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是早年为党为国捐躯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西北人民爱戴的领袖。本文浅论他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过程中的统一战线思想。
一、在创建西北红军中创造性地发挥了统一战线工作政策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1931年后，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下，在陕北游击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块较早的革命根据地，后来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唯一没有丧失的根据地，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要创建根据地，必须要建立党的组织和革命武装。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创建的西北红军，就是在陕北地区党组织建立之后以游击队为基础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
早在大革命时期，刘志丹就被派到冯玉祥部队工作，接触了社会各方面的人士。实践使他认识到：“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他认为革命要胜利，没有革命的武装是不行的。因而，他以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为基础，在群众斗争中组织赤卫军，再编成游击队，再提升为工农红军。那么，当时的兵源从何而来呢？刘志丹结合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除组织基本群众参加革命武装外，还利用各种渠道来发展革命武装，一是自己长期从事兵运工作，从国民党部队中拉出一部分实行起义；二是收编民团及当时所谓的“土匪”，加以改造成为游击队；三是利用民间哥老会组织来发展自己的革命武装。上述这些工作都具有鲜明的统一战线思想，就是要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他正是这样使西北红军得到扩大和发展。
1928年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回到陕北。当时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他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和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开展兵运工作的决议，号召共产党员到兵营中去，争取群众，准备起义。当时，组织委派刘志丹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后主持特委工作），领导陕北地区的兵运工作。他动员党团员和革命青年打入军阀部队，争取士兵群众，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争取掌握兵权。他的主张曾遭到当时特委书记的反对，但他反复阐明自己的观点，批评了这种“左”倾思想，在特委多数委员的支持下，作出开展兵运工作的正确决定。从1929年秋到1930年秋，刘志丹组织动员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先后打人陕北高志清、杨庚武，甘肃谭世霖，宁夏苏雨生等军阀部队以及黄龙山“山大王”郭宝珊的队伍中，曾取得营长、团长、旅长的合法身份，发展党团员。如他在旧军队中培养的韩练成、牛化东，后来分别成为人民军队中的中将、少将。刘保堂旅长成为红军的忠实朋友。虽然也有过许多失败，而最终为革命积蓄了力量，为以后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9年秋，刘志丹回到保安（今志丹县），在总结渭华暴动失败的教训时说：“没有坚强的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单纯的军事行动是一定不会胜利的。”他指出：“保安在陕甘两省的边界上，地方偏僻，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加以我们的社会关系多，地理又熟，这是开展工作的顺利条件，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发展地方的党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同时采取合法斗争的形式，夺取地方反动武装（民团），作为将来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依照这个方针，他领导保安党团员向保安各阶层人士做统战工作，利用合法的选举程序，当选为保安县民团团总。把这支民团改造成革命力量后，又团结保安县长，保持中立。他率领民团在陕甘边境地区消灭了几股反动民团，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在此期间，刘志丹还收编了活动在陕甘边境的“非法武装”赵二娃（赵连璧）、贾生财、杨培盛等部，改造为游击队，终于组建成了一支独立的革命武装队伍——南梁游击队。1931年10月20日，南梁游击队与晋西游击队（此时改为陕北支队）在南梁会合。后来这些游击队发展成为西北红军。当时，有些人不理解，问他：“你搞土匪的队伍，他们纪律不好，怎么能行？”他说：“河里打起坝了，没有鳖走的路啦！土匪军队中有的是基本群众一一贫农。”他坚决相信党可以改造好这些人。实践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许多当时所谓的“土匪”后来大都成为革命的骨干或领导人。如黄龙山的“山大王”郭宝珊，参加红军后英勇作战，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军衔。
当时陕甘宁地区的哥老会势力也很大，活动面广，其成员大多是劳苦群众，多是为了保护生命财产而加入。刘志丹便对其采取争取、改造、团结的方针。1930年春，他在保安县（今志丹县）永宁乡的王庄，由码头山龙头大爷马海旺等人介绍加入了哥老会，号称“西北堂刘大爷”。他利用大爷身份，先争取大爷伙，后争取兄弟伙，教育他们走革命道路。由于刘志丹的崇高威望，在他的影响下，陕甘宁地区的哥老会积极拥护共产党的主张，踊跃参加革命。保安县的哥老会大爷马锡五，1930年春就带数百成员参加了革命；1936年马锡五当了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子长县哥老会的龙头大爷李仲英率部参加革命，1936年当了红二十九军军长。甘肃省华池县哥老会的大爷郑海旺跟随红军，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有的哥老会成员在刘志丹创建革命武装力量时，主动捐献枪支弹药，筹粮筹款；有的动员兄弟伙参加红军游击队；有的养护红军伤病员，给红军通风报信，当侦察人员等。保安县苍沟村哥老会大爷马海旺家，一度曾是刘志丹的兵站，马海旺后来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成为延安成立的全国进步哥老会组织的副主任。
由于刘志丹的影响和努力工作，使得哥老会的兄弟伙们对陕甘宁地区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在向全国哥老会发出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的宣言》中高度赞扬说：“刘志丹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
二、创建西北根据地过程中科学地体现了统一战线思想原则
刘志丹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想法产生较早。1928年秋，回到陕北后他就曾有在陕甘边搞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他认为这一带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沿着桥山山脉，地形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又是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革命武装容易存在和发展。他懂得，革命武装歼灭敌人，摧毁反动政权，就是为了建立革命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才能领导人民从事各种建设。所以，他反复讲过：“搞革命武装要有根据地，应该有个立足点和活动地盘，没有地盘是不行的。”
那么，怎样建立并将根据地建在哪里更为合适呢？刘志丹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探索出一套比较成功的经验。据习仲勋同志回忆说，几年来刘志丹走遍陕甘边区，下决心要搞一块根据地。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个愿望始终没有能实现。1932年秋，他到照金北面的金刚庙向刘志丹汇报工作时，刘志丹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但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习仲勋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按照志丹的嘱咐，由我领导志丹走时留下的特务队，开展游击运动，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在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的基础上，建立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可以说是西北建立较早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刘志丹选择照金做根据地是有所考虑的，因为照金属耀县管辖，是桥山南段的山村小镇，位于旬邑、淳化、三原、耀县、宜君五县之边，距各县县城均在30公里左右。它北连桥山中段子午岭，南接渭北平原，东临成（阳）榆（林）公路，是一个空隙，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照金地区的土地多为耀县几家大地主和香山寺所霸占，无地的农民达60％，广大农民有强烈的革命要求。这里地形复杂，重峦叠嶂，沟壑纵横，是红军陕甘游击队和渭北游击队活动的地方。从各种条件来看，是创建根据地的最佳处所。经中共陕西省委同意将照金地区作为游击战争的总后方，把桥山南段作为战略依托，向渭北、西路发展是有可取之处的。为了巩固这块根据地，刘志丹总结了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根据毛泽东关于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的理论，1933年初，率红二团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拔掉照金地区的敌人据点，为巩固照金工农民主政权作出重大贡献。但是，正当此时，“左”倾机会主义者杜衡排挤了刘志丹的领导地位，提出“集中力量，一鼓作气地消灭根据地周围的豪绅地主武装”，极力主张红二团攻打庙湾民团。刘志丹主张暂时不打，庙湾，并提出两条理由：一是庙湾是夏玉山民团的指，挥部，团丁多是惯匪、地痞出身的亡命之徒，占据着险要的地形，目前我们无力吃掉他。二是夏玉山过去和我们有过来往，与游击队保持一定的联系，曾给我们买过物资和弹药。如果硬打，势必破坏这种统战关系，给红军活动带来困难，给根据地老百姓带来危害。而杜衡一意孤行，一味蛮干，先打了庙湾夏玉山民团，惹得附近民团联合起来同红军作战；后又烧了香山寺，使1000多和尚也成了对头。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小，只剩下一个薛家寨，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中，红军的伤员也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杜衡又提出红军南下渭华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刘志丹当时坚决反对南下，他说：“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杜衡不但不听，反而诬蔑刘志丹是“右倾机会主义”，最终导致南下失败，造成全军覆没。
红二团南下失败，部队减少致使照金失守。面对此种情况，刘志丹认真分析了当时陕甘边革命形势，认为照金作为根据地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因素，主要是紧挨咸榆公路，离敌人中心城市太近，而且地区窄小，回旋余地不大。那么，将根据地中心究竟建在哪里较好呢？此时，刘志丹经过深思熟虑，认真分析了陕甘边革命形势，对红军今后的发展前途规划出新的蓝图。在他的建议下，1933年11月3日，红军临时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联席会议。会议共进行了三天，根据刘志丹的意见，重新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成立红四十二师，认真总结了以往作战经验，特别是红二团南下失败和照金根据地失守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敌人统治薄弱的桥山一带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以庆阳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立三个游击区。
实践证明，包家寨会议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而就其总的设想本身也充分体现出刘志丹在创建根据地当中具有较高的统一战线思想原则。
三、开展游击战争中巧妙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策略
革命根据地能够在游击战争和反“围剿”斗争中不断发展、巩固和壮大，充分展示了刘志丹的军事才能和统一战线的策略。蔡子伟同志说：“陕甘边特委和边区政府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刘志丹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很精细，确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从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建立、巩固到发展统一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出刘志丹的军事才能，特别是自始至终贯穿着统一战线策略。刘志丹自己也曾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比如在创建南梁根据地时，由于红军的胜利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1933年12月初，西安绥靖公署调集驻保安、合水、庆阳等县的正规军4个营及地方民团共5000余人，分九股向陕甘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时，刘志丹决定红四十二师南下作战，以二路游击队之一部打击来犯南梁根据地之敌。1934年2月，国民党军队又重新发动进攻，红军配合地方游击队和敌人连打九仗，均获胜利。特别是西华池一仗，全歼敌一个团部和两个整营。此后，刘志丹率部南下三原、淳化、耀县，帮助三路游击指挥部开展工作。5月，国民党军队调兵“围剿”，志丹率部又回师南梁，随后经过一两个月的战斗，第一次“围剿”即被粉碎。从1933年冬到1934年夏，在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主力和游击队配合作战，从南到北，大小战斗30余次，歼敌3000余人，解放了陕甘地区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敌人上百个据点，建立了大片地区的工农兵民主政权和10支游击队。同年秋，在荔园堡正式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
为了巩固政权，刘志丹建议恢复和新建集市贸易，请白区的工商业者来苏区做生意，并对他们予以保护；恢复和建立列宁小学，请知识分子出来教书；他还建议在苏区代表中应有妇女，曾有几位女同志也参加了苏区政府的工作，并任委员。
与此同时，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有了很大发展。1934年7月，谢子长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陕甘根据地，参加了在阎家洼子召开的联席会议。会后，谢子长率红二十六军三团返回陕北，先后在安定、绥德清涧、横山等地连打胜仗，粉碎了井岳秀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这次行动，实际上是刘志丹从战略上考虑，要使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相互支持、协调，共同反击“围剿”根据地的敌人。
1934年12月底，刘志丹率红二团亲赴安定，与谢子长商议两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等问题。1935年2月，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子洲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正式统一了两地区党和军队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刘志丹任西北军委主席（一说谢子长）。正当此时，蒋介石对西北革命形势的发展极度不安，调驻河南的高桂滋部八十四师及陕甘宁晋四省军阀部队5万兵力对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同剿”。当时西北红军主力只有4。00人左右，游击队也不过3。00多人。面对这种形势，如何粉碎敌人进攻？当时西北工委和红军领导人中有两种意见：刘志丹主张向南发展，进攻延长、延川、保安、安塞，以与陕甘苏区打通；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攻打敌坚固据点绥德、米脂、佳县、吴堡，以与神府苏区打通。多数同志支持刘志丹的意见。刘志丹分析了敌我形势，亲自为西北军委起草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命令首先打击深入西北根据地而对陕北人地生疏，又与陕北军阀井岳秀互有戒备的高桂滋部，尔后向南、向西发展，使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反“围剿”开始后，从4月22日起至6月下旬连克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六座县城，俘敌2000余人，缴长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支，在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将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西北根据地正式形成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县、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人左右，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形势一片大好。1935年8月，蒋介石企图使中央红军无第三次“围剿”。刘志丹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制定了集中红军主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至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取得了劳山战役的重大胜利。但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实行错误“肃反”，给刘志丹头上强加了莫须有的罪名而将其逮捕人狱，致使西北根据地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幸亏党中央的及时到达才使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人出狱，也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后来，习仲勋深有体会地说：“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而西北革命根据地没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刘志丹等人认真实行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