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容走后，李宗仁为了表示和谈诚意，就给毛泽东发了一份专电。全文为：
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残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禀己饥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
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
毛泽东接到该电后即复电李宗仁，全文如下：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接到这份电报后，李宗仁仍举棋不定，他虽有主和之意，但当时的主要目的在于倒蒋，只是他的个人的权位并不牢靠，办事又优柔寡断，不可能作出果断行动。
这样一来就难为了在北平参加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张治中对邵力子等人说，现在的局势发展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李代总统很难当家，蒋先生留居国内，是和平的最大障碍。
于是张治中又以个人名义给蒋介石去信，劝他出国，并诉说了利害关系：……军队本身之内腐外溃，军心不固，士气不振，纪律不严，可谓已濒于总崩溃之前夕。同时在平十日以来所闻所见，共方蓬勃气象之盛，新兴力量之厚，莫不异口同声，无可否认。假如共方别无顾虑之因素，则殊无与我谈和之必要，而具有充分力量以彻底消灭我方。凡欲重振旗鼓为作最后之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不合现实之一种幻想！此非怯懦自卑之言，实由我方党政军内腐外溃之情形，积渐所致，由来已久，大势所趋，大错铸成。尤其既失之民心，今已不可复得。纵以钧座英明，亦万难将此腐朽集团重新提振有所作为也。倘吾人知彼知己，即以吾党北伐时期北洋军阀腐溃失败之经过事实而益可证明。职是之故，惟有钧座痛下决心，放下一切，毅然决然放下一切。能如是，则腐朽集团经受剧变之深刻刺激，唤起淘汰作用，产生新机，将来尚有重新提起之一日。而不然者，将使失败之中遭受更大更惨之失败，而无复再振再起之可言。此实从任何方面冷静观察，皆为必然之情势与现实，摆在吾人面前，显而易见，决非张大其词、危言耸听之意也！
前与吴礼卿先生到溪口时，曾就两个月来大局演变情形加以研究判断结果，认为无论和战，大局恐难免相当时期之混乱，而钧座虽引退故乡，仍难避免造成混乱之责任，此最大吃亏处，亦即最大失策处，惟有断然暂时出国，摆脱一切牵挂为最有利。当时亦曾面陈钧座，未蒙示可，谨再将其利害列述如下：
甲、出国之利
（一）不作反对者之攻击对象——反对者以“天下之恶皆归焉”之存心，任何问题如不能解决时，即认为钧座所操纵，所阻挠，横施攻击，无法剖白。
（二）对人民表示赞成和平，转移人民观感，以恢复人民之怀念与信仰。一年来国人怨声载道，对于钧座之信仰，可谓低落至无以复加，甚至认为钧座如不远离国门，不但为和平之障碍，亦为战争之障碍，且为美援之障碍，此种众怒难犯之严重压力，何必负担？故钧座为恢复信仰计，自以及时摆脱为宜。
（三）避免和谈失败之责任，与在和谈中提出有伤尊严之要求，并免将未遭遇进退两难之窘境——证以共党迩来之态度，可知如钧座仍留国内，则共方及反对者必将发动更大规模之攻击，极端难堪，殆无疑问。
（四）避免再负战争之责任。盖如和谈成功，则归功领袖下野出国所促成；即如再战，亦不负任何责任，而可引起军民之回忆，并可转变友邦之观点——今日之情势，如和谈成功，自是幸事；倘不幸而和谈失败，亦惟有将党政军大权，尤其军事上之全权，交与李、何两同志负责，乃为最明智之作法。盖若继续战争，而钧座或在幕后或径出面指挥，则桂系必掉头而去，引起内部之分裂，危险孰甚，真毫无是处也。
（五）对党政军干部之麻木情绪、腐化生活及依赖心理，予以刺激，唤起觉悟，并恢复其对领袖之信仰——现时吾人所失望者，厥为党政军人员之麻木情绪、腐化生活及依赖心理为主要因素，而尤使吾人最感失望者，乃为党政军一般干部对于领袖貌似恭顺，实则背后均多怨言，牢骚满腹，皆调今日之失败，乃由钧座领导错误所招致，尤其黄埔系高级将领，多认钧座之指挥方法太过陈旧，认钧座以数十年前之陈旧方法指挥新的军事，太不合原则，必然失败。在此种生活与心理状况之下，焉有恢复信心挽回颓势之余地？故为钧座将来革命大业计，目前惟有放下一切，飘然远引，静观大家之如何作为、如何应付，使之重受刺激，从而引起觉悟，恢复对钧座之信仰。
（六）在个人方面，增强将来革命事业种种有利因素，如广益见闻，结交国际朋友等——钧座曩者虽曾留学日本、游历苏联，然而时代转变甚速，阅时既久，自有孤陋寡闻之感。
尤其欧美方面由于科学与工业进步，一日千里，时代之转变益剧，新的事物与新的潮流有不可想象者，倘能在欧美作一番游历考察，广交游而益见闻，则对将来之事业将有极大之裨益，盖可断言。
乙、出国之害
（一）在国外安全问题不无顾虑，但可设法防范维护。
（二）军事力量顿失维系中心，但只须付托有人，似无可虑；且现在军队腐烂已极，不足珍惜，何况今后领袖事业，只有恢复信仰，争取政治上领导之胜利，而不在能否保有若干军事力量为转移。
（三）党的领导，一时远离，不免更形涣散，但如能组成干部会议，亦可维持现状，何况本党早已解体，尚须彻底改造，始可复兴，然此非待大局明朗时莫办。
根据以上各项分析而言，钧座倘能毅然出国，将有百利而无一害，盖甚显然，甚愿钧座再作一切实周详之考虑而及时采取行动，且愈早愈好愈有利。
抑更有陈者，此次到平以来，所受刺激之大，非可言喻，真是百感交集。倘使三年以前，甚至去年六月在西安时钧座采纳职之建议，则决不至有今日如是之惨败，职亦可免今日在北平写此一篇忍辱受气一言难尽之痛史也。职素以吾人应拥护领袖成功不应拥护领袖失败为言为志，倘今此建议仍不蒙钧座采纳，而仍听信拥护领袖失败者之言，留居国内，再起再战，则非至本党彻底消灭钧座亦彻底失败不止。今请再将往者一切失败经过作一检讨，昔日一切建议献策者孰是孰非，无不晓然，目前之情势，岂非铁的事实证明乎？
这份信是由屈武带回南京托人转交给蒋介石的，他看后相当生气，根本没有理睬，而是授意白崇禧加紧在长江沿线布防，摆出了与解放军决一雌雄的架势。
在十几天的个别谈话中，因为双方都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也就没有做出任何结论，当然也没有形成一个什么文件。南京代表团的所有成员深感前景不妙。
4月13日早晨，张治中刚刚起床，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就将一份打印好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交给了他。
周恩来离开时对张治中讲：“请你们先看一下，交换交换意见，明天晚上我们正式开会商谈。”
周恩来走后张治中立即将代表、顾问和秘书长叫到房间传阅草案。室内越来越安静了，半小时过后，人们都面面相觑，神情沮丧，没有人先开口说话，沉默了一会儿，张治中站起来，脸色苍白，他说：
“我是一口气看完的，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完了啊！和是不可能的，这简直是一份降书嘛……”
刘裴说：“说实在话，这个草案如果让南京的顽固派看，会认为是‘招降书’、‘判决状’，与他们那种‘划江而治’，主观幻想相差甚远。”邵力子也说：“我觉得这些条款，也实在有点苛刻了。虽说和谈是以毛先生所提的八项条件做基础，而且我事前也明知这次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但由于我自己主观上对和平仍抱有痴心，期望会出现奇迹，可是现在是完了。”
张治中背着手在室内来回走动，瞅上去心情颇为沉重。他最后对大家讲：
“中共提出的这些和平条款南京政府怎么能接受，我看可能性很少。但我们是负命而来，还得耐心地研究下去，周先生通知过了，说明晚就开会研究，大家说我们该怎么办？还是商讨一下对策吧。”
于是，他们又坐下来开会，共同研究谈判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