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操！怎么这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全一个德性，对外国人跟亲人似的，对自己人跟仇人一样。”张先生摇着头说。他的话有些偏激。
第二天天气不好，海上起了大浪。救生员操着不流利的英语解释说，大浪的时候，会把jellyfish（海蛰）吹到岸边，很危险。在他连比带画的解释下，jellyfish的恐怖形像已经在我们脑海里出现了：张牙舞爪，一沾到人身上就会像吸血鬼一样连皮带肉地把你扒光。吓得我们连滚带爬地逃回了酒店。翻开字典一查，原来jellyfish就是海蛰。咳，去南戴河游泳，谁还没有被海蛰蛰过的经历呀。
在张先生的鼓动下，我们租了一辆车去首都哈瓦那。租来的车就是一个“神龙-富康”，价钱却贵得吓人——二百美金一天。路上加了一次油，油价像天价。哈瓦那除了景点保留了古朴的西班牙完整的建筑外，其他地方都破破烂烂的，那种破不是历史沉积感的辉煌，而是一种破败，看了让人心酸。走在哈瓦那的街头，好像走在我小时候的北京。街上的公共汽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百姓商店的橱窗里挂了几条长裤，商品的品种还没有我们农村小店儿的多。满大街都是伸着手要钱的人，要不就是拎着花篮撅着嘴等着和你假装亲嘴儿照相的姑娘，一嘴儿一美元。上厕所外国人必须去饭店，小费按人头收。听说古巴人平均工资才二十美元一月，这看厕所的大姐一天少说也要收个几十美元，一定是古巴的大款了。没点硬关系，谁能在这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挖上这肥墙角儿。哈瓦那的街头，到处都是痛骂美帝国主义的标语：要古巴，不要美国。卡斯特罗的大头像像电影明星一样到处都是。他不用挥着手满大街为人民站岗，卡斯特罗在广告牌上向我们招手，卡斯特罗在明信片上向我们招手。看着他挥手的样子，就好像看着毛主席在亲切教导我们。哈瓦那的集市上，小商贩们频频向我们鞠躬致敬。在古巴人眼中，他们认为我们是日本人，古巴人的兄弟——中国人，应当和他们一样，只能待在国内，不能出去。
最后一天晚上，我们穿了正装去吃自助游里包括的需要穿正装的正餐。我们坐进了酒店的正餐厅，灯光很昏暗，餐厅很空旷，正前方放了一架音调不准的钢琴，有人在上面咚咚地弹着。看着我们进来，钢琴伴奏换了曲子，说是特地为我们而弹的，名字叫《这里来了中国人》。服务员说这顿正餐里将给我们上古巴最著名的大餐——虾汤。这道汤很贵，一般的古巴家庭是吃不起的。一会儿，服务员用托盘端来几碗用玻璃碗盛的浅褐色的水，
和我们在北京吃基围虾前的洗手盅一模一样。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是该洗手呢还是该喝呢。张太太发了话:“愣着干什么？一会儿不是要上虾吗？这就跟咱们一样，是洗手的水。”我们都不再怀疑，纷纷下手在里面涮了涮。服务员来的时候有些诧异，
张太太挥挥手，让他拿下去。喝了红酒，吃了正餐，发现那个著名的大菜还没有上。叫来服务员一问，服务员说：“上完了，你们又让我端下去了。”
飞回多伦多之前，我们把香皂、梳子统统留给了古巴人，还在房间里留了十美金的小费，树立一下富裕后的中国人民的大度形像，鼓励他们将与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古巴之行让我们去留中国的决定变得更加艰难，因为古巴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活生生地看到了一个改革开放后的生机勃勃的中国，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
50.小朱的出现
每个男人都想在年轻的时候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
小朱是向东的一个发小儿。
小朱在国内念的是社会音乐学院，专业上没什么见长，毕业后靠着家里的关系到了乐团就是混。混到乐团改革实行聘任制了，就混不下去了。他有个舅舅在加拿大，帮他申请了移民。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照顾艺术家，反正来了是自顾，用不着国家操心。
小朱来了后，以教学生为生，弹钢琴的走到哪里都不愁混饭吃。三十岁的他，没老婆没家，住在舅舅家。小朱自从来了加拿大就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上午喝茶看中文报纸，下午三点过开始教学生，一教教到十点多。在舅舅家看看转播的中国新闻，洗洗就睡了。第二天继续重复昨天，第三天继续重复今天。小朱的生活是密闭的，除了每星期循环地看那帮学生，基本和外界没有任何接触。日子过得跟洗手间里拧不紧的水龙头一样，明知是浪费，却又不能不眼睁睁地看着它流掉。
门铃一响，小朱一开门：“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刚教过你吗?”小朱对着抱着谱子的学生说。
“那是上星期，朱老师。”学生有礼貌地回答朱老师的问题。
小朱上课的时候，把一只小手表偷偷挂在谱台旁。他不敢明目张胆地看墙上的挂钟，那样会让家长看出他心不在焉。没有这些学生的捧场，哪来的银子。教学虽然令小朱厌烦，但毕竟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也不用早八晚五地出去工作。教学也不像It行业，一遇泡沫就完蛋。教音乐永远是为望子成龙的家长编织美梦的工作。学生学得好，那是老师教得好;学生学得不好，那是你孩子没天份。加拿大的孩子一般都会学一样乐器，学音乐有考级，就像考车一样，这次没过，加课也要继续考过。学上了就像进了一个山洞，只有熬到尽头才有出路。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小朱在教学的方法上没有什么改进，倒是总结出一套对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学生的看法。学生中数台湾学生最有礼貌，一进门就操着台湾普通话向老师鞠躬:老师好。走的时候再向老师鞠躬:谢谢老师。学生中最大方的是香港学生。在香港，学费比加拿大高很多，遇上节假日，还要给老师带薪休假。香港人有规矩，如果在餐馆里碰上老师，是要为老师买单的。所以小朱一去餐馆就四下里张望，看有没有他的学生。学生中最用功的要数大陆来的学生，六级刚颤悠地考过，就想下个月考八级。大陆家长课后不停地追问小朱，孩子有没有进步，教学好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大陆来的学生还有一个特点，家长喜欢砍价钱。老师，您便宜点吧，让我们舒服舒服。老师，要是我们一次交十次的钱，能不能免费送一次。小朱心想，教学又不是买菜，萝卜白菜哪家都是一样的。小朱在专业上虽然没有什么让人自豪的建树，可也是正经科班出身，本事是打小儿一日一日练出来的。一到有新学生来，他一听有砍价的就烦，他的牛脾气是死不降价，你爱学不学。
小朱和向东虽然都是学音乐的，可是性格却是大不一样。
小朱对艺术没有什么兴趣，从小就喜欢机械，可他妈却逼他练钢琴。当然，他妈的循循教导现在显灵了，小朱走到哪里都可以靠这个吃饭。多伦多在艺术家的眼中一直是文化的沙漠，
整齐得索然无味的街道和民宅在小朱的眼中却令他兴奋不已。他常常一边在高速路上开车，一边由衷地感慨：“看这笔直的马路，看这整齐的楼房，看这现代化的城市……我爱你，多拉（伦）多!”
小朱以前无比向往能早日过上退休生活，到一个清静的地方，没有领导的批评，没有人事的纷争，不用去团里排练，想几点起来都行……过了几年这样的生活，一想到三十刚出头的他就开始这样“安度晚年”了，心中不免有点害怕。
每个男人都想在年轻的时候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小朱和向东也不例外。两个人一碰到一起就开始探讨能在加拿大干点什么。
51.国际音乐夏令营
生命的意义有时候在于不断地奔涌向前……
小朱的理想是开一家Dollar
Mart(一元店)，让向东管钱，他负责上货。小朱想做点事，但不喜欢动脑筋。他喜欢汗流浃背地干活儿，然后大口大口地喝酒，大口大口地吃肉，他觉得这样才是痛快的人生。可是开Dollar
Mart需要押一笔资金，无论小朱还是我们都拿不出这个钱。小朱认识一个刚从国内移民过来的富婆，和人家一谈，富婆嫌生意太小，不屑一顾。小朱的理想就这样被搁浅了。
两个人又商量着做些批发生意。批什么呢?批鞋吧。中国的鞋多便宜，投资又小。小朱托朋友在广州一带采购了一批鞋，求朋友肩背手扛地带了回来。出去一推销才发现，这小买卖进入市场容易，所以想搞点小生意的中国人都在做这些低成本的生意。你觉得你进的便宜，那些温州人卖的比你还便宜。如今，我们家的地下室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鞋，皮鞋的油味儿熏得脑仁儿直疼，只好由我白天上班没事时在加国无忧网上一双一双地卖，剩下的有朋友帮衬着原价买了去才算处理干净。
后来小朱和向东又做了些事，卖过假发，无奈电视广告上正热播着生发的新突破而没有成功。也想过整个冰糖葫芦连锁，像Bubble
tease(珍珠奶茶连锁)一样占领多伦多市场。无奈冰糖好找，可山楂难弄，这个天才的想法无法在多伦多继续。
试过了许多事后，小朱和向东开始反思。看上去雕虫小技的小生意，到了手中就没了出路。做生意看来是需要才华的，酱油铺再小，也不是人人都能开好的。两个人不甘心，思忖过来，思忖过去，发现一开始的思路就有问题。人去干自己不熟悉的事，就等于冒了双倍的风险，倒不如立足于自己的专业做点事。
这个想法是他们从一次倒手马尾巴的小生意中发现的。这马尾巴是制作提琴弓子不可缺少的材料，必须从成年公马没有被尿水浸泡的马尾中精心筛选出来，而中国的蒙古马的马尾巴是上乘的选料。向东多年拉琴，对马尾巴的品质和进货渠道都很熟悉，很快就以质优价廉的马尾巴占领了多伦多和渥太华的市场。其实，马尾巴的市场并不大，一公斤马尾巴能做出很多把弓子，但马尾巴的功能启发了小朱和向东。
小朱和向东决定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北京策划一次“国际音乐夏令营”。毕竟他们来了许多年，背靠着两种文化，这就是优势。况且，向东有同学在美国的曼哈顿音乐学院，邀请教授和组织生源都不成问题。加拿大也有很大的夏令营市场，欧洲，北美都办俗了，古老的东方倒是很有吸引力的。
生命的意义有时候在于不断地奔涌向前。小朱和向东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投入到他们一天前才开辟出来的“新”事业中。两个人除了教学，平日里都没有了人影。吃饭也不按时回家，四处奔忙，联系多伦多所有的音乐学校，老师和朋友，了解加拿大夏令营的经验，收集信息，注册公司……深夜回来，两个人仍然精神抖擞，眼冒慧光地讨论着下一步的方案。
他们很快在北京找到了一所大学合作夏令营。对方负责提供场地、住宿、交通和饮食。小朱和向东负责安排美国的教授，招收国外和国内的学生。一切都进行得超乎寻常的顺利。宣传册印出来了，别致而富有创意;网站建立起来了，中英文对照的，透着国际气息;美国的老师都邀请好了，钱多钱少不在乎，能免费去趟中国谁都高兴。
一切准备就绪，小朱和向东买了飞机票飞回北京“视察”各项具体工作。到了北京，才发现，事情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简单。合作学校的校长在电话上答应得好听，自己却留了个心眼儿，一看这项目不错，悄不声地打着小朱和向东公司的牌子，喊着中加联合举办的口号自己招上生了。更绝的是，他们发表了声明，做了公证，此次活动的版权和所得利益全部归学校所有。小朱和向东在加拿大待了几年，思维模式上多多少少受到西方社会的影响，做事按规矩，讲信用。他们没有想到学校在他们照着加拿大的做法写策划书、准备合同和文件的时候已经把他们给甩了。
气愤的小朱和向东就去找校长理论。校长明知理亏，支支吾吾地推说是副校长出的主意。副校长又推说是主任自行决定的，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当初签订的意向合同就是一张废纸，谁让你们在国外，没人盯着，不知道在中国最不值钱的就是想法吗？就用了你们的想法，你们能怎么着?
中国的市场蕴藏着多少可能性的宝藏，也隐藏着多少旋涡。中国的经济是在一夜春风后遍地梨花了，可人们的意识还停留在人情上。生搬硬套美国加拿大的模式到中国来办活动还真行不通，光是上上下下疏通关系就得费不少精力。每个人都因为自己手中有那么小小的一点权力，就恨不得在你过路时掐死你。
两个人是赌气也要将夏令营进行到底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学生都报名了，大师级教授就等着到北京来做足底按摩了，中国人对中国人不讲信用，不能把这恶名带到国外。把资料和思路整理了一下，小朱和向东重新联系了合作的学校，只是这次大事小事都要亲自操作，大到教授国际学生的签证办理，小到夏令营的一日三餐。当这两个三十而立的男人投入到他们所喜欢的事业中，他们的激情和着他们的才华顷刻间都释放了出来。他们干得那么专注，那么忘情，那么无私地忙着每一个细节。
坐在地球的这一端，他们的白天，我的黑夜。我的心一直忐忑不安。我担心垫出的钱有去无回，我担心夏令营出乱子……
七月份是北京最炎热的月份。“国际音乐夏令营”如期开幕了。真假中加合作夏令营同时在北京的桑拿天中拉开帷幕。所不同的是，小朱和向东的夏令营中是真的美国大师级教授，来自于美国加拿大的学生也是货真价实的。他们和中国的学音乐的孩子们欢聚一堂，聆听大师的指导，通过演出切磋技艺，了解中国文化。而另一边的国际夏令营中，教授是从在北京学习的外国人中找来凑数的，中国的学生都是冲着和国际学生交流来的，来了才发现，所谓的国际学生不过就是从香港和澳门来顺便旅游的港澳同胞。
时势真是造英雄，磨炼对于人，对于男人总是有好处的。向东以前是个沉默的男孩，有几分帅气，也有几分学生般的腼腆。现在的向东，神气地在中央台的采访节目中介绍着夏令营的活动。他现在谈什么都是口若悬河，东方的，西方的，引经据典。反正大多数国门里的人不知道国门外的事，他随便说点什么就很吸引人。而国门外的人在外面待久了，也竖起耳朵想打听国门内的事。
52.一路告别
张太太无论来了多少年，也还是那种只在中国人群中生活的北京女人，张不开口讲英语，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都保留着北京的生活痕迹，抹也抹不去的。
有些事回过头想想，不免让人感到好笑。正如当初来之前一个月内吃了三回告别宴席一样，如今，我又以同样的密度凑了三四个份子来欢送当年来这里的同事回流。
一如当年他们出来时的样子，我的同事们同样是带着饱满的热情和兴奋离开多伦多的。他们的脸上写着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爽朗的笑声根本听不出他们是将要重新回到那个被称作第三世界的国家。
有的人回了原公司继续从前的职位，出来了一圈，对工作和工作的性质有了崭新的认识。每天来上班，是为了挣钱，也是为了fun(快乐)。和同事聊聊天，分享一下对政治的看法，拿某个同事打打趣，一天就算过去了。人总是很贪婪，有了什么就不满足什么，等到失去的时候又开始留恋。有的人很幸运，谋了份能促进中加贸易的差事回去大展宏图。这么些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人长了教训，在这“海归”都变成了“海待”的年代，没有人再愿意去仔细琢磨未来，先占个位子再说，走一步算一步吧。更有人玩了一把潇洒，从多伦多一路开车到了温哥华，一路的观光后，卖了车，搭上飞机回国了，从此给自己的移民之旅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一个又一个地送走了当年出去时令我所羡慕的同志们。回到家中，不免有些郁闷。当年他们雄心勃勃地来这里的时候，我还在国内焦急地申请移民呢。如今我来了，也留下了，他们却一个又一个地都回去了，好像足球比赛，上半场结束，下半场换场地了。
正想着，听见门铃响，来人是张太太，大包小包地拎着些杂物。
张太太脸色不好，双颊新添了很多褐色的雀斑。张太太无论来了多少年，也还是那种只在中国人群中生活的北京女人，张不开口讲英文，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都保留着北京的生活痕迹，抹不去的。
“宁宁，给你拿来些东西，你留着用吧。我已经退房了，没到租约的期限，房东都是大好人，你看能不能帮忙给问问谁想续租。”
“你买房了?”我问。
“不是，我要，回流了。”
“住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要回去了?”我无法容忍张太太也这样轻率说回流。这些年，张太太在这里已经等同我的亲人，她在电话里说个没完没了的时候我就烦，一段时间没了她的消息我又想，大事小事我们愿意一起商量，出门玩耍我是她的翻译。她突然说要走，我真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回去了，彻底回去了，一家人还是应当在一起，不在一起早晚是要出事的。”张太太无奈地说。
我没有追问张太太究竟发生了什么。 她有所指的话让我想起了在北京时和张先生的邂逅。
一日晚间，我和库切尔去星期五餐厅吃西餐。落座的时候，我不小心碰了身后的客人，急忙起来道歉。那客人一扭头，竟是张先生。张先生那天穿得青春，白色的名牌t恤，米色的休闲裤。小桌的对面坐着一个年轻的姑娘，那姑娘的眼影儿是夸张的金红色，像孙悟空，在昏暗中闪闪发光，所以给我的印像特别深刻。张先生在北京见到一个和他，特别是和他太太有着密切来往的人突然出现在面前时，激动得不是站起来的，而是腾空跃起的，慌乱中将桌上的一杯“夏威夷之恋”扫到了地上，“啪”的一声，红红绿绿的小旗子和柠檬片被奶昔淹没在刨冰山中。“我的天啊，我当谁呢？你怎么在这里，我还以为见鬼了呢。噢，这……这是……这是我妹妹，一起吃个饭。”星期五餐厅并不热，张先生一边指着那姑娘，一边擦着脑门上的汗。
那姑娘眨了眨火眼金睛的双眼皮和我打了个招呼，
然后转头直愣愣地看着张先生，黑眼珠都抛给了张先生，白眼球全部留给了我。早就听说张先生的家是个大家族，没想到张先生这把年纪还有这么小的妹妹。张先生有些局促不安，服务员刚上的菜还没动呢就赶着结账要走。张先生离去之际又和我唠叨了几句，那“孙悟空”妹妹在一旁等得不耐烦，过来催张先生快走，我分明看到那“孙悟空”水葱一样的十指从张先生的下巴轻轻划过，很亲密的样子。
看着张太太憔悴的脸，我断言她突然的离去一定与那个“孙悟空”妹妹有关系．
果然不出所料，平静后张太太告诉了我她的发现。
前段时间她回北京小住了两星期。自己的家还是不一样，一切都是那样熟悉和亲切，衣橱里的衣服散发着樟脑丸的味道，以前穿的鞋一双双整齐地码在鞋架上。张太太翻出鞋来保养，一双双鞋讲述着她在北京度过的岁月:布鞋还是早年发迹前在王府井买的，那时的张先生总是用自行车驮着她在胡同里转来转去;那镶着金线的高跟鞋是张先生托人从意大利带回来的，花了两千多，当时还舍不得穿，几年后就过了时，成了收藏品……咦，这双鞋怎么想不出是什么时候买的。一双陌生的高跟鞋映入她的眼帘，尖得像锥子一样的鞋头一看就不是她这个年纪的人的风格，再一试，瘦小得根本伸不进她发福的胖脚。张太太还没有为这双鞋寻到借口，整理没带走的冬季衣服时，一掏呢子外套的兜，又掏出只荧光色的口红。接着，床下的灰尘中她又发现了一双泛着淡淡酸臭味儿的连裤丝袜，床头柜的深处又翻出了一只hello
Kitty的卡子。女人的嗅觉在此时比猎犬还要灵， 她立时闻出了这个房间中异样的味道。
张太太并没有和张先生说，她是个精明的女人。她知道这层薄纸一揭开，她的婚姻就完了。她了解张先生这个人，他有责任感，
一般不会出轨，但只要有人往上扑，张先生也绝不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再说，这两年客观环境的变化，为了孩子，人到中年的张先生一个人生活在北京也是说不出的孤独。张太太是打心眼里可以原谅张先生的。没关系，只要她回去了，热乎的饭一端，身前身后的一转悠，男人的心就回来了。女人到了她这个年纪，就算有天大的事发生，她也要死咬着这个家不放。
“那你女儿怎么吧？眼看就要上大学了。”
“我给她办了私立寄宿学校，就是贵点，但管理严格。拜托你们有时间去看看她。当然，我们一有时间就会回来看她的，她寒暑假也会回去。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这就走了，你们多保重，常联系。”张太太说。
星期一的早上，上班的路上顺路送走了张太太。候机的人群中，又看到了当年肖梅结婚时共用婚纱的那个女孩儿。她说当年真不该穿别人穿过的旧婚纱，沾了晦气。她和男友那么多年都等过来了，好不容易结了婚，却发现两个人像陌生人一样生疏了。她一直没工作，就靠老公养活，没有感情又没有经济能力的日子就像蹲监狱。她身份也拿了，婚也离了，实在想不出还能在这里盼什么了。一拍屁股，回国了。
53.没有尾声
这个人来了，那个人走了……移民永远是一个进退的抉择，是对幸福的判断，迈出去也许就是成功，也许就是失败。新移民的生活永远都是省略号，永远没有句号。
再美的花，没有结果也只能是昙花一现；一个故事没有结尾， 那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生活如果没有尾声，那就说明还在继续。
一翻日历牌，已经八月了。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夏天，还没有暖和过来，眼看秋天的凉意就要来了。北京联系的大学一直催我回去“献身”，否则就请我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把机会让给其他海归的同志。向东的音乐夏令营已经落下帷幕，鲜花，掌声，渐渐远去，要等到下一年才能再度辉煌。至于这一年他除了教学还不知道干点什么来等待下一次的辉煌。
向东刚从北京回来时比较兴奋。他亲眼目睹了北京这几年飞速的变化，一个地方一个月不去，准保起一个楼，连他这个老北京不打出租车都迷路。尽管下岗工人一批又一批，可餐馆里人们还是杯盘狼籍，推杯换盏，好像北京人都不做饭一样。中国有太多的机会让人们忙碌地奔走着，想像力和创造力被激活，人们不停地往前冲。
朋友和过去的同事一个接一个地回流了，尽管看不清回国的生活是好是坏，但更换一个城市，是逃离找不到生活坐标的人的救命稻草。如今的向东和我，简直就是“祥林嫂”的亲戚，每天喋喋不休地在“回去”还是“留下”的讨论中陷入僵局。一会儿眼前是国内奋斗的激动场面，一会儿又是加拿大不要钱的图书馆;
一会儿流着口水思念着沸腾鱼乡的香辣蟹，一会儿又舍不得Sunnybrook（桑尼布鲁克）公园里阳光下的草坪。
电话铃响了。
Bank of
Montreal(蒙特利尔银行)打来电话，通知我们的GIC定期存款已经到期。这GIC定期的利息远远不如股票和证券，但存它就图个踏实。想想这几年在加拿大的生活就好像这GIC定期存款，别指望它大涨，但也绝不会大跌，让人太失望。
打开电视，新闻正在播放又一华人新移民因无法承受在加拿大失业的压力而自杀的新闻。这几年，这样的新闻我们都听惯了，除了死法各有高低，死的理由基本都一样。
移民的路上，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尽相同。有的人天生就是一只苍鹰，飞出笼子摆脱束缚，寻找自由是他的使命。大山大海是他的乐园，饥一顿饱一顿他不在乎，纵然从悬崖坠落，摔得粉身碎骨也义无反顾。而有的人是一只金丝雀，蹲在笼中是他最好的选择，衣食无忧，风雨有遮，享受主人的宠爱也挺好。若是苍鹰和金丝雀换了位置，两个都必死无疑。最惨的就是像向东和我这样的人，既没有苍鹰的勇敢，也没有金丝雀的好命。我不喜欢加拿大安静的生活，却也不满足就回去就当个老师的下场。向东厌烦教学的退休生活，除了音乐节他也不知道回去干什么。
在移民的过程中，有人很幸运，有人很倒霉；有人先苦后甜，有人先甜后苦；有人能坚持住，有人打退堂鼓；有人在创造新的历史，有人在混生活。面对新环境所带来的文化和意识上的冲击和冲突，有人选择了消失，有人选择了坚强面对。消失需要足够的勇气，面对也需要勇气。中国人是个能吃苦的民族，能吃苦并不等于善于承受现实的压力。我记得向东刚来的时候，到处跑着考乐团，他说有很多人的水平差得根本够不上乐队水平，考完了考官一通奚落，人家琴一收，和大家乐着打着招呼就走了。我Sheridan艺术学院的同学，把我视为成功的女性，因为他们毕业后就没几个找到正经工作的，不是在洗衣店做叠衣服的伙计，就是在酒吧做侍应生。更有甚者，我的一个同学好好的办公室白领不当，辞了工作去当压马路的工人，他喜欢工作在自然中，不喜欢成天工作在电脑前，人家根本不在乎什么白领不白领的。
关了电视，实在不想看这些令人不高兴的东西。于是话题又自然地转向去留的讨论。于是开始为自己找借口，
要是现在国内突然来个好机会，立刻回去。心里明知道康师傅方便面不会从天而降，却偏要发这个跟放屁没两样的誓言。我日日企盼着也许公司会有变化，派我回去工作，做个首代，这是多少人都盼望的大好事。等过了春天，等过了夏天，陷儿饼没有掉下来，公司却传来将要被其他公司并购的消息。一时间，谣言四起，无论哪种下场，公司都会裁员。于是马上和向东赶着去洗了牙，又用保险配了副备用的眼镜，随时准备着自己的名字出现在lay
off（裁员）的名单上。
要真是被lay off了倒也好，失业金一拿，度个假，收拾收拾回流了。可公司偏偏不lay off我们这些人拿钱少，胆子小，干活还多的人。
天晚了， 城市的夜闪烁起金灿灿的灯光。对于去留问题的讨论在向东和我之间继续着，在一扇扇亮着灯光的中国移民的小窗户中继续着。
这个人来了，那个人走了……移民永远是一个进退的抉择，是对幸福的判断，迈出去也许就是成功，也许就是失败。新移民的生活永远都是省略号，永远没有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