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创造文字，溯源自几千年前，发展演变至今，本身即是一部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而各种文字的创造都有它不同的成因、经过，不同的形貌与演变过程，但是，功用与贡献却是一致的，都为人们传达了心声，创造了文明。
《史记》上记述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的情形，象征的意义或有多种；而人类的脚步开始由蒙昧踏向文明，一条艰苦悲壮的旅程展关新页的揭幕式在太史公笔下形容得令人震撼，而后低回不已——造字成功，改变了人类的命运，使人类异于其他生物，却是悲？是喜？
苏美人创造“楔形文字”时的情景，没有如中国文字般的有巨人手笔来摹写，却更勾起后人的遥测与想像；当时是否风雨交加，雷电齐鸣，为人类走进文明的脚步起跑而鼓掌喝采？还是悲叹人类从此抛弃了原始与纯朴，进入复杂与纷争的命运而痛哭？
但是，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文字的使用广泛而普遍，文明的程度日渐高升，想要回归原始纯朴的念头当然仅只一闪便化为乌有了；中古以后的创造文字的故事再也没有悲喜交集的感奋，造字的原因，与语言配合的实用性占了最大的成份，原本文明程度居于弱势的少数民族，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字的原因中甚且包含了民族自尊心。
创造过程记载详尽的“满文”，即是人类各种重要文字中的一大例证。
事在一五九九年——在此之前，创制于一一一九年的“女真大字”和一一三八年的“女真小字”都已失传，无人能识，所以，女真人说女真语，而使用蒙古文——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上记：
上欲以蒙古字制为国语颁行。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辞曰：“蒙古文字，臣等习而知之。相传久矣，未能更制也！”
上曰：“汉人读汉文，凡习汉字与未习汉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读蒙古文，虽未习蒙古字者，亦皆知之。今我国之语，必译为蒙古语读之，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如何以我国之语制字为难，反以习他国之语为易耶？”
额尔德尼、噶盖对曰：“以我国语制字最善，但更制之法，臣等未明，故难耳！”
上曰：“无难也！但以蒙古字，合我国之语音，联缀成句，即可因文见义矣。吾筹此已悉，尔等试书之。何为不可？”
于是，上独断：将蒙古字制为国语，创立满文，颁行国中。满文传布自此始。
记载中说明两点：其一，创制满文的意义在于，使满族的语言与文字臻于统一；其二，创制满文的方法是，参照蒙文字母，协合女真语音，拼读成句，撰制满文。
究竟怎样以蒙文字母，联缀女真语音呢？据一六三三年（清太宗天聪七年）《满文旧档》记载：
初无满字。父汗在世时，欲创制满书，巴克什颇尔德尼辞以不能。父汗曰：“何谓不能？如阿字下合妈字，非阿妈乎？颇字下合谟字，非额谟乎？吾意已定，汝勿辞。”
其用蒙文拼写满语的方法如：蒙古文字母（阿，a）和（妈，ma），拼读起来就是（阿妈，ama；满语意父亲）。用（额，e）和（谟，me），拼读起来就是（额谟，eme；满语意母亲）。
于是，额尔德尼和噶盖遵照努尔哈赤提出的创制满文的基本原则，仿照蒙古文字母，根据满语音特点，创制满文。满文于焉诞生。这种草创的满文，没有圈点，后人称之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
从使用蒙古文到用蒙古文字母来并写满语，这对于正在兴起的满族来说，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作为交流信息的工具，老满文在下达诏书、传递命令、记录历史、译写汉籍等方面，和使用蒙古文相比，起到了更大的作用。现今流传下来的最大的一部老满文文献就是闻名于世的《满文老档》。
但是，老满文作为初创的文字，有不完善的地方。它的主要缺点是：同是一个读音，但有的用了不同的字母去表示；不同的读音，有时使用的却是同一个字母。同是一个字母，也出现在同一个位置上，有时倒有好几种写法。这就给读写带来了困难，影响了人们对满文的掌握和使用。而且，字母数量不够，清浊辅音不分，上下字无别，字形不统一，语法不规范，结构不严谨，在在都形成了问题。
因此，一六三二年（天聪六年）皇太极又命巴克什达海改进老满文。《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记：
上谕巴克什达海曰：“国书十二头字向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幼学习之，遇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易于通晓，若至人名地名，必致错误。尔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音义明晓，于字学更有裨益矣。”
达海根据这项指令，改进了原有的满文。这种满文后来被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
达海所做的改进，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利用在字母旁加圈加点的办法，区别了原来不能区别的语音，使字母在表音方面比较科学了。在新满文中利用不加圈和加圈，区别舌根部位的辅音k和和d等。
二、规范了字母的字形，使字母的写法得到了统一。基本上做到一个音用一个字母形体表示，一个字母形体只表示一个音。
三、完善了拼写复元音的方法。用字母y和w置于两个元音之间，y、w不发音，使前后两个元音拼成复合元音。
四、增加了拼写外来音的二十四个“外字”（见《清文启蒙》第一字头），使外来词的拼写更接近口语。这二十四个“外字”用语言学方法分析，实际上是增加了六个辅音字母和二个元音字母。这八个字母，或是满文中没有而又需要的字母，如ts〔tss〕、uz〔z〕、y〔s〕、y〔s〕（方括弧里的符号是国际音标）；或是满文中没有这样组合的音节而需增设的字母。例如：满文中有舌根辅音k、g、h同元音e、i、u组合的音节，没有舌根辅音k、g、h同元音a、o组合的音节。为了表示后面的这一情况，增加了一些字母。
经过达海的改进，满文字母的形体、拼写法都固定下来了，以后再没有什么改变。
在历史上还有过“满文篆字”，它是根据汉文篆书的笔画创制的。乾隆十三年（公元一七四八年）颁布了三十二种篆字字体，皆依笔画的特征命名，即缨络篆、剪刀篆、悬针篆、雕虫篆、飞白书、殳篆、龙书、麟书、鸟书篆、龟篆、刻符篆、金错篆、鸾凤篆、鹄头书、蝌蚪书、钟鼎篆、玉筋篆、转宿篆、垂露篆、坟书、大篆、小篆、垂云篆、龙爪篆、奇字篆、芝英篆、倒薤篆、上方大篆、穗书、鸟迹书、碧落篆、柳叶篆。这种篆字刊刻过乾隆皇帝的《盛京赋》，也用于玉玺和朝廷有关的印章上。
乾隆期间曾译过多种佛经。在拼写佛经中的梵文咒语时，满文现有的字母不够用，乾隆便授命允禄及章嘉等人在撰写《同文韵统》一书时，专门为拼写梵文咒语制定一些新字母。这些新制定的字母是在原有字母的旁边增加附加符号来表示。因为这些字母只用于拼写佛经中的外来语使用，并不通行于文牍和其他着述中，所以使用的范围很小，对满文的发展没有什么影响。
真正在清代成为“国文”的是“新满文”，使用数百年，对历史文化形成重大影响，有着重大贡献。
《中国文明史》中，《满文的历史作用》一节有着详尽的说明：
在我国多民族缔造的文化中，满文发挥了引人注目的历史作用。
清代，有大量的满文文献，包括相当数量的档案、上千种着述、数百件碑铭。这些文献对研究清代的历史与文化、清代的民族关系史、对外关系史以及语言文字本身的演变都是重要的材料。其中有的文献是独一无二、难以取代的历史资料，其价值之高，不可估量。
在清代，满文与汉文并用，是对内对外行使权力的文字。
清代前期发布的诏、诰之类的文书，大都用的是满文。为了提高满文作为国书的地位，还专门制订过满族官员在官方文书中使用满文的若干规定。例如，奉清字上谕，不准用汉字复奏；满族大员补署各部院尚书及各省督、抚等缺，在京谢恩用清字摺；旗员补放提镇奏谢，俱用清文；满洲提镇于公事摺用清字；西北两路将军、各陵守护大臣及奉宁，马兰两镇总兵，除地方公事用汉字奏摺外，其余谢恩、奏报雨雪等事，均用清字（详见步翼鹏《奏摺体例·国书》）。
与外国交往，特别是与俄国交往，满文也是官方文字之一。康熙二十八年（公元一六八九年）中俄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就是用拉丁、满、俄罗斯三种文字写成的。在《中俄尼布楚条约》满文本中还规定：“照此各将缮定文本盖印互换，又以满文、俄罗斯文、拉丁文刊之于石，置于两国交界之处，永为标记。”康熙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黑龙江将军博定致俄罗斯尼布楚城长官米哈伊尔的文书中也谈到：“据此，奏闻圣主允准，嗣后若行文俄罗斯察罕汗，则兼以满文、俄文、拉丁文三种文书。”直到咸丰八年签订的《中俄天津条约》，其中还规定：“今将两国和书，用俄罗斯并清、汉字体抄写，专以清文为主。”
满文档案记录了清代历史，是研究清史的原始材料和可靠的凭证。
目前发现和保留下来的满文单一文字的档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有一百五十余万件。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西藏、北京以及台北等地的档案部门和有关单位也藏有数量不等的满文档案。有的档案还散落在日本、苏联等国家。
满文档案有用“无圈点满文”写的，有用“有圈点满文”写的，以后者居多。满文档案主要见于内阁档、军机处档录副奏摺、内务府档、宫中各处档等。时间的跨度是从明万历三十五年到清宣统三年（公元一六零七至一九一一年）。
内阁档最早的档案是满族入关前成帙的《满文老档》。这部档册根据当时的档案原件摘编而成。记载了满族兴起时统一内部的历次征战，对明朝的政治、军事冲突，与蒙古、朝鲜的交往以及努尔哈赤、皇太极的活动。记述的史实和事件发生的时间比较近，因此真实可信。《盛京内务府顺治年间档册》主要反映了顺治四年至八年北京、渖阳等地工匠、采捕、打牲人丁的调动，采捕、打牲人丁的纳贡情况。是研究顺治初年清代社会经济、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的重要原始资料。《黑图档》形成于康熙元年至咸丰十年（公元一六六二至一八六一年），记载了盛京内务府与北京总管内务府、盛京五部等的来往文书。主要内容包括铨选、恩赏、抚恤、户口、徭役、官庄、果园、赋税、宫廷修缮、皇帝东巡、御用食品、钱粮核销、用品运解、经费开支以及锡伯经商等，为研究清代东北地方史提供了很好的资料。满文俄罗斯档详细地记载了中俄缔约、划界、巡边、设卡、通商贸易等方面的重要事件。满文土尔扈特档记载了在公元十七世纪三零年代由我国迁往俄国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蒙古部落，遣使入藏熬茶、供佛、向清政府纳贡的情形。乾隆三十六年（公元一七七一年）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经过，清政府对它的安置以及乾隆对其首领渥巴锡的接见和封赠。
总之，满文档案补充和丰富了汉文档案所记录的史实，有些史实则是汉文档案没有或者记载失真的。满文档案的历史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清代流传下来的满文着述约有千种，大部分译自汉籍。满文原作的作品有《满洲实录》、《异域录》、《随军纪行》、《尼山萨满》等。由于不多，更显得珍贵。而在语言文字方面的着作，数量大、种类多，是对我国文化的巨大贡献，尤其在辞典编纂方面最为突出。从公元一六八三年出版的第一部满文辞书《大清全书》起到辛亥革命前后的两百多年里，共出版了各类满文辞书七十几种。如《大清全书》（沈启亮，康熙二十二年，公元一六八三年）、《同文广汇全书》（阿敦、刘顺、桑额，康熙三十二年，公元一六九三年）、《满汉同文全书》（康熙三十九年，公元一七零零年）、《满汉类书全集》（桑额，康熙四十年，公元一七零一年）、《御制清文监》（康熙四十七年，公元一七零八年）、《清文汇书》（李延基，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四年第二版）、《三合便览》（敬斋、富俊，乾隆四十五年，公元一七八年）、《清汉文海》（瓜尔佳氏巴尼珲、普恭，道光元年，公元一八二一年）、《清文总汇》（志宽、志培，光绪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等。在这七十几部辞书中最享有盛名的是清文监。清文监是一套系列辞书。第一部清文监刊行以后，后来的清文监是以已有的辞书为基础或增加对照语言的语种或增删原有的词目编成的。最早的一部题名为《御制清文监》，编于康熙十二年至四十七年（公元一六七三至一七零八年），收词、词组一万两千余条，按意义成类，用满语释义。康熙五十六年（公元一七一七年）出版了《御制满蒙文监》，乾隆三十六年（公元一七七一年）出版了《御制增订清文监》，这部清文监在词目上做了较大的增删，收词总数达一万八千余条，并增加了汉语的对译。乾隆四十五年（公元一七八零年）出版了《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监》，之后出版了《御制四体清文监》，公元一八零五年前后出版了《御制五体清文监》，收词总数已达一万八千六百七十一条，对照语言的语种增加到五种，顺序是满、藏、蒙古、维吾尔、汉。其中在藏文栏下有两种满文字。一种是“切音”，即用满文字母转写藏文字母，一种是“对音”，即用满文字母标写藏文的实际读音。在维吾尔文栏下，只有满文的“对音”。由于清文监收词的门类多，对词义有描写，把多种语言词汇互相对照，这都使这部系列辞书在满文辞书中占有显着的地位，在世界辞书史上也是灿烂夺目的。
我国其他民族也有深受满族文化影响的。现在居住在新疆的锡伯族使用的锡伯文，它的前身就是满文。蒙古族、达斡尔族中也有精通满语文的。如呼伦贝尔佐领敖拉常兴是达斡尔族人，他在巡查额尔古纳河和乌第河后于咸丰元年（公元一八一五年）用满文写过《官便漫游记》，语言优美，很有文学价值。而现在仍有一些达斡尔族老人熟知满文。
该书也提及了现今全世界关于满文研究的状况：
由于满文对研究清史、满族史及其本身的演变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满文成了世界性的学科。
中国是满语文的故乡，因此在满文研究方面处于重要地位。清代关于满族语言文字方面的着述本身就是满语文研究的优秀成果。辛亥革命以后，满语文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有关档案的研究工作而开展的。应该特别一提的是李德启等对早期满文的研究成果，如《满洲文字之来源及其演变》（李德启，公元一九三二年）、《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李德启，公元一九三五年）、《满文老档之文字及史料》（李德启，公元一九三六年）、《述满文老档》（张玉全，公元一九三六年）等，引起了国内外满学家的注意。公元一九四九年以后，特别是公元一九七六年以后，满文研究呈现了复苏的局面。一方面是对语言文字的科学研究，出版了不少专着和论文，一方面是翻译了大量的满文档案。
台湾在满文文献的翻译和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显着的成绩。公元一九七零年、一九七一年出版了台湾大学广禄和李学智翻译的《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等。
在俄国，公元十八世纪二零年代开始研究满语。在语言研究方面最富有成果的着作是公元一八七五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扎哈罗夫的《满俄大辞典》和一八七九年在同一地方出版的扎哈罗夫的《满语语法》。
公元十八世纪末，西欧也有人开始研究满语。出版了阿米奥的《满语语法》（公元一七八九至一七九零年）、穆麟多夫的《满文文法》（公元一八九二年）等。
日本开始研究满语在公元十九世纪以后。在翻译、注释满文文献方面，公元一九三八年出版了今西春秋的《满和对译满洲实录》，公元一九五五至一九六二年出版了神田信夫、松村润、冈田英弘的《满文老档》的日译本。在语言研究方面，公元一九六六年出版了田村实造等人编辑的《五体清文监译解》等。
随着我国历史、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满文及其文献会受到愈来愈多的人们的重视。满文及其文献的研究将会出现更加丰硕的成果。
自一五九九年创制至今，整整四百周年，仔细思索关于满文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亦如阅读着一段长达四百年的文字史，展望一段无穷尽的发展的天空；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一种届满四百年历史的文字，其研究工作当然将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