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爸爸的遗物中比例最大的是那些笔记，大约有四十本之多吧？其中一本的某页记下了某天爸爸要办的事，“找老顾”、“寄信”、“买树苗”……其中有一项：“小东的画书”。那天爸爸也许出差在外，他想到要给我买一本画书；他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竞成了这本描绘死亡的画书的主角。
——题记有一件事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就是爸爸的自杀。我是偶然听说此事的，在他们饭后茶余的谈论中。当时他们已不再避讳我，那件事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解密。
至少我听上去是这样的感觉。他们语调平和，自在镇定，在这之前刚刚议论了一番天气和不断上涨的物价。可对我来说还是有点突然，好像挨了一棍。我警惕地环视了一下周围，没有人在看我。他们自顾自地说着，接着话题又转换了。我倍感轻松，脸上竟然露出极其平静的微笑。我笑得极其自然，一点也没有掩饰的意思。这样做并不是十分困难的。毕竟，爸爸已经去世多年了。就算他曾经自杀过，又有什么意义呢？就算他自杀未遂—一像他们津津乐道的那样，又有什么意义？反正他是死了，而且时间也已医治了我们的伤痛。
他们，是爸爸的一些老朋友，在很多事情上比我对爸爸更了解。他们深诸内情。
他们大概认为那件事妈妈已经对我说起过无数次了，理由是我已经长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成人了。但是，他们想错了。妈妈并没有告诉我爸爸曾经试图自杀。在此刻的这张饭桌上面，她的表现没有让我感到尴尬和局促。妈妈甚至都没有朝我看上一眼。就像她的确对我说起过什么一样，或者由于年龄的缘故妈妈忘记她是否对我说过了。事后，我也没有再问她。某个时间一过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就这样分享着他们的秘密，在碗边吐了一小堆鱼骨头。我很想让他们的话题回到爸爸自杀这件事情上来，使我更多地了解一些细节。在喝汤的时候和撤碗以后他们分别又讲到一些。我不断地点头，报以感激的笑容。我给叔叔伯伯们点上烟。
斟满茶，用行动鼓励着他们，但没有主动问起一个字。应该说，我的收获还是颇多的。后来我就盼望这些叔叔伯伯们经常光临我家了。
果然，他们又来过几次，看望妈妈和我。有时候他们谈到爸爸，有时候他们根本不谈。毕竟，爸爸已经辞世十年，他们来不过是为给我们孤儿寡母增添一些欢乐的气氛，而不是来哀悼死者的。毕竟，哀悼的时间已过，而生活仍在不断继续。在他们不多的几次探望中有时候即便谈到爸爸也不一定会谈他的自杀。当然也不是故意不谈，这件事早已不是那么严重了。
每年一次，或是过年，或是爸爸的祭日，他们相聚在我家。妈妈做饭，他们则在客厅里大聊特聊。的确是快乐的。他们的友谊那么长久，几乎经过了半个世纪，其间有那么多的生死考验，如今还能团聚在一起，真是不容易呀！而且他们的官职彼此相当，有相同的工作经验和话题，家里都有了第三代，都到了离休和快离的年龄。要是放在从前由于工作繁忙，恐怕还抽不出时间来呢。并不因为少了爸爸一个而若有所失，相反，对死去的老友家属的关心使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在他们中间有李伯伯和姜叔叔。文革期间姜叔叔坐过大牢，险些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枪毙了。
李伯伯也曾吞过铁钉企图自杀。如今他们都逃过了那凶险一劫。劫后余生的快乐持续至今，使他们几乎要手舞足蹈了。仍然有死亡的话题，有自杀，但那不是关于爸爸的。后来他们谈起各自的身体、锻炼方法以及补药饮食，离爸爸就更远了。
我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们几乎都曾想到过死。有的仅仅是这么想过，有的付诸了实施（像爸爸和李伯伯）。爸爸的自杀如果被证实确有其事也没有什么希奇的。时值今日更没有什么羞耻可言。在座的百分之百是共产党员，在党的章程中明文规定不许自杀。也许这一戒律曾长久地压迫着他们，在危难之中挽救了部分人的生命。当他们日薄西山死亡将至时戒律似乎也无能为力了。这伙当年的地下党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他们带着新装的心脏起搏器和人造肛门，至少从肉体上看已成为异己的东西了。
一切都是精心准备的，一天，爸爸走上了赴死的道路。我仿佛看见他穿着那个年月里永恒不变的中山装，风纪扣已经扣死，有如套好了绞索。在他的绿书包里放着工作证和一张因公出差的证明（为住店需要），证明上加盖了有关组织的大红公章。再就是一瓶装得满满的白色药片—一他杀死自己的武器。红、白、绿三种鲜艳的颜色构成了爸爸死亡的图案。
我看见他登上了那辆开往六合的长途汽车。风尘仆仆，爸爸一路摇晃，来到那陌生县城的街头。他满面苦愁，站着问路，被指引到一家旅社的前厅里登记住宿。
服务员提着一串哗哗作响的钥匙前去开门，爸爸跟随其后，穿过阴暗的走廊走向他此次旅途的终点。他反扣了房门，和衣躺下，也许在此之前还晃了晃桌子上的热水瓶，看看有无开水。然后他倒了水，耐心地等待开水冷却。他将和着药片钦下这杯水。在等待的间歇里爸爸点燃了他的最后一支烟。也许是整整一盒，或者两盒，直到烟蒂像袖珍的碑石般插满了烟缸。到此为止爸爸的行为和一个通常的住店者并无两样。
爸爸的自杀是无踪迹可寻的，抽象地存在于我所感知的时间中。此事的神秘在我看来并不在于计划的周密，仅在于处理的果断和干净。此事定然存在过，但它在未来被消除了，就像一种气味被阵风吹得无影无踪，最后风也止息。有时候想象也不能到达那一点。想象不能到达的地方通过别人的转述也不能到达，情形也许更糟。
在叔叔伯伯们的饭后茶余，我所能接受的其实只是爸爸自杀的事实，我不能接受的是那些细节（虽然对此我有着无比的癖好。既然大家已经打破沉默，爸爸的自杀之举多少就是可笑的了。他们不能复原那件事，他们能做的只是将它消灭干净。现在，由于年迈糊涂，他们放弃了自己擅长的而做起了完全不能胜任的事。我为爸爸的老朋友们感到悲哀。然而，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也经不住这样的诱惑，通过想象把爸爸赴死的那幕写下来。我不是没有这样做过。也许我做过还不止一遍。也许我三番五次地这样做过（比如本段落就写了七遍以上）。但我还是无法将叙述进行下去。
］多年以后我们全家下放苏北农村，在水网密布的洪泽湖地区，爸爸肩上搭着毛巾走向河堤。他是那样地健壮，每走一步小腿上的肌肉都在膨胀。他的小腿非常结实，和我鹭鸶般的细腿完全不同。即便成年以后我的强壮也没有达到爸爸那样的程度。
他的身板就像一个农民。他赤着膊，穿着宽大的裤权去堤上游泳。我跟在后面，也搭了一条毛巾，为爸爸的健壮而感到惊讶。在泛黄的水渠和河沟里爸爸畅游不已，以木桥为起点涵洞为终点他一连游了三个来回。他的泳姿是矫健的，和当地农民的狗刨不可同日而语。时而仰天朝上，任其漂流。爸爸的仰泳绝对自在，发白的躯体在水波中起伏不定。有时，他干脆脱了裤子裸泳，反正四周无人，河堤上有一丛丛的条柳同时可作为屏障。爸爸让我站在路边放哨，看看有无农民前来。我看着他的衣服、香烟和火柴，双手抱着自己的膝盖很认真地履行职责。青青的枝条间爸爸像一只木筒随波逐浪，小腹处的体毛显得又密又黑。然后爸爸换我下水，他则坐在岸上吸烟。他让我松开扒着水泥桥墩的双手，告诉我水里并不可怕，何况还有他在一旁保护呢。我还是不敢，甚至于连狗刨也没有一试。爸爸不得不再次下到水中，托着我的肚子，一手按下我的脑袋。我呛惨了，像一个真正的溺水者那样拼命地挣扎。
回家后爸爸就让我在洗脸盆里练习憋气。我把头埋在水中，直到后来可以坚持一分钟了。爸爸说：“是不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我一到河里还是害怕。我的最佳记录是游过一条宽二十米的河沟，即便如此还得爸爸在另一头接应。
爸爸死后再也没有人在游泳方面对我提出过苛刻的要求。他们只是奇怪，我的少年在水网地区度过竟然不会游泳。再后来我的年纪大了，对自己也不抱什么希望，就推说我命里畏水。与此同时我对会水者的钦佩与日俱增，对他们的健壮和勇气给予了过分的肯定。因为爸爸当年是健壮和勇敢的。他年轻的小腿肚饱满而光滑，连水珠都不能在上面停留。
爸爸怀着极大的热忱迎接从狱中归来的姜叔叔。在我们的三间草房里，他们通宵达旦地谈话，破例允许哥哥和我在一旁旁听，并不赶我们去睡觉。姜叔叔从未自杀过，他更有资格成为我生活的老师——一至少爸爸是这样想的。他（姜叔叔）是那个时代里英雄般的人物，我秘密的榜样、勇气教师，他的行为和电影里的革命烈士简直毫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姜叔叔是活生生的。
他向我们展示了细长白皙的手腕，每逢阴雨天气那里就酸疼难忍，那是常年手铐折磨的结果。为使他交代罪行，提审他的人常常在上面猛踩。当然，姜叔叔没有屈服。他没有出卖别人，其中也包括爸爸。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们给姜叔叔送去了最后的晚餐，虽然有鱼有肉，不比平时，但姜叔叔还是难以下咽。最后他还是说服了自己，吃了个底朝天，大碗里的白酒也喝得点滴不剩。他们蒙上他的眼睛肥姜叔叔押上一辆等待已久的吉普车。有人在他的耳边悄声说道：“你仍有最后的机会。”
汽车在市内运行，姜叔叔在作最后的思想斗争。有一张事先准备的纸条就攥在手上，由于出汗太多，他担心钢笔写成的字会因此模糊。那张纸条上写明了自己的冤屈，希望偶尔捡到的路人去有关部门为他伸冤。在一个人声嘈杂的地方姜叔叔将纸条偷偷扔出窗外。这是他所能做的一切了，虽然知道此举是毫无希望的。他想它多半被千万只脚践踏在泥泞里了。然而正是靠了它的激励姜叔叔才决心一死的。我们仿佛看见一个人向着他生命的尽头急速狂奔，只有这张轻飘的纸条逆向飘向人群。
它那样轻盈，不可能把他带回来。然而吉普车掉转了方向，它载着视死如归的姜叔叔在郊区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不过是一次假枪毙，一次毫无幽默感的捉弄，真叫人肝胆俱裂呀！没有赴死经验的人无法加以理解。姜叔叔告诉爸爸：他最脆弱的时候正是回程，如果他们再玩这样的把戏他肯定就垮了。
为打发无聊的时光姜叔叔在狱中玩起了香烟壳。当时他还被允许抽烟，所抽的牌子和狱外的爸爸一样：南京牌。烟壳由红黄两色叠印而成，衬纸是灰白色的。姜叔叔将灰色的衬纸裁成窄窄的细条，在红黄二色的烟壳上来回穿梭。他开始编织，像一名巧手的织女一样，利用这从未有过的材料，织出了心脏的图案和一些奇特的文字。这样的工艺品出狱时竟积累了一百多张。这次他给爸爸也带来了一些，作为特殊的礼物，以志纪念。
爸爸让我好好保存这些经过编织的香烟壳，我将它们分别夹在一本辞海的书页里。烟壳上的字样有“忠于人民”、“忠于党”、“相信群众”几种。当时我还年幼，并不能完全理解那言简意赅的措辞，但对编织工艺本身的独特和巧妙已很能欣赏。这几张烟壳后来成了我特别的珍藏，不时会拿出来向要好的同学夸耀，当然还有姜叔叔传奇般的狱中生活，也是值得我经常吹嘘的。
另有一些未经编织的烟壳，在白色的背面姜叔叔用钢笔写下了密密麻麻的文字。
这是他为自己而办的一张小报，定期出刊。钢笔字有横写的，有竖写的，有文章也有歌谣，烟壳上还画了细致的花边，把不同的内容区别开来。我对不同花边的兴趣显然要大于对文字的。那些文字有时是摘抄的一段语录，有时是狱中生活的日记，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和锻炼，姜叔叔自称是一笔流水账。
相对而言，歌谣则有更强的文学意味，朗朗上口，简单易懂。在一首歌谣中姜叔叔描写了他的一个梦，梦见自己回到了老家，在家乡的一条小河里畅游，和他在一起游泳的是他的儿子。可一觉醒来仍在狱中，姜叔叔因此而热泪盈眶了。
因此我知道了姜叔叔像爸爸一样也会游泳，也喜欢泥浆泛起的河沟。他也有一个儿子，但他游得一定比我要好。后来和爸爸一起游泳的时候我就常常想起姜叔叔，他梦中的那条小河，那些条柳、涵洞和细微的浊浪和这里也是一样的吧？
当时爸爸已去县文化馆工作，重新获得了写作的权利，为深入生活他进入湖区，和渔民们交朋友。他整月整月地呆在湖上，追随撒网的船队。爸爸乐在其中，每次短暂的归来都眉飞色舞，向我们讲述湖上的见闻和生活，有现在的，也有从前的故事。爸爸对湖区的历史和现状越来越了如指掌。他讲渔民们的种草实验、古老的狩猎方式。一干人站在齐腰深的浅水里，将船慢慢地推出滩头。那船上架着巨大的喷沙枪。前方是野鸭群，它们在觅食，毫无警觉。这时几条船上的枪同时响了，从各个不同的方向扫射过去。一群野鸭被射杀，几乎无一漏网。令人担忧的是如今的野鸭群越来越小了。
爸爸将麻袋里的几只野鸭子抖出，外婆捋毛，清理内脏。那鸭子不像家养的那样，脖子上的绒毛完好无损，脑袋却被击烂了。脊背上埋藏着一些生铁的颗粒，爸爸交代清洗时一定得当心。即便如此在吃鸭子时我的牙齿还是被硌了一下。爸爸说那是喷沙枪子弹。由于没有及时放血，鸭汤的颜色浑浊不清，爸爸说倒是很像洪泽湖水的颜色。
夏天的傍晚，我们一家人围坐在草房前的小桌子上喝稀饭。爸爸的归来、悠扬的虫鸣使我感到安全。爸爸一直在说那宽广的水面、他刚离开的那个地方，那里的人物和生产，以及渔业和飞禽的情况，那里的未来以及地理。爸爸在晚风中沉浸其间。看得出来，他十分愉快，就像一个真正见过世面的人一样地平静和坦率。后来他说起一种叫“海东青”的鸟，言语间充满了欣赏欢乐。那鸟儿不大，但很勇敢，连老鹰都怕它。它很漂亮，但不艳丽，正如名字所反映的那样是青色的。名字本身也很好听，而且还有一个字与我相同。爸爸对我说：“你要学海东青。我们东东要像海东青一样地勇敢、无畏！”
爸爸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带我到湖上去，让我见一见海东青。然而我害怕那辽阔而混浊的水面，于是用哭声求助于妈妈。妈妈说：“他还小，等长大以后再说吧。”
爸爸坚持道：“一个男孩子总得经风雨见世面。”妈妈反驳他说：“这里的风雨就已经够大的了，要是在南京孩子会吃这样的苦吗？”
外公、外婆当然是站在妈妈一边的。就这样第二天爸爸走的时候还是孤身一人。
错过了这次机会我从此无缘见到爸爸赞赏备至的海东青。我只能想象，在那辽阔无边的湖面上举头望去：一只青色的小鸟箭矢一样直插云霄。
爸爸自杀未遂，经过洗胃、灌肠等一系列折磨他被救活了。但部分毒素从此滞留在他的体内，将在时间中慢慢地发挥作用。我们还以为是湖上的风寒和艰苦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一爸爸的气管炎再次发作了。当时我们全家已离开生产队，搬来县城。爸爸依然坚持不懈地到湖上去，可每一次归来都没有了以往的欢颜。他脸色发灰，裹着一件大衣，步履踉跄。爸爸多么瘦，转眼之间就成了一个老人了。他放下挎包，立刻在床上躺平，拼命地咳嗽，那样剧烈，使身体的两头都翘起来了。仿佛就要把他的五脏六腑咳出来，他的脸憋成了猪肝色。妈妈不间断地把痰盂倒出去，我们家里日夜响彻着爸爸的痛苦的咳嗽声。
最迅捷的医疗方式就是挂水，在盐水瓶里注人青霉素，几十万单位下去爸爸立刻就好了。乌云尽散，晴空显现，第二天一早爸爸就可以靠在床头看书了。一家人围着他不禁感到奇怪：昨天还那样地性命攸关，可现在怎么就没事了？全家人对青霉素的迷信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我们不再笑话当地农民对青霉素的态度。在生产队时我们就知道，要是谁家的猪生病了，一针青霉素下去保管马上就好。猪几乎是农民唯一的副业收入，因此青霉素的匿乏在所难免。当然生病的不仅是猪，人生病了也认青霉素。但在农民的眼里，猪有时比人显得更重要，于是出现过大队赤脚医生用蒸馏水冒充青霉素的事情。
一针蒸馏水下去病人也能马上好。至于猪那就不行了。猪是畜生，无法接受暗示，蒸馏水在猪身上起不到青霉素的心理作用。爸爸强烈地依赖起青霉素来，除了当时的医疗条件恐怕和环境也不无关系。好在我们家已来县城，当年走动的下放干部中有不少进了县医院工作，弄几支青霉素还是问题不大的。那些自省会大医院下放的医生由于受到环境的熏陶也十分信赖青霉素，至少对于皮试不过敏的人来说，它不失为一种克敌制胜的有效方法。医疗上的青霉素真可谓风气使然。
由于有了青霉素爸爸便能及时康复，返回湖上。可他的归来越来越频繁了，间隔的时间也比以前要短。湖上的生活毫无医疗条件可言，爸爸每次归来都是为了治病。我们位于县城的家现在成了爸爸的后方病房。每次，他都像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那样虚弱，奄奄一息。开始的时候还能一个人东倒西歪地走回来，后来就必须有专人护送了。他们架着他，后来是拖着他来到门前。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人，后来增加到两个人。再后来他们不得不动用工具——一架板车或一块门板，爸爸躺在上面，再也不能直立行走了。即便是最严重的时候送爸爸回家的渔民也没有超过三人。
爸爸的体重已降至百斤以内，抬担架用两个劳力已经足够。除了青霉素，爸爸归来的方式也让我联想到那些患病的生猪。在少年时代的某一时刻我常常看见那可怜的幻像：爸爸被人粗暴地弄进家门，肮脏不堪，昏迷不醒。他就像那些畜生一样生来命贱，只须一针青霉素下去马上就恢复了生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里所需的医疗设备更加齐全了，即便没有医生在场妈妈也能独立操作。只是青霉素的用量惊人地加大了，以前二十万单位具有的疗效现在要八十万甚至一百二十万单位才能达到。爸爸的体内产生了难以制服的抗药性。后来改用链霉素威者青链霉素双管齐下，勉强才能解决问题。这一切是在相当时间里发生的递进，因而不易使人察觉。再说，除了青链霉素他们还有其它什么行之有效的手段吗？没有了。最后，他们把两百万乃至四百万单位的青霉素注人了盐水瓶。
三年以后爸爸生肝癌去世了。事后妈妈恍然大悟，以她后来获得的医疗保健知识得出结论：当年为扑灭爸爸的哮喘而大量使用青霉素正是祸根之所在。她没有提及在那之前爸爸服下的一瓶安眠药。所有的这些妖魔蛰伏在爸爸的体内，特别是他的肝脏部分，毒害了那里的组织，病变就不可避免了。
读大学第一年的暑假我回到南京（当时我们家已从洪泽县城抽调上来）。可怕的城市炎热难熬，感冒流行，我一回来就病倒了。鼓楼医院里挤满了前来挂水的病人，急诊室和走廊里人满为患。我终于在后院临时搭起的一个简易棚内占据了一个位置，那里也放满了躺椅，挂水治疗的人同样座无虚席。躺椅旁金属支架林立，上结盐水瓶的累累硕果。每一张躺椅前都有病人的家属坐在小凳上照应，到处是热水瓶、饭盒、酒精炉……。这一切对于不轻易生病的我来说是很新鲜的。多年以后我终于有机会体会到爸爸挂水的滋味了。我认为那迷迷糊糊任人摆布的感觉绝对是一种享受。一只手臂平放在椅子的扶手上，渐渐地麻木不仁。多年以后爸爸和我换了个个，此刻他正坐在我前面的凳子上守着我。在感冒猖撅一时的期间里他竟没有病倒，没有因此引发他的气管炎真是一个奇迹。
他不仅没有病倒，而且工作繁忙，责任重大，这是他在百忙之中抽身来看护我。
我想看护我本身也是他的一项工作吧？我在想爸爸挂水的历史也许从此就结束了。
也许是真正的工作和责任医治了他的病体。于是我很愿意自己病得更沉重一些，衰弱一些。在烧得稀里糊涂的时候爸爸在我的印象中重又变得强大起来了。我依稀回到了少年时代，一条混浊的小河边。爸爸强壮的裸体在我的梦中反复再现。相形之下他的儿子是多么地懦弱无能，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后来我痊愈出院，发现病中对爸爸的印象完全是一个幻觉。随着我一天天地康复，爸爸急遽地衰老。他的消瘦不可遏制，在白炽灯的阴影里他的脸看上去就像一个骷髅。爸爸身着中山装、长裤布鞋，在闷热无风的环境里瑟瑟发抖。他的体虚那样明显，也许穿戴整齐只是为了掩饰瘦骨磷峋的裸体。在雷雨将至的瞬间我真担心一阵狂风会把他吹得无影无踪。可爸爸的内心是火热的，并且热得反常。那一阶段是他一生中最暴躁的时期，爸爸的脾气明显地变坏了。无端地发火，惹事生非，多管闲事，妈妈和他的同事们都有些受不了了。他们不知道当时爸爸已病人青盲，并且无药可治，他离最后的时刻已指日可待。他们对他的坏脾气表现出了异常的认真，但谁也没有怀疑到这是一种病态。他们只是纳闷：“老韩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他们为爸爸非同寻常的心理变化而痛心疾首。
那年夏天，感冒才是南京城中最大的威胁，除此之外人们根本无暇顾及。爸爸没有感冒，他属于少有的健康者之列。他尚有体力骂娘，出口伤人，在此全城人民万众一心抵御感冒的严重时刻只能惹人讨厌。那时候有谁还关心报纸呢？除了上面关于感冒的防治知识，以及有关感冒病毒蔓延或被遏止的报道。唯有爸爸一人，看完政治经济版后勃然大怒。他指着办报的李伯伯的鼻子说：“这张报纸办得就像你的那张脸！”李伯伯小时候因出天花，脸上落下几十粒麻子，他当众被爸爸骂得无地自容。
爸爸内心的怒火焚烧不已，伤己及人，他的胳膊瘦得就像干柴。可是，没有人认为他生病了。他们只是为他迸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而惊异不已，啼嘘感叹，被他的精神所折服。爸爸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品质在这一时期已发展到极至。他像居民委员会的那些老太婆们一样，无事不管，甚至连菜场里缺斤少两的事也要过问。
送我去火车站的路上爸爸怒斥一个不肯给孕妇让座的小伙子，对方要和他拳脚相见，揍这个多管闲事的老头一顿。爸爸竟毫不自知地以九十斤的体重迎上去，被小伙子抓住衣领，几乎提离了地面。下车后我还在生爸爸的气，觉得他丢人现眼，让我非常难堪。好半天了，我们俩都没有说话。爸爸反常地安静，提着旅行袋在路灯下跟着我向南京站走去。我在一棵树的影子里停下来，坚持不让他再送了。爸爸自知理亏，沉默着，站在我的对面吸了一支烟。他想说点什么，最后只是嘱咐我多写信回家。然后爸爸过了街，我目送他矮小的背影远去，消失在对面楼房的黑影里。
我为我的生身父亲感到难过，为他的衰老和乖僻。但我并没有想到这就是生死诀别，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面。
爸爸死于肝癌。对此类疾病我一无所知，也无兴趣作深入的了解。据说爸爸被发现时已到了晚期，几乎没有任何救治的可能。人院照例是因为气管炎发作。这次没有动用青链霉素，所以治疗所需的时间比以往要长。后来哮喘止住了爸爸也没有出院，对外仍声称是治疗气管炎。远在千里之外的我接到妈妈的来信，说是这回想根治，所以爸爸住院的时间延长了。妈妈重提往事，说以前在农村没有条件等等，如此这般哄得我信以为真，安下心来在学校里继续念书。妈妈的目的终于达到了，甚至还给我带来了爸爸完全康复的希望。
我没有给家里回信。像一个愿意表达独立意志的年轻人那样我给家里的信本来就少，况且家里一切正常（爸爸的气管炎也在正常之列）我的回信就更加可有可无了。爸爸本人大约也得到了和我相同的解释，认为延长住院不过是根治多年顽疾的需要。安顿好我们父子，妈妈随后对外宣布了爸爸的真实病情。她需要人们的帮助，更重要的是需要他们保住这个公开的秘密。妈妈在爸爸生命的最后阶段所作的努力主要是保密而非医疗方面的。
医疗是例行公事，对爸爸而言不过是进入死亡的一系列必要的仪式。服药、转院、放疗化疗不过是仪式的一部分而已。爸爸任人摆布，在医学问题上他从不想了解得更多。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不明真相的只有他和我。凭借这一点我是否能够得到某些安慰？同时在性命攸关的谎言下生活的经历是否使我和爸爸靠得更近了？当然不能，在死亡面前如此美妙的解释只可能是谎言中的谎言。
妈妈天生的表演才能在此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尽管这是一次多么艰难的表演。爸爸当然也预知了死亡的来临，因为它毕竟离他更近。他彻夜倾听它临近的脚步，持续不断，有如鼓声催促。求生的本能有时也需要响应妈妈编造的谎言。爸爸在自欺欺人中度过了他的最后时刻。在半信半疑中用P 徊犹豫间，似乎所有的人都处在同一境况里。他们在一起交谈、接触，实际上已相去甚远。他们的道路各不一样，隔膜已经诞生。是表演使他们还待在一起，他们表演在一起，实则已经分离。
爸爸的临终是在舞台上，雪白的病房，雪白的床单，众人簇拥，还有不败的鲜花。
爸爸微笑着，骨瘦如柴，如此上画。在他的枕下压着一本关于肝癌防治的医书。这方面的知识他从不问人，但早已了如指掌。
爸爸直到临终都在等我的来信。他不停地问：“小东来信了吗？”他的时辰已到，来日无多，我那封拖延未写的信也许推迟了爸爸的死期。但他最终也没有等到我的信，抱憾而去。那天夜里哥哥突然钻到外公外婆的大床上来，说他害怕。当时哥哥已是二十三岁的青年，外公、外婆不禁感到奇怪。第二天一早噩耗传来，爸爸于当天凌晨三点去世了。我曾为哥哥神秘的感应感到妒忌不解，回想在学校的那段日子里自己竟然没有一点预感。没给家里写信便是一个证明。甚至在接到爸爸病危通知（当时爸爸已经去世）以后，在开往南京的普快列车上我仍在一本本地翻阅连环画。我坐在过道边的旅行袋上，翻阅车上出租的连环画，并不认为爸爸已经死了。
我的不适应仅出于对旅行的厌恶和坐车的反感，生性如此，况且这是一节多么混乱和肮脏的车厢啊！况且这次旅行猝不及防，在我的计划以外，使我夜不能寐。我无法把对爸爸的担忧从此刻的焦虑中分离出来，对死亡所引起的反应我还一无所知，不能加以识别。
一早我就到了。走进院子以前他们都还在睡觉。花坛内的花朵开得正艳，我认识其中的鸡冠花，沐浴在阳光里丝纹不动。我敲了门，说我回来了。随后传来了哭声，很多人在哭。我进到房间里面，为房子里竟容纳了这么多的人而感到吃惊。我的两个姑姑都来了，分别率领着她们的全家，还有我大伯家的孩子。女的都住在家里（男的在外面另开了旅社），所以我听见的哭声是来自一群女人的。此刻她们从床上坐起，并未下地。她们坐在床上相拥而泣。两个姑姑和妈妈抱作一团，外婆独自在她的床上号陶大哭。她对我说：“你爸爸去了！”真是多此一举，即便我再木讷十倍也早已明白了。外婆当众向我宣布，哭声就更加响亮了。就好像这里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似的。当她们从睡梦中醒透了，就哭得意义明确，毫不迟疑。
似乎是我的归来证明了爸爸的死。由于紧张，我的牙齿磕碰着，屈身到了床前。两个姑姑和妈妈的手臂交错搭在我的背上，她们在我的耳边痛哭流泪。她们发出的声音那样大，就好像我听不见一样。也许是我精神恍惚，她们要求我精力集中。我也很奇怪自己，在这样悲痛的时刻我竟能注意到一些别的东西：一只绘有帆船的痰盂、几只东倒西歪的鞋子…紧闭的窗帘使房间里昏沉黑暗，阴影重重。后来我退回院子里，好让她们在里面穿衣裳。
我从妈妈那儿拿了钱，去菜场买肉。这么多的亲戚得吃饭，我为能在此时替家人分忧而感到高兴。一出小平房我感到好受多了，出了院门，出了巷口，我的感觉越来越好。多年来我还从未这么早地起过床，这么早地来到街上，干买菜、拿牛奶诸如这样的事。早晨本身也那样地新鲜，行人寥寥无几，店铺大都没有开门。就在我经过时有人哗啦一声卸下沉重的门板。我拿着一只翠绿色的塑料菜筐，脚下踩着潮湿的石子路，几乎要用少年时代的跑跳步奔驰起来。后来我想到：自己并非起得早，而是一夜未眠。我为自己的精力和清醒程度感到吃惊。
肉铺前尚无人排队，但已经开张了，我来得正是时候。我买了肉，将红白相间的一快放人绿色的菜筐。我注意到案板因常年剁肉而下陷，但被收拾得很干净。屠刀和肉斧明晃晃的，一点锈迹都没有，像展品一样排列在肉案上。卖肉的身着皮裙、护袖、白帽，身材高大而作风严谨，令人不由地信任。甚至铁钩上的两扇猪也单纯得可爱，白白胖胖的，准备好了任其宰割。
我没有立刻回家，故意在街头逗留了一会。我使用了临街的一处公用厕所。我将菜筐放在厕所的矮墙上，开始站着小便。越过矮墙我看见街景，车辆越来越多了。
我一面小便一面向外看，觉得视野非常开阔，一览无余又细致人微，就像戴了一副新眼镜一样。在这样的早上我们家死了一个人，虽然他是我的父亲，但与这个世界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想，与我的关系似乎也不是很大。
我被他们带去向爸爸的遗体告别。哥哥和我坐在一辆吉普的后排座位上，陪同我们前往的人叫田大重，此人在返城的知青中很有名气。此刻他表情肃穆，声音嘶哑，两只眼睛因哭泣或睡眠不足红肿着。老一辈作家中田大重很尊重爸爸。他和哥哥是同辈人，都在尝试写小说，哥哥对他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以致后来在回忆爸爸的文章中有三分之二的篇幅哥哥写的是田大重。他想借田大重的声望说明爸爸的重要。这样的方式属于一个二十三岁的人大概是很正常的。
我们被带往医院后面的一间平房，有人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门。田大重和穿白衣服的护士在外面等着，我随哥哥进到里面。平房高大空荡，是专门用来停放尸体的。
我记不清是否有其他的死人，我的注意力完全被爸爸吸引住了。他躺在一张装有滑轮的床上，从阴影中向我们移来。爸爸被一块白布彻底裹住了。他已没有呼吸的必要，这是我刚刚意识到的。哥哥上前解开爸爸头顶上白布挽成的结，他的面容就暴露出来了。他那样地瘦，头颅橡塑像一样地精巧，仿佛按比例缩减了。哥哥毛手毛脚地掀开白布的一瞬间，爸爸的嘴是张开的。我看见白布在离开爸爸面孔的时候微微受阻了一下，嘴角的一丝粘液被拉长，像透明的玻璃丝，随后被拉断了，白布被完全掀开。爸爸因常年吸烟牙缝里积满发黑的烟垢，看上去他一副毗牙咧嘴的模样。
与他愤怒的遗容相比，被尸布裹住的躯体相对太小了。爸爸就像一个婴儿，被裹在襁褓之中，不哭也不闹。哥哥命我退后一步，好腾出地方来向我们的爸爸鞠躬——否则我们的脑袋就会碰着爸爸的身体或在担架上磕破了。
“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哥哥喊着口令。我随之弯下腰去，但幅度有限。向死者鞠躬我这还是第一次（面对大人物的遗像除外），还得好好学习，重要的是需要克服心里某种别扭的东西。
爸爸被重新盖上了，哥哥照原样打了一个结。随后我们出来了，来到阳光里。
田大重被换进去，他向爸爸的遗体告别。
爸爸的面容是很耐看的，因为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胖子。他向来很瘦，颚部突出，颧骨高耸。爸爸的消瘦是因为生病，并非酒色所致。他的神情中毫无颓唐迷茫之色，有的只是苦难。肝癌晚期，他看上去已很苍老，比实际年纪至少大了二十岁（爸爸死于四十九岁）。大家开玩笑说妈妈看起来就像他的女儿。他们的意图显然不是针对爸爸不正常的衰老的，而是在恭维妈妈年轻。但实际上爸爸和妈妈相差只有一岁。
爸爸虽衰老瘦弱，远看就像一个骷髅，但他的脸上从没有眼袋、老人斑，顶上更是没有一丝白发。爸爸的脸上当然有皱纹，但不是细密浅显的那种。爸爸的皱纹不多，但极深，就像雕刻出来的那样坚定不移，绝不暧昧。尤其是他眉心的那道竖纹，如此深刻，常年不解。爸爸的模样不是忧愁软弱的，而是绝顶的愤怒、沉重和敏感。
田大重曾长时间地凝视爸爸的遗容。在爸爸去世前一个月，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也久久地端详着爸爸。她就是外公的妹妹，我们的姑奶奶。
姑奶奶是一个基督徒。她本人的生活历经不幸，但善良和平的心性始终不变。
解放后我们两家分属两个不同的阶级。我们是革命之家，是新社会的中坚和领导阶级，至少当家人是这样的。爸爸是中共党员、专业作家，他有义务带领自己的家庭追随社会的进步。姑奶奶一家则常年处于社会底层，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社会革命的对象。这样的两家人在长期的生活中难能可贵地一直保持来往。爸爸住院期间，经主治医生特许可适当配合中医治疗。妈妈拿了爸爸的病例去中草药医院开方抓药，因姑奶奶家靠得近，煎熬中药的事就由她代理了。姑奶奶每日两次为爸爸煎药，而后从瓦罐内泌出，过马路送往医院。爸爸喝药的时候她就远远地坐在一张凳子上看着。她的耐心无以伦比，直到看见爸爸将最后一口汤药喝完。
那时候来看望爸爸的人很多。爸爸靠在床头和他们说话。争论。那些来看望爸爸的人一定注意到了有一个老太太，总是默默地坐在一边满怀忧虑地看着爸爸。她的面容是善良而苦愁的，笑意中夹杂了一丝辛酸。她端详着爸爸，很久很久。不难想象姑奶奶曾向她的神为爸爸祈告。当然这些并不为爸爸所知。他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从不相信上帝，甚至与他（上帝）为敌，此刻正向虚无的深渊急速滑去。姑奶奶从无那样的奢望，在爸爸最虚弱的时刻改变他的信仰，把去“见马克思”的路途偷换成接受上帝的审判。她只是为爸爸祈祷，长久地、耐心地、无条件地，直到爸爸死后。我完全相信虔诚的姑奶奶会这样做。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姑奶奶在世的日子里，我们家一旦有事她总会前来帮忙。
她所做的不光是祈祷和说教，甚至她从来都没有那样明确地做过。她做的事再实际不过，为我们家帮的忙再实际不过。带孩子、做饭、处理丧事。据说哥哥和我出生时姑奶奶都来帮着料理。我们家的生与死总有她的出现。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注意到姑奶奶是基督徒这样一个事实。我开始学习基督的教诲恐怕和这也不无关系。在我理解的信徒生活中当然也包括了姑奶奶的形象。可我是一个革命者的儿子，血管里流淌着爸爸的血，他的愤怒、绝望和死亡是不容忽略的事实。也许我因此宁愿空缺、怀疑和拒绝。我不能因廉价的皈依而把爸爸抛弃在地狱里。
现在爸爸又变了一副容貌，供四大重以外更多的人瞻仰。在火葬场三号厅里单位出面举行了追悼仪式，爸爸依旧躺在担架上，那块覆盖着他的白布已被彻底揭去。
爸爸的周围簇拥着各色鲜花，其中大都是逼真的塑料制品。他衣冠齐备，双目紧闭，那顶深蓝色的呢帽从没有如此端正地戴在爸爸的头上过，虽是他的旧物，此刻看上去也变成异己的东西了。爸爸将随他的衣物一起燃烧，还有他鼻梁上的那副眼镜。
我们收集的骨灰中将包括所有的这些物质的残骸，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妥。难道爸爸所剩无几的骨头肌肉在他死后不也仅仅是物质吗？我们没有什么好计较的。当一个人已经死去，怎样处置他的身体都是一样的了。
他们给爸爸化了妆，以平息他愤怒的面容。他最后的精神标志被抹去，如此一来才获得了应有的平静。爸爸的嘴唇血红，两腮粉嫩，衣服上可能还洒了香水。他的容貌比任何时候都还要陌生和恐怖。众人对着它而不是爸爸拼命地失声痛哭。哭声震天动地，但秩序依旧井然。大家列队缓缓前行，绕灵床一周向爸爸的遗体告别。
哥哥和我一边一个架着妈妈，她哭得几乎休克过去。我们小声地告诉她谁来了谁来了。其间闪光灯直闪，哥哥的一个有专业技术的朋友摄下了这悲哀的一幕。
来人从大厅一直蔓延到院子里。花圈、挽帐也如此，多得无处可放。仪式结束后它们都将迅速撤去，三号厅当天还有六个追悼会要开。花圈将再次出租，派上用场。四盆塑料万年青则可以留在原地不动。与此同时一号厅、二号厅里热闹非常，三五个追悼会在火葬场的院子里同时并举是十分正当和必要的。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我们的确没有什么特别的荣耀可言，当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与众不同的悲哀，顶多是追悼会的场面稍大一些而已，来人数量稍多，收到的挽帐稍多。那天与别的追悼会相比，爸爸的追悼会肯定是最壮观的。
爸爸的老朋友们不为火葬场的黑烟所动，他们倒是担心起城市的环境污染来了。
几年后他们陆续退休，开始过上了晚年生活。他们开始修补自己的身体，有病治病，无病开始健身。他们起得那样早，去附近的公园里吐纳或做操，有的舞剑，有的跳舞，在重新组合的集体里再次找到了各自的位置。这里谁都不是领导，人际关系间没有利害可言。昔日的厅局级干部为自己能与民同乐而感到高兴，被领导者和过去的上司称兄道弟，再没有人会对他指手划脚了。政治安定，经济发展，他们赶上了大好时光。或者说现在的政治已不是他们的政治了，经济的迅猛增长也只关系到他们的晚辈。“瞧他们折腾的！”他们说，不无自豪的成分，同时也并不真以为然。
现在，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有自己，每年一度定期去医院体检，由于医疗设备的迅速更新，再棘手的病因都能及时发现。他们以捕捉任何微小的症状为乐。滥用青霉素的历史已经结束，粗陋残暴的医疗方式也已过时。他们主要的问题不再是肝。因为心平气顺，恼怒不生，肝脏的品质自然越来越好。他们的普遍问题是心。由于生活优裕，活得又长，心脏的负荷变大了。他们大都发了胖，大腹便便，腰间脂肪堆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