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碰到最有趣的谈论华为公司（以下简称华为）的情形，是在从深圳机场开往我家的出租车上。那个司机得意洋洋地对我说：“你知道华为为什么牛吗？”我说不知道。“那你想想为什么高速路上有一个华为出口？你知道梅观高速有个华为出口吧？”“知道。那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你以为随便一个私人企业就能在高速搞个出口？你听说过华为的老板‘应正飞’吧，人家是……”
到下车时我也没从他嘴里捞出华为为什么那么牛的所以然，我开心地和司机说了再见。有一阵子，我老在不同场合听别人很知情似的谈论华为，每一次我都很开心，我喜欢人人都谈论华为。我喜欢人人胡诌海侃华为，越离奇，我心中越有谱。
我在华为工作十余年，除了见识过一位让我耳目一新的新型企业家之外，别无所获，说起来也惭愧。但是，在离开这家被不少人誉为中国最好的公司之前，我产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愿望：写一本关于华为的书。
华为现在搞得很有名似的，同学、朋友、亲戚、老乡，几乎人人都知道它。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当他们向我问起华为，我总是说华为很好、老板很厉害，如此等等。辞职后，当我拿出白纸，准备拟一个写作提纲时，我不禁陷入沉思：当人人谈论华为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该谈论些什么？
越是有名、知道的人越多的事情，谈起来就越难。必须挖空心思讲点八卦、奇闻逸事，才能博得一点儿掌声。但这不会是我的方式。
我所知道的对一家赫赫有名的大公司进行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的，是伟大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他曾经受邀到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作了两年研究，完全按他自己的思路去研究，去看他想看的资料，采访他想访谈的人，写他想写的内容。德鲁克根据他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观察、思考所得，出版了一本名叫《公司的概念》的书。这本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书中的观点却完全不被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历史上最伟大的经理人阿尔弗雷德·斯隆所接受，虽然正是他让德鲁克随心所欲地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作研究。据说，这书后来长期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遭到排斥、抵制。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陷入绝境，这家现代企业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巨型公司，终于褪尽了最后一丝伟大、传奇的色彩，进入破产保护程序，让人欷歔不已。德鲁克没有看到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这一幕，然而他肯定知道它走到这一步的原因。在他去世前一年回答记者“如果有机会重来，最希望做什么一直没有机会做的事”的问题的时候，这位被尊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老人说：“我本来可以多写几本书，如果写出来，会比我已经写的要好得多。我最好的一部著作本应该是《管理无知》（Managing Ignorance），可惜我一直没有写。”无知与傲慢，正是我们在绝大部分倒下去的企业和企业家身上所看到的共性。
在华为的经历，则让我体会到了另一种更普遍的“无知”：我们头脑中对企业和企业家的了解，几乎全是由误解、误读、偏见、先入为主积累而成的模糊不凿的印象，我们对于真正的企业家所知真的是甚少。因此，自从有了写作关于华为的书的想法后，我就把上学期间买的《公司的概念》从尘封的书柜中取了出来，拂去上面的灰尘—倒不是为了仔仔细细地去重读，而是把它放在案头，以激励、提醒自己好好地写。一不要轻易浪费华为公司诸多宝贵的经验素材，二不要按似乎约定俗成的关于企业和企业家的“常识”去理解企业和企业家。
那时候，我就有一种直觉，认为华为公司的成功经验和华为老板任正非的经营之道，值得、足够写出一本管理经典。经过一番思索，我觉得写华为要写成经典有三种现成的可供借鉴的完美方式。德鲁克的《公司的概念》自然是首选的借鉴对象，这是专家作为旁观者对公司进行学术研究的方式。以它为榜样，可以从华为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公司的定义这个角度去写，书名可以定为《中国公司的概念》。这个角度，学术价值大，应该说很值得一写。
第二个可以借鉴的，是汤姆·彼得斯的《追求卓越》。《追求卓越》是20世纪80年代风靡全球的企业管理经典之作，曾在美国商界、企业界乃至一般民众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人们为其深邃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见解而折服。传统企业家甚至对他产生惊恐之感，说他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场‘噩梦’。当然，更多的人开始接受并实践他的观点，在企业界发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受此启发，我不免去想：中国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似乎到了一个转折点，因此一场翻天覆地的企业革命，对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经济和商界来说，恰似一场及时雨。如果我能够通过分析华为成功的案例，总结出成功高科技企业的八大经验、十大要点，为中国企业树立一个“创新”的标杆形象，确实也是很好的角度。
在《追求卓越》一书中，“汤姆·彼得斯和合作者对当时经营良好的43家美国公司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从中总结出了几条最佳管理实践，书出版后非常受欢迎，是第一本成为畅销书的管理学著作。”从出版的角度看，借鉴这本书应该是不错的，书名可以叫《中国人也追求卓越》，当然为了更显本土化，用《华为为什么牛》也行。只是有一个问题让我稍感不爽：书中所列举的很多所谓优秀公司，包括华裔企业家创办的王安电脑公司，在书出版后没几年就衰败了，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计算机产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同时网络革命爆发，在商界叱咤风云的完全是另一类型的企业，它们的出现几乎视《追求卓越》为无物，让书中所总结的美国公司成功的经验一下子就显得格外具有讽刺性。汤姆·彼得斯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其后所出版的书中，几乎完全否定了《追求卓越》的观点甚至研究方法，转而提倡激进的具破坏力的管理风格，在语言上也多采用格言警句式的表达。
虽然《追求卓越》一书挑选的代表性企业很多走向了衰败、风光不再，让我借鉴这本书的意愿打了折扣，但仔细想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企业在全球和美国市场咄咄逼人的态势，几乎令美国企业界对自己的竞争力和管理水平失去了信心，只能看着日本企业在本该属于自己的市场攻城略地、长驱直入而束手无策。《追求卓越》的横空出世，道出了美国企业最优秀代表的管理精髓，原来一点儿也不输于日本企业，让美国企业界和普通大众的信心大增。很快，一进入90年代，美国企业就扭转了颓势，而日本企业反而陷入了泥沼。别的不说，起码《追求卓越》成了“美国企业很有竞争力”的宣言，哪怕只起到了这个作用，《追求卓越》也是功德无量。难道我们中国企业界不也是需要知道我们也有卓越如华为这样的公司吗？
第三种创造经典的方式，是缔造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传奇、在20世纪享有盛名的企业家阿尔弗雷德·斯隆的方式。他采用的是一种自传式写作，书名叫做《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他之所以写这本书，很可能是为了抵消、回击他所不喜欢的德鲁克那本《公司的概念》一书的观念。《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也是管理学名著，其价值和地位，与通用汽车这家美国最具代表性的企业之一、斯隆这位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经理人之一的地位，是相称的。人、书、公司，多么完美的三位一体！是否每一位伟大的企业家，都需要、配得上这样一种三位一体，我不得而知。我只是想当然地以为，关于企业管理的书，这种由企业最高管理者以自传的方式写出来的，很可能是最好的，是最真切、最能揭示企业发展之圭臬的，也是最有卖点和说服力的。如果华为的创始人去写一本类似的自传，如《我在华为的日子》，可以想见，这样一本书真的出现在书店，会有多轰动、多畅销。
用以上三种方式去写华为，不管是史料价值还是实践借鉴意义，应该都是中国企业界所需要的。不过对我来说，首先要排除自传这种方式—从心里讲，我倒是最向往、认可自传性写作，可惜我在华为一无所获，自传不出什么名堂，何况我还不是老板—这种方式的作者只能是任正非。只是—据我推测—写自传对低调的任正非来说，是不可能的（想来这也只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站不住脚的原因，或许只不过是我们这些自以为有点了解任正非的人的臆测）。
任正非不写自传，就意味着华为发展的终极秘密将得不到第一手揭示，这有点儿可惜。而且，这也让那种标榜客观性的写作，失去了终极校准。因为任何号称对华为的客观描述都不及任正非自己直陈华为发展过程中的所思所为来得准确、深刻。不过这也提醒了我，应尽量从任正非的角度去写华为，而不是从华为的角度去写华为。
不管怎样，我能借鉴的只是旁观者写企业的方式—写《公司的概念》的方式或写《追求卓越》的方式，当然我也可以尝试将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从我的主观能动性来讲，写作这本书，我希望告诉中国企业界的是，中国也有了卓越的公司，中国公司的概念也到了重新定义的时候，以及更关键的—中国本土也能滋生出伟大的企业家。任正非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向中国企业界、中国企业家或创业者传达了一个声音，即通过自身的持续努力，中国企业有可能屹立在世界企业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