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量的温州资本，对市场和国家政策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敏锐嗅觉。
确切的年份值得商榷，但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温州人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全新的时代，从此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温州式财富之旅”。
温州资本如同未卜先知的魔术师，它们频繁出入房地产、煤矿、棉花、小水电、石油等行业，斩获颇丰。加之，温州人在追逐财富时的那种闯关精神，总是能迅速抢占市场先机，当别人后知后觉地跟进时，他们已经转移到新的场所。
错过互联网时代
2005年8月5日深夜，李彦宏创立的百度公司登陆美国纳斯达克，开盘后股价一路飙升，涨幅达到令人疯狂的353.85%，一夜之间百度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创造“中国神话”震惊世人，在国内催生出数十名千万富翁和上百名百万富翁。
事后，开市当天李彦宏与他的团队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的镜头，在国内各大电视台反复播放：纳斯达克广场欢呼声四起，显示屏上百度股价直线攀升的画面。在国内，一位名叫林立人的温州商人关掉电视，点燃一支烟，起身来到窗前，留下一个无限落寞寂寥的身影。
1995年，林立人开始从事通讯设备销售。当时，中国通讯事业刚刚起步，发展潜力巨大，也是与中国互联网关联最接近的一个关联行业。
当传呼机开始在国内流行，需求量巨大的时候，林立人发现大项目：改频二手传呼机。在国外，传呼机已经开始淘汰，如果能把那些发达国家的二手传呼机运到国内，进行改频，利润必然惊人。身在国内的林立人想到了依靠互联网。
然而当时互联网方兴未艾，多次尝试后并没有如愿。直至等到香港回归，林立人火速赶往香港上网，通过日本NEC公司的网站，从日本购得第一批二手传呼机。
利用互联网与国外公司进行贸易，这在当时的中国尚属首创。与日本NEC公司的合作，成就了林立人通讯设备的蓝海领域。毋庸置疑的是，这一切的最大功臣便是互联网。
切身感受到新技术的魔力，1999年林立人前往北大进修。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一位文质彬彬的年轻人敲开他的房门，自我介绍说是国外回来创业的学生，准备做互联网搜索业务，没有资金，想找合作伙伴。
当时，正是中国互联网的大好春天，资本与技术的结合无疑会迎来一次意义重大的创业。尽管林立人潜意识中已经感到互联网的势不可挡，但这位年轻人商业模式已经超出了当时他的阅历和想象，这个素以胆大、敢为人先著称的温州人，犹豫了，迟疑了。
这个青年叫李彦宏，1999年年底，他从国外的风险投资人手中获得120万美元资金创立了百度公司。时隔5年，当林立人通过电视再次见到这位青年才俊时，不禁感慨万千。
林立人的错失代表的是温州人集团的空缺。1999年前后，腾讯、新浪、搜狐、网易、百度等网站蓄势待发，数年后其创始人便陆续登上了内地财富榜。在这一轮互联网创业潮中，温州人是完完全全的局外旁观者，几乎无人涉足。这种新技术和新理念的商业模式带来的创富的速度与规模，让温州人叹为观止，却又望尘莫及。
同为浙商，大学英语教师马云却是互联网浪潮中的先锋人物。1999年，马云辞职创办阿里巴巴网站，开拓电子商务应用，不到几年时间，阿里巴巴成为全球最大的B2B网站之一。作为产品制造之都，温州最具有产品就近优势，也最有电子商务发展的可能。然而，精明的温州人并没有发现这一巨大的商机。
曾经以庞大的销售队伍“天兵天将”而闻名的温州民营企业，在新的网络销售模式下，远远落后于人，感到巨大的压力。
之后，温州企业纷纷建立自己的网站。郑元忠投入重金，打造“庄吉服饰网”；“吉尔达”总经理余进华在因特网上发布信息，成功引来俄罗斯商人；温州市政府注册“<a href="http://www.wenzhou.org" target="_blank">www.wenzhou.org</a>”国际域名，以《温州之窗》的名义对外宣传。
然而，2002年，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国外买家发现，自己几个月前在温州厂家网站上的问询迟迟无人回复，这些花哨的网站原来是“空壳”一个，它们的温州主人压根儿就不懂什么叫电子商务。
唯一的一个例外是，在与国内互联网浪潮同步的时候，1999年，一位温州商人在中东创办了一个中文门户网站。
1998年，王伟胜成为“出走的温商”之一，前往迪拜，成为第一位在中东从事服装生意的温州人。后来当越来越多的人前往流传着“阿里巴巴”故事的中东时，王伟胜创办了一个专门服务于华人的网站——阿联酋迪拜华人网，这是中东地区最大的中文门户网站。“它给前去中东淘金的华人提供来自商业、咨询、旅游、政策等各个方面的信息，也成了当地华人的网上家园”，正是这样“大本营”的性质，也让王伟胜成为阿联酋温州商人群体中的核心人物，随着温商团队的壮大，号召力也与日俱增。
2005年初，迪拜媒体城总经理为原阿拉迪尔卫视的收视率发愁，介于中国人在迪拜的庞大队伍，这位总经理找到王伟胜，希望他能提供一些中国风光和资讯介绍的片子。这时，异常敏感的王伟胜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收购电视台。他决定选择一个懂行的合伙人，此前曾经担任阳光卫视中东地区总代理的刘海涛成为不二人选。
迪拜的这家电视台与著名的半岛电视台使用同一卫星，覆盖中东及北非30多个国家约5亿人口，受众范围广，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与温州企业家以往从事的制造业不同的是，不论是网站还是电视，都是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文化含量较高的产业，从未有温州人涉足。
经过反复的调研、谈判、审批，2006年，王伟胜与刘海涛终于成功收购了这家卫星电视的全部股权。有了一个硕大的媒体平台，他们立即在广州设立了阿里巴巴商务卫视中国办事处，从事招商和节目制作。
2006年秋末冬初，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评选”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此活动有“中国经济界的奥斯卡”之称。这年11月份，评选会进入第二轮淘汰环节。按照“责任、创新、影响力、推动力”的标准，23名经济人物从众多提名者中脱颖而出。
阿联酋温州商会会长王伟胜是唯一进入此环节的温州人。
虽然王伟胜最终没有进入当年经济人物评选十强，但他作为新浙商的形象越来越清晰明朗。之后阿里巴巴商务卫视成功协助中国企业尤其是浙商完成中东地区的业务，其中包括温州地产商人胡宾购买迪拜“世界地图岛”之上海岛，开发了温商拉斯海马中国旅游项目以及推动奥克斯向中东地区进军等大事件。
在浩浩荡荡的温商队伍中，王伟胜的财富、创业故事并不出奇，而他能作为温商唯一代表入选“年度经济人物”最后一轮评选，其关键性的理由是：新浙商转型的代表，不是炒地炒房，而是瞄准媒体，而且迈向海外。
王伟胜的入选，更大程度上是在呼吁与鼓励温州人冲出困境，再续辉煌。
报喜鸟集团董事长吴志泽有这样的一段语录：“世界上赚钱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赚重复的钱，生产系统是属于赚重复的钱，重复的钱永远赚不了大钱；还有一种是赚唯一的钱，唯一的钱是赚大钱。比如说蒙娜丽莎的画，由印刷厂里印出来到新华书店去卖的，可能就是10块5块一张，而巴黎卢浮宫里边那张却是价值连城的。”
如此说来，温州的民营企业家是依靠赚重复的钱起家，而数十年过去，创业浪潮一波又一波，绝大部分的温商们依然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赚取重复的钱。
的确如此，当“温州模式”的光辉渐渐淡去，当此起彼伏的新兴产业出现时，人们发现，温州人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摸索了数十年，并没有形成良性循环的商业模式，更在新一轮产业调整中迷失。新世纪以来，除了为数不多的代表跳出固有思维，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产业路径外，绝大多数温州民营企业家不是原地摇摆，就是茫然失措。
温州人做生意套路数可谓十年一成不变，即便把地摊和商铺升级换代成大商场、综合性批发市场，即便采取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聘请高素质的经理人管理企业，表面的改弦更张不过是换了一种外壳，难以掩饰发展的后继无力，曾经给予厚望的多元化发展也并没有带来预想的繁花似锦。温商始终在“赚重复的钱”，艰辛无比且难得大发展，始终无法向“赚取唯一的钱”的阶段迈进。
2009年有7万名温州人加入创业者的行列，但多数人只是重走前人老路，创新者几无。“十大振兴产业”温州寥寥无几，不仅重工业和文化产业上乏力，也未赶上互联网等新兴经济的潮流。在传统制造业渐渐陨落的时候，温州人还没有找到可以一展身手的“新大陆”，这是实力雄厚的温企未能破解的集体困局。
炒房、炒矿的热潮
1989年，中国第一房地产业兴起之年：商品房第一次在首都北京公开出售，地产经纪公司开始诞生，万科进入房地产行业，两年成为首个上市的房地产企业。
当时温州的民营经济还在忙于向公司股份制改造。无意之中的机会，有温州商人却从这第一房地产潮中大发其财。
1991年年末，破落不堪的上海浦东杨高路，温州陈氏兄弟在此处多日徘徊。他们相中路旁闲置的破房子，打算改建成铺面来销售温州小商品，愿意把营业额的20%作为地租，并与上海的房主签订了5年的合同。
第二年“邓小平南巡”来到浦东杨高路，上海市将其改造列为重点工程。杨高路身价马上见涨。陈氏兄弟选中的店铺地处黄金地段，数月之后，租金直线攀升。他们将店铺转租，5年时间，净赚300万元。
如果说陈氏兄弟靠的是走时运，那么林立人在房地产业掘金则更有代表性。
1999年，与互联网行业擦肩而过的林立人，创业经历其实非常丰富，早在90年代初，他成为最早涉足地产行业的温州商人之一。
1992年，邓小平再次南巡深圳等地，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按捺不住的林立人从温州南下深圳。
“遍地黄金”的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吸引了内地无数人的“朝圣”。不久之后，林立人便选择做房屋中介，他甚至前往香港注册了名为“立业”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庞大的外来人口，让林立人的中介生意异常火爆，他“一不小心，就成了民营租房中介公司的祖师爷”。随后，“楼花”一词从香港传到深圳，所谓楼花即预售商品房。林立人发现，卖楼花比房产中介更赚钱——一套楼花能赚5000～10000元。
房地产开发蔚然成风，林立人显然赶对了时机。他用做房屋中介赚的钱，“按揭”买下东乐花园的30多套商品房，拉开职业炒楼序幕。一年内，林立人资产飙升。
新生的产业总是暴利与风险并存。
很快，林立人的炒楼事业随着地产泡沫的到来，开始失控。
1992年，我国房地产公司达到了1.2万家，全国商品房的销售额达44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80％，最具代表性的是，海南岛开发正如火如荼。1993年，房地产公司一下窜到3万家，泡沫越来越大。1993年，地产泡沫达到巅峰，深圳推出“买房子送户口”政策。林立人当机立断，开始打有财力的“温州老乡”的主意。他在《温州日报》上刊登广告，“买深圳房子，送深圳户口”。深圳户口果然有诱惑力，广告登出，买房人络绎不绝。
但是，林立人没想到的是，深圳买房入户政策突然取消，他的“温州小区”项目没开工就已经结束。
此时，国内第一次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林立人却并没有惊醒。他从深圳转移到惠阳，与一家房地产公司合作开发地产项目。他再在温州当地媒体刊登广告：“你错过了深圳，你还要错过大亚湾吗？”
当年6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一声令下，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
林立人在惠阳的项目刚刚起步，地基刚打好，银根紧缩，银行不再放贷，林立人资金链断裂，惠阳“温州大厦”成了烂尾楼。
1992年，温州当地私营房地产开发公司出现，当年便有9个楼盘出现，房价分为了每平方米800元、1200元、1500元3个级别。商品房很快一售而空。南都集团的周庆治也就是在这时辞官下海，投身房地产开发。
与传统的制造业相比，房地产开发显然是高利润行业，因而吸引着温州人的资金向这一领域注入。直到六七年之后，第二次中国地产潮的到来，温州人才成为真正的主角。
一方面，传统制造领域进入微利时代；另一方面，对新兴市场的把握严重不足，温州民营经济积攒数十年的财富无法找到增长突破口，最终开始进出房地产、矿产等投资性领域。
1995年10月，温州平阳人章烈成投资5800万元，成立南麂岛开发有限公司，买下南麂岛1750亩土地的使用权和10098亩海域的开发使用权，成为中国“包海”第一人。
有资金实力，有创业胆量，需要的就只有机会。
温州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地区，温州人何以会涉足矿产投资？这不得不归功于行走四方、遍布全国各地的温州商人。
上世纪80年代，温州人开始承包山西煤矿的井巷工程。因为当时国内煤炭市场低迷，煤矿企业并不景气，甚至有些矿井建成后便走向破产。于是，温州施工队的工程款常被拖欠，有时候，煤矿主就将煤矿用来抵债。但是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私人经营煤矿风险非常大，早期经营煤矿的温州人，不赔本者甚少。直到90年代，市场环境放松，煤炭市场火热起来，从不缺乏资金的温州人才开始投资煤矿。
199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在西安从事服装生意的王荣森从一位地质学院的老师得到宝贵的商业信息：陕北地区勘探出石油，国家鼓励私人投资。
作为一名温州女人，王荣森胆大、精明、富有商业头脑，于是她特意前往延安打探消息，地质学院的老师所言不虚，延安当地政府的确鼓励外来资金投资勘探开采石油。
石油作为液体的黄金，“钱途”自然毋庸置疑。但是，风险也异常巨大：一口油井的勘探开采成本高达100多万元，政府不提供任何技术和资金；虽然地质部门探测到确有石油储量，但当时还没有人从地下打出石油来。
王荣森当机立断的决定，让她成为了日后的“女石油大王”。
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250万元，王荣森又筹借到230万元，共承包3口勘探井。之后王荣森与丈夫吃住在工地，开始打井，井打到600米，石油没有冒出来，丈夫不堪劳累而去世，剩下王荣森苦苦支撑。
艰辛的创业，最终，王荣森盼来了黑黑的石油喷薄而出。之后，她又回到温州，筹集了3600万元投资勘探新油田，30口油井同时开工，一派繁忙的景象。
在此阶段，温州商人涉足地产、矿产等投资领域，依然富有一股扎实的创业精神。只是当行业的暴利越来越诱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加入时，真正疯狂的投机行为——“炒房”、“炒矿”才开始愈演愈烈。
奇特的金融投资现象
2007年前后，我国股市掀起一阵“全民炒股”的热潮，股指、成交量、开户数不断刷新。然而奇怪的是，“炒股热潮”却并没有波及到富得流油的温州地区。事事争先的温州人“唯独对股市避而远之”，被媒体称之为“一种奇特的金融现象”。
在10多年前，股市在温州也有过一个短暂的走红时节。
1992年9月，温州第一家证券营业部温信证券营业。开张第一天，营业部门口排起长队。不少人“彻夜排队”，更有人“将人民币成筐成篓地抬进营业部”。50张委托单很短时间一抢而光。买到股票的人露出胜利者的笑容，没买到的“摇摇头走开”。
开市那天，王建波从证券营业部对面的眼镜厂下班，看到对面有人排队，下意识跟了进来。就这样，他戏剧性地成为温州最早的50个股民之一。牛市时，王建波大发其财，半月时间赚足一个亿。有股市，就有一夜暴富的奇迹发生。
1995年的一天，在杭州工作的温州青年黄大成，坐上长途汽车直奔400多公里外的温州老家。他找到做生意的表姐，借了20多万现金，与同伴彭政纲连夜赶回杭州。
不久后，8个年轻的It工程师凑齐了注册资本，结伴前往杭州工商局，成立了一家名为杭州恒生的新公司。8年后的2003年，恒生电子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坐上了中国金融软件开发的头把交椅。
股市走牛，吸引了无数的温州人步入这个行业。国家为了限制疯狂抢购股票，股票市场规定，需要凭身份证购买认购证。（股票认购证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发行股票采用的主要发行方式，充分体现了当时新股发行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于发行成本高、周期长，后被无纸化发行所取代。股票认购证和当时发行的实物股票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缩影。）
当时温州流传着这样的财富段子：1991年，“票贩子”章某以50元一张的价格购买3个认购证。几天后，认购证暴涨200倍，章某轻松赚了3万元钱。
温州瑞安城关一中的老师黄伟刚下海不久，在杭州国际大厦租了几个卖眼镜的柜台。听到认购证的段子后，黄伟利用各种途径收集身份证，用卖眼镜赚到的2万多元买进了800多张认购证，“转手能赚到几倍的利润”。握着这笔钱，黄伟转身进期货市场，做得风生水起，“输赢都在千万元以上”，迅速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积累。
和大部分温州人一样，黄伟没有沉浸在股市中。1994年，他分别投入1亿元资金，先后创立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新湖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进军地产业，之后又进入金融、矿产等投资领域。
2009年，黄伟荣获胡润中国富豪榜的浙江首富。然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
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新湖集团黄伟的财富居然从300亿元锐减至163.9亿元。昨天，《福布斯》杂志发布中国富豪榜，跟胡润在10月13日发布的中国富豪榜相比，中国首富没有变化，王传福以394亿元登上榜首。不过浙江首富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10月13日，胡润给新湖的黄伟算出来的身家是300亿元。黄伟也凭借这一数字首次荣登浙江首富的宝座。可不到一个月之后，黄伟的身家被《福布斯》一算，居然变成了163.9亿元。
股市显然是财富增值和蒸发最快的场所。2008年10月20日沪指收盘报1974点，1年之后，2009年10月20日沪指收盘报3038点。同一时间段内，深成指从6426点翻了一番，涨至12676点，香港恒生指数也以同样的速度，从15323点升至22385点。
伴随股指飙升的是拥有上市公司的富豪们的财富也水涨船高。然而，新湖集团的黄伟也许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的财富怎么就突然缩水近一半。
对于外界的议论纷纷，黄伟并不给予解释。甚至，其旗下公司的高层对媒体丢下这样的话：“这辈子黄总都不会接受记者采访！”
其实，身为浙江新湖(控股)集团董事长，持有新湖控股68.2%的股份，黄伟的最主要资产就在这无法预测的股市洪流中。也许正是因为通过投机违规的行为从股市挖得了第一桶金，黄伟便早已明白资本市场的风云变幻，他唯有以沉默、低调来应对这瞬息万变的财富数字。
温州人的群体发家史，从来不缺少对新事物的追捧。某个财富领域出现空白时，庞大纷杂的温州大军便会蜂拥而入。炒房、炒煤、炒矿，通过各种“想得到就做得到”的方式，无数温州人摆脱贫穷，走向暴富。他们对财富的追捧总能激起更大范围的涟漪。
然而，股市却在温州遭遇昙花一现的局面，之后便被温州人“打入冷宫”。
有人说，温州人都是做实业起家，因此对股市的投机行为不感冒。其实，此说法并不正确。温州人并不是对投机不感冒，而是对没有把握的投机行为不感冒。通过90年代在股市的短暂体验，温州人发现影响和操作股市的因素太多，于是放弃，转而选择了相对稳定的基金与外汇。
据中国银行浙江分行零售业务处营业中心赵科长介绍，浙江是全国外汇交易最为活跃的省份，浙江省每年外汇交易量约占全国的1/3。“温州的外汇交易量现已占到了全省的80%。”中国银行温州市瓯海区支行潘洪敏行长说。
浙江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在温州，而温州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在瑞安市。按中国银行瑞安支行一位负责人的说法，瑞安每天的交易量，就相当于外地一个省的交易量。“瑞安市汇市异常火爆，外汇交易疯狂增长。”这位负责人透露，今年瑞安市外汇交易已达到25亿美元的天量，在全国县级市中稳居榜首。潘洪敏原任中行温州分行资金计划部副主任。据潘洪敏介绍，温州炒汇开始于1998年。这一年，中行温州分行开始了外汇宝业务。2000年起，每年的交易量仅次于北京、上海，位居第三。“今年上半年，温州市个人外汇交易量超过了130亿美元，约占浙江省个人买卖外汇交易额总量的2/3。”
火爆的交易后，是温州人手中充裕的外汇。潘洪敏透露，温州市个人外汇存款额今年上半年达14.38亿美元。“温州是著名的侨乡，旅居海外的温州侨胞近60多万人，每年有大量的外汇汇入温州。其中绝大部分转为储蓄存款。”
银行开办汇市后，具有敏锐投资意识和开拓精神的温州人立刻发现，这是外汇保值、增值的新渠道。
与炒外汇并存的还有炒基金。2007年，温州基金达到炙手可热的地步。2007年年初，嘉实基金发行，温州一位投资者居然一掷千万购买，而一次性认购上百万的也大有人在。在温州申银万国证券营业部，2006年该营业部全年基金销售额才3亿，而在2007年1月份，近20多天的时间里，基金销售额达到了2.5亿。此时，甚至有媒体爆出：“在温州，炒基金者现在居然频频开出24％的年息，借款炒基金！”
如此疯狂、盲目的投资热潮，自然为两三年后地下钱庄破产、温州经济全面危机的爆发，埋下了“地雷”。
在过去数十年的改革历程中，温州人已对商业规律的反反复复熟谙于心。当支撑温州经济长足发展的制造业问题频频，成本持续抬高，纷争不断，产品质量反复无常时，温州人更加强烈地感觉到，实业已不足以承担财富快速膨胀的愿望。与此同时，房地产商业化、矿产资源市场化、资本运作日益开放、证券市场繁荣发展等，都为投机者提供了无数的可能，各种机会俯拾即是，温州人自然不会放过。
实业的转移与空心化
从2000年开始，温州大型的民营制造企业也开始向地产、矿产、证券等领域迈进，在2006年前后，这种多元化的趋势达到高峰。多元化发展，成为温州制造业寻求发展的“法宝”，似乎不多元化则无法发展，无多元化则无以彰显实力。
2001年，德力西集团成立新疆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新疆开发商业地产——德汇国际广场；2003年，奥康在湖北黄冈投资建立高档商业步行街，被誉为创下商业地产新模式；紧跟其后的康奈集团，在湖北随州市建立香港街；同一年，报喜鸟集团投资房地产，以农村旧城改造为主业；2005年，庄吉在天津开发地产，建立特大型综合购物娱乐中心。
在多元化的领域，最为纵横捭阖的当属人民电器集团。2007年郑元豹向媒体介绍：“人民电器集团在河北邯郸投资占地1180亩的地产项目，投资20亿元，在武汉占地500多亩的总部基地，投资10几亿元。此外，还将陆续在河南郑州等地投资房地产。”之后，嘉兴盛大花园、湖北SOhU城、湖北人民路都出自人民电器集团之手。
迄今为止，人民电器集团旗下的投资公司设计的行业达三十六行：高新技术项目、公共基础设施、船舶制造、矿山开采、医疗卫生、生物工程、文化教育、水利水电、物流仓储、港口码头、市场开发、房地产业等。
以人民电器集团代表的，温州传统制造业逐步完成了从生产经营型向资本经营型的转变。
甚至，连从事打火机生产的企业也不例外，温州日丰打火机也在若干地产项目上有涉足，其董事长黄发静曾向媒体表示：“只要有合适的项目就会投资房地产。”
“卖商品不如倒资本”、“不求百年基业但求资产增值”的论调在温州成为共识。从实体起家的企业纷纷选择“离制造”，选择退出实业。
相关资料显示，2009年度的浙江民企百强中，制造业销售额度占总量的60%，同比降低24%。上一届的民企百强中，有14家传统制造业企业未能进入本届百强榜。在新的民企百强中，上升最快的行业正是房屋建筑及房地产行业。
在2010年最新发布的“2009年浙江百强民营企业排行榜”上，与房地产沾边的企业达70%。2010年温州百强企业中，一半涉足房地产。房地产成为企业不可缺少的产业，甚至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
当然，地产也并非温州企业家资金的唯一去向。随着2005年温州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民企入股金融机构的热潮兴起。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对此进行调查统计，得出的数据是：“2008年7月后，随着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试点的不断发展，温州民企入股投资金融更是空前积极。截至2010年年中，已有1361家民营骨干企业入股各类金融机构，入股资金约达70亿元。”
历来，温州商人都有抱团的传统，2004年，温州两大民间财团——中瑞财团、中驰财团成立。
在中瑞财团中，大牌云集，神力、奥康、法派等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共有9个成员，注册资本5000万元，对外号称，“可运作资金超过100亿元”。中瑞财团霸气十足，旨在进军国内的超大型投资项目，其中包括国家重点工程、全国范围内的市政、房地产等。
稍后成立的中驰财团则由长城集团、华通集团、民扬集团等7家企业组成，资产达26亿。据说，中驰财团成立后，各企业专心发展主业，而多元化的发展则交予财团，其目标令人充满期待，涵盖“房地产开发、现代物流、进出口贸易、高新技术、金融、借壳上市、风险投资”等领域。
财团还聘请来两名职业经理人做总裁，向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转变，可惜的是貌合神离，集团成员各自为政，总裁空有头衔，不久后便请辞走人。“财团”一词的气派，颇有西方垄断集团之势头，某种程度上迷惑了社会各界，甚至不少当事人。岂料，却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温州民营企业家代表南存辉曾经这样说：“做企业跟爬山很像，开始做的时候认为很简单，结果当你越爬越高的时候，就是企业越做越大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越爬越觉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能回头。”
众多的温州企业，从实业向投资转移，也许就正是出于这样一种“高处不胜寒，激流中身不由己”的无奈与尴尬。
对此，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深有体会。
2005年，在地产、证券行业之后，钱金波感到公司有在投资业上乐不思蜀的趋势，实业某种程度上成为副业，钱金波毅然决定：“全部产业‘归零’，全心投入红蜻蜓。”钱金波把资金从不相关的领域撤回，剥离，结束了多元化的混乱膨胀局面。
钱金波说：“一个企业家在一个商业社会里，遇到一项很好的投资，也就好像是英雄遇见美女一样，大家都想，但是如何拒绝诱惑？曾经在这样一条路上，我也拒绝不了诱惑，但是就在2010年来临之际，我有充分的时间对这一阶段的结束和另一阶段的开始，做了真正的自我了解。”2008年红蜻蜓年销售额30亿元，在上万家温州企业中税收排名第26位，在鞋行业中则排名第一。这样的业绩，对那些声称“温州制造业走向没落”的言论给予了回击。
在一个透明的杯子里注满水，丢进一颗石子，就会有水溢出。但是如果投入一枚硬币，水却不会溢出来，再投入一枚，水依然还是不会溢出。
这样一个故事似乎可以完美地解答市场与利润空间的难题，在貌似饱和的情况下，只要足够专注，讲究技巧，总会有游刃有余的可能。只是，曾经以实业抒写了光荣与梦想的温州人，实业之心已死，投机之心膨胀，乐不思蜀，却最终从一个“困局”走向另一段悬崖。
温州人有温州人的性格和特点，他们几乎从生下来就喜欢冒险和投资，加上资本逐利而流的本性，温州人手中的这几千亿财富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流动的脚步，几乎中国所有的热点投资项目的背后，都有温州人的身影。
温州民间资本在全国各地乃至全球的活跃投资，被人们冠以一个“炒”字来表达。如炒房、炒煤、炒棉、炒矿、炒石油等等。而温州人也因为这个“炒”字而给人们留下了“扰乱经济”的印象。
温州人聪明，温州人善于炒作，温州人也乐于炒作，但是温州人的这些炒也给自己带来了恶名声，市场上只要有人喊一声“温州人来了”，几乎立刻会招来一片口诛笔伐。
温州人确实给很多市场、很多地方带来了混乱。中国人喜欢把控制、抬高价格的商业活动称为“炒”，而温州人正是精于此道。
从大蒜到棉花，从房子到玉石，几乎没有温州人不炒的。而凡是温州人盯上的商品，必然会出现价格非理性的变化，必然伴随着让依赖这些商品生存的普通百姓苦不堪言。从这个角度上讲，温州人确实是罪大恶极。
不过反过来看，温州的“炒”又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对于富起来的温州人来说，手中的钱在自己的手中毫无用处，这是对财富的一种极大的浪费。但是与此同时，温州人似乎也没有什么正当的投资渠道。
然而，资本天然具有盲目性，如果人不能驾驭这种盲目性，而是由着这些资本乱来，最后倒霉的一定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