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身体不好，长期休养。静极思动，异想天开，看了几本文艺杂志，动起念头要写小说。拿谁作模特呢？他想起了邵家二兄弟。
哥哥名叫邵清远，抗战时随同学流亡到大后方，在重庆念了两年土木专科，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中途辍学。太平洋战争中，美军与中国合作修筑史迪威公路，需要翻译，他报考当了翻译。他学过土木，人也聪明，滇缅公路通车时，混上了“技正”的头衔。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还都”。在南京大兴土木，他跟随过的一个美国人到南京开了个营造厂，把他约了去，名为工程师，实际上还是当翻译。因为那个美国人当工程师有瘾，虽是老板，工程上仍事必躬亲。同时对邵清远的技术水平不摸底，不太放心。
解放后，邵清远以工程师头衔，安排在建筑公司技术科工作。这倒不是对他技术上摸底，而是因为对他政治历史不大摸底。
邵清远的弟弟叫邵明远，比哥哥小十来岁，没去过大后方，进了敌伪时期的北京大学，学建筑。日本学校分科和英美系统不同，建筑和土木不分。所以他既懂点艺术，又懂土木工程。国民党接收北平，城里到处抢房占房，没人盖房。他拿到文凭后就背个书包在西单商场给人剪影混饭吃。解放后进了建筑公司。他政治历史清白，有正式的大学毕业文凭。一报到就分配当施工队的技术队长，干了几年，到一九五三年时已是一个工地的技术主任，干得很不错。
本来在起点线，弟弟比哥哥有利得多，可是，一九五三年出了件事，哥儿俩的境况就扭了个儿。
一九五三年，从苏联请来几位专家，在北京郊区建立一个模范工地，也就是用苏联的先进技术向全国示范，弟弟受到信任，派到这个工地当技术主任。
这时弟弟已有几年现场施工经验了，对中国建筑业的特性也有了许多体会和认识。才出生的牛犊，再背点历史清白、思想进步的小包袱，三弄两弄，和苏联专家顶起牛来。详细情形不太清楚，反正双方都拍了桌子。邵明远说：“你是工程师，我也是工程师。我作为主人尊重你。你作为客人，不能下命令要我照办。我们有争论可以到上级单位解决。”专家说什么，不表它了。苏联专家大多数在作风上和技术上都很有修养，也很讲礼貌。可是要说个别人技术上二把刀，思想上有点大国沙文主义，也不算稀奇。结果是公司领导决定把弟弟撤下来，换个别人去与苏联专家合作。开会公开征求意见，问谁愿去，没有人报名。要大家推举，技术科推举了邵清远。邵清远虽谦虚了几句，可没有拒绝。这样弟兄二人就掉换了位置。
李青是在模范工地完工典礼时到这公司来的。这时邵清远已当选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晋升副总工程师了。据说这两项“工程”也是由于苏联专家的积极建议。因而有的技术人员背后有些非议。可是李青参观了刚刚竣工的宿舍大楼，并且和邵清远作了两次谈话，认为这些非议并不公平。楼房盖得很好，敢说是新中国建成后，头一批职工宿舍中水平最高的。两居室，有挺大的厨房，有厕所，还有个四平米的储藏室，宽敞、舒适。邵清远为人谦虚，并不宣扬自己。除去提到他弟弟时用作兄长的口气批评几句，从不说别人的不是，而且办事看问题很讲政治原则，这在解放初期的技术人员中很难得。
李青曾问他：“您在模范工地取得很大成绩，主要的经验是什么？”
他说：“没什么经验，谁来当模范工地的主任，也是这个结果。工地最后会评为先进集体，主任也要选上先进人物。因为这是中苏合作的试点，必须成功，必然成功。而且要大力宣传。”
李青说：“那怕不一定，您的前任不就……”
“你说我弟弟？”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他学的全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建筑体系，又年轻气盛，自以为是，一张嘴就是技术合理性、经济合理性，偏就不谈政治合理性，和苏联专家一起工作，是个技术性经济性的问题吗？这种人，盲人骑瞎马！”
“那么您是怎么处理和苏联专家的关系的呢？”
“上级不是有明确指示吗？‘专家建议就是法律’，做到守法就是了。下边人不通，做做他们的工作，贯彻专家建议不能含糊，如此而已，还有什么出奇的？”
他说得很实在。他的材料，李青详细读过。什么引进新技术啊，改变工地结构啊，提高生产率和加快工程进度啊。归根到底一句话，是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地，不动摇地贯彻专家建议。
李青认为把这样一个人提到领导岗位上，完全合情合理。他作为先进人物，是名副其实的。
然而，工程技术人员中对邵清远的看法却并不如此，话里话外，有些不服。尤其是他弟弟，简直到了与他见面就扭头的地步。李青把这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性：“文人相轻”。因此，还没和邵明远接近，就先对他有了个坏印象。长时间内，他没和邵明远有过什么接触。有时从技术科门外走过，隔着玻璃门看到邵明远总是俯身在一大叠图纸上量量算算，很少见他与人交谈。他认为这是书呆子式的人物。
反右斗争时，有人给邵明远贴大字报，说他“反苏”。证据就是他不尊重苏联专家，对社会主义的新技术抵制。开会批判了两次。但在处理时，公司党委还是宽大的，既没给他戴帽，也没给他降薪，只不过为了改造他，把他调到维修队去跟班劳动。
宣传科这部门，实际上是什么都过问，什么都无权处理。一九五六年冬天，分配住在模范宿舍楼的住户就像商量好的，纷纷写起请求信来了。有的要求换房搬家，有的要求安装烟道。措词委婉的，字里行间带着委屈；态度强硬的，表示再不解决就拒付房租。到底出了什么事呢？党委叫宣传科和工会派人联合调查一下。李青和工会主席就找个下班后的空档，骑车去模范楼。两年前刚交工时，李青来参观过。可现在怎么也找不到那片漂漂亮亮、宽大舒适的宿舍楼了。工会主席才调来不久，根本不知这模范楼啥模样，看看那一片乌眉黑眼，窗台上堆满咸菜罐、桔子皮，阳台上晒着尿布、堆着劈柴、煤球的楼房说：“这里哪一栋够当模范呢？”正睃巡间，一个人骑车从后边过来，看见李青，就下了车点头说：“李科长，到这儿有事啊？”
李青一看，是邵明远，就问：“我们上模范楼，怎么找不着了？”
“这不就是吗？”邵明远指指左边一栋说，“我就住在这，你们到我家先坐会，要找谁我领您去。”
李青尽管参观这楼时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现在可怎么也认不出来了。那时，他从外观上看，这座楼很像一条大型客轮。黄色船体、明亮的舷窗。现在可像一条军舰了。不是现代的军舰，而是电影上看到的哥仑布时代的挂帆炮舰。每个窗口都伸出了一支铁青的烟囱，突突的冒着烟，像几百门炮口对着行人。那烟把原是黄色的船体熏染成了灰绿色。
把车锁在楼门内，邵明远就领他们上了四楼。每个楼梯拐角处，都成了堆栈，纸盒子、竹筐子、花盆、破锅、成捆的劈柴。邵明远一敲门，门内就传来一片欢呼声。门打开，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身后跟着一号比一号小的四个孩子。孩子们像是比赛谁的嗓门失：“邵叔叔回来啦！”
邵明远每人拍了一下脑袋，和大嫂客气几句，从人缝里把他们二人领进里边，掏钥匙开了自己屋门，连说：“请进、请进。”李青想端详一下走道的情形，可是人多，又暗，什么也没有瞧明白。
邵明远屋子还算宽大，李青记起了这是一大一小两间屋的那个大间。可就是这个大间，放了双人床、书架、碗厨、桌子。五屉柜，再生个炉子，也没有多少转身的余地了。这时四个孩子也尾随着跟进屋来。大的是个男孩，下边三个全是姑娘。二姑娘抱着四姑娘，三姑娘拉着姐姐的衣襟。在邵明远让客人坐下这功夫，小姑娘伸手把书架上一个石膏维纳斯像拿到了手里。哥哥说了声：“不许动！”伸手抢回放在书架上，小的哇的一声就哭了。二姑娘马上腾出手来给她哥哥一拳：“你慢点，把小妹手掰疼了！”哥哥觉得当着生人挨妹妹打有失体面，回手给二丫头一巴掌。二丫头是娇惯了的，一跺脚也大声哭了起来。三姑娘一看姐姐妹妹都哭，自己也就跟着哭。幸好这时大嫂来了，给了哥哥一巴掌，把男孩也打哭了，四个一块撵了出去，抱歉地对邵明远说：“跟我们住一块，可真麻烦死您了。没办法，盼着吧，他爸已经给公司写了申请，要求换房呢。要能换个平房，有院子叫他们跑跶，家里不就松快点？”
大嫂走了，随手带上了门，这屋里才能听见互相说话的声音。
李青说：“夫人呢？”
邵明远说：“跟我闹了点小别扭，住到机关去了！”
工会主席说：“嗨，互相关心呗，闹什么呀？”
邵明远说：“说来话长。从一住进这屋子就开始矛盾，您看，我们俩口，上级照顾知识分子，给我们一大间。对门刘师傅，人家六口，住了一小间，咱心里过意不去是不是？人家就跟我商量，把厨房让他们一家用，这样他们还能在厨房支个床，爸爸带儿子住。大嫂带三个女孩在屋里住，我不该不答应吧？”
工会主席点头说：“应该这样。”
邵明远说：“可这么一来，我们做饭就只有用那四平米的储藏室了。那屋子没窗户，煤烟油烟只能从屋门往外散。那个门正对我的门，我爱人又刚怀孕，一闻味就呕吐。后来就流产了。她就说我全不把她放在心上。不关心她还罢了，可连没出世的孩子也毫不关心。这太叫她痛心了。她说这证明我对她的爱情已经冷却！”
李青和工会主席叹了口气，表示同情。
邵明远却苦笑了一下，接着说，这房子隔音不好，他们夫妻吵嘴，对面刘师傅全听见了。刘师傅是个厚道人，听说人家为了照顾自己闹得夫妻不和，很不落忍，又提议厨房仍然两家合用，把四平米储藏室给他，他搭个床自己睡，让男孩也去跟妈。于是房子换过来了，邵明远的妻子也和颜悦色了，可是刘师傅住了三天就中了暑，差点没要命。
李青问：“为什么？”
邵明远说：“那正是夏天。赤身露体的，刘师傅不好打开门。关着门睡，那屋不是没有窗户吗？三十七八度的气温毫无通风设施，怎么不中暑？我只好又提议再换回来！我老婆从此就搬到机关去了。”
工会主席说：“也奇怪，储藏室为什么就不开窗户，存东西不也应当透风吗？”
邵明远说：“当初设计图上，这是洗澡间，安一个澡盆，一个洗面池。这是按莫斯科的居住水平设计的；北京居民住不起这么高水平的宿舍，把暖气和卫生设备减了，才叫作储藏室的！”
李青说：“我们国家穷，人口多，这是没办法的事！”
邵明远摇摇头说：“量体裁衣，穷日子作穷打算，就会安排得合理些。要从我国实际出发。还是这些造价，还是这么大面积，也可以把条件弄得比这样好。”
李青一听，话里有话，忙问：“怎么安排合理呢？”
邵明远见李青感兴趣，就半开玩笑地说——“我告诉您，您保证不当翻案言论批判吗？”
工会主席说：“这是技术问题嘛，怎么能扯到政治上去？”
邵明远像没听见，仍把目光对着李青：“嗯？”
李青说：“我们今天谈的话哪儿说哪儿了，保证不外传。”
邵明远笑道：“这层窗户纸，指头一捅就破，不要这洗澡间，把四平米加到刘师傅住室面积里，中间打个隔断，他就有了两间八米的住室，虽然挤点，爹和儿子住一间，大嫂带三个女儿住一间，是不是比现在强多了？在砌墙时，每面砌上一个烟道，屋内墙上做个洞口，到生炉子时把烟囱往洞口一塞不就用不着打破窗玻璃伸出去，西房北房不会倒烟了吗？外墙也不致于熏得黑漆火燎了吧？”
两个人一听，恍然大悟，工会主席说：“这么容易解决……”
邵明远说：“施工之前，只要在图纸上改一条线，加两条线就完了。现在生米做成熟饭，没办法了！”
工会主席脱口而出：“你这意见为什么不早提？”
邵明远沉默了，无声地望着李青。
李青早发现自己问冒失了，忙把话头岔过去。告别出来以后，工会主席和李青推着车走了一段路，工会主席问李青：“看来邵明远有些情绪，这到底有什么内幕？”
李青说。“当年他提出过这个意见，和专家顶牛，从主任位置上撤了下来。过去的事了，当时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不谈也罢。不过，这住户的问题怎么解决好呢？”
“把情况汇报上去，让上级决定处理吧。”
从这件事后，李青对邵氏兄弟俩有了些新看法，他曾不露痕迹地向上级透露，是不是该给邵明远平一下反？上级一位同志表示，邵明远既没戴帽子也没受处分，根本不存在平反问题，至于下放劳动，这是改造知识分子的根本途径，现在正要掀起个下放高潮呢，还能把邵明远调回来吗？
果然，干部下放的高潮到来了。邵清远头一个抢先报了名，申请书写得很恳切。说他来自旧社会，沾满了资产阶级污泥浊水。党把他提到领导岗位上，他惶恐得很，请求到劳动中去锻炼，并决心在劳动中争取加入党的队伍。
邵清远已是有先进工作者头衔、副总工程师职务的人。宣传工作要抓典型，扩大影响，报社来人和宣传科合作，把邵清远带头下放和他本人的申请书一并在《建筑工人》报上登了出来。邵清远成了带头下放的一个标兵。
李青对邵清远已不像初相识时那么好感。他觉得邵清远作为工程师，如果看不出苏联图纸所带的隐患，说明他技术上没有弟弟称职，如果看出来隐患，仍只是一味地坚持贯彻专家建议，以此讨好苏联专家和不懂技术的领导，未免私心太重。所以对于这次宣传邵清远，他并不热心。然而邵清远已经站在显眼的位置上了，他响应党的号召，热心带头下放，做得既正确又合乎党的要求，要挑个人作杆旗，不选他选谁呢？有什么理由不宣传他呢？
人的命运，有时就像投到滑梯上的一只皮球，一旦扔上轨道，就要向前滚去，谁也拦不住，那球自己要停下来也停不住。邵清远下去后，劳动得不错，报纸要继续报导下放干部在劳动中的情况，他又上了报。三个月之后，要组织下放干部报告团，到各处谈自己的改造体会，邵清远自然首先被选中。过了不久，大跃进来了，组织上提出下放干部不仅要在劳动中出思想成果，而且要出物质成果。这时就有个上过几年中学的下放干部，敢想敢干，提出几条建议，要用豆腐作蛋白胶，用工地扔弃的废草袋制造抹灰用的纸筋，用人头发作防雨涂料。尽管有人怀疑这些想法有点怪诞，可那时到处在喊“鸡毛上天”、“大放卫星”、“我就是龙王，我就是玉皇”，谁也不敢把这建议顶回去。党委召集工程技术人员征求意见。有人摇头说不懂化学，有人模棱两可。问到邵清远那里，邵清远说：“从技术上看，行！能够成功。”党委本来就认为，群众的创造性和跃进热情只能支持，不能泼冷水，有了技术人员的判断，这就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了。马上决定把下放干部集中起来办化工厂，由邵清远任厂长兼工程师，提建议的那个干部任技术员。邵清远一上任，宣布按照革命精神，不向上级要一分钱，白手起家办工厂。于是大家分头上各工地去捡“废品”、大缸、大锅、石碾子、废稻草，陆续全拉到郊区一个空地上了。建筑业的人盖房是容易的，工地上有的是“废”砖瓦木料。不到一个月，厂房、办公室全盖起来了。又过了一个星期，下放干部们敲锣打鼓把一茶缸蛋白胶、一脸盆纸筋，用红绸子包着送到公司党委来。工会和宣传科也敲起锣鼓，放起鞭炮，挂起“庆祝化工厂试制新产品成功”的大横幅迎接他们报喜。
李青在他们建厂时参加过义务劳动。邵清远脱了衣服，只穿一件背心一条短裤，和众人一起抬大缸、安锅灶，细皮白肉晒得通红，沾满泥污。李青很为这热火朝天的气氛感动，又觉得邵清远作为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能响应党的号召，身体力行，确实也不容易。把他选作典型来宣传，借以教育别人，倒也不算过分。对他的看法又好转了点儿。
化工厂建成了，第一批产品生产出来了。那蛋白胶经过鉴定，确有夺木之力，纸筋用在灰墙上，倒也平滑白净，比买麻刀节约了成本。这时市内要举办“下放干部劳动成果展览会”，这两个项目一报上去，马上人选。责成宣传科准备展览品。除去样品外，还要成套的照片、图画、美术布置。宣传科并没有美术人材，要从各部门临时抽调。人们说邵明远学过建筑，绘画、雕塑、模型全拿得起来。最好调他来。李青听了，就亲自去维修队找邵明远。
维修队在一个小学校干活，主体工程修完了，工人们在吊顶棚。李青问了一下，人们告诉他邵明远今天没参加干活，在才修好的校长办公室计算任务单呢。李青按人们指的方向找到校长办公室，见邵明远和维修队长——就是那位邻居刘师傅垫着两块砖坐在地下，图前铺着几张任务单，邵明远正往本上写什么。刘师傅一见李青进来，马上起身让坐。李青说：“对不起，我打扰你们一会。”邵明远听到说话，这才抬起头，打个招呼，又低下头去写他的。李青问刘师傅：“你们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刘师傅说：“平均超过百分之三十。”李青说：“不算突出。”邵明远收起本子，站起来说：“换个说法，叫提前四个月跨入一九五九年，您认为是不是就好听点了？”队长又接着说：“我们没放卫星、翻几番，可是我们的质量、数量保证经得起检查。这百分之三十，是邵工一个工一个工拨拉出来的，我们把每道工序、每个动作都测了时，邵工一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我说，你们宣传下放干部的成绩，怎么不谈谈他呢？……”
邵明远马上打断说：“别胡扯，谈正事。”
李青看到这里的气氛似乎比化工厂邵清远那里冷清些，可也踏实些，忙说： “你们整材料来，我们宣传。”
刘师傅说：“这就难了，我们这儿惟一的笔杆子、惟一的计算尺、惟一的计划员都是他，他偏不肯为自己写一个字。”
大家说笑了几句，李青这才讲他的来意。他讲话时，刘师傅就用眼睛询问邵明远的态度，邵明远微微摇摇头。于是李青话一讲完，刘师傅就说：“不行，他走了我这儿拉不开栓！”
李青说：“下放干部总要走的，何况他是临时抽调？”
刘师傅说：“要是正式上调我就不拦了。正在大跃进，抽走我们的参谋长，不是故意要我们队吃蹩吗？”
邵明远说：“还是换别人吧，这一套我也干不来。”
李青不好强迫，说了几句闲话，劝他再考虑考虑，就告别回公司。邵明远把他送到小学校门口，欲言又止的哼了两哼说：“李科长，从上次到我家闲谈，我看出您是个讲信用的人，我想冒险劝您一句话。”
“你说。”
“现在正反右倾、拔白旗，我本不该多说什么，因为这事牵扯到我家兄，我不得不进一言。”
“你尽管说，我，你还信不过吗？”
“关于化工厂的宣传，适可而止吧……”
“怎么？你觉得这里边有假？产品确实造出来了。经济效果也证实了。我亲眼所见！”
“没说它有假，我是说……过两个月您就会明白的，不要弄得骑虎难下才好。”
李青想再问仔细，邵明远不肯多谈了。这时正在反右倾的高潮上，李青当然不会无来由地阻止对化工厂的宣传。于是一切准备工作都加快完成了。连环画、样品台，还像拍电影一样叫邵清远脱了光膀子，把安好的石碾、大锅拆下重安，以便拍连续性的展览照片。化工厂产品既经住了检查，宣传工作也做得出色，在中山公园开展览会时，就把一段最显眼的位置分给他们，并且从下放干部中抽了两个口齿伶俐、长相喜人的女同志来作解说员。开幕之后，这一部分展览很吸引观众。邵清远和展览内容再次用大字标题，配上照片在报纸上登了出来。展览中间，市里分管建筑的领导人在几位下属部门负责人陪同下来参观。在这展览台前看了许久，问公司领导：“这位邵工程师入党没有？”
公司领导说：“已经报上来了，这几天就批。”
市里领导又转身对设计院的负责人说：“你们光会打报告向市里要副院长，要总工程师，为什么不眼睛向下？这样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不提拔重用，光要老干部老专家哪有这么多？老专家也是从年轻时过来的么？”
设计院负责人说：“邵清远工程师能来我们当然欢迎，只怕公司不放！”
市里领导说：“不要本位主义嘛。”
展览会开了两个月，李青带着展览工作人员一直住在公园，没有再回公司去，公司偶然来人，也从不提化工厂的现状。等展览会胜利闭幕，李青带人回到公司，组织上却告诉他，参加展览去的下放干部、解说员，不必再回化工厂了，另外分配到各生产队跟班劳动去。
“为什么呢？”李青奇怪地问。
“化工厂关门了。”公司领导说。
李青大吃一惊，没想到竟又给邵明远说中了，而且恰好两个月左右。问一下原因，也极简单。做蛋白胶用的原料是豆腐，每天须派十几名下放干部天不亮就去副食店排队，买到豆腐，他们就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尽管抢了居民的口中食，但副食店和化工厂有联系，倒不会影响生产。可是从这一年下半年起市场就不那么景气了，豆腐越来越少，终于断了供应，再往后连黄豆也看不见了。原料断了来源蛋白胶只好停产，至于做纸筋的废草袋，更是一场笑话。看着工地上到处扔着不少，岂不知一正式生产，用不了一个月就捡完了，只好改买新草袋，用火碱煮烂再碾成泥。而新草袋却要去天津等处产稻米的地方运，运费加上草袋、火碱，成本远比买现成的麻刀贵多了，生产也费劲多了。拿人头发制涂料，则始终处于试验阶段，幸好没成功，真成功了，派一批人到处去收集头发供长期生产，怕也不是便宜事。
李青问：“工厂关门，邵清远工程师干什么？”
“调设计院当副院长去了。”
李青说：“这化工厂看来并不成功，怎么还提拔他？”
领导说：“这么说不对。工厂遇到困难办不下去，不等于当初没有成绩，这股跃进的热情还是好的嘛，听党的话还是对的嘛，在政治上当时是打了主动仗、胜利仗的嘛。”
李青沉吟了一会说：“我认为对一些扎扎实实，在下面真跟工人结合的下放干部多作点宣传，比如邵明远……”
那位领导说：“我也听说维修队对他反映还不错，不过，维修队在整个大跃进中可不是上游。有没有迎合工人中保守思想的一面呀？现在还有人弄不清。一个指头和十个指头的关系，抓住一点缺点攻击大跃进，攻击三面红旗，我们不能放松警惕性。对他哥哥，我们在政治上是放心的，对他还不能这样说吧，树立一个先进典型要慎重哟！”
邵清远就任设计院总工程师后，再也没出现什么叫人留作话柄的事。但也没再创造什么突出成绩。议论当然仍有。说他好的，认为这人谦虚、谨慎，民主作风好。任何一件设计出来，他从不首先表态，总是开各种讨论会，征求各级领导指示，然后综合大家意见定出方案。说他不行的人，认为此人既无主张，也无创见，上传下达，划图办事。当这种副院长有没有专业知识关系并不大。但领导上对他始终是重视的，认为选一位这样又是内行，又是党员，组织观念强，民主作风好的领导人很不容易。所以多少年来每逢有代表工程技术人员出面的活动，总是选他。设计院的党政领导换了几批，他这技术领导却从未动摇过。
邵明远呢，说不上顺利，也说不上不顺利。每逢有技术难题要会诊，要解决，讨论会是少不了他的。平日则仍在技术科审阅图纸，选先进人物想不到他那儿，支部培养对象也从没把他列人。但也再没有什么运动扯到他头上。
这弟兄俩像竞走中的两名选手，起步时弟弟在先，哥哥在后，走出去没多远，哥哥超过去了，弟弟落在后边，而且越拉越远。如今已走进整个赛程的一半了，这距离仍未缩小，看来到终点也不会有什么戏剧性的变化了。
也就在这期间，李青调离了建筑公司。大概过了一两年吧，李青在一次路过南池子一条胡同时，正好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迎面开来。他急忙躲到墙根，那车却在他身边停下来了。邵清远探出半个身子喊他：“李科长，您上哪儿去？”李青说： “我刚办完件事，回家去。”邵清远立即下了车，打发车开走，拉住李青的手说： “好久不见了，我就住在附近，到我那儿喝杯茶吧。”
邵清远住着独门独户的一个小院。房子不多，可是出廊出厦，花瓷砖漫地。院子里两棵刺槐，一架葡萄，干净清爽。孩子上大学，住在学校里，只他爱人在家。这女人四十出头了，看来不过三十四五，穿着纺绸白衬衣、木黄凡立丁裤子，薄施了一点脂粉，十指尖尖，指甲上还残留一点红色痕迹。她把他们让进客厅里。客厅内铺了地毯，沙发和落地灯尽管都很旧了，但一看就知道是贵重货，而且保存得很仔细。李青对这屋子和这女人，整个儿感觉是比院子外边的世界相差十几年，似乎从打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那天起，这屋的钟摆就停了，外边不管有多大变化，这屋内纹丝没动。
李青试探着问：“您在哪里工作啊？”
“我当家庭妇女了！”她说话的态度倒是诚恳亲切的，使李青印象变好了些。 “老邵要人照顾，家里又没旁人，我就一直没出去工作。”
“从解放就没工作？”
邵清远说：“她原来是评剧演员，后来嗓子倒了。剧团改国营时，动员她转业，她就退职了。报上不是宣传过，家务劳动也是社会主义劳动么？算了，给国家省点开支吧。”
说完他笑了笑。
李青问：“这房子是房管局的？”
女主人说：“解放前我们买的，大跃进时国家收了去，现在又发还了。修、补全要自己操心，哪如住公家房好！”
邵清远作了几年领导工作，年岁也大些了，正在发胖，老胡同里这几步路，他就有点喘吁吁的，进屋之后，爱人帮他脱下外衣，换了拖鞋，坐在沙发上再也没动地方。他刚一动手，爱人把茶送到手上了，刚一举烟，爱人把火点着了。他尽管客气地点点头，可是怡然自得之态毫不隐避。李青问了几句设计院的情况，邵清远回答的都是公事话，便没心思再谈下去，推说家中有事，告辞出来。到门口问了一句： “明远还住在老地方？”
邵清远说：“对，生了孩子，对面那间屋现在也归他住了，邻居搬走了。”
“工作情况呢？”
“还是照旧，本来他比我的条件好，可是不知自爱，盲人骑瞎马……”
李青走到街上，呼吸才畅快了点。他觉得邵清远的家给他的印象很古怪。怎么古怪，他却说不清：一直走出很远了，他才多少摸着点头绪，原来邵清远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同时生活在两个时代中。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经过十年旋风似的混乱，风定之后，李青又调回建筑系统工作了。一接手工作，就搞落实政策。按政策精神，凡属被“四人帮”无辜迫害离开原工作岗位的同志，基本上各就各位。原单位撤销了的，也要安排到相当原级别、原职务的工作。设计院尚在，邵清远回去作副院长是理所当然的。而邵明远呢，李青认为十七年间对他的使用就不大合理，没让他把力量充分发挥出来，他想趁机会给他安排个适当的工作。
这意见也被上级采纳了，只是目前尚找不到合适的职位给邵明远，就决定先请邵清远复职，后安排邵明远的工作。
李青是带着报喜的心情去找邵清远的。邵清远仍住在原地，只不过换了房间。他在干校专政队接受专政时，爱人死了。房子被王洪文的一位上级占用，把他家剩下的破烂全扔在放杂物的厢房内。王洪文虽然倒了台，这位上级却并不是“四人帮” 分子，只是由某厂书记的位置上退到了顾问位置上，房子仍占着。邵清远回来后，就把那间放杂物的房稍整理一下，住了下来。李青进屋一看，恍然到了二十多年前他弟弟那个房间，也那么小，也那么挤，只不过更阴暗些，而且没有邻居的小孩来打扰——那位顾问仍保留着作书记时的派头，不许孩子们和这个身份颇可怀疑的房东打交道。
“您自己找地方坐。”邵清远有点手脚发颤地招呼着，“我沏茶去！”
他的蜂窝炉子放在院里，所以得把茶壶端出去沏。他出去这功夫，李青挨桌子坐了下来，无意间看到桌上铺着的稿纸，恭恭正正写的题目是：“关于分配我工作的几点要求”。
邵清远沏茶进来，指指桌上说：“我正写个东西，打算写完拿着去局里……”
李青说：“您甭写了，我就为这事来的。市里原则上已经同意，请您回院去主持工作。”
“这消息我已经从小道上听到了，所以才写材料。您来了也好，当面谈谈，把我的意见给转达上去，这项任命我不能接受。”
对李青来说，这不算意外，经过“文化大革命”，有的老同志落下点消极情绪，不肯再担当工作，他曾碰到过，于是就用行之有效的方法，讲一个对党对人民的责任。
邵清远连忙摇头，说李青误解他的意思，他说“文化大革命”怎样，中央会作结论，他不敢乱说。但对他自己来说，却给他带来一个好处。这就是在牛棚的时候，他反复琢磨了一个问题。
“现在是九死一生了！党再次把我从这地狱里救出来，我怎么报答党的恩情呢？”
李青笑道：“对呀，怎么报答呢？”
“一句话，做个老实人，做个老实党员。”
“这话怎么讲呢？”
“且听我说。还记得一九五五年，我刚当选先进生产者时，你问我，我在模范工地主要经验是什么吧？”
李青说：“记得。你说，和苏联专家合作是个政治问题，专家的建议就是法律，守法就行了。”
“不错，可是我没告诉你这条经验我是从哪儿学来的！”
“对了！”
“我没法说，因为这条经验我是从在美国人手下作事时学来的。在旧社会，找职业不叫找职业，叫找事！工作不叫工作，叫混事，拿谁的钱就叫给谁作事！替人办事嘛，不按人家的意思办还能按你的意思办？在史迪威公路上，正式土木系毕业生有一大堆，对每项施工方案他们都有一套不同意见。我学历浅，提不出什么高明见解。大家都瞧不起我，美国人也瞧不起我。可一到分配工作时，却总是先要我。美国工程师上南京开营造厂，他要我不要别人，为什么，因为我这人用起来顺手，光想替他办事，从不坚持个人意见。”
李青没想到邵清远说得这么露骨，有点替他不好意思起来。笑道：“您也形容过分了吧。”
“一点也不，咱们说的是实质。解放后，我以为一切会改弦更张，以我的经历，我的学问，安排我在技术科看图纸，我知足了。可没想到我弟弟碰了个钉子，我一琢磨他碰钉子的来龙去脉，发现也还是在为谁作事这一点上。所以大家选我去模范工地，我没推辞，对这一套作事法我比对土木工程力学结构熟悉。在美国人手下怎么干，在苏联人手下也怎么干呗。只要不把这个底说明白，大致不会失败。果然，我去了，干成功了。而且从此一路顺风！”
李青问道：“这么说大跃进化工厂的事您也是明知道后果不会好的？”
“不能这么说。”邵清远喝了口茶，接着说，“当时领导上号召大跃进，全国各地什么亩产万斤粮、大炼钢铁、活性染料、牛猪杂交，各种荒唐事都在报上堂而皇之地宣传开来了。用豆腐作蛋白胶，从技术上说是行得通的，用草袋作纸筋也不违反科学原理，领导要这么干，我当然按领导的意愿办。还是那句话，我不忘我是替人办事的。另外我也是拥护共产党的。我相信党要这么干必定有他的理由，有政治上非干不可的理由。虽然不明白是什么理由，可自觉的跟着潮流走。后来潮流把我浮到上边来了，我想下也下不去，何况我并不想下去。我弟弟倒下去了，不也对革命没带来什么好处吗？不过我可是全力以赴地干事的。不管我水平多高，放我在那个位置上，我一定尽其所能把事干好。当副院长我本来不够格，因为技术上我没那么多学问，所以我尽量听别人的，把别人的高见收集来作为我的最后建议拿出去。凡是上级希望我办的事，我件件把它办好。”
李青说：“照您这么说，您也未必全错，何致于现在又反其道而行之，恢复原职都不干呢？”
邵清远说：“上边我只说了一半，作什么都不忘记是替别人干事，按别人意思办。这只是个手段。内里还有个目的，目的是为自己办件最大的事。在旧社会是为了保住饭碗，在新中国是为了保住职位，后来又加上保住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您到过我这儿，我这家原来挺舒服。我跟我爱人感情挺好。她在旧社会唱戏，舒服惯了，我不忍心叫她受委屈，我弟弟的事教训了我。我要被打下去可不如他，他年轻，有专业知识，败到底还可以当技术员。我的专业是二五眼，叫我当副院长我能应付，真叫我上工地当个施工工程师就砸了。就像票友唱戏一样，别看能唱《二进宫》的杨波，你叫他当真来个武行的，他连台帘也出不去！”
李青说：“按您这逻辑，现在叫您回去当院长，不正该接受吗？”
邵清远说：“你忘了刚才我说的‘文化大革命’对我的好处了。‘文化大革命’ 一来，吭呛一下，扫地出门，我半辈子的饭碗全砸了，连筷子也没剩。我这才明白，要不把党搞好，把全国治好，我再精明也保不住自己的饭碗。替人家干事？替谁呀？替国家才能有自己。我入党也十几年了，直到进了牛棚我才觉着自己真该好好当个党员，实打实的尽一个党员的义务，实打实的为国家作点事。在牛棚我就下决心，如果党还能把我救活，我报答的办法就是向党声明：我这个工程师是假的，先进工作者也是假的。请党把我调到我力所能及的岗位上，描图也行，当工长也行，实打实的为党作点事儿。”
李青觉得他说得很诚恳，劝慰了几句，答应向上级转达他的要求，同时嘱咐他： “组织决定了，可一定要服从。”
李青回去把情况一汇报，领导上笑了。主要负责人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偏激性！他自己这么说可以，组织上不会这么认为。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们很了解他么！懂技术，有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是个老干部。”
另一位领导说：“可能还是有点怨气儿，做做工作么，告诉他，组织决议还是要服从。先报到，有什么意见以后还可以谈！”
调令终于下去了。邵清远组织性向来是强的，没有二话，到设计院走马上任。
上任以后，邵清远工作很认真，自上至下反映颇佳，但他每过一个时候就打一份报告，申请退居二线当顾问，最近的一次报告，还提出了可以接替自己者的名单，名单列了三个人，有一个是他的弟弟邵明远。
有人把这话传给邵明远，邵明远说：“我不是当官的材料，我一辈子没说过家兄好话，现在倒要说一句，我看他干这个院长还合适。”
李青把邵氏长见这些往事捋了一遍，想来想去，弄不清他算哪一号人！先进人物吗？不像；落后人物吗？也不像；中间人物呢？似乎也不贴切。想了两天，脑袋生疼，嘴上起泡，决心放弃写小说的野心，安心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