。受这种罪，哪儿见过呀！明后天就要上大冻，那您可够受的。”奥达尔卡同情地说。她放下菜刀，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她拿来一只高统套鞋和一块亚麻布。保尔用布包好脚，烤得热乎乎的，穿上了暖和的套鞋。这时，他以感激的心情，默默地看了看养路工的妻子。
托卡列夫从城里回来，窝着一肚子火。他把积极分子召集到霍利亚瓦的房间里，向他们讲了那些令人不快的消息。
“到处都怠工。不管你到哪儿，车轮都没停，可就是在原地打转。对那些反动家伙，看来咱们还是抓少了，一辈子都得碰上这号人。”老人对屋里的人说。“同志们，我就跟你们明说了吧：情况糟透了。到现在换班的人还没凑齐，能派来多少也不知道。转眼就要上大冻。上冻前，豁出命来也要把路铺过那片洼地。不然，以后用牙啃也啃不动。就是这样，同志们，城里那帮捣鬼的家伙，会有人收拾他们的，咱们呢，要在这儿加油干，快干。哪怕脱五层皮，也要修好。要不，咱们还叫什么布尔什维克呢？只能算草包。”托卡列夫的声音铿锵有力，完全不是平时那种沙哑的低音。紧锁着的眉毛下面，两只眼睛炯炯发亮，说明他坚定不移，下决心干到底。
“今天咱们就召开党团员会议，向同志们讲清楚，明天大家照常上工。非党非团的同志，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去，党团员都留下。这儿是团省委的决议。”说着，他把一张叠成四折的纸交给了潘克拉托夫。
保尔从潘克拉托夫肩头看过去，纸上写的是：
团省委认为，全体共青团员应继续留在工地，待第一批木柴运出以后方能换班。
共青团省委书记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代签）。
板棚里挤得水泄不通。一百二十个人都挤在这里。人们靠板壁站着，有的上了桌子，甚至灶上也有人。
潘克拉托夫宣布开会。托卡列夫讲话不长，但是最后一句一下子叫大家凉了半截：“明天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能回城里去。”
老人的手在空中挥了一下，强调这个决定是不可改变的。
这个手势把大家摆脱污泥、返回城里同家人团聚的希望扫得精光。一开始，会场里一片喊叫声，什么也听不清。人体晃动着，暗淡的灯光也跟着摇曳起来。昏暗中看不见人们脸上的表情。吵嚷声越来越大。有的人憧憬着谈论起“家庭的舒适”，有的人气愤地叫喊着，说太疲劳了。更多的人沉默不语。
只有一个人声明要离队。他连喊带骂，从角落里发出忿忿不平的声音：“去他妈的！我一天也不在这儿待了！罚犯人做苦工，那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可凭什么罚我们？逼我们干了两星期，也就够了。没那么多傻瓜。谁做了决议，谁自己来干。谁乐意在污泥里打滚，谁就去打滚好了，我可只有一条命。我明天就走。”
这个大喊大叫的人就站在奥库涅夫背后。奥库涅夫划着一根火柴，想看看这个要开小差的人。火柴点燃的一瞬间，照亮了一张气歪了的脸和张开的大嘴。奥库涅夫认出他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
“你照什么？我不怕，又不是贼。”
火柴灭了。潘克拉托夫站起来，挺直了身子。
“谁在那儿胡说八道？谁说党给的任务是苦工？”他瓮声瓮气地说，严峻地扫视着站在周围的人群。“弟兄们，咱们说什么也不能回城去，咱们的岗位就在这儿。要是咱们从这儿溜走，许多人就得冻死。弟兄们，咱们赶紧干完，就可以早点回去。当逃兵，像这个可怜虫想的那样，是咱们的思想和咱们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这个码头工人不喜欢发表长篇大论，但是，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也被刚才那个人的声音打断了：“那么，非党非团的可以走吗？”
“可以。”潘克拉托夫斩钉截铁地说。
那个家伙穿着城里人常穿的短大衣，朝桌子挤了过来。他扔出一张小卡片，卡片像蝙蝠一样在桌子上方翻了一个筋斗，撞在潘克拉托夫胸口上，弹了回来，立着落在桌子上。
“这是我的团证，收回去吧，我可不为一张硬纸片卖命！”
他的后半句话被全场爆发出来的叱骂声淹没了。
“你扔掉了什么！”
“你这个出卖灵魂的家伙！”
“钻到共青团里来，想的就是升官发财！”
“把他撵出去！”
“看我们不揍你一顿，你这个传播伤寒病的虱子！”
扔团证的那个家伙低着头朝门口挤去。大家像躲避瘟神一样闪向两旁，放他过去。他一走出去，门就呀的一声关上了。
潘克拉托夫抓起扔下的团证，伸到小油灯的火苗上。
卡片烧着了，卷了起来，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小圆筒。
森林里响了一枪。一个骑马的人迅速逃离破旧的板棚，钻进了黑漆漆的森林。人们从学校和板棚里跑出来。有人无意中碰到一块插在门缝里的胶合板上。人们划亮火柴，用衣服下摆挡住风，借着火光，看到胶合板上写着：
滚出车站！从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谁敢赖着不走，就叫他脑袋开花。我们要把你们斩尽杀绝，对谁也不留情。限明天晚上以前滚蛋。
下面的署名是：大头目切斯诺克。
切斯诺克是奥尔利克匪帮里的人物。
在丽达的房间里，桌子上放着一本没有合上的日记。
１２月２日
早晨下了第一场雪。天很冷。在楼梯上遇见维亚切斯拉夫·奥利申斯基。我们一起走着。
“我就喜欢初雪。一派寒冬景象！多么迷人，是不是？”奥利申斯基说。
我想起了在博亚尔卡的人们，就回答他说，我对寒冬和这场雪丝毫没有好感，相反，只觉得心里烦恼。我向他解释了原因。
“这种想法很主观。如果把您的想法引申下去，那就应该认为，比方说在战时，笑声和一切乐观的表现都是不许可的。
但是生活里并不是这样。悲剧只发生在前线，在那里，生命常常受到死神的威胁。然而即便在前线，也还有笑声。至于远离前线的地方，生活当然还是照旧：嬉笑、眼泪、痛苦、欢乐、追求眼福和享受、感情的风波、爱情……”
从奥利申斯基的话中，很难听出哪句只是说着玩的。他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一九一七年入党。他的衣着是西欧式的，胡子总是刮得光光的，身上洒点香水。他就住在我们这幢楼中谢加尔那套房间里。晚上常常来看我。同他聊天倒挺有意思，他在巴黎住过很长时间，知道西方的许多事情。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因为他首先把我看作一个女人，其次才看作一个党内同志。诚然，他并不掩饰他的意图和思想——他在说实话上，倒是有足够的勇气——而且，他的情意也并不粗野。他善于把那番情意表达得很漂亮。但是我并不喜欢他。
对我来说，朱赫来那种略带粗犷的朴实，比起奥利申斯基的西欧式的风雅来，不知要亲切多少倍。
我们从博亚尔卡收到了一些简短的报告。每天铺路一百俄丈。他们把枕木直接铺在冻土上，放在刨出来的座槽里。那里总共只有二百四十个人。第二批人员已经有一半逃走了。环境确实很艰苦。在那样的冰天雪地里，他们往后怎么工作呢？
……杜巴瓦到普夏—沃季察去已经一个星期了。那里有七个火车头，他们只修好了五个。其余的没有零件了。
电车公司对杜巴瓦提出了刑事诉讼，控告他带着一帮人，强行扣留从普夏—沃季察开到城里来的全部电车。他把乘客动员下来，把铺支线用的轶轨装到车上，然后沿着城里的电车线路把十九辆车统统开到火车站。他们得到了电车工人的全力支援。
在火车站，索洛缅卡区的一群共青团员连夜把铁轨装上了火车，杜巴瓦带着他那一帮人把铁轨运到了博亚尔卡。
阿基姆拒绝把杜巴瓦的问题提到常委会上讨论。杜巴瓦向我们反映，电车公司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简直不像话。他们顶多只肯给两辆车，连商量的余地也没有。可是图夫塔却教训起杜巴瓦来：“该把游击作风扔掉了，现在再这么干，就要蹲监狱。难道不能跟他们好好商量，非用武力不可吗？”
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杜巴瓦发那么大的火。
“你这个死啃公文的家伙，自己怎么不去跟他们好好商量呢？坐在这儿，喝饱了墨水，就耍嘴皮子，唱高调。我不把铁轨送到博亚尔卡，就要挨骂。我看得把你送到工地上去，请托卡列夫管教管教，省得在这儿碍手碍脚，惹人讨厌！”杜巴瓦暴跳如雷，整个省委大楼都可以听到他的吼声。
图夫塔写了一个要求处分杜巴瓦的报告，但是阿基姆让我暂时出去一下，单独同他谈了大约十分钟。图夫塔从阿基姆房间出来的时候，满脸通红，怒气冲冲。
１２月３日
省委又收到了新的控告信，这回是铁路肃反委员会送来的。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还有另外几个同志，在莫托维洛夫卡车站拆走了空房子的门窗。当他们把拆下来的东西往火车上搬的时候，站上的一个肃反工作人员想逮捕他们。但是他们缴了他的枪，直到火车开动了，才把退空了子弹的手枪还给他。门窗都运走了。另外，铁路局物资处控告托卡列夫擅自从博亚尔卡仓库提出二十普特钉子，发给农民作为报酬，让农民帮他们从伐木场运出长木头，代替枕木使用。
我跟朱赫来同志谈了这两件事，他笑笑说：“这些控告咱们都给顶回去。”
工地上的情况十分紧张，每一天都是宝贵的。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往往也需要施加压力。我们常常要把那些专门制造障碍的人拉到省委来。工地上的同志们不守常规的事越来越多了。
奥利申斯基给我送来了一个小电炉。我和奥莉加·尤列涅娃用它烤手。但是房间里并没有因为有了电炉而暖和一些。
那么在森林里人们怎样捱过这样的夜晚呢？奥莉加说，医院里很冷，病人都不敢爬出被窝。他们隔两天才生一次火。
你错了，奥利申斯基同志，前线的悲剧也就是后方的悲剧！
１２月４日
大雪下了整整一夜。有报告说，博亚尔卡工地全都给大雪封住了。工程停了下来。人们在清除路上的积雪。今天省委决定：第一期筑路工程一定要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以前完成，把路铺到伐木场边缘。据说，这个决定传达到博亚尔卡的时候，托卡列夫的回答是：“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一定按期完工。”
关于保尔，一点消息也没有。他居然没有像潘克拉托夫那样受到“控告”，这倒是怪事。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同我见面。
１２月５日
昨天匪徒袭击了工地。
马在松软的雪地上谨慎地迈着步子。马蹄偶尔踩在雪下的枯枝上，树枝折断，发出劈啪的响声。这时马就打个响鼻，闪到一边去，但是抿着的耳朵挨了一枪托后，又急步赶上前去。
大约有十个人骑着马，翻过了一片起伏不平的丘陵地，丘陵地的前面是一长条没有被雪覆盖的黑色地面。
他们在这里勒住了马。马镫碰在一起，当地响了一声。领头的那匹公马使劲抖动了一下身体，长途跋涉使它浑身冒着热气。
“他们人真他妈的来得不少，”领头的人用乌克兰话说。
“咱们狠狠吓唬他们一下。大头目下令，一定要让这群蝗虫明天全都滚蛋。眼看这帮臭工人就要把木柴弄到手了……”
他们排成单行，沿轻便铁路两侧朝车站走去，慢慢地靠近了林业学校旁边的一片空地。他们隐藏在树背后，没有敢到空地上来。
一阵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雪团像松鼠似的，从那棵被月光照成银白色的桦树上滚落下来。短筒枪贴着树身，吐出火光，子弹打在墙上，泥灰纷纷掉在地上，潘克拉托夫他们运来的玻璃窗也被打得粉碎。
枪声惊醒了睡在水泥地上的人，他们立即跳了起来，但是一见房间里子弹横飞，又都卧倒了。
有人压在别人身上。
“你要上哪儿去？”杜巴瓦一把抓住保尔的军大衣问。
“出去。”
“趴下，傻瓜！你一露头，就会把你撂倒。”杜巴瓦急促地低声说。
他俩紧挨着躲在大门旁边。杜巴瓦紧贴在地上，一只手握着手枪，伸向门口。保尔蹲着，手指紧张地摸着转轮手枪的弹槽，里面只有五颗子弹了。他摸到空槽，便把转轮转了过去。
射击突然停止了。接着是一片令人惊奇的寂静。
“同志们，有枪的都到这边来。”杜巴瓦低声指挥那些伏在地上的人。
保尔小心地打开了门。空地上连人影也没有，只有雪花缓慢地飘舞着，落向地面。
森林里，十个人狠命抽着马，逃走了。
午饭的时候，城里飞快地开来一辆轧道车。朱赫来和阿基姆走下车来。托卡列夫和霍利亚瓦在站台上迎接他们。车上卸下一挺马克沁机枪、几箱机枪子弹和二十支步枪。
他们急急忙忙地向工地走去。朱赫来的大衣下摆擦在地面的积雪上，留下了一道道锯齿形的曲线。他走起路来像熊一样，左右摇晃。老习惯还是改不了：两条腿总像圆规似的叉开着，仿佛脚下仍然是颠簸的甲板。阿基姆个子高，步子大，能跟得上朱赫来，托卡列夫走一会儿，就要跑几步，才能跟上他们。
“匪徒的袭击——还是次要问题。眼前有个山包横在路上，倒是麻烦事，这么个大家伙叫我们碰上了，真他妈的晦气！得挖很多土方才行。”
托卡列夫站住了。他背过身子，两手拢成小船的样子，挡住风，点着烟，赶紧抽了两口，又去追赶前边的人。阿基姆停下来等他。朱赫来没有放慢脚步，继续往前走。
阿基姆问托卡列夫：“这条支线你们能按期修好吗？”
托卡列夫没有立即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你知道，老弟，一般说来是不能按期修好的，但是不修好也不行。问题就这么明摆着。”
他们赶上朱赫来，三个人并排走着。托卡列夫很激动地接着说：“问题难，就难在这里。工地上只有我和帕托什金两个人心里清楚，这个地方条件这样差，人力和设备又这样少，按期完工是不可能的。但是，同时全体筑路人员都知道，不按期完工绝对不行。所以我上回才说：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就一定完成任务。现在你们亲眼看看吧！我们在这儿挖土已经快两个月了，第四班眼看又要到期，可是基本成员一直没换过班，完全靠青春的活力支持着。这些人当中，有一半受了寒。看着这些小伙子，真叫人心疼。他们是无价之宝……有些人连命也会断送在这个鬼地方，而且不止一两个人。”
从车站起，已经有一公里铁路修好了。
往前，大约有一公里半，是平整好的路基，上面挖了座槽，座槽里铺着一排长木头，看上去像是被大风刮倒的栅栏。
这就是枕木。再往前，一直到小山包跟前，是一条刚平出来的路面。
在这里干活的是潘克拉托夫的第一筑路队。他们四十个人正在铺枕木。一个留着红胡子的农民，穿一双新的树皮鞋，不慌不忙地把木头从雪橇上卸下来，扔在路基上。再远一点的地方，也有几个这样的雪橇在卸木头。地上放着两根长长的铁棍，代替路轨，用来给枕木找平。为了把路基夯实，斧子、铁棍、铁锹全都用上了。
铺枕木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很费工夫。枕木要铺得既牢固又平稳，使每根枕木都承受铁轨同样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