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看法，那就是：虽然三中全会是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央工作会议，它们是两个会议，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由于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得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在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同时纪念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委员会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章程中的地位不同。对许多重大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无权做出正式决议，必须召开全会才能使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各种主张正式成为全党遵循的决议。因此我们今天使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说法。但是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即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在会上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担了责任。改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单也已经准备好了，在中央工作会议到会者中取得共识。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格是很高的，不但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五位常委)全部到会，而且在十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资格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会的45.4％的人，也参加了这个会。加上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即现在所说的“三副两高”中的党员，有中央军委常委，有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中央直属机关、各中央国家机关、各军委直属机关、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许多重要问题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取得共识，也就意味着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取得了共识。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把原先没有通知到会的中委、候补中委通知到会，就成了中央全会了。
我了解这次全会。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我也参加过多次讨论。在讨论历史问题决议草稿有关三中全会那段文字时也逐字逐句注意过，认为文中所作的论述除个别的字句外，完全符合这次中央全会会议之前、会议期间和会议之后的事实。自从这次全会开过到今天，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人们正在对这次会议进行纪念。当我们用这20多年我国的社会实践去检验这个会议时，我认为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上述评价毫不过高，只有不足之处。这是因为在这20多年中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由于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的进步，是起草这个决议文件时所想象不到的。这次全会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其伟大。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及历史意义做出了明确的叙述。下面是决议中的这部分文字：
在这里我先把这个关于两个会议相互关系的看法写下来。下面我用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说明这一点。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这两个会议，三中全会开得很短，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长，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为三中全会的7倍。但是三中全会是正式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只是起为三中全会作好充分准备的作用。既然三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准备好了，我们就一定要充分重视中央工作会议的作用。中央工作会议是值得纪念的，但不必也不应单独纪念，只要我们认识到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把纪念中央工作会议包括在内就可以了。
在这个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会前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为期36天。
“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
1978年的秋冬之交，中国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需要在党的高层开展一次大讨论。胡耀邦说：提理论问题要有勇气；邓小平说：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会失去原则，我主张中央开一个会，如叶帅说的，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
《公报》和《邓小平文选》注释中指出的“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两个问题今天可能许多人不那么了解它的具体内涵。我从头到尾出席了这个中央工作会议，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也非正式地列席了。我认为应该根据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实，把这两点讲明白，或者说对这两点作一个很长的“注脚”。我觉得这是作为历史见证人的我应尽的一个责任。
在这个中央工作会议12月13日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当时他的职务是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做了一个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文选》收入这篇讲话时做了一个注释：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着重追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为什么我想做这件事呢？请同志们看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这个《公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文件。《公报》一开头在叙述了这次全会的出席者和主持者之后，紧接着专门写了一个自然段，只有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