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打根八号娼馆》
去年五月我的《山打根八号娼馆——底层女性史序章》出版后，听说读者中有许多高中生，而且是女高中生。起初，我对于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感到很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这本书中所写的是从明治到大正年间为向外国人出卖肉体而流落在亚洲各国被称作“南洋姐”的海外卖春妇们的生活，是我女性史研究的一部分，与今日高中生们所关心的事情相距甚远。
可是，当我读了通过出版这本书的筑摩书房转来的读者来信和在读书征文竞赛中获奖的静冈县高三学生-田直子的文章后，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
的确，南洋姐的存在远远超出了高中生的知识范围，她们的信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写着：“万万没有想到人世间还有如此悲惨的生活。”然而，她们由此所受到的冲击与初次获知未知事物即所谓发现秘境式的震惊是截然不同的。发现秘境的时候，自己和对象之间泾渭分明，而且两者之间的距离越大，获得发现时的喜悦也就越强烈。可是，得知了南洋姐的生活之后，女高中生们的反应却是完全相反。
她们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地将自己和南洋姐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渐渐地在南洋姐——主人公阿崎婆身上看到了自身的投影-田在文章中写道：“那种悲惨的生活使我震惊，一种如同身受的屈辱感遍及全身，我不得不一次次地放下书闭上眼睛。”是什么原因使-田这样的女高中生们得以超越时代和环境的差异，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南洋姐的痛苦呢？
我想，原因之一是由于我没有把南洋姐的生活仅仅当作一个以往的女性哀史来写，而是以一个与曾经当过南洋姐的人一同生活的人的笔记形式写出来的缘故。所以，现在的高中生们也能把南洋姐视为自己身边的人。不过，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这些女高中生们正是十几岁的女孩子这一点上-
田文章的一开头就写着：“这是阿崎婆十二岁初次接客的前一天拍下的照片。”给我来信的女高中生们也都对南洋姐的年龄表现出强烈的关心。也就是说，由于女高中生们跟南洋姐不仅同性而且同龄，所以，她们对南洋姐的遭遇怀有如同身受的感情。
因此，她们在为原南洋姐阿崎婆的优秀人格所深深打动的同时，也由于感动之深而对使阿崎婆终身陷于痛苦的贫困生活和造成这种贫困生活的日本国政府表示出强烈的愤怒。
至今为止，我收到了许多《山打根八号娼馆》读者的来信。作为作者，我为此而感到十分荣幸，我怀着深深的谢意几乎给所有来信的人回了信。但是，读着这些来信，我总是不由得感到某种遗憾，也就是说，大多数来信只是对底层女性的人性美发出热情的赞扬，却丝毫也没有涉及到造成这种悲惨生活并使之加剧的日本国家体制的矛盾。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由于-田这些女高中生们能够将南洋姐的事和自己联系起来考虑，所以在她们的读后感中反而可以直接看到作为作者的我在书中所要表达的全部意图。
（原载《思考读书》一九七三年四月刊）
山打根的“阿崎婆”
去年五月《山打根八号娼馆》出版后，我通过出版社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其中既有十四岁的少女也有年近九旬的老人，反应是多种多样的。生长在卖春防止法实施之后的以高中生为主的年轻人，出于青年人特有的正义感，在信中大多表现出对以性为交易的卖春业的强烈憎恨和愤怒之情。尤其是女高中生们，作为与那些海外妓女卖身时年龄相仿的同性，对她们的遭遇更有如同身受之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年轻读者中引起这样的反响，并非出乎我的预料。但有一个反响——老年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却是我始料不及的。
老人们知道公娼制度是怎么回事，也有不少人知道“南洋姐”一词的确切含义。所以，老人们的信中虽然看不到高中生们对海外妓女所表现出的那般惊诧，却处处流露着对海外妓女们的真挚同情。然而，使我感到意外的并不是老人们对她们所寄予的同情之深切，而是老人们对这本书所表现出的最大关注，决不在于她们的过去，而清楚地集中在曾是海外妓女的阿崎婆现在的生活上。
阿崎婆今年七十六、七岁。虽有一个儿子，但她为了不成为在城市过着贫穷生活的儿子一家的负担，独自生活在九州的天草岛上。儿子虽说月月寄来生活费，但由于只有四千日元，每天只能以掺些大米做成的麦饭为主食，而用盐和酱煮的土豆则是她唯一的副食。然而，尽管生活在贫困中，她还是收养了九只因主人搬迁而被丢弃的猫。不，从她口中分得食物的不仅仅是猫。对于为研究海外妓女在天草岛与她偶然相识的我，她甚至连理由都不问就留我住下，一连三周都从她自己的碗中分出一份饭来给我。
老年读者们对这位阿崎婆身上所体现的人性——无论是人还是猫，只要对方需要就尽力去帮助，对他人的自由始终保持尊重——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尊敬。他们在阿崎婆这位活着的女性身上发现了“老人的理想形象”，把它当作生活中的精神食粮。新泻县的一位读者来信说：“也许这样说未免有些夸张，《山打根八号娼馆》是我每晚必读的书。我是个六十六岁的老太婆，时常感到世事不如人意。阿崎婆的人格魅力使我深受感动，心里舒畅了许多。我衷心地感谢您。”还有一位老文学家在信中表示要把日本女性中阿崎婆的存在介绍给写过出色的老年研究著作《老年》的鲍博华尔。在东京都的一家养老院里，《山打根八号娼馆》一跃成了老人读书榜的第一位。
而我本人也正是由于被她的人格所感动，才突破了以往的研究惯例，以纪实文学的形式记述了我和阿崎婆之间的交往。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老年人对阿崎婆的生活方式会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共鸣。
不过，细想起来，在家族制崩溃、社会向高度产业化转变的当今日本社会中，最孤独的难道不是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妇女们吗？她们是在从父、从夫、从子的生活中走过来的一代人。“三从”的生活虽然伴随着必须克制自我、牺牲自己的痛苦，但也有只要顺从着就不会出现精神和经济上困乏的一面。然而，今天的老年妇女们却是在毫无精神和物质准备的情况下，从她们安居的场所被抛向了社会。在当今社会中，最直接地面临着“人究竟该怎样生活”的难题的，恰恰是处于老年期的妇女们。日本的老年妇女自杀率居世界第一的事实，难道不正说明在这道难题面前还有为数不少的老年妇女尚未找到答案吗？
或许可以说，阿崎婆给这些困惑中的老年妇女的灵魂带来了一线光明。当我得知有那么多各个阶层的老年妇女为年仅十岁就被当作海外妓女卖到国外、作为低贱的卖春妇度过贫困生涯的底层妇女阿崎婆的人格而倾心时，我不由得被深深地感动了。我做的工作虽然很小，但我为自己有幸代替不识字的阿崎婆拿起笔，将她的人格传给千千万万的人们而感到无限的幸福。
（原载《读卖新闻》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生活在底层的妇女
最近我出版了以“底层女性史序章”为副标题的《山打根八号娼馆》一书。这是一本以考察明治至大正年间到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一带向外国人出卖肉体的“南洋姐”的实情为内容的书，可以说是在我四年前去九州天草岛访问的那位名叫阿崎婆的老人的口述基础上整理而成的。书出版后，我立即到天草去看望阿崎婆，给不识字的她看了刚出版的书，向她表示感谢。
可是，由于四年前在烈日炎炎的天草岛为没有任何线索的我带路的佐野光雄和南方南洋姐的头领、山打根八号娼馆老板娘的养女阿作已经离开了人世，我只好把拙著供在他们的灵前。特别是对于阿作，由于我的书的出版，最近在北婆罗洲的山打根沉睡了半个世纪的木下邦的墓和写着“木下邦建之”的南洋姐合葬墓被重新发现，然而这消息却无法告知于她，我为此而感到难过。
这项研究耗时四年。假如我开始得再晚一点的话，就不可能得到在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这些人的帮助，因此也无法写出《山打根八号娼馆》这本书来——然而，我们不得不说在日本像南洋姐这样的即将消失、却尚未被研究到的下层人们的生活还有许许多多。
例如，有关纺织和缫丝女工的记录虽然多少有一些，但对于农妇和煤矿妇来说，除了少得可怜的几则口述笔记外，尚无作为历史整理的材料。还有，那些住在别人家里替主人做家务和帮工的被称作女佣的人们还从未得到过历史考察的关注。
据一项调查说，大正十年全国的女佣人数与女工人数大致相当。她们的劳动没有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区别，工作内容和工资往往也不明确，如果因某种缘故被雇的话，甚至连辞职的自由也没有。而且，由于她们是在与社会隔绝的家庭里做工，所以既不可能像工厂的工人那样组织起来要求提高待遇，又由于远离亲人朋友独自一人住在别人家里，而在精神上也十分孤独。
据曾在长野县一个城郊的农家当过女佣的A讲，她二十四岁时当了女佣，不久就被迫与主人家的长工B结了婚。俩人的工资，直到六年前的昭和四十一年仅有五百日元，合在一起也只是千元。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A怀孕五个月时，主人以妨碍于农活为由硬要她去医院做人工流产。幸亏由于医生拒绝做手术，她才有了一个孩子。可是第二天，她丈夫B就被主人送到医院做了绝育手术。
这决不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A出生在三十年代初，和我几乎是同龄。
还有，直到不久前，女佣除了做家务和干家里的活计外，还常常成为主人和家庭中其他男性成员的性对象。集中了女佣身上的这一面分离出去的就是接客的餐饮业。干这种活儿的人中，既有贪图享乐者，也有像不久前大皈千日前歌厅的那场大火所暴露出来的那种由于生活所迫的一些中高年女性。
此外，底层女性中有许多人与亚洲各国有着血肉联系，如：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政策重要支柱的“满洲开拓”者的妻子的“大陆新娘”，还有作为“日鲜一体”政策重要环节的“日鲜结婚”——即同那些被强行带到日本的朝鲜劳工结婚的城市下层妇女，她们的情况大多如此。这些人不仅在受到日本政府鼓励的二战期间没有过上好日子，就是在战败二十七年后的今天，仍有许多日鲜结婚的女性，带着日鲜混血儿在人们的蔑视中流落在日韩两国的街头。
这些形形色色的底层妇女大多不具备表述自己生活和苦恼的能力。我认为，虽然她们无疑也有表现自己生活的愿望，但在她们尚未具备这种能力的时候，研究者有义务以她们口述的形式将底层女性的生活记录下来。
然而，这些长期身受歧视的人们，除了沉重的自卑感外还有一种即便把自己的痛苦告诉别人也不会得到真正的理解的认识存在。因此，让她们开口很难。就算她们对你说了点什么，也不可轻易地认为那就是她们的真心话。对此，我有过一次亲身体验。
那是四年前在天草岛经历的。在留我住下的阿崎婆的提议下，我们一起到一个老人聚集的地方去见她的老南洋姐朋友。在那儿，几位老南洋姐告诉了我某电视台记者采访她们时的事。“那次真逗，俺姐儿几个乱吹一气，嘿，还全播了出来。”“就是，对那种两手空空坐着汽车来了，一只手拿着笔记本，爱答不理地听人讲话的人，俺们凭啥要跟他讲真话。”
我决不会忘记当时她们那几乎要掀翻房顶的哄笑声——当然，是为了研究者的自律。
我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到自己身上顽固地存在着对底层生活者的歧视，要一边同这种思想作斗争，一边进行底层史的研究。我相信，这样做不仅会很大程度地纠正研究者的人生观，而且，只有通过经历了这种自我改造的研究者的底层史研究，才有可能超越以往的以英雄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和历史观的局限。
（原载《朝日新闻》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夕刊）
小代笔人
我和阿崎婆相识已经四年多了，我们至今每月仍有两次书信往来。虽说只是互相问候问候，谈谈日常琐事，但彼此的思念使通信一直持续到现在。
然而，十岁就被卖到北婆罗洲的阿崎婆是个从未登过校门的文盲，她既不能读我的信也不能给我回信。她和我通信需要人代笔。前两年，为她代笔的是村里负责接收邮件的人或是杂货店的老板娘，后来就换人了。
新的代笔人是阿崎婆邻居家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孩，名字叫幸子。阿崎婆很喜欢孩子，幸子可以说是她从小背大的。我在阿崎婆家住的时候，她几乎每天都要跑过来，告诉我们一些村里的事，替阿崎婆跑跑腿儿。
也许幸子和我有了亲近感，她替阿崎婆代笔之后总要写几句自己的事情。而且，由于代笔人的更换所带来的变化还不止这些。自从幸子代笔之后，阿崎婆的信就好像木偶住入了生命一样变得鲜活起来。
成年人的代笔信，总是在有关季节性的问候之后写上几句对我给她寄钱表示感谢的话。而幸子的信则大不一样，除了对我的关心和问候外，还要写上阿崎婆的老病哮喘的情况，她信仰的大师的事，还有她养的那九只猫等等，用孩子不熟练的笔迹密密麻麻地写满几页信纸。尤其令我高兴的是，阿崎婆说的话被原原本本地写在了纸上。
每当我收到阿崎婆的来信，眼前就情不自禁地浮现出在微弱的灯光下，边嘬着烧酒边对来自东京的我讲话的阿崎婆那细细的眼睛和坐在她面前专心记录着的自己的身影。
为了向幸子表示感谢，我在给阿崎婆寄包裹时也给幸子寄去了比她大一岁的我女儿的旧衣服和给她买的新的学习用品。于是，没过多久，我又收到了一封比幸子的笔迹还要幼稚的来信。
那是幸子的弟弟雄一写的代笔信。雄一比幸子小三岁，大概刚上小学。幸子的信几乎和雄一的信同时到达。雄一的信里写着：“我是姐姐（幸子）的弟弟。我叫雄一。请多关照。请不要只喜欢姐姐，也要喜欢我。”
我在天草阿崎婆家住的时候，他还是个小男孩儿，总爱嘬着手指看我，一见我看他，就转身跑开。没想到，才三、四年工夫就能写这样的信了。我觉得真是又好笑又可爱，于是在给阿崎婆定期寄的包裹中给他加进了一条藏蓝色的短裤。
今年六月，我带着已经出版的《山打根八号娼馆》重访天草岛时，在阿崎婆家又一次见到了幸子和雄一。虽说看到他们长大了我很高兴，可是，在微暗的灯光下站着的姐弟俩儿的个头却比我想象的低多了。和生长迅速的我的女儿相比，幸子的年龄虽然只小一岁，可个头只有一半儿。
看到我很难说出“你们长大了”这句话的样子，阿崎婆在一旁告诉了我姐弟俩儿家里的情况。他们的父亲三年前失明住了院，出院后回到家里就不能干活了，他们的母亲靠干土木活儿养活一家五口，幸子他们三个孩子虽然勉强能去上学，但一放学就要到地里去种自家吃的口粮，尤其是作为长女的幸子，除了干地里的活儿外，还要代替母亲料理一切家务。
幸子紧紧地握着那双跟身体极不般配的大手，静静地听着阿崎婆的叙述。在幸子的小脸上，我仿佛看到了六十年前被卖去当妓女的阿崎婆的种种表情。
（原载《文艺春秋》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号）
我的第二故乡——天草岛
常言说，人有两个故乡。一个无疑是指自己的出生地，另一个则是指给自己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的地方。对我来说，这第二个故乡就是熊本县的天草下岛。
我第一次去天草下岛是在五年前的夏天。我是女性史研究者，到那儿去是因为我听说在那个岛上还能找到从明治初至大正中期由日本全国各地到亚洲各国向外国人出卖肉体的被叫作南洋姐的人们。就在登上岛子的当天，我便幸运地遇见了一位曾经做过南洋姐的人，并和她一同生活了三个星期，终于使她向我讲出了南洋姐的生活，写成了《山打根八号娼馆》这本书。这位曾是南洋姐的老人，作为一个人来说有着多么善良和优秀的品格，我都写在了书中，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当然，除了这位我用阿崎婆这个假名写的这位老人外，我怀着感激之情时常想起的天草人还有许多。
我独自一人去天草岛并在那里住下，既没有通过什么人介绍，也没有靠报刊杂志社帮助。但岛上的人们，却默默地接受了我这个来历不明的人。不仅如此，当我问路时，他们会为给我指路带我走出很远；当我把印章忘在既没留名也没留地址的店铺里时，他们会通过好几个人的手把它送还给我。
还有，当我为寻找南洋姐的踪迹，在天草下岛西海岸徒然地走了好几个来回，日落时分穿着丈夫的旧衣出现在旅馆里时，旅店的人热情地接待了我，毫无嫌弃之感。由于当时我身心极度疲惫，脚底打满了泡，他们的热情更使我难以忘怀。在另一个旅馆，由于我的肠胃在跟阿崎婆生活时被过于粗糙的饮食搞坏了，普通的饭菜难以下咽，他们便每顿都给我端来一大碗我爱吃的萝卜泥。因我说了句早上喜欢吃面包，他们第二天就照办了，看到面包旁还放着一大碗萝卜泥，我感激得几乎落下泪来。
而且，这个旅馆的老板娘还特意为我找来了带路人。我曾在旅馆的留言簿上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来到满是石块的天草岛，不由得想到这石块像是南洋姐的泪凝结成的。”老板娘由此察知了我此行的目的，于是便把了解村里旧事的佐野光雄介绍了过来。
佐野先生是位身材矮小的老人。虽说已经进入九月份了，可白天直射的阳光依旧灼人。他边擦着汗，边带着我挨家挨户地寻找。他的热情甚至使我都感到不安。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找到了我想要找的人。可是，当我拿出礼金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却无论如何不肯收下，只是说：“我做的只是天草人应该做的事。”这位佐野先生已经去世了。去年，我的书出版后，我给他寄去了一本，写来回信的是他的夫人。
自从五年前的那个夏天以来，我又到天草下岛去过好几次。不过，那已不是为了研究，而是由于惦记阿崎婆和为重温以阿崎婆为代表的天草人的温情而去的。但愿今年也有机会到天草下岛去几次。不过，要说明的是，我今天仍然只想跟五年前一样，坐着公共汽车，用自己磨出水泡的双脚，回到天草人的日常生活中去，和他们一起住上几天。
现在已经是五月了，天草岛上该有哪些花已经开放？西海岸的大海在夕阳的照耀下该呈现出怎样的颜色？那些温暖可亲的天草人们身体是否康健？——我的思绪不断地流向我的第二故乡天草岛，即便是听天气预报，也总要留心收听到熊本的天气情况。
（原载《熊本日日新闻》一九七二年五月十日）
一次相逢
那是六年前初秋的一天。我在天草下岛的一个公共汽车站等车。当时我正在寻找被称作南洋姐的底层妇女踪迹的旅行中。那一天，我也是从早晨起就漫无目的地在下岛的西海岸走来走去，直到太阳落山才回到公共汽车站。
由于除了这平均一个小时才有一趟的公共汽车以外没有其它交通工具，小小的车站候车室里，挤满了岛上的人们，有晒得黝黑的壮年渔民，也有像是看过医生的老年妇女。虽然我穿着朴素，但一眼就能看出不是本地人，岛上的人们自然不免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我。不过，我早已精疲力尽，无暇顾及别人的目光了。虽说已进了九月，但南方岛上的太阳依然火辣辣的。我的疲劳既有在烈日下走了很长的石头路的原因，也有由于越接近那些从小被迫从娼的南洋姐，作为同性我的心情越沉重的缘故。
我在长椅的一端坐下，双手抱膝，低下头去。忽然，一副画板和一个油画工具箱进入了我的眼帘。我不由得抬起了头，只见一位身材结实、五十出头的男性站在我的面前，一眼便可知道他和我一样是个城市人，发黄的衬衫上到处溅着油彩。想来也是，天草下岛的西海岸，海岸线蜿蜒起伏，湛蓝的海面到处突现着白色的岩石，原本就是一幅风景画，画家来此作画是很自然的。
记不清是谁先开口的，我们互相打了招呼，并都告诉对方自己是从东京来的。他还慢条斯理地对我说道，他是一位星期天画家，属于一个叫邱吉尔会的绘画团体。由于被岛上的风景迷住了，他把东京的工作交给年轻人负责，自己和夫人一起来到岛上，在这儿已画了半年画了。他的夫人在岛上为年轻人义务教茶道和花道。他跟我说了这么多，从礼节上讲我也应该把我此行的目的等直率地告诉他，可是，因为我深知谈论南洋姐的存在是这个岛子最大的禁忌，早就下了决心不把研究目的告诉任何人，所以只简单地说了句：“我来岛上是为了调查点事，住在XX旅馆。”没想到，这位男性对我的回答不仅没有表现出不悦，反而十分理解地安慰我说：“一位女性大老远地跑到这儿来，你不说来调查什么，我也大致能够猜到。你辛苦啦。”
我一边深为这位男性的体贴而感动，一边又为他敏锐的洞察力而吃惊。不久，车到了，我们终止了谈话。大概只坐了两站，他对我说了声“再见”，就下车了。虽说我们的相逢总共只有十几分钟，可它却像一股清泉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此后，每当我去天草岛，都不由得想到：他现在还在这个岛上画画吗？
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和这位男性还有再次相逢的机会。因为我们彼此都没有告诉对方自己的姓名和住址。
六年之后，在今年六月，我和这位男性在东京银座的中心再次相见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某杂志上写了一篇小文章，引起了银座一家帽子店女主人的注意，当我得知她也是邱吉尔会会员时，便向她谈起了在天革遇到的那位男性。不料，那位男性正是她很要好的绘画朋友。
见面那天，我头一次得知这位男性的姓名。令人吃惊的是，这位男性——也就是T先生，他早已知道我的姓名，并一直期望有一天能再次与我见面。因为在我们相逢后的第四年，我的《山打根八号娼馆》出版了，T先生凭着直觉知道我就是那本书的作者。而且，为了表示对我工作的祝贺，他把我片刻不忘的天草下岛的风景画成三号大的油画，期待着有一天能亲手把它送给我。
也许由于充分反映了T先生的人品和天草岛的风士，这幅油画的色彩温暖柔和。但海中突出的岩石却画得令人悚然，仿佛是那些南洋姐们发出拗哭的身影。
据说，T先生虽然常年住在东京，但也是出生在天草下岛的人。六年前他在天草的滞留，也是因为惦记着卧病在床已有九十高龄的母亲的缘故。正因为是天草人，所以六年前的那天，他才一下子就猜出了我旅行的真实目的。
T先生送给我的那幅画着天草的海的油画，正挂在我家中的一室里。每当我凝视着它，就会不由得想到——相逢是多么的奇妙。
（原载《日旅》一九七四年八月号）
“大师”的故事
为了调查以往被忽视的大众女性的历史，我有时要到远离陆地的孤岛和偏僻的地方去。在这样的地方和村民们一同生活一段时间后，我常常感到当地的土著信仰在民众中依然存在。他们信仰的或是后山的山神，或是海神，或是守护森林的森林神，还有被俗称为“大师”的神等等。
在近代文明遍及日本列岛每一个角落的现代社会，也许人们会为依然有人在信这些不明不白的神而感到惊讶。不过我倒觉得，文明越发达，这种土著信仰的势力也就会越大。因为在孤岛和僻地，青壮年的人数越来越少。剩下的大多是病人和老人，他们无依无靠，所以只好求助于本地神来保佑自己。也就是说，现代文明发展的失调导致了偏远地区土著信仰的复活和蔓延。
我对这种土著信仰的亲身体验是在九州的天草下岛，神的名字叫“大师”。我跟村里一位信仰大师的老婆婆一起去拜访过几次住在隔着一座山的邻村的大师，总算知道了小部落里的大师信仰是怎么回事。
大师的“房子”在山脚下一个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村子里。说“房子”是因为它没有一点神社的样子，只是一间普通的农舍。唯一的不同，是在一进门的房间里，有一座不到两米宽的祭坛。祭坛上面挂着一小块紫色的幕，中间用绳子系着。我没想到，老婆婆笃信的对象竟被这么简单地供奉着。然而，更令我吃惊的还是侍奉大师的那个巫女。
跟我同去的老婆婆管这个巫女也习惯地称作大师。她的使命是：信者来了，她替信者向大师祈祷，然后接受大师的意旨，再代替大师把神的旨意传达给信者。可是，这位“大师”白天几乎根本不在大师的房子里。
这么说，读者可能会想她大概是去传道了吧，其实不是。她白天大抵是在地里锄地施肥。也就是说，“大师”平时跟村里人一样只是个普通的农妇，只有当她披上白披肩，拿起念珠，在信者面前祈祷时才变为“大师”的。因此，去拜大师的人，要先到附近的田里把大师找到。“大——师——”只要你大声一喊，那位大师准会一边乐呵呵地用毛巾擦着晒得黑黑的脸，一边向你走来。“大师”跟来访者边聊着庄稼的长势边向家里走去。进了门，“大师”给来访者端上一杯粗茶，再拿出一大碗那个季节的腌菜，然后，就山南海北地扯开了。来访者讲出自己的牢骚不满和得意事都是在这个时候，那些话“大师”可能听过几遍几十遍了，但还是一个劲儿地附和着耐心地听着。
到这里，访问者——信者的脸上已开始露出笑容。于是，“大师”便站起身来，往干活儿的衣服上披块白披肩，坐到祭坛前。随着她囔囔的祷告声，信者大多进入一种忘我的境地。她的祷告词很特别，往往把几分钟前喝茶时听到的话都编了进去。如祈祷时说：“去大阪挣钱的儿子不来信，使我放心不下。”而将神的旨意传给信者时则又说：“大师会全力保佑他，请你放心。”这时，信者紧锁的眉间开始舒展，来时的愁云不见了。于是，信者心情愉快地回家去了。
可以依靠的年轻人都进了城，而社会福利的保障又不完备。对于这些偏远地区的人们来说，农妇打扮的“大师”给他们心灵带来的安慰是无法衡量的。然而，面对那些孤岛和偏远地区正在复活和蔓延的庶民信仰，已无所谓信仰的我既感到羡慕又不得不为之悲哀，因为它无疑是现代日本文化畸形发展的结果。
（原载《Junon》一九七四年一月号）
我的“母亲”
人生许多事都取决于偶然。在我看来，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亲子关系了。人，无论如何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尽管如此，正如“血浓于水”这句话所说的那样，亲子的纽带固然是十分牢固的。
不过，我从三十五、六岁时起就开始觉得，人除了原有的血缘关系外，也应该可以有通过自己意志选择的“母亲”和“父亲”。而我现在就很幸运地拥有这样一位“母亲”。
不久前，我就为看望这样一位“母亲”，坐飞机从东京到熊本，又乘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到天草岛上的一个小村落去了一趟。东京虽是春光明媚，可天黑后到达目的地时，那里却是狂风大作，暴雨倾盆。
我看了下手表，已是晚上九点了。我想，这会儿她也许上床了，但还不会睡着。于是，就冲进雨中，手扶着大门高声喊道：“晚上好。”可是，不仅大门纹丝不动，从窗缝儿往里看，家里也不像有人。当司机不放心地从车里跑出来看我时，我早已全身湿透，“晚上好”的问候也变成“妈妈，朋子来了，快开门啊”的喊叫声了。
我亲切地称之为“母亲”的这位女性，十岁时就以“南洋姐”的名义被卖到海外，曾长期遭受外国男性的蹂躏。我把她的一生写进了《山打根八号娼馆》中。写这本书我花了很多时间，完稿后由于怕给她带来麻烦，在箱底还压了四年多。所以，我们的交往已有七年了。她不识字，我们每月通过代笔人通几次信，有时我还去看她，我们都为彼此的健在而感到欣慰。
这次离开东京前两天，我又收到她一封来信。看到代笔的女孩子在信上加的那句“奶奶身体有些虚弱了”，便迫不及待地赶来了。我心里明白，她虽然虚弱了但还健在。可是，站在紧闭不开的窗前，突然一种“莫非她——”的不安掠过脑海，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司机的帮助下终于挪开了沉重的大门。当阿崎婆被这声音吵醒，一边说着“谁呀，这么晚了”，一边从里面走出来时，我内心的喜悦已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紧紧地盯着阿崎婆的脸，仿佛要把它望穿。雨水从我身上流下在草席上形成了一个水洼，我坐在那里心中只是不住地重复着一句话——“幸亏还活着，幸亏还活着。”
第二天天空晴朗，阳光灿烂，我和阿崎婆一起到附近的镇子去。路只有一条，周围是舒缓的山地，我们按着她的速度慢慢地走着，忽然她停下脚步，指着前面的小山说：“你下次来了，我带你到那儿去看看。我父亲也埋在那里。”
小山上的确有些墓碑样子的东西，但山上长满了樱树，有种比奥津城更像赏花地的风韵。记得秋天从这条路上走过时，山坡上的枫叶仿佛是燃烧的火焰向上延伸着。
假如真的能安息在这么一个无论春秋都景色优美的地方，该是何等的幸福啊——想到这儿，我终于把在我心里搁置已久的问题向她提了出来——“我想，您最终也是要到山上您父亲那里去吧？”
于是，她一边继续用温柔的目光凝视着山冈，一边回答说：“不，我觉得人只属于活着的时候。我死了，用不着往墓地里埋。只要有谁随便找张席子把我一卷扔进崎津的海里就行啦。朋子，你是个大忙人，不用为葬礼什么的往这儿跑。”
我从年轻时起就常开玩笑说：“如果我死了，就请你们把我的尸体扔到大海里去。”由于我父亲是在我年幼时乘船出海后失踪的，所以，对我来说大海既是父亲的故乡也是他的坟墓。而且，我丈夫平日也常说：“我死后不要墓碑，只希望你们为我种上一棵树。”我们就是这样一对夫妇。不过，话虽这么说，真到那时会怎么样，谁也无法断言。因为即使是信仰唯物史观的人和虚无主义者，当人生的黄昏接近时也会突然开始筹措墓地、准备起墓碑来，这样的例子我见的实在太多了。这或许是由于人有既软弱又贪心的一面，因而死后也想通过石头把自己的存在继续留在人世，希望人们永远不要忘掉自己。
无论是学者，还是宗教家、实业家、艺术家，大多数人都很难克服这一弱点。然而，如今已年届八十的我的“母亲”却十分坦然地说：“死了就把我扔到海里，也没必要举行葬礼。”听到这位还是个孩子时就被迫离开家人到南洋做妓女的人希望以这种方式给自己的一生划上句号，我不由得感慨万千。
于是，我立刻想到——假如她得知我昨晚在大门外想到她也许会死时吓得几乎要背过气的狼狈模样，她会怎么想呢？恐怕一定会说：“朋子，坚强点儿，我没有那么没出息的女儿。”不过仔细想想，从昨晚我全身透湿地进屋时的表情中她也许早就看透了我的心思，所以才借我有关墓地的问话，送给我一副有关人生终结的手杖——无论怎样，拥有这样一位“母亲”，我感到无比幸福。
“在活着的时候一定再见。”说着每次都重复的话，我登上公共汽车，离开了天草。可是，不到一个星期，我的心又飞向了“母亲”身边。
（原载《新潮》一九七五年六月号）
两位有教养的人
后天，我就要去九州的天草岛短期旅行，是为看望我在《山打根八号娼馆》中所写的“阿崎婆”去的。迄今为止，我大概到天草岛去过六、七次了。前两次是有关南洋姐的研究旅行，我因此写成了一本书。后几次则既不是为研究也不是为去天草旅行，而只是为了亲眼看看“阿崎婆”是否安康。
我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由于阿崎婆是位独居的老人，又不识字，无法亲笔把自己的情况写信告诉我，还有由于她知道我忙，为不使我担心，在代笔人的信中有关她的健康状况也总是写得很少很轻的缘故。虽说不放心时我也亲自去看望她，但我们离得很远，在这七年中代替我照顾阿崎婆生活的是我的两位恩人。
一位是在“阿崎婆”邻村开业的医生。对一位独居的老人来说，最令人担心的就是生病。几年前的一天，我只好叩开这位医生的门，说明理由，请他定期地为她做健康检查。幸好阿崎婆不久前曾到这儿看过病，大夫取出那次的病情记录对我讲述了她的健康情况，并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一句话，这位大夫简直就可以说是黑泽明导演的电影中的“红胡子”大夫——专为穷苦人无偿奉献的医生的天草版。由于那是附近唯一一家医院，所以，正像我拜访他时所见到的那样，原是内科、小儿科大夫的他却无论皮肤病、沙眼凡病都得治。病人大多数是老人和孩子，这是人口过疏地带常见的现象。虽然有护士的帮助，但这些比普通患者更需费心费力地诊断和治疗都得他一个人来做。大夫的年龄我虽没有问过，但从头上的白发看，恐怕也有六十多了。听说他有两个当医生的儿子，都在城市里工作。看来这位大夫是为维持这个偏僻地区的医疗而每天竭尽全力地工作着。如果他也放下听诊器，那么周围几个村子的人们就是再痛苦也只有乘车到远处的医院去看病了。我想，这位大夫不啻于是这些弱者的救命恩人。
我请这位本来就很忙的大夫照看阿崎婆的健康，据由人代笔的阿崎婆的来信说：“A大夫几乎每天都要来家看看，你尽管放心。”
另一位恩人也是住在阿崎婆附近镇子上的一位五十多岁的B女士，她和妹妹一起开着一家小食堂。我和阿崎婆最初就是在这个食堂相逢的，B女士是我们相识的活的证人。我托B女士照顾阿崎婆的伙食。当然，由于阿崎婆的家离食堂很远，一日三餐送饭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当阿崎婆来食堂时，在当天的食谱外再加上酱汤、蔬菜、水果和她喜好的烧酒。此外，还找了一个送饭的孩子，只要孩子来食堂，就把阿崎婆和孩子两份儿饭菜装到饭盒里，让孩子给她送去。
十岁时就被卖作南洋姐的阿崎婆对一般女人都会的家务——尤其是做饭很不擅长。我曾请食堂的B女士给她家里安过一个液化煤气炉，还特意从东京给她寄去肉、菜、调味料等等。可是年轻时没有掌握的烹饪技术，阿崎婆始终没能学会。所以我只好考虑如何让她更多地吃到“好味道食堂的饭”。
食堂的B女士不负我和阿崎婆的期待，为阿崎婆做饭已有三年了。为了纠正老人常见的偏食习惯，她一面给阿崎婆讲道理，一面给她提供营养均衡的美味饭食，每周还要精心地给她做几回内容不同的饭盒，这决非一般的好意可以做到的。
因不是听她们亲口说的，不知是否准确，据说由于B女士姐妹的祖先中有天主教徒，所以她俩儿虽已届中年，仍旧过着单身奉教的生活。我第一次进B女士的食堂就吃惊地看到，只有三、四张桌子的小食堂的墙上，醒目地挂着教会的照片和入会指南。我和B女士的谈话也是除了阿崎婆外就是教会和花。不过，据最近从天草的来信说：“B女士是《中央公论》在那一带唯一的一位自战前至今的读者，还有个‘知识妇女’的绰号。”
迄今为止，我是靠A先生和B女士的帮助才解决了阿崎婆的健康管理中最基本的医疗和饮食两大问题。当然，A先生和B女士的立场和观点都不尽相同，二人的个性差异也清楚地反映在他们偷闲写来的报告阿崎婆近况的信中。但是，他们俩儿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对我的态度上。
我向二位提出想请他们帮助照顾阿崎婆时，曾分别对他们说了我的地址、姓名、职业，还对我为什么要照顾阿崎婆的原因也做了简单的说明。两位都是静静地听完我的话，便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然而，对我写的有关阿崎婆的书和以此为基础改编的电影却只字未提。
一位是医生这样一位天草岛屈指可数的知识人，一位是《中央公论》多年读者的女性。要说他们不知道有关天草的《山打根八号娼馆》，我不相信。据我的直观判断，他们二人都是村里最早把这本书买回来读的人。尽管如此，他们在我面前却从未提到过那本书，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已经觉察到我不愿涉及这个话题的缘故。
事实上，像我这种性格的作者，当别人提到自己的工作时往往会有一种羞得无地自容的感觉。更何况是隐瞒着职业和目的在此滞留了三周多才写成的书了，如果听到当地人的评论，即使是赞扬，也会陷入一种复杂的感慨中而心情难过起来。我一向以为作者的这种微妙感觉旁人是无法得知的，可是他们两位却深深地察觉到了我的内心。而且，正是出于对我的理解，他们才这样代替我来照顾阿崎婆的。
我在《山打根八号娼馆》这本书中写了“阿崎婆”这位底层女性的伟大人格，但在同阿崎婆身边的这两位的交往中，我感到自己见到了真正有教养的人。虽然几天后我就要再次见到阿崎婆、A先生和B女士了，但他们三人微笑的面孔早已一刻不停地轮流出现在我的眼前。
（原载《国语展望》一九七五年六月号）
《山打根八号娼馆》出版后
到目前为止我共出版过五本书，其中读者最多的是《山打根八号娼馆》。我因此而受到了读者各种方式的鼓励和支持。
书已出版三年了，我依然是几乎每天都要收到读者的来信。来信大多充满了对“阿崎婆”这位老南洋姐人生的尊敬和同情。对于怀有不仅要把底层女性的生活实情记录下来而且要把在底层生活中磨练出来的她们的人格传给世人的初衷的我来说，这些来信使我体会到“有了读者”的感受。
读者中有连续两年每月从家务之余做小时工、缝和服的宝贵收入中拿出一定数量的钱让我“寄给阿崎婆”的家庭主妇，也有用拙劣的笔迹给我来信的三十六岁的男性，他在信中写道：“我家辈辈是赌徒，我现在还在监狱里。读了你的书，我泪流不止。今后我一定改过，让跟我吃了很多苦的妻子儿女过上好日子。我向您和阿崎婆发誓。”
还有，读者中有不少是在酒吧、歌厅、饭店等服务行业工作的人，这是我最初没有想到的。比如，有一次我到广岛某工厂去作报告，和我同行的一位男性有一天在夜总会无意中说出了我的行踪。第二天，在我即将离开广岛机场时，一位女招待手里拿着《山打根八号娼馆》的书来为我送行了。面对因睡眠不足肿着眼睛赶来的她，我感受到了她对这本书的深情厚爱。
对于决心将以往从未得到过关注的底层女性的痛苦哪怕点点滴滴地记录下来的我来说，最好的读者就是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及其周边的男女百姓。写作时我眼前经常设想的读者决非那些大学问家和过着优雅生活的人们，而是一直被称作“民众”、“大众”、“庶民”的人民。天性怯懦的我之所以同意把这本以有关性的问题为主题的书改编成电影，也是由于电影是大众传播媒体的原因。
作为母子家庭的长女长大的我，没有经受过一个研究者所必须的教育，开始学习女性史也是结婚生过一个孩子之后——从年龄上讲已接近三十的时候了。因此，对于自己的研究我始终怀有一种恐惧感——即常有一种这样做是否真的可行的疑虑和焦急。然而，不断给我鼓励使我战胜这种恐惧感的，正是我前面写到的那些读者们。
从读者的来信中我常常感到，读者在读书时往往在我写的南洋姐身上投入自己的影子。我想正因如此，他们才会给仅仅作为底层女性心声的代言人的我寄来这么多鼓励的信。
前几天，在四国的某个城市我还见到了一位读者。我是应NHK电视大学之邀去的。讲演开始前我去洗手间时，无意中看到会场门口有位五、六十岁的男人正在向会务人员恳求着：“只听山崎女士的就行，请让我进去。”这次讲演会好像只有会员可以入场，于是我过去帮他说了话，让他进去了。
这次讲演的题目是《女性追求什么？》。我开始先讲了由于《山打根八号娼馆》的出版而在北婆罗洲的山打根市的山上发现了“南洋姐”的墓和我去那里扫墓的事情，然后综述了近代百年中日本女性的生活和意识的变迁。我好像讲了有一个半小时，其间刚才那位男性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他脱了鞋盘腿端坐在会场最前排、最靠边的一把椅子上，用黑色的鸭舌帽遮着脸，始终全神贯注地听着。
他为何如此认真地听我讲话？——在充满疑惑和紧张的心情下结束讲演后，我刚刚走进走廊就发现那位戴鸭舌帽的人向我走来。当他摘下鸭舌帽向我问好时我惊讶地差点儿没喊出声来——后来得知已有六十八岁的他，黑黑的头发下，两只眼睛饱含着热泪，闪闪发光。
据他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时间里，他曾经在关西一家有名的妓院当过帐房先生。虽说是在屡屡求职不得的情况下由熟人介绍去的，但帐房先生的主要工作与其说是记帐，不如说是充当教训妓女的打手。
他的活儿就是把挣钱少的、爱挑客人的、逃跑的女人抓到放被子的房间用长鞭抽打她们。尽管那是被人命令着、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干的，可那时女人们惨叫的记忆，却一年比一年更清楚地回响在耳边，夜夜不得安眠。现在自己为关节炎的老毛病受罪，也只当是自己抽在女人身上的鞭子几十年后又抽回到了自己身上。他接着说：“山崎女士，没办法，我只好拿着您的书向她们谢罪。怎么样，求您给我点儿时间，听我说说吧。”
向一位初次见面而且比自己年轻的女性讲这样的话，他的苦恼绝非一般。然而，对于卖春问题我已决定在《山打根八号娼馆》及其续篇《山打根的墓》之后不再写了。所以，即便去见他，听他讲了，我也不想再把它写成书了。可是，既然见到过他用鸭舌帽挡着脸端坐着全神贯注地听讲的样子，看见过他双眼中饱含的热泪，我想出于作者的义务，找恐怕也是要到四国去见他的。
（原载《妇女》一九七五年六月号）
胜过语言的语言
一位大学历史系的老师曾经向我提出过女性史研究者需要具备何种资格的问题。当时我便把平时考虑到的两点告诉了他：“一要什么都能吃，二要轻佻浮薄。”
说是女性史，但我是以底层社会的女性史为研究对象的，所以要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有时是偏远的孤岛上只靠小土豆和麦饭为生的老婆婆家，有时是吃运河水的东南亚的农村。可是，无论到哪儿，如果不能吃人家端给你的他们平日吃的食物，那么你也就失去了作为研究者的资格。有时他们会根据你是否喝他们的茶、吃他们的饭来判断你是否歧视他们。同吃一锅饭会产生亲近感，这无疑是万国万民共知的道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吃”乃是胜过语言的语言。
不过，在第二条“轻佻浮薄”中语言却起着重要的作用。当你在陌生的地方被一群陌生人围着的时候，假如你沉默不语，那什么事也办不成。人家叫你“唱一个”，那么管它是美空云雀还是三桥美智也的歌，反正你得唱一首；人家要你跳，那么你也就得跳；人家让你“讲点东京的事儿”，那么你就得讲，直到他们听够为止，而且还要尽可能地让他们听着高兴。虽说只会说点儿轻佻的俏皮话，身上分文不带，可不知怎的，只要那家伙一来，村里立刻明亮了许多——必须得能造成这样的气氛。也就是说，当个小丑。当然，尽量去扮演小丑，这既不容易做到也没有意思。所以，还是天性轻佻浮薄且充分具有小丑素质的人最合适。这就是我认为研究者所应具备的资格。
然而，细想起来，这两个条件——“能吃”和“轻佻浮薄”都不是那种靠自身努力就可以具备的资格，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人的天性。我自己是十分具备这个资格的，为此也常常叫人瞧不起。有时我也下决心要改正自己看见路边掉的东西捡起来就放进嘴里的下作和粗心大意的毛病。可是，天性是惊人地顽固，即使改过一两次，很快就又回到老样子了。
总之，我所说的女性史研究者的两个资格，其实只不过是有效地利用了我这改不了的天性中不良的一面而已。
（原载《学习的起点》一九七七年二月）
一页户籍抄本
前几天，因故把长女的户籍抄本取了回来。于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自己户籍抄本的女儿，突然十分气愤地喊了起来：“妈妈太不像话啦，二月二十日的出生，三月三日才去申报，拖了十多天，一点也不拿人家当回事儿。”“妈妈生你后，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呀。”我赶紧把矛头转向了她父亲。父亲又解释说：“规定是两周以内申报，所以算不上怠慢。再说也不是不拿你当回事儿呀，我每天都要去医院看你的。”女儿这才总算明白过来，不做声了。
遇到女儿的抗议后，我忽然想到了那些孩子出生后不去申报的人们。我由于历史研究的职业关系时常有机会看到别人的户籍副本。十年前我开始进行女性史——而且是底层女性史研究时，曾多次为查阅户籍的事而大伤脑筋。
比如说，眼前明明存在着的一位女性的户籍却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或者怎么想也该七十多的人，户籍副本上却只有六十岁。《山打根八号娼馆》的“阿崎婆”就属于后一种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原因有几种。首先，正如“七岁以前属于神”这句话所说的那样，在饥寒交迫生活毫无保障的底层社会，谁也无法保证出生的孩子肯定能活到明天，孩子的父母也没有必要急着报户口。其次，那些没有自信在自己家中把孩子养大的父母，如果要把孩子送给人家做养子或者放到可能被人捡走的地方当弃婴的话，那么报户口则对将成为养子和弃婴的孩子的将来反而不利。再次，对于不识字的穷人们来说，衙门的大门难进，所以也不会为孩子的出生而特意去申报了。
生活在底层社会的“阿崎婆”的户口，是在她虚岁十岁的那年春天已决定把她卖到遥远的南洋时，不忍的哥哥为了证明“还有这么一个妹妹”才去衙门报上的。所以，“阿崎婆”的实际年龄与户籍年龄之间相差十岁。
通过“阿崎婆”的例子也可以看到，户口本上没有记载的孩子大多是女孩子。即那些既不能继承家业也不能成为强劳力的、歌谣里唱的“生了就让她顺河流走”的女孩子。所以，生为她们的同性的我，不能不把妇女的命运和儿童的命运作为同一个问题来看待。
（原载《新刊展望》一九七七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