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让我们比较一下两张差不多大小的长方形纸片。一张的背面大部分是绿颜色，正面有一幅林肯像，在这纸片的每一个角上印有数目字“五”，还有些别的图案。你用这纸片可以换到一定数量的食物、衣服或其他货物。人们将愿意和你做这种交易。
另外一张纸片也许是从一本印刷精美的杂志上剪下来的，正面可能也印有一幅画像、一些数目字和其他图案。背面可能也是绿颜色的。可是它却只适于点火。
不同在哪里呢，五美元的钞票上面印的东西解答不了这个问题。上面只是简单地印着“联邦储备券／美利坚合众国／五美元”，还有些小字：“本券为合法货币，可偿付一切公债和私债”。不多年以前，在“美利坚合众国”和“五美元”之间还有“可兑现”字样。看来这能说明两张纸片之间的区别。但它只是意味着，如果你到联邦储备银行要求出纳员兑现，他将给你五张同样的纸片，只是那数目字“五”换成了“一”，林肯的像换成了华盛顿的像。如果你从换得的五张纸片中拿出一张进一步要出纳员兑换，他会给你一些硬币。如果你把这些硬币熔化掉（尽管这样做是非法的），当作金属出售，肯定卖不到一美元，现在票子上印的字样虽然同样不说明问题，但至少是比较老实的。合法货币的含义是，政府将接受它作为向它偿债和纳税之用，法院将承认它们可以清偿按美元计算的债务。为什么私人进行货物和劳务的交易时也应该接受它们呢，
简单些回答，这是因为接受它们的每一个人都相信别人也会接受。这些绿色纸片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大家都认为它们有价值。大家都认为它们有价值，是因为经验告诉大家它们有价值。要是没有一种大家共同接受的交易媒介（或这种媒介的数量不够多），美国就只能运用它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的一小部分；然而，大家共同接受的交易媒介的存在，却依赖于某种约定俗成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接受了一种从某种观点看来不过是虚构的东西。
但不论是约定俗成还是虚构，都不是脆弱的东西。相反，拥有一种共同的货币是非常有用的，以至人们即使在信念受到极严重的挑战时也仍然死抱住这种虚构不放。我们将要看到，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货币发行者得以从通货膨胀中得到好处，从而诱使他们造成通货膨胀。但也不是说这种虚构是不可摧毁的：“不值一文”（notinental）这个短语，使人想起美国大陆会议为了支持美国革命而过量发行的大陆货币的虚构是怎样被摧毁的。
虽然货币的价值是虚构的，但货币却具有非常有用的经济职能。不过这也只是一层面纱。决定一个国家财富的“真正的”力量，是它的公民的能力、他们的勤劳和智慧、他们所能利用的资源以及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方式等等。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一百多年以前写道的，“简言之，在社会经济中，没有什么东西从本质上来说比货币更不足道的了；它仅仅是一种发明物，用来节省时间和劳动。它是一种机器，用来把事情办得便捷，没有它，同样能办事，只是不那么便捷罢了。而且它同其他许多机器一样，一旦出了毛病，就只发挥它特有的、独立的作用。”
这样描述货币的作用完全正确，只是我们的承认，社会拥有的发明物，哪一件出毛病时也没有货币造成的危害大。
我们已经讨论过一个例子：大萧条，那时由于急剧减少货币供应量，货币出了毛病。本章讨论的是相反的、更常发生的情况：由于急剧增加货币供应量，货币出了毛病。
货币种种
历史上，曾有许多东西被当作货币。“金钱”（pecuniary）这个词，来自拉丁文中的“pecus”，意为“牛”。牛是许多曾充当货币的东西之一。其他还有盐、丝、毛皮、鱼干儿以至羽毛，在太平洋的雅浦岛上，人们曾用石头当货币。贝壳和珠子是用得最广的原始货币。在纸片和会计用的笔取得胜利以前，在比较先进的经济中，金属——金、银、铜、铁、锡——曾经是使用最广泛的货币。
所有这些曾用来充当货币的东西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在特定的地方和时间，人们接受它来交换货物和劳务，相信别人也同样会接受。
美洲早期的定居者用来同印第安人作交易的“瓦姆庞普”（wampum）就是一种贝壳，与非洲和亚洲使用的贝壳相类似。美洲殖民地使用过的一种最有意思、最富有启发意义的货币，是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使用的烟草货币：“1619年7月31日〔约翰·史密斯上尉登上美洲，在詹姆斯敦建立起在新世界的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之后十二年〕，弗吉尼亚州第一届议会通过的第一个法律就是关于烟草的，它规定‘上等烟草的价格为三先令一磅，次等烟草的价格为十八便士一磅。’……烟草成了当地的货币。”①
①安德鲁·怀特：《货币与银行业》（波士顿：吉思公司，1896年），第4和6页。
烟叶在各个时期都被宣布为唯一合法的货币。直到美国革命以后很久，将近两个世纪的一段时期，烟草一直是弗吉尼亚州及其邻近殖民地的主要货币。殖民者就用它来购买食物、衣着，用它来纳税——甚至用它来买新娘子：“弗吉尼亚州的作家威姆斯牧师说，每当有船从伦敦到达的时候，去看看漂亮的弗吉尼亚小伙子们个个挟着一捆上好的烟草跑到岸边，每人带回一个美丽而贤惠的年轻妻子，是令人开心的事。”①另一位作家引用了这段话之后说，“他们一定既漂亮又高大，才能挟着一捆一百到一百五十磅重的烟草飞跑。”②
当时烟草和货币同时流通。它最初按英国货币规定的价格高于种植它的成本，于是种植者就一心一意的种，产量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应量不仅表面上有所增加，而且实际上确实增加了。与通常的情况一样，由于货币供应量比可以买到的货物和劳务的数量增加得快，因而发生了通货膨胀，按烟草计算的其他东西的价格急剧上涨。大约半个世纪之后这场通货膨胀结束时，按烟草计算的物价上涨了四十倍。
烟草种植者对这场通货膨胀极为不满。按烟草计算的其他东西的价格如果上涨，烟草能够购买的货物量就会减少。按货物计算的货币的价格，是按货币计算的货物价格的倒数。自然，烟草种植者要求政府提供帮助。于是通过了一项又一项法律，禁止某些人种植烟草；要求毁掉一部分已收获的烟草；禁止种植烟草一年。但这些都无济于事。最后，人们自己行动起来，结成一帮一伙，跑到乡下去毁坏地里的烟草：“破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议会在1684年4月通过了一项法律，宣布这些破坏分子的行动极其严重地扰乱了社会治安，他们的目的是颠覆政府。同时宣布，如果有八个以上的人纠合在一起毁坏烟草田，就要判他们叛国罪，处以死刑。”③
①罗伯特·查默斯：《英国殖民地通货史》（伦敦：艾尔和斯波蒂斯伍德公司为皇家驻军办事处印，1893年），第6页脚注，引自更早的出版物。
②A．欣斯顿·奎金：《原始货币概论》（伦敦：梅修思公司，1949年），第316页。
③怀特：《货币与银行业》，第9－10页。
烟草货币生动地说明了一条最古老的经济学法则，即格雷欣法则：“劣币逐良币。”烟草种植者在纳税或者支付其他按烟草计算的债务时，自然用质量最差的烟草，而保留质量最好的供出口，以换回“硬”货币，即英镑。结果作为货币而流通的往往是质量低劣的烟草。人们挖空心思把烟草弄得样子好一点：“马里兰州在1698年发现有必要通过法律来防止人们弄虚作假，人们经常在大桶的上面盖一层好烟叶，而下面塞的却是甘蔗叶。弗吉尼亚州在1705年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但显然并没有解决问题。”①
“1727年烟票合法化后，”质量问题才有所缓和。“所谓烟票在性质上同存款单相类似，由验收人员签发。法律规定它可以在签发烟票的库房所在地区流通，并可以用它偿还一切债务。”②尽管实行烟票制的弊病很多，“但直到十九世纪前夜，这种收据却起到了通货的职能。”③
这并不是最后一次把烟草当作货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和日本的集中营里，人们曾广泛地拿纸烟作为交易的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领军当局对德国的法定货币规定了远远低于收盘水平的最高限价。结果使德国的法定货币丧失了作用。人们采用物物交换的方式作交易，小交易用纸烟作媒介，大交易用法国白兰地酒作媒介——无疑，这两种东西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为流通的货币。路德维希·艾哈德的货币改革结束了这一富有启发意义的——而又具有破坏性的——插曲。④
①C．P．内特尔斯：《1720年前美洲殖民地的货币供应》（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1934年），第213页。
②怀特：《货币与银行业》，第10页。
③保罗·艾因奇格：《原始货币》，增订第2版（牛津和纽约：佩尔加蒙出版社，1966年），第281页。
④参看第二章。
弗吉尼亚烟草货币所表明的一般原则，在当代仍然适用，虽然政府发行的纸币和叫做存款的簿记项目，取代商品统库房的进货收据，成了社会的主要货币。
现在仍然同当初一样，如果货币数量增加的速度，超过能够实到的货物和劳务数量增加的速度，就会发生通货膨胀，按这种货币计算的物价就会上涨。这同货币量为什么增加不相干。在弗吉尼亚州，烟草货币量增加，产生了按烟草计算的物价的上涨，是因为用劳动和其他资源生产烟草的成本急剧降低了。在中世纪的欧洲，金银是主要的货币，按金银计算的物价上涨，是因为西班牙从墨西哥和南美洲弄来的贵金属充斥欧洲市场。十九世纪中叶，世界范围按黄金计算的物价上涨，是因为人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后来，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1914年，物价上涨是因为成功地在商业上应用了氰化处理法，人们可以用这种方法从低品位矿石——主要是在南非——中提取黄金。
今天，大家接受的交易媒介，不同任何商品发生关系，在各大国，货币量由政府决定。政府，也只有政府，应对货币量的迅速增加负责。这个事实是造成人们目前对于通货膨胀的原因和治法众说纷坛的主要缘故。
造成通货膨胀的近因
通货膨胀是一种疾病，一种危险的有时是致命的疾病，如不及时制止会摧毁整个社会。例子是很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和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有时一夜之间上涨一倍或一倍以上——在一个国家里为共产主义奠定了基础，在另一个国家里为纳粹主义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便利了毛主席击败蒋介石。在巴西，通货膨胀率在1954年达到大约100％，由此产生了军人政府。比这严重得多的通货膨胀导致了1973年智利阿连德政府的倒台和1976年阿根廷庇隆政府的倒台，两国都由军政府接管了政权。
没有一个政府愿意承担制造通货膨胀的责任，哪怕是不那么恶性的通货膨胀。政府官员总是能够为通货膨胀找出种种理由——贪得无厌的企业家、得寸进尺的工会、挥霍浪费的消费者、阿拉伯的酋长、恶劣的气候、或者别的什么更不着边的理由。不错，企业家贪得无厌，工会得寸进尺，消费者挥霍浪费，阿拉伯酋长们提高了石油价格，气候经常不好。所有这些可以使个别商品的价格上涨；但它们不会造成物价的普遍上涨。它们可以造成通货膨胀率的一时涨落。但它们不会造成持续的通货膨胀，理由很简单：这些被指控的罪犯没有哪一个拥有印刷机，能印出那些装在我们口袋里的纸片，也没有哪一个可以合法地授权会计在帐册上记入与那些纸片相等的项目。
通货膨胀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现象。南斯拉夫，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其通货膨胀率在欧洲国家当中可以说属于最高之列；瑞士，一个资本主义的堡垒，其通货膨胀率则属于最低之列。通货膨胀也不是共产主义的现象。中国在毛统治下几乎没有通货膨胀；意大利、英国、日本和美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十年里则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当今世界上，通货膨胀是印刷机带来的现象。
承认严重的通货膨胀无论在哪里都总是一种货币现象，这还只是理解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治法的开始。更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的政府过于急速地增加货币的数量，为什么它们明知有潜在的危害，还是要制造通货膨胀？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值得再稍稍谈一下上面那个命题，即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尽管这个命题意义非常重大，尽管大量历史事实证明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它却仍然广泛地遭到否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散布烟幕，试图掩盖它们制造通货膨胀的责任。
如果能买到的货物和劳务的数量——简言之就是产量——能够同货币的数量以同样快的速度增加，那么，物价会趋于稳定。物价甚至可能逐步下降，因为人们收入增多后，将希望以货币的形式保存更多的财产。通货膨胀发生在货币的数量明显地增加，而且增加速度超过产量的增加时，每一单位产量的货币量增加得越快，通货膨胀也越剧烈。在经济学里，也许没有哪个命题比这个命题更为正确的了。
产量受到可利用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限制，也受到知识水平和运用知识的能力的限制。产量至多只能相当缓慢地增加。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的产量每年平均增加约３％。即使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年代，每年产量的增长也只是在10％左右。商品货币的数量也受到同样的物质上的限制，不过正如烟草、新世界的贵金属和十九世纪的黄金等例子所表明的，商品货币的增长速度有时比一般产量的增长速度快得多。现代货币——即纸币和簿记项目——是不受物质限制的。货币数量，也就是美元、英镑、马克或其他货币单位的数量，可以以任何速度增长，而实际上它们的增长速度有时高得惊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时，流通货币平均每月增加300％以上，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多，物价也以同样的速度上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时，流通货币每月平均增加12,000％以上，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物价甚至涨得更多，每个月上涨近20,000％。①
①参看菲利普·卡根：《恶性通货膨胀的货币动力学》，见米尔顿·弗里德曼编的《货币数量论研究》（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26页。
1969至1979年美国发生轻得多的通货膨胀时，货币的数量平均每年增加9％，物价每年上涨7％。这十年产量的平均增长率为2.8％，这一比率大体上是上面两个百分比之间的差额。
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货币数量的增长一般远远超过产量的增长；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讲到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时，没有附加任何有关产量的条件。这些例子还告诉我们，货币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并不是完全相等的。但是，就我们所知，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例子：一场严重而持久的通货膨胀，不伴随着大致相等的货币增长速度；也没有这样的例子，货币数量的急速增加，不伴随着大致相等的通货膨胀率。
几张图表（图1－5）表明，近年来这种关系始终如此。图中的实线是有关国家每单位产量的货币数量，记录的是从1964年到1977年每年的情况。另一条线是消费品价格指数。为了便于比较，两条线都用平均值在整个时期中所占的百分比来表示（两条线都以1964-1977为100）。两条线必然具有相同的平均水平，但如果数字计算精确的话，两条线并不一定在任何一年都一样。
图１美国的两条线几乎重合在一起。正如另外几张图表所表明的，这种情况并不是美国所独有的。虽然别国两条线之间的距离比美国的要大，但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两条线都非常相象。不同的国家有很不相同的货币增长率。但无论是哪个国家，这种不同总有与之相称的不同的通货膨胀率。巴西是个最极端的例子（图５）。它的货币增长率高于任何其他国家，因而其通货膨胀率也高于其他国家。
哪个是因，哪个是果，货币量的迅速增加是因为物价迅速增加，还是相反？一条线索是，在大部分图表上，表示某年货币量的点总要比那一年物价的相应指数早六个月。考察一下决定这些国家货币量的制度因素和大量历史事件，可以得到更为明确的证据。在这些事件中，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是十分清楚的。
一个极好的例子是南北战争。南方主要是靠印刷机来资助战争，在这一过程中，从1861年10月到1864年3月，通货膨胀率平均每月为10％。为了制止通货膨胀，联邦实施了货币改革：“1864年５月，货币改革生效，货币量减少了。一般物价指数显著下降……尽管当时联邦军队侵入，军事上濒于失败，对外贸易减少，政府陷于混乱，联邦军队的土气低落。减少货币量对物价产生的明显影响，超过了这些强大的力量。”①
①尤金·M．勒纳：“联邦的通货膨胀，1861-1865年”，见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研究》，第172页。
这些图表排除了许多被广泛接受的关于通货膨胀的解释。工会是方便的替罪羊。它们被指责运用垄断力量强求提高工资，这使成本增加，物价上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日本和巴西的图表所表现的关系同英国、德国以及美国的一样呢，在日本，工会的力量微不足道；在巴西，工会只有得到政府的默许才能存在，而且要受严密的控制；而在英国，工会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会都强大；在德国和美国，工会的力量也很强大。工会可以为其会员提供有用的服务，也可以通过限制别人的就业机会造成许多损害，但是它们不制造通货膨胀。工资的增加超过生产率的增加，这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通货膨胀的原因。
同样，企业家也不造成通货膨胀。他们提高标价，是其他力量的结果或反映。通货膨胀严重的国家的企业家，肯定不会比通货膨胀轻微的国家的企业家更为贪婪，一个时期的企业家也不会比另一个时期的企业家更为贪婪。那为什么通货膨胀在某些地方、某些时期比在别的地方、别的时期厉害得多呢？
另外一个常见的解释，特别是企图推卸责任的政府官员经常给予的解释，是说通货膨胀是从国外输入的。这个解释，当大国的通货通过金本位制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是正确的。在那时，通货膨胀是一种国际现象，因为许多国家都用同一种商品作为货币，只要什么使得这种商品货币的数量较快地增加，就会影响到它们全体。但就近年来说，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它是正确的话，为什么不同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这样不同，七十年代初期，日本和英国的通货膨胀率每年达30％以上，而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10％左右，德国的不到５％。我们可以说通货膨胀是世界范围的现象，因为它同时发生在许多国家里——正如高额政府开支和巨额政府赤字是世界范围的现象一样。但通货膨胀并不是一种国际现象，因为每个国家能单独控制自己的通货膨胀……正如高额政府开支和巨额政府赤字不是由每个国家控制力以外的力量造成的一样。
关于通货膨胀的另一种常见的解释是生产率低下。但让我们来看一下巴西的情况。该国产量的增长率在世界上属于最高之列，而其通货膨胀率也属于最高之列。确实，影响通货膨胀的是每一单位产量的货币量，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实际上，产量的变化赶不上货币量的变化。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经济福利来说，没有什么比提高生产率更为重要的了。如果生产率每年增长3.5％，二十年后，产量就能增长一倍；如果每年增长5％，十四年后就可以增长一倍——差别甚大。但是，生产率对通货膨胀只起极微小的作用，货币才起主要作用。
阿拉伯酋长们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呢，它们给我们强加了沉重的负担。石油价格陡涨，减少了我们所能得到的货物和劳务，因为我们得出口更多的货物和劳务支付石油。产量的减少提高了价格水平。但那影响也就这一下子。价格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对通货膨胀率造成持久的影响。在1973年那次石油危机之后五年里，德国和日本的通货膨胀减慢了，德国每年的通货膨胀率从大约７％减到不足5％，日本从30％以上减到5％。在美国通货膨胀在那次石油危机之后一年达到最高峰，约为12％，1976年降到５％，然后在1979年又升到13％以上。这些大不相同的经历，能用所有国家共同遭受的一次石油危机来解释吗，德国和日本是100％依靠进口石油的，可是它们在降低通货膨胀率方面，却比只有50％的石油依靠进口的美国、或是已经成为一个大石油生产国的英国做得好。
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基本命题上来。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货币量比产量增加得更快造成的。货币量的作用为主，产量的作用为辅。许多现象可以使通货膨胀率发生暂时的波动，但只有当它们影响到货币增长率时，才产生持久的影响。
货币为什么过度增加？
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这个命题虽然重要，但它只是解答通货膨胀的原因和治法的开始。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指导我们找出根本的原因并限制可能的治法。但它只是解答的开始，因为更深一层的问题是货币为什么会过度增加。
不论烟草货币或是以金银为本位的货币是什么情况，就今天的纸币来说，货币的过度增加，从而通货膨胀，是政府制造的。
在美国，过去十五年左右货币加速增加，有以下三个相关的原因：第一，政府开支迅速增加；第二，政府的充分就业政策；第三，联邦储备系统执行的错误政策。
政府如果用征税或向公众借款的办法来增加开支，那将不会招致货币增长率加快，因而也就不会带来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支增多，而公众开支减少。政府开支的增加，被私人消费开支和投资开支的减少抵消了。但是，通过征税和向公众借款来增加政府开支，在政治上是不高明的做法。我们许多人欢迎政府增加开支，却很少有人欢迎增加捐税。政府向公众借款，会提高利率，从而减少私人对资金的利用，个人为购买新住宅获得抵押贷款以及企业借款都要付较高的利息，遇到较大的困难。
除此而外，政府增加开支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货币数量。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提到的，要做到这一点，美国政府可以让美国财政部——政府的一个部门——卖公债给联邦储备系统——政府的另一个部门。联邦储备系统用新印刷的联邦储备券或是为财政部记入一笔存款，来支付公债。财政部于是可以用这些现钱或是可以向联邦储备系统取现钱的支票来偿付账款。当这些新增的高功率的货币被它最初的接收者存入商业银行时，它就成了商业银行的储备，以此可以更大规模地增加货币量。
用增加货币量的办法资助政府开支，对于总统和国会议员都常常是最富有吸引力的。这使他们能够增加政府开支，给选民一些甜头，而无需征税来为此付出代价，也无需向公众借款。
美国近年来货币增加较快的第二个原因，是试图实现充分就业。这个目标，对于数目众多的政府计划来说，是值得称道的，但其结果却令人很不满意。“充分就业”这个概念的含义，比表面看来要复杂含糊得多。在一个生气勃勃的世界上，新产品层出不穷，旧产品不断被淘汰，需求从一种产品转向另一种产品，发明创造时常改变生产方法，总之，一切都在运动，因而，劳动力也应经常流动。人们从一种工作转做另一种工作，其间常空闲一段时间。有些人脱离他们所不喜欢的工作，却还没有找到另外的工作。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需要花费一段时间寻找工作，也需要一些时间体验各种不同的工作。此外，对劳动力市场的自由运行的阻碍——工会的限制、最低工资，等等——增加了工人找到合适工作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平均多少人就业算是充分就业呢？
在政府开支和政府税收方面，也有不对称的问题。凡认为有助于增加就业的措施，在政治上都是吸引人的。凡认为会增加失业的措施，在政治上都是不吸引人的。结果是造成政府政策上的一种偏向，政府总是试图实现不切实际的充分就业目标。
这与通货膨胀有双重关系。首先，人们认为政府开支有助于增加就业，政府税收会减少私人开支，从而增加失业。在这种情况下，充分就业政策往往使政府增加开支、降低税收，用增加货币量的办法而不是用征税或向公众借款的办法来弥补由此产生的赤字。其次，联邦储备系统不用资助政府开支的办法也能增加货币量。它可以用新制造的高功率的货币买进已发行的政府公债，从而增加货币量。这使银行能够发放更大量的私人贷款，因而人们认为联邦储备系统买进政府公债有助于增加就业。在人们要求实现充分就业的压力下，联邦储备系统的政策同政府的财政政策一样具有造成通货膨胀的倾向。
这些政策并没有实现充分就业，而是带来了通货膨胀。正如詹姆斯·卡拉汉首相在1976年９月对英国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一篇有勇气的讲话中所说的：“我们过去常常认为，只要大手大脚地花钱就可以渡过衰退时期，可以用削减税收和增加政府开支的办法增加就业。现在我非常坦率地告诉你们，这种抉择已不复存在；如果说它存在过而且起过作用，那也只是靠了给经济注射纸片（或存款）以得到同从前一样的购买力。这些额外的纸片同他口袋里或保险箱里（或入了账的）的其他纸片税款的收据。同上述税款相对应的实物，是使用筑路所耗费的资源本来可以生产的货物和劳务。那些为维持原有货币的购买力而节省开支的人，放弃了这些货物和劳务，使政府能够把这些资源用于筑路。”
由此，你可以理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讨论通货膨胀问题时，为什么会写出下面这样一段话：“摧毁现存社会基础的最狡猾而又最可靠的方法，莫过于发放通货。这一过程把经济规律的全部看不见的力量都投到破坏的方面，而这样做时使用的方法，一百万人中间也不会有一个人能够弄得清楚。”①
①约翰·M．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和豪公司，1920年），第236页。
新增印的货币和记入联邦储备银行账册的额外的存款，只相当于政府从通货膨胀中得到的收入的一部分。
通货膨胀还自动提高实际税率，从而间接地增加政府收入。当人们的货币收入随着通货膨胀而增加时。收入便被推上较高的一档，税率也就提高。公司收入因为没有扣除足够的折旧费和其他成本也人为地膨胀。一般说来，如果通货膨胀率为10％而收入也增加10％的话，联邦的税收会增加15％以上——这样，纳税人要赶上趟就不得不越跑越快。这个过程使总统、国会、州长和议员们能够装作减税的样子，而他们真正做的不过是不让赋税一次增加得过多而已。每年都说要“减税”，然而从来没有减少过。相反，如果正确计算一下的话，赋税实际上增加了：在联邦政府一级，税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1964年的22％增加到1978年的25％；在州和地方政府一级，从1964年的10％增加到1978年的15％。
通货膨胀给政府带来收入的第三种方法，是为政府偿还——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叫做拒付——部分公债。政府借入的是美元，偿还的也是美元。但由于通货膨胀，它偿还的美元能买的东西要比它借入的美元能买的东西少。如果在这期间政府为债务支付的利息足以抵补债权人因通货膨胀受到的损失，那政府并不能因通货膨胀得到纯收益。但是就大部分公债来说，并非如此。储蓄券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假定你在1968年12月购进一张储蓄券，保留到1978年12月兑现。你在1968年花三十七点五美元购买为期十年的、面值为五十美元的储蓄券，到1978年兑现时你可得到六十四点七四美元（因为在这期间政府提高了利率以在某种程度上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但实际上到1978年，你要花七十美元才能买到1968年花三十七点五美元可以买到的东西。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结，不仅你取回的只有六十四点七四美元，而且你还得为你得到的和付出的之间二十七点二四美元的差额缴纳所得税。结果是你为有幸借钱给政府付出了代价。
靠通货膨胀来还债意味着，尽管政府年复一年有大量赤字，它的美元债务越来越多，但这债务就购买力来说远没有增加那么多，而且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还下降了。从1968年到1978年这十年间，联邦政府累计赤字超过二千六百亿美元，但负债额在1968年占国民收入的30％，1978年只占28％。
通货膨胀的医治
医治通货膨胀，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因为货币量的过度增加是通货膨胀的唯一重要原因，因而降低货币增长率是医治通货膨胀的唯一方法。问题不在于知道该做什么。这是很容易的。政府必须降低增加货币量的速度。问题是要有政治上的决心来采取必要的措施。通货膨胀这一疾病一旦到了晚期，医治它就得花很长时间，而且会有痛苦的副作用。
可以举两个医学上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例子是：一个青年得了布尔吉尔氏病，这种病将阻断血液供应，会导致坏疽。这个青年人将失去他的手指和脚趾。治法说来简单：就是戒烟。那青年人缺乏这样做的意志，他的烟瘾太大了。他的病在一种意义上是可以医治的，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无法医治。
另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酗酒。当酒鬼开始喝酒的时候，先是感到非常痛快，等到第二天早上醒来则会感到头痛恶心，忍不住喝“解醉酒”来减轻痛苦。
通货膨胀的情况也是这样。当一个国家开始发生通货膨胀的时候，初始的效果似乎很好。增加的货币量使得任何因此而得到更多货币的人——当今主要是政府——可以多花一些钱，而无需任何别人少花钱。就业机会增多，生意兴隆，几乎可以说是皆大欢喜，这是最初的情况，也是好的效果。但随后，开支的增大使物价上涨；工人们发现他们的工资虽然按美元计算有所提高，可能够买到的东西却减少了；企业家发现他们的成本上升，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他们能够更快地提高价格，否则销售额的增加并不会带来他们所预期的利润。不良效果开始出现：物价上涨，需求缺乏弹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同时发生。和那个酒鬼一样，人们这时想的是更快地增加货币量，这就使我们坐上了前面提到的那种滑行车。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加大数量——酒或是货币——来给那酒鬼或是经济一个同样的“刺激”。
酗酒和通货膨胀相类似，医治的方法也相同。治酗酒的办法是干脆宣布：停止饮酒。这难以办到，因为这一回是不良效果在前，而好的效果在后。刚戒酒的人感到很难受，然后才能到达乐土，不再是几乎不可抗拒地想再喝一杯。通货膨胀也是这样。放慢货币增长率，在开始的时候会带来痛苦的副作用：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暂时偏高，通货膨胀率暂时并不降低多少。好处要在一两年后才出现：通货膨胀率降低，经济比较健康，有了非通货膨胀性迅速增长的潜势。
痛苦的副作用，是酒鬼或通货膨胀的国家难以戒除的一个原因。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至少在病的早期比第一个原因更为重要：即缺乏真正的戒除的愿望。饮酒者津津有味地品酒；不愿承认自己是酒鬼；也不认为应该去治疗。通货膨胀的国家处于同样的情况。它往往认为通货膨胀是暂时的现象，没有什么了不起，是异常的外部情况造成的，它会自行消失——可实际上通货膨胀从来没有自行消失过。
而且，我们许多人也喜爱通货膨胀。我们自然喜欢看到我们买的东西降价，或至少价格停止上涨。但是我们更喜欢看到我们卖的东西涨价——不论是我们生产的货物，我们的劳务，还是我们拥有的房屋或其他东西。农民抱怨通货膨胀，却聚集到华盛顿要求提高他们的产品的价格。我们其他人大都也这样或那样地做着同样的事情。
通货膨胀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原因之一，是别人吃苦头的时候有些人却得到很多好处；社会划分成胜者和败者。胜者认为他们碰到的好事，是他们自己的远见、谋虑和主动的自然结果。他们认为那些坏事，例如他们买的东西涨价，是他们所控制不了的外部力量造成的。差不多每一个人都会说他反对通货膨胀；他的通常的意思是他反对他所碰到的坏事。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几乎每一个拥有房产的人在过去二十年间都因通货膨胀得到了好处，因为他的房子的价值急剧增高。如果房子是靠抵押贷款购买的，那利率通常低于通货膨胀率。结果，付了叫做“利息”和叫做“本金”的钱，就实际偿清了贷款。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定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是一年７％。如果你借入了一笔一万美元的抵押贷款，只付利息，那么一年之后，这笔贷款的购买力只相当于一年前的九千三百美元。实际上你就少欠了七百美元——正好是你付的利息的数目。实际算来，你使用这一万美元没有付任何东西。（由于在计算你的所得税时要除去这笔利息，你实际上还有所得。你借了钱还得到报酬。）对于房产拥有人来说，这种效果是明显的，因为他的房屋的价值迅速上涨。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为储蓄信贷协会、互济银行或其他机构提供资金，使它们能够发放抵押贷款的小储户来说，却是损失。这些小储户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政府严格限制这些机构付给其储户的最高利率——据说是为了保护储户。
因为高额政府开支是造成货币过度增长的一个原因，所以减少政府开支是有助于减少货币增长的一个因素。在这里，我们也倾向于患精神分裂症。我们都喜欢看到政府开支下降，只要不是对我们有利的开支；我们都喜欢看到赤字减少，只要是靠征别人的税来减少赤字。
但是，通货膨胀的加速发展，迟早会对社会机体造成严重的损害，带来大量的不公平和苦痛，以至真正的公众意志会发展起来，对通货膨胀采取措施。通货膨胀发展到什么程度才会发生这种情况，要看有关的国家和它的历史。在德国，通货膨胀程度不高就会发生，因为德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过可怕的经验；在英国和日本，发生这种情形时的通货膨胀水平要高得多；而在美国还不曾发生。
医治的副作用
我们再三读到，较高的失业率和缓慢的增长是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我们必须面对的选择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或者较高的失业率；政府当局已安于或正在积极地促进较慢的增长和较高的失业率，以医治通货膨胀。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虽然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放慢了，平均失业水平也上升了，但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却越来越高。我们既有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又有较高的失业率，二者兼而有之。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经验。这是怎么回事呢？
回答是，缓慢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失业率并不是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而是医治奏效时产生的副作用。许多政策在妨碍经济增长和增加失业的同时，又增加通货膨胀率。这就是我们采取的一些政策的情况——零星的物价和工资管制，政府对企业干预的增多，都伴随以政府愈来愈大的开支和货币量的急速增加。
另一个医学上的例子也许可以说明治法和副作用的区别。你患了急性阑尾炎，医生建议做阑尾手术，而且告诉你手术之后要卧床休息一段时间。你拒绝动手术，而是在床上躺那么一段时间，把这作为痛苦较少的治疗方法。人们也许感到这非常荒唐可笑，但这在各方面都同在失业问题上混淆副作用和治疗方法一样。
医治通货膨胀，副作用是痛苦的，所以重要的是要懂得为什么产生副作用，并设法减轻它们，产生副作用的根本原因，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说明了。那就是变化的货币增长率，对由物价制度传递的情报产生干扰，因而使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作出不适当的反应，而这需要时间来加以克服。
首先，考虑一下当货币开始膨胀性增长时会发生什么情况。用新创造的货币偿付的较高的开支，对于出售货物、劳动或其他劳务的人来说，同别的开支并无不同。例如，卖铅笔的人发现他能够按原先的价格售出更多的铅笔。他开始时就是这样做而没有改变铅笔的价格。他向批发商定购更多铅笔，批发商又向制造商订货，制造商又向原料供应商定货，等等。如果铅笔需求的增加是以其他某种东西的需求减少为代价，譬如说圆珠笔，而不是货币膨胀性增长的结果，则铅笔这方面订货的增加，会伴随着圆珠笔这方面订货的减少。铅笔，随后是用来制造铅笔的原料，会涨价；圆珠笔和制造圆珠笔的原料会跌价；但物价的平均水平并没有理由发生变化。
当对铅笔的需求增加是起因于新创造的货币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时，对铅笔、圆珠笔以及其他大部分东西的需求会同时增加。总的（货币）支出增多了。但是铅笔的销售者并不知道这一点。他还是象往常那样，开始的时候保持他平常的售价，愿意多卖一些铅笔，直到他认为他能够重新进货的时候。但是现在铅笔这个方面订货的增加，是同圆珠笔以及其他许多货物订货的增加一起发生的。由于订货的增加导致了对劳动和原料的需求相应增加，因而工人和原料生产者最初的反应会同零售商一样——加班加点增加生产，并且也提高价格，他们认为社会对他们提供的东西的需求增加了。但是这一次没有任何抵消物，没有大体上同增加的需求相当的减少的需求，没有同上涨的价格相当的下跌的价格。自然，这一点在开始时是不明显的。在一个富有活力的世界上，需求总是在变化，某些物价上涨，某些物价下跌。总的需求增加的信号往往同反映相对需求变化的特定信号混在一起。正因为这个原因，货币增长率加快的副作用看起来象是经济繁荣和就业人数增多。但迟早总的需求增加的信号会到达。
这一信号一旦到达，工人、制造商和零售商就会发现他们受骗了。他们对他们销售的那一点东西需求的增加作出反应时，误以为这需求增加是专对他们的，因此不会对他们购买的许多东西的价格产生很大影响。当他们发现自己错了时，他们就进一步提高工资和价格——不仅对需求的增加作出反应，而且把他们购买的东西的价格上涨也计算在内。我们于是就陷于物价和工资螺旋上升的过程中，这本身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货币的增加不进一步加速，对就业人数和产量的最初刺激就会转向反面；就业人数和产量都会因工资和物价的上涨而趋于下降。最初的一阵兴奋之后，就是醉醒后的不适。
发生这些反应需要时间。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在美国、英国和一些其他西方国家，大致平均要六到九个月，货币的增加才完成其经济过程，使经济和就业人数增长。再要十二到十八个月的时间，货币的增长才明显影响到物价水平，产生或加速通货膨胀。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所需要的时间之所以很长，是因为除战时外，这些国家的货币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的批发价格平均同二百年前差不多，美国的同一百年前差不多。在这些国家，通货膨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因而是一种新现象。通货膨胀率时高时低，没有一定的长期趋势。
许多南美洲国家没有那么幸运的遗产。在这些国家，货币增长对经济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时间要短得多——至多几个月。如果美国不纠正近来通货膨胀率大幅度变化的倾向，产生经济影响所需要的时间在美国也将会缩短。
放慢货币增长率后出现的情况，同上面说的情况一样，只是方向相反。开支的最初减少会被认为是对某些特定产品的需求减少，经过一段时间后，这将导致产量和就业人数的减少。再过一段时间，通货膨胀减缓，伴之以就业人数增加和产量提高。酒鬼经过一段最难熬的抑制时期，最后完全断了喝酒的欲念。
上述一切都是由货币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引起的。如果货币增长率高而且稳，物价逐年上涨，譬如说10％，则经济也许能够与此相适应。大家都会预计到这10％的通货膨胀率，因而工资每年会额外提高10％，同时利率也会额外提高10％——以补偿放债人因通货膨胀而遭受的损失；税率也将按通货膨胀率调整，如此等等。
这样的通货膨胀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但也没有什么用处。它只是使事情不必要地复杂化。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局面不可能很稳定。如果制造10％的通货膨胀率在政治上是有利可图的，而且也是行得通的，那么，通货膨胀率一旦达到10％，人们就会得寸进尺，进一步提高通货膨胀率，使其达到11％、12％或15％。政治上可行的目标是不要通货膨胀，而不是使通货膨胀率达到10％。这就是经验的裁决。
缓和副作用
就我们所知，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例子：通货膨胀不经过一段经济增长放慢和失业率增高的时期而结束。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经验断定，没有办法避免医治通货膨胀的副作用。
但是，缓和这些副作用，使它们来得温和一些，是可能的。
缓和副作用的最重要的方法是事先宣布一项政策并加以贯彻实施，使之取信于民，这样一来逐渐而平稳地降低通货膨胀率。
之所以要逐渐降低通货膨胀率并要事先予以宣布，是为了给人们时间作出调整——并劝诱他们这样做。许多人是根据他们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测订立长期合同的——合同的种类很多，有关于工作的，有关于借贷的，也有关于从事某项生产或建设的。这些长期合同使我们很难迅速减少通货膨胀，而且意味着，如果试图这样做的话，会使许多人遭受严重损失。但如果给予一定时间，这些合同就会满期，或予以修改，或重新谈判其条件，到那时合同就会适应新的情况。
另一种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缓和不良的副作用的方法，是在长期合同中加进所谓“调整条款”，即合同条件将根据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自动进行调整。最常见的例子是许多工资合同中载明的生活费用调整条款。这种合同规定，每小时的工资，将按通货膨胀率或通货膨胀率的一部分再加，譬如说２％的比率增加。如果采用这种方法，通货膨胀率低，按美元计的工资增加额也低；通货膨胀率高，按美元计的工资增加额也高；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工资的购买力都一样。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财产租赁合同的。租赁合同可以规定租金逐年按通货膨胀率调整，而不规定固定的租金。零售商店的租赁合同常常是规定租金按商店总收入的百分之几计算。这种合同表面上没有调整条款，但实际上却包含有这种条款，因为商店的收入会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增加。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贷款的。贷款一般是指按一定年利率供应的、在一定时期内必须偿还的、一定数目的资金，一笔一千美元的贷款，偿还期限可以规定为一年，年利率可以规定为10％。另外的做法是不把利率规定为10％，而是规定为譬如说２％再加通货膨胀率，这样，如果通货膨胀率是5％，利率就是7％，如果通货膨胀率是10％，利率就是12％。与此相类似的另一种方法是，不把偿还的钱数规定死，而是规定要按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就上面所举的简单的例子来说，借方所欠的数额是一千美元加上通货膨胀率再加上2％的利息。如果通货膨胀率是5％，他就欠一千零五十美元；如果通货膨胀率是10％，就欠一千一百美元；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要再加上2％的利息。
除了在工资合同方面外，调整条款在美国应用得并不普遍。但其应用范围正在扩大，特别表现在抵押贷款的可变动的利率上。另一方面，在差不多所有通货膨胀率很高而且变化很大的国家，这一条款则得到了广泛应用。
这种调整条款可以缩短放慢货币增长率后调整工资及物价所需要的时间，从而缩短过渡期，减少中间的副作用。然而，调整条款虽然有用，却远不是万应灵药。要让所有合同都这样调整是不可能的（例如纸币就不能这样调整），而且这样调整许多合同代价也很高昂。使用货币的最大好处正在于能够便宜而有效地进行交易，而普遍应用调整条款将减少这种好处。最好还是没有通货膨胀，因而不需要调整条款。这就是我们主张在私营经济中运用调整条款，只作为缓和因医治通货膨胀而产生的副作用的方法，而不作为永久性措施的原因。
在联邦政府部门里，调整条款则是很可取的永久性措施。社会保险、退休金、联邦雇员的工资（包括国会议员的薪金）以及其他许多政府开支项目，现在都按通货膨胀率自动调整。但有两个很显眼的不可原谅的缺口：所得税和公债。如果按通货膨胀率来调整个人所得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率，那么，物价上涨10％也将使税率提高10％，而不是象现在这样，税率平均提高15％以上。提高税率的情况将因此而不再出现，乱征捐税的现象也会从此而绝迹。这样做，还将减少政府对通货膨胀的兴趣，因为政府从通货膨胀中得到的收入将被减少。
公债利率也完全应该按照通货膨胀率调整。美国政府自己制造的通货膨胀，使得近年来购买长期公债成了非常不上算的投资。因而在政府发行长期公债的活动中应采用调整条款，以表明政府方面对公民的公正和诚实。
人们有时把工资和物价管制当作医治通货膨胀的一种方法。近来，由于工资和物价管制已显然不能医治通货膨胀，有人又极力主张用它来缓和医治通货膨胀的副作用。据称，工资和物价管制可以起这种作用，是因为这种管制可以使公众相信，政府是认真对付通货膨胀的。人们期望，这转过来会降低人们在订立长期合同时对未来的通货膨胀率的预计水平。
工资和物价管制如果用于这一目的，将阻碍生产的发展。它使价格结构歪扭，降低价格制度运行的效率。由此造成的产量下降加重医治通货膨胀的副作用，而不是减轻副作用。物价和工资管制浪费劳动，因为它一方面歪曲价格结构，另一方面大量的劳动要花在建立、执行和逃避管制上面。不论管制是强制的还是标榜为“自愿的”，后果都是一样的。
实际上，物价和工资管制几乎总是用来代替货币和财政上的节制措施，而不是用来补充这种措施。这种经验使得参加市场活动的人把实施物价和工资管制当作一种表明通货膨胀在上升而不是下降的信号，因而导致他们预测的通货膨胀率偏高，而不是偏低。
物价和工资管制在实施后的一个短时期里常常看起来是有效的。表面上，牌价即计入物价指数的价格被压低，而暗地里人们则间接提高物价和工资——如降低产品质量，取消检修服务，给工人升级，等等。但当这些规避管制的简便办法用尽之后，价格结构便被扭得越来越厉害，于是被管制的压力达到沸点，不利影响愈来愈严重，最后整个计划归于垮台。其结果是加重通货膨胀，而不是减轻通货膨胀。回顾四千年来的历史，物价和工资管制的实施，没有哪一次不是由政治家和选民的目光短浅所造成。①
①罗伯特·L．舒廷格和埃蒙·F.巴特勒：《四十个世纪的工资和物价管制》（美国首都华盛顿：遗产基金会，1979年）。
实例研究
日本新近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医治通货膨胀的极好范例。由图６可以看到，在日本，货币量在1971年开始以愈来愈快的速度增加，到1973年中期，年增长率达到了25％以上。①
①原因：一项试图维持日元对美元的固定汇率的政策。日元受到升值的压力。为了对付这种压力，日本当局用新创造的日元购进美元，从而增加了货币供应量。从原则上说，他们可以用其他办法抵消增加的供应量，但他们没有那么做。
直到大约两年之后，即1973年初，才发生相应的通货膨胀。其后，通货膨胀率的急剧增长使货币政策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重点从日元的国外价值——汇率——转到它的国内价值——通货膨胀。货币的增长被急剧削减，从年增长25％以上减到10％和15％之间。这样保持了五年之久，只有些小的例外。（由于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很高，所以货币增长率保持在这个幅度内可以使物价基本稳定。就美国来说，保持物价稳定的货币增长率是3－5％。）
在货币增长率开始下降之后约十八个月，通货膨胀率也跟着下降，但直到两年半后，通货膨胀率才降到两位数以下。随后，通货膨胀率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基本保持稳定——尽管货币增长率略有上升。然后，随着货币增长率的新的下降，通货膨胀率开始迅速地趋向于零。
图里面有关通货膨胀的数据是根据消费品价格计算的，批发价格的情况甚至更好些。批发价格在1977年中期以后实际上下降了。战后，日本工人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如汽车制造业和电子工业，这意味着劳务的价格比商品的价格涨得更快。因此，相对于批发价格来说，消费品价格有所上升。
日本在放慢货币增长率后，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特别是在1974年通货膨胀率还没有对放慢了的货币增长率作出明显反应之前。然后，生产开始恢复，接着增长——虽然增长率比六十年代的繁荣时期要低一些，但仍然相当可观：每年增长５％以上。在通货膨胀率下降的过程中，日本从未实行物价和工资管制。而通货膨胀率下降时，日本正在为适应石油价格上涨进行调整。
结论
我们对通货膨胀的了解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五条：
１．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起因于货币量的急剧增加，而不是产量的急速增加（虽然货币增加的原因很多）。
２．在当今世界上，政府决定——或能够决定——货币的数量。
３．只有一种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即放慢货币增长率。
４．通货膨胀的发展需要时间——以年计算而不是以月计算；通货膨胀的医治也需要时间。
５．医治通货膨胀的不良的副作用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在过去二十年间曾四次加速货币的增长。每一次货币量以更大幅度增长后，都是经济先得到扩充，随后便出现通货膨胀。每一次当局都用放慢货币增长率的方法制止通货膨胀。货币增长率下降后，紧接着就是一次通货膨胀性的衰退。再往后，通货膨胀率下降而经济情况好转。迄今，发展的顺序同日本从1971年到1975年的经验是一样的。不幸的是，关键性的差别在于我们没有表现出日本人那样的耐心，把节制货币增长的过程延续足够长的时间。相反，我们对衰退反应过分，加快货币的增长，开始又一轮通货膨胀，因而遭受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和更高的失业率的折磨。
我们被一种虚假的两分法引入歧途：要么是通货膨胀，要么是失业。这种选择法是虚幻的。真正的选择是：较高的失业率要么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的结果，要么是医治通货膨胀的一种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