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云集于北平周围，像铁箍一样，对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层层严密包围。傅作义欲战无力，欲逃无路，欲守无能，完全陷入绝境。2个兵团部、8个军、25个师，共25余万人，被层层严密包围于北平城中。
坐困愁城的傅作义，何去何从，亟待抉择。因此，终日深思苦虑，忧心仲忡，常常彻夜不眠，独自绕室散步，或阶前廊下徘徊不定。
此时，傅作义顾虑最大的是，在北平城内归他指挥的蒋介石的嫡系军队近10倍于他的嫡系部队。和共产党求和，蒋嫡系部队不听指挥怎么办？他们会不会蠢动？和共产党和谈不仅要冒被中央讨逆的危险，而且处置稍一不慎，便会出大乱子，还有把北平文化古都打烂的危险。因此，能否把中央军稳住，是北平和谈的关键。
12月14日，人民解放军东北第5纵队攻占丰台，第五纵队攻占香山，傅作义率华北“剿总”总部在夜幕的掩护下，由西郊仓促转移到中南海。傅作义决定试一下各位指挥官的意图，以定下步行动。他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由各军军长、独立师长、兵团司令和总部处长以上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傅作义故意摆开守城的架势，试探大家的态度说：“共军先头已到西山，我在城外的部队，大都已撤回北平城内，几十万大军入城，应有一个适当的部署和作战方针，盼望各兵团司令、各兵种军师长，各抒己见，畅所欲言，集思广益，想出好办法来，打好这场保卫战。”
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9兵团司令石觉首先发言：“我们首先是在傅长官的统一领导下鼓舞士气，各尽所能，打好这场保卫北平大会战，我们决心破釜沉舟打好打胜这一仗。否则，对不起党国，对不起委员长。”
接着发言的是蒋介石的另一嫡系第4兵团司令李文：“我同意石司令的发言，我们要在傅总司令指挥下，精诚团结，拼命打好这场保卫战！”．
第三个发言的是傅部军长安春山：“我过去和两位兵团司令是同样主张，军人带上军队就是打仗的，打仗就要打胜仗，打好仗。但我经过这几年打仗的经验，认为今天我们所处的形势，用打仗的办法已肯定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从日本投降就开始打仗，已经3年，打的结果怎样？八路军越打越强大，我们则越打越缩小，这就是3年打的结果，再打的前途怎样？我的军队，已经打完了，没有谈打的资格，再打就全靠各位了，要打必须出去打，北平不能打仗，人口太密，死伤的平民太多了，人民不愿打。单靠军队打，人民反对打就不胜。”
安春山还想说下去，傅作义却打断了他的发言说：“现在休会！”由于安春山的发言，会场一时议论纷纷。
傅作义把安春山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单独谈话，劈头就问：“你今天的发言是否代表共产党，来向我们劝降！”
安春山诚恳地回答说：“不是！绝对不是。我是为国家、为人民、为军队、更为你着想，说出我的心里话，供你决策参考！”
傅作义语气缓和下来，嘱咐他说：“你今天对我说实话是对的，但你今天说话的场合太冒险，如果李文、石觉他们当场提出安春山叛变，你教我怎么处理？今天的会还要开下去，你要承认说错了，重新表示拥护主战，你明白吗？向共产党求和就是通敌，会有危险的！今天晚上咱们两个再详细研究。”
复会后，傅作义说：“方才安春山军长，由于怀来战败，有点泄气，说泄气话，文不对题，我感到他说的不对，在休会中我对他作了严厉的教训，他已认了错，不过他跟我多年，他的军队这次损失很大，回城后我们业已调整军旅为他补齐，他还是能打的。”
傅作义讲完后，安春山接上说：“我接受傅长官对我的申斥，我坚决拥护李文、石觉两位司令的发言，准备接受艰巨的重要任务，准备打下去，决不泄气。”
当天晚上，安春山避开外人，悄悄来到居仁堂，同傅作义密谈。当安春山谈到蒋介石肯定要完蛋，不能跟他一起完，应该找出路时，傅作义说：“当前形势只有求和是出路，走和平的路，也符合北平几百万老百姓的愿望，但要冒风险，有人会骂我们是降将，是国民党的叛徒，可能有人认为我们是叛徒而打死我们；也可能定我们为战犯，把我们关起来，所有这些风险我们都要承担。”
紧接着，傅作义又在居仁堂召集嫡系部队师长以上人员，秘密磋商求和问题。参加会议的有阎又文、刘春方、王建业、王克俊、赵树桥、朱大纯、安春山、孙英年、张树泉等。会上大家谈了对时局的看法后，傅作义说：“北平只有‘和平’二字，你们跟我走不走？”
多数表示支持和共产党和谈，只有个别反对和谈，主张背城一战。散会时，傅作义严肃地说：“此次会议严格保密，泄露求和机密者，军法处置。”
傅作义在设法与共产党沟通联系的同时，为了取得社会舆论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支持，邀请了北平一些学者名流，征询他们的意见。
待人员到齐，傅作义说明邀集大家的来意后，着名国画大师徐悲鸿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坚定有力地说：“北平是一座闻名于世界的文化古城，它在世界建筑艺术的宝库里也属罕见的。为了保护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化免遭破坏，也为了保护北平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免受损失，我希望傅作义将军顾全大局，顺从民意，以使北平免于炮火的摧毁……”
着名历史学家杨人椴教授也发言说：“如果傅将军能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使北平免于炮火，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此义举，一定要大书特书。”
着名生物学家胡先啸、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教授叶浅予等许多人都纷纷发言，热烈希望傅作义将军以北平人民的安全和保护古都文化胜迹为重，尽量争取早日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夜晚，傅作义回到中南海寓所，面对北平地图，望着那一幢幢着名古迹，几天来亲信们的意见，着名学者的慷慨陈言，又一幕幕在脑海里呈现，同时，他想起了北平这座古老城市近代奇特的历史。
1901年以来，北平（包括天津）曾经出现过一种奇特的现象：北方战争连年不断，而且多以北平为目标，但没有任何一支军队敢于在近郊作战，更不用说市区，因而北平始终是世外桃源。其间的战争，举其大者，有1917年的张勋复辟；1922年第一次直奉之战；1924年第二次直奉之战，以及同年冯玉祥等发动的北京政变；1925年冯玉祥的中华民国国民军与直鲁联军的杨村之战；1926年国民军与奉直两系及直鲁联军的南口大战；1928年国民党北伐军的困守涿州及同北洋军阀的总决战；1930年的蒋、张与冯、阎的大混战；1931年东北军阀讨伐石友三之战，直到1937年神圣的抗日战争在卢沟桥爆发。在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大小战争数十次，都只是发生在平津周围，而平津两市却能幸免于战争之难。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平津是重要的工业城市，洋人在这里占据重要地位，各派大小军阀，都只是洋人的走狗，所以不敢入城作战。这虽是国耻的标志，但客观上，保护了平津的文物古迹和发达的工商业，也保护了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
“着名古都一旦毁于我手，将成为千古罪人呀！”傅作义不停地自言自语着。
北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自12世纪金主完颜亮在此建都之后，元明清三代又因袭相传，均以北平为都城，在此留下了颐和园、故宫、天坛、景山等无数亭阁台榭和数不清的古迹文物。此外，北平还有不少驰名国内外的高等学府，那里有着环境幽雅的校园，散发出千年古国浓郁的书香。
平津战役发起前夕，中共中央华北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保全北平的工商业基础和文化古迹，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出发，认真分析了傅作义的情况，认为傅作义虽然反共甚久，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但他曾是抗日将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有过联合抗日的历史，与蒋介石有根深蒂固的矛盾，在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府行将覆灭时，有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的可能性。因此，华北局指示北平地下党，应利用平津战场有利的军事形势，大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傅作义的亲信亲属，直接做傅作义的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傅作义走和平解决北平的道路上。
解放战争初期，傅作义坚决执行蒋介石的，“戡乱”、“剿共”政策，疯狂进攻解放区。但随着军事形势的不断恶化，傅作义认识到，“中国的情况变了，共产党变为中国的主力了”。国民党的失败已不可避免，不能再盲目地信赖蒋介石了，必须走自己的路。
但同时，他对与中国共产党“罢战言和”又顾虑重重。他说，同共产党和谈会冒“三个死”的危险：“第一，几年来，我不断对部属讲‘戡乱、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们的思想若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如果做得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
11月上旬，傅作义通过中共北平地下组织致电毛泽东，表示自己过去幻想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中心来救国救民的做法，已经认识到是彻底错误了，今后决定要以毛泽东和共产党为中心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表明要求和谈，不愿再打内战。
11月中旬，傅作义又通过民主人士彭泽湘、符定一到石家庄，直接探寻中共中央对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态度。
傅作义当时的考虑是，中国共产党既然主张成立联合政府，他就可以以华北5省2市作筹码，参加联合政府。因此，他提出划平、津、保、察、绥为“和平区”，所部改称“人民和平军”，归联合政府领导，其目的是在军事上保存实力。
中共中央、毛泽东认为，傅作义在政治上与中共平分政权、在军事上保存实力的企图，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为了实现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就地歼灭的战略意图，“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因此对傅作义愿意进行和平谈判表示欢迎。
11月26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等人，详细阐述了与傅作义进行和谈的政策和策略。指出：与傅作义谈判是以解决蒋傅两系军队、夺取天津为目的。因为不解决傅部，即使占领平津也是不稳固的。但在尚未解决蒋系之前，假如傅真愿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以便分化傅、蒋。
1948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已将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等地，并占领了南口、宛平、丰台、通县等地，直接威胁北平。傅作义深感局势危急，和平谈判已是当务之急，遂于12月14日派《平民日报》社社长崔载之，在北平地下党代表李炳泉的带领下出城，来到东北野战军第11纵驻地，准备到石家庄找中共中央谈判。
16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将傅作义已派代表出城要求谈判的情况报告中央军委，并提出：“攻下北平、天津，全歼守敌，我军皆有绝对把握，因此，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有利。”
中央军委复电：“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在不损害原则的范围内，“应试图利用傅作义及其集团内部大批于部对于自己的生命财产危险的恐惧（傅作义是战犯，傅集团内某些人是华北人民十分痛恨的），以考虑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令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由于傅系主力或被歼，或被围，北平绝大部分和天津、塘沽全部守敌均是蒋介石嫡系部队，傅作义很难指挥这些部队。“我们第一个目的是解决中央军。你们应向傅的代表试探，傅是否有命令中央军缴械的权力。如果他没有此种权力，则可向他提出让路给我军进城解决中央军。”
19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进一步明确同傅作义谈判的基本方针。指出：可以利用各种线索与傅作义、侯镜如等进行谈判和分化，“但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彻底解除他们的武装”，“决不允许他们保存其反动力量，谈判和分化只是达到歼灭他们的一种手段”。
同一天，刘亚楼与崔载之在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附近的八里庄举行正式谈判。刘亚楼根据中央军委确定的方针，着重阐明以下几点：我们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平、津、张、塘战事，但和谈必须以傅部放下武器为前提条件，企图以任何形式保存武装的做法我们绝不能接受。和平解决后，可以保障傅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傅发通电，成立华北联合政府，企图走第三条道路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也断不能接受。鉴于平津地区主要是中央系军队，而傅又难以下令其缴械，我们可以允许傅系留下两个军，把中央系中的军师长统统逮捕起来，然后宣布起义，或由傅部让路给解放军进城以解决中央系。
傅作义只答复：北平城内中央军的兵力比他的部队多十几倍，逮捕蒋系军师长没有把握。而对于其他问题，他则避而不答。
很明显，傅作义仍想保存实力。他说，“缴械方式责余为难”，不愿意接受。他还对其参谋长李世杰说：“你好好准备打仗吧，两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不能谈。”
12月21至22日，解放军发起新保安作战，将傅作义王牌第35军全部歼灭。23至24日，又发起张家口追歼战，全歼傅系第105军。这样，傅作义嫡系部队基本上被消灭。
傅作义怎么也想不到，他半辈子辛苦积攒起来的本钱，几天之内化为乌有。
12月23日，他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毛先生：
1、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2、为求人民迅即解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
3、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4、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持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底定。
蒋介石对傅作义与解放军的谈和有所察觉，不断派人到北平，对傅作义进行拉拢胁迫。
12月15日，军令部长徐永昌来到北平，转告蒋介石的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宜生一人归来，胜似千军万马。”竭力劝说傅作义率部南撤或离平赴京；
12月23日，又派次子蒋纬国带着亲笔信飞往北平，信中说：西安“双十二事变”上了共产党的当，第二次国共合作足我生平一大教训。现在，你因处境艰难又主张和产党合作，我要借此一劝，特派次子纬国前来面陈，请亲自检查面陈之事。
蒋纬国当面再次代表蒋介石向傅作义许诺，只要傅作义由海陆两路撤至青岛，则由美军援助南撤，届时一定任命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统帅所有国民党军队。
傅作义当然知道蒋的用意，因此在表示谢意后，长长地叹了一声，道：“现在已是四面楚歌，南下不可能了，只有与古城共存亡，以报委座厚爱。”
傅作义外受解放军军事、政治双重压力，内受蒋介石软硬要挟胁迫，内心十分矛盾，思想斗争激烈。他既不想关闭与解放军已经开启的谈判大门，又不愿接受“缴械投降”的条件，既不愿率部南撤为蒋介石殉葬，又不想与蒋彻底决裂背上“叛将”之名，更不愿战到最后做俘虏。他只想按他自己的想法和平解决平津地区战事。
12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43名“头等战争罪犯”名单，傅作义也名列其中。为了推动傅作义这样的地方军事实力派从蒋介石阵营中分化出来，新华社在另一则新闻中指出：像傅作义这样的战犯要想减轻惩罚，是有可能的。条件是“由他下令平津全军不再抵抗，缴械投降”。
1949年的元旦来到了。
这个元旦标志着古老的中国将从漫漫长夜里走出，随之揭开的将是一个崭新的世纪。
在这个清冷而又带着几分新奇的元旦的早晨，平津战场上各个部队的油印、铅印的报纸上，都用鲜艳的套红，刊登了一篇热腾腾的文章——《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是毛泽东于头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辞。
文章诞生的时间很短，但在毛泽东的大脑中却孕育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最近做了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去年6月间，不是曾经宣布‘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的吗？这次一上台却大庆其‘光荣的和平’，说什么‘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合众社上海12月21日的电讯，马上就预料孙科的声明‘在美国官方人士及国民党自由主义人士中，将遇到最广泛的赞扬’。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1945年12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可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着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要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究竟是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兵士主张怜惜这类恶人呢？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
“我们又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巩固．必须不容许坏人侵入，必须不容许错误的主张获得胜利。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如上所说，既然敌人正在阴谋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阵营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强自己的阵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要求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并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那么，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与此相反，美国帝国主义者、中国反对派和他们的朋友，虽然不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他们将要用各种办法：公开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迂回的。但是可以断定，他们的政治阴谋将要和他们的军事进攻遭遇到同样的失败。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被推翻掉。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也就是在1949年元旦这一天，蒋介石发表了一篇求和声明，提出要在保存现有法统、宪法和保存国民党军队等条件下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但在同一个声明里，他又叫嚷着要与共产党进行“京沪决战”！
也是在1949年元旦这一天，中央军委电示林彪：新保安、张家口之国民党军被歼灭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属部队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应认真对傅作义进行争取工作。
电报提出了6点具体意见，主要内容是：
傅作义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傅作义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作义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里全部，傅系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1个军。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希望傅作义能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出城继续谈判。
1月5日，林彪、罗荣桓发表了《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将解放军准备用和平方式解决平津问题的意图告知华北国民党军全体官兵，号召他们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解放军将一律宽大待遇。并表示：无论哪一‘级将领军官的代表，均可前来本司令部接洽和平解决事宜。
傅作义听到中央军委的6点意见后，如释重负，打消了疑虑。并表示，为保全北平文化古城，还要继续谈判，希望谈得更具体一些。
1949年1月6日，蒋介石为了阻止傅作义同解放军接触，派第三个说客国防部次长、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携蒋的亲笔信来到北平。信中称：宜生弟，仰以全局为重，即放弃华北，率北方各军全部经济南撤回青岛，中央已商由美国海军舰队白吉尔司令，率海军接运部队撤回南京，由弟任东南军政长官，集中力量确保江南，勿再延误为盼。
郑介民也无良策，对傅作义仍是老调重弹。就在郑介民向傅作义鼓惑时，传来了解放军向困守陈官庄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最后总攻的消息。傅作义对郑介民说：“大势已去，南撤也是绝路，死路一条。”
同一天，他派出了自己的和谈代表周北峰、张东荪。
周北峰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曾任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是傅作义的同乡。从1937年起便作为傅作义的代表与中共打交道。傅作义与中共的接触，几乎都是由周北峰经办的。张东荪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副主席，燕京大学教授。他本是受民盟委派，来北平劝说傅作义与中共罢兵言和，巧的是，傅作义正好想请第三方面的党派或知名人士出面斡旋。这样张东荪便被委托与周北峰一起出城与中共谈判。
1月7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聂荣臻，再次明确了谈判的基本方针：“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傅部编为一个军，他本人可赦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出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属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什么东西，亦不能称为起义。”
电报指示：估计傅作义讨价还价还会拖一段时期，最后应准备武力解决，只要攻入城内占领一部，即可按照我们的方式和平解决。同时强调，在谈判末尾，应准备对周北峰严正表明下列各点：傅作义反共甚久，杀人甚多，华北人民对傅极为不满，除非他能和平让出平津，则我们无法说服人民赦免他的战犯罪；傅作义不能取骑墙态度，只能站在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其军队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除傅系部队外，其他军队一律缴械，这些军队的军官及家属可照对待郑洞国部的办法办理；傅作义必须迅速决断，否则解放军即将举行攻击。
8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等在北平郊外的八里桥同周、张二人进行了谈判。周北峰首先代表傅作义向解放军表达了四点意见：
1.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齐解决；
2.平、津等地要有其他报纸，即不只是中共一家报纸；
3.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参加；
4.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械方式，采取出城分驻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
当天，林彪、聂荣臻即将傅作义提出的四点意见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第二天，毛泽东复电指示：
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
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
不使平、津地区免遭损失，人民解放军可以按照傅作又提出的条件，傅作义的军队调出平津城外，遵照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开到指定地点，根据人民解放军的编制整编成人民解放军；
双方代表在三日内规定具体的办法，平、津两城守军应在1月12日13时出城接受改编；
释放所有被俘傅系军队的官兵，一律不作战俘看待。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会谈形成一份纪要，交周北峰回城复命，并限定1月14日24时为最后答复期。
周北峰刚一回城，傅作义便急忙召见他。当他看完这份纪要时，仰天长叹一声，陷入沉默。他手下还有几十万人，还是有资本进行平等谈判的，怎么能一枪不放就束手就擒呢？
沉思很久，傅作义终于说话了：“你可以电告林、罗、聂，你们谈的内容和会谈纪要我已研究过了，还有些不清楚的地方，限定14日答复时间太仓促，不日你将同邓宝珊再去。”
本来让部队出城接受改编是傅作义自己提出的建议，解放军已同意了，他却又说时间仓促，明显缺乏诚意，想讨价还价。
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已完成了攻击天津的部署，形势的发展已不允许傅作义有任何的犹豫或者借故拖延时间。
11日，中央军委指出：如天津守敌不在我限定的时间内离城改编，就应迅速坚决地攻下天津。天津攻克后，傅作义必感恐慌，势必被迫就范。那时，你们和傅方代表谈判时，就应要求傅作义坚决地遵照我们的六点指示去做。
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通知傅方代表，将原定的离城时限推迟，规定平津守军先头部队至迟须于13日12时前开出，否则我14日即总攻天津。
然而，傅作义不仅没有下令天津停止抵抗，离城改编，反而命令陈长捷：“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中央军委认为，傅作义缺乏诚意，旨在借和谈拖延时间。为了彻底打消傅作义的幻想，平津前线司令部正式下达了14日总攻天津的命令。
1月13日，傅作义特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榆林地区总司令邓宝珊为代表，继续与解放军谈判。
邓宝珊是国民革命的元老辈，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参加过伊犁起义。抗战期间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驻守重镇榆林，同中共相处甚好，在两党关系中有鲁子敬之称。
下午1时，邓、周一行4人出德胜门，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通县宋庄附近的五里桥。
14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与邓宝珊举行会谈。
聂荣臻待邓宝珊等人坐定后，单刀直入地说道：“现在已是14日下午4时，离最后的答复期限仅剩下8小时了。我们已经下达了攻打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贵方有什么意见？”
邓宝珊说：“天津嘛，最好不要打！”
接着，他又问道：“要打，你们计划打多久？”
林彪回答：“计划打3天。”
邓宝珊对天津的防御力量很有把握，说：“天津是傅先生亲自指挥布防的，别说3天，就是30天也拿不下来。”
林彪微微一笑：“贵军虽然曾有坚守涿州3月的战例，可是这里不是涿州，我们也不是张学良啊。”
聂荣臻说：“30天打不下来，就打3个月，打半年。半年打不下就打一年。”
双方一时陷入沉默。
邓宝珊再次提出要解放军让出南苑机场和成立联合政府等事。林彪说：“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可谈了，只有照上次谈过的，按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规定，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别的什么都不可能，只有这一条路。”
同一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
“自一九四六年七月，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之下，违背。人民意志，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的国内战争以来，已经两年牛了。
在这两年半的战争中，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违背民意，召集了伪国民大会，颁布了伪宪法，选举了伪总统，颁布了所谓‘动员戡乱’的伪令，出卖了大批的国家权利给美国政府，从美国政府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外债，勾引了美国政府的海军和空军占据中国的领土、领海、领空，和美国政府订立了大批的卖国条约，接受美国军事顾问团参加中国的内战，从美国政府获得了大批的飞机、坦克、重炮、轻炮、机关枪、步枪、炮弹、子弹和其他军用物资，以为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上述各项反动的卖国的内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础上，指挥它的数百万军队，向着中国人民解放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残酷的进攻。所有华东、中原、华北、西北、东北各人民解放区，无一不受到国民党军队的蹂躏。解放区的中心城市延安、张家口、淮阴、菏泽、大名、临沂、烟台、承德、四平、长春、吉林、安东等地，均曾被匪军占领……在此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坚决地起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为着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权利而奋斗。自一九四六年七月起，中国共产党领导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抵抗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四百三十万军队的进攻，然后又使自己转入了反攻，从而收复了解放区的一切失地，并且解放了石家庄、洛阳、济南、郑州、开封、沈阳、徐州、唐山诸大城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克服了无比的困难，壮大了自己，以美国政府送给国民党政府的大批武器装备了自己。在两年半的过程中，歼灭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现在，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量上士气上和装备上均优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
至此，中国人民才开始吐了一口气。现在，情况已非常明显，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现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的政策，业已自食其果，众叛亲离，已至不能维持的境地。在此种形势下，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的目的，中国第一名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南京政府伪总统蒋介石，于今年一月一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
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他的建议中提出了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条件，以为和平谈判的基础。这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旬日以来，全国人民业已显示了自己的意志。人民渴望早日获得和平，但是不赞成战争罪犯们的所谓和平，不赞成他们的反动条件。在此种民意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末，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
我们希望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大家起来争取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反对虚伪的反动的和平，南京国民党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亦应当赞助这样的和平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注意：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15日，人民解放军仅经过29小时激战，即一举攻克天津，全歼13万守军，使傅作义失去陈长捷这个讨价还价的筹码，北平20余万守军完全陷入绝境。在此形势下，傅作义不得不指示邓宝珊加紧谈判，尽快达成和平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