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占茶陵——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的诞生
茶陵，位于湖南省东部边陲，因境内多山，居“茶山之阴”而得名。自古以来，由于地处“吴头楚尾”，扼湘赣交通要冲，素为兵家必争之地。
第一次国内战争期间，茶陵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1926年7月，北伐军第二军六师、四师经桂东进入茶陵，茶陵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在共产党员杨孔万、谭民觉等领导下，建立了茶陵县农协、工会、学联、妇女联合会，成立了农民自卫军。但是这一切，最后都被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摧残殆尽。“马日事变”后，中共茶陵特支的共产党人，在血的洗礼中觉醒，收集了几十个同志和十几条枪，以潭湾山区为屏障，与敌人开展了殊死的斗争。
为了开辟茶陵的工作，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沿湘赣边界游击至湖南酃县水口时，曾派出宛希先率一营两个连前往安仁、茶陵等地，牵制进击酃县的敌人，攻其后方，迫敌回援。
1927年10月21日，宛希先率一营三、四连占领了茶陵城。茶陵的衙门长官、豪绅地主闻风而逃。工农革命军抄了县署，砸开了警察局和监狱，解救了被关押的农运干部和群众。
工农革命军在茶陵的斗争，使处在白色恐怖之中的茶陵人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为了防止敌人反扑，两天后，工农革命军主动撤出茶陵，回师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团部和一营会合。随后一同回到茅坪。
毛泽东在象山庵召开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后，经过周密的思考，决定乘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对唐生智发动战争、湖南敌人大部卷入和茶陵敌军调离之际，再次攻打茶陵。
为了战而必胜，毛泽东决定团部、一营及特务连统由团长陈皓及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全力出击。11月16日清晨，参加攻打茶陵的部队在宁冈大陇整装出发。
毛泽东从茅坪赶至大陇，检阅了出征部队。他的脚伤一直未好，不能随军出征。望着精神抖擞的全体将士，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同志们，我们经过了近一个月的休养生息，今天就要上前线打仗了！现在茶陵县城空虚，我们就要乘虚而入，来个开门红！本来，我很想跟大家一起去，可是，我要革命，这只脚却不让我革命，我只有在这里预祝你们旗开得胜，凯旋归来！”
“坚决拿下茶陵！”工农革命军将士发出豪迈的誓言。
部队踏着初冬的薄霜，经宁冈睦村、酃县瑞口，于11月17日击溃罗克绍挨户团的骚扰，连夜潜入了与茶陵县一水之隔的中瑶。
18日凌晨，一路路革命军战士化装成卖柴、卖菜的老百姓，混进了茶陵城。进城后，化装的战士解决了守护城门的敌兵，工农革命军旋即冲进城内。守城的敌军还摸不着头脑，就做了工农革命军的俘虏，湘东清乡司令罗定和伪县长刘拔克闻风而逃。
茶陵，又一次回到了革命人民的手中。
茶陵打下了，但政权依旧。打下后的茶陵，只成立了一个县人民委员会，派曾做过安徽旌德县长的谭梓生担任县长，一切按旧政府的样子，升堂审案，收税完粮，衙门还是原来的衙门。团长陈皓等部队首长则图享乐，吃包餐。丢下土豪不打，专找商会派军饷，也不开展群众工作，作御敌的准备。
茶陵群众经过县衙门，探探头，咋咋舌，失望而去。这是个“换汤不换药”的新政府。
有一天，中瑶乡农会送来捕获的转移钱财的劣绅陈老三，要求县人民委员会处理，恰被醉醺醺的陈皓撞见。陈皓要他们升堂击鼓。农民们击鼓后，陈皓将惊堂木一拍，完全一副“县太爷”的架势。当问得陈老三拥有土地190亩时，陈皓反倒训斥农会干部不应触犯陈老三，因他不上200亩地，不算大地主，乐得陈老三叩天谢地。农会干部和农民们气极，抓起陈老三就走。路上碰到宛希先，知道这个“老宛”向着穷人，把这一五一十告诉了宛希先。宛希先听后，对他们说：“边界大地主少，打倒中小地主，没收一切土地归农民是毛委员的一贯主张。你们要好好看管陈老三，开展揭发斗争，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农民满意地走了。但宛希先却因此遭到了陈皓等人的忌恨。
随后，宛希先将茶陵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了封汇报信，派人急送茅坪。毛泽东接信后，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回信指示：“新的政权不能按国民党那一套搞。要成立工农兵政府，发动群众开展斗争。”“访问谭震林同志记录”。内部采访资料。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宛希先召集茶陵县委、总工会、县农会负责人和军队各连党代表开会，宣读了毛泽东来信，重新讨论茶陵的问题。经过协商，鉴于来不及召开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各方推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县工农兵政府。其中，工人代表谭震林，农民代表李炳荣，士兵代表陈士榘。会议并一致推选学徒出身的印刷工人、县总工会主席谭震林，担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
11月28日，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了。成立那天，江两岸红旗招展，成千上万的群众，欢天喜地，庆祝这一新政权的诞生。“县长公署”的漆匾砸掉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牌子挂起来了，两旁是一副通红的对联：工农兵政府，苏维埃精神。共产党员、知识分子杨绍震、罗尚德、罗青山、陈叔同等分别担任了县政府民政、财经、内务、青工等部门的负责人。
人民政府为人民。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立即发布了布告，号召广大工农群众起来革命，建立工农武装，惩治土豪劣绅，茶陵各地扬起了红色的狂飙。
湖口风波和“三大任务”的制订
正当工农革命军在茶陵开展群众工作的时候，湘敌吴尚第八军趁两广军阀混战结束，返回老巢，以一团之众从安仁、攸县方向向茶陵扑来。
形势非常严峻。工农革命军只有一营人马，硬拼是十分危险的。此时本应及早回师宁冈，但团长陈皓却下令拆除东门浮桥，与敌决战。
拆去东门浮桥，即断了工农革命军回师的后路。宛希先等据理向陈皓陈述了此举的不利因素，却遭到团长陈皓、副团长徐庶、参谋长韩庄剑、一营营长黄子吉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背水一战是激发士兵奋勇杀敌的“良策”。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宛希先等只好执行命令，暗中采取防范的态度。
12月26日，敌吴尚第八军一个正规团，纠集湖南方面几县的挨户团，向茶陵发起了猛烈进攻。工农革命军在茶陵县委、县政府组织的各界人民及游击队、赤卫队的配合下，英勇奋战，凭险抵抗。战斗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下午，敌人未能把茶陵城攻破。可是，就在这时，我军弹药即将耗尽，而且得到报告，中瑶方向又有一支部队急驰而来。
失败的情绪一时笼罩着茶陵城。然而，团长陈皓等却显得“异常镇静”，且表现出欣喜之色。宛希先等似觉疑惑，联系到陈皓等人终日吃喝玩乐，私吞缴获黄金，排斥党的领导，以及二连连长的私逃，东门浮桥的拆除等一桩桩可疑举动，意识到陈皓等人有可能密谋叛变。
事情果然不出宛希先所料。原来，在敌人到达安仁、攸县时，陈皓一伙即胆战心惊，对革命丧失信念，开始进行阴谋反叛的活动。有一天，陈皓接待了一个叫陈明义的湖南人，原是敌十三军军长方鼎英的外甥。陈明义向陈皓说：十三军军长方鼎英是我舅父，也是你在黄埔军校的教育长，我可以为你联络，请他给你一个名义番号，暂时存身，再图后举。陈皓闻言大喜，立即修书一封，交与陈明义暗中与方鼎英联络。刚才，当闻报中瑶方向来了支部队，陈皓以为是方鼎英派来接应他的，一时倒暗自欣喜起来了。
然而，陈皓失算了。中瑶方向来的队伍是在大汾遭袭时走失方向的工农革命军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第三营。他们折入桂东后，游击到赣南崇义一带时，无意中遇上了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队伍，随后补充了弹药装备，并按照朱德指示，返回湘赣边界。当行至茶陵边境时，发现湘敌重重围困茶陵，断定城内是我军守部，于是挥戈参战，从后面杀来，解了茶陵之危。
当晚，军事领导人围绕革命军的退向问题进行讨论。宛希先、张子清、伍中豪等一致认为：天亮后，敌人将组织反攻，我军必须立即撤离茶陵，回师宁冈。陈皓等人本想拖延时间，等待方鼎英部进逼茶陵，然后迫使部队就范，却又慑于眼前张子清等人的威力，不敢公开反目，于是借故提出“南撤”，退往湘南。
因情况紧急，不宜再争论不休，于是，宛希先等暂时接受了“南撤”计划，决计出城后再定退向。
半夜时分，部队秘密出城。茶陵县委及游击队随军南撤。翌日天亮，部队到达湖口。
湖口，是茶陵城南的一个集镇，位于东向宁冈、南向湘南的岔道上。由于连续作战和急行军，战士们显得很疲惫。宛希先和张子清商定，部队先休息一阵，然后东向宁冈。
当部队开拔时，面对何去何从的问题，宛希先、张子清、何挺颖、伍中豪与陈皓、徐庶、韩庄剑、黄子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面临这种僵局，陈皓心急如火，摆出团长架势，以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为借口，强令部队南撤，企图投靠敌方鼎英部。
在陈皓一伙握有军权的情势下，部队只好改道南向。但因军心、人心不服，进军速度缓慢。工农革命军面临着改弦易辙的危险。
正当革命军处于危急之际，毛泽东率部到了湖口，并赶上了正在行进的部队。
“停止前进！部队重回湖口宿营！”护送毛泽东前来的陈伯钧传达了毛泽东的命令。
原来，毛泽东对茶陵的情况一直很关注。当时，去茶陵的部队是工农革命军的主力，毛泽东时刻牵挂着这支部队的命运。因之，部队临行前，毛泽东千叮咛、万嘱咐，告诫陈皓注意各方面的工作；又叮嘱宛希先，打下茶陵后，务必保持每周联络一次，并把报纸及时带回。宛希先的来信，使毛泽东对这支部队更加忧虑，当从报纸上得知湘敌反攻茶陵的消息，更觉得部队凶多吉少。于是，他不顾脚疾，要陈伯钧带上一个排，匆匆赶往茶陵。当走到茶陵县城东门时，见浮桥被拆，又获悉部队南移，即断定情况有变，连夜追赶上来了。
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到来，使陈皓等失去了一时的专横。夜晚，毛泽东在湖口王其生家里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上，宛希先、张子清、何挺颖、伍中豪等揭露了陈皓等人在茶陵的丑行。正当开会之际，工农革命军截获了方鼎英派人送给陈皓的复函，陈皓等人叛变阴谋暴露无遗。在确凿的物证下，毛泽东当即下令逮捕了陈皓、徐庶、韩庄剑、黄子吉四人。
第二天清晨，在湖口圩的草坪上，毛泽东召集了工农革命军700余名指战员的大会，代表前委公布了陈皓一伙阴谋叛变的罪行，宣布撤销他们的职务，任命张子清代理团长。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革命的叛徒是可悲的，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现在屁股坐在罗霄山脉，两脚伸出江西、湖南，向东有遂川、万安，向南有桂东、崇义，向西有酃县、茶陵，向北有永新、莲花，周围十多个县，上千万人口，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革命大有前途！”谭家述：《井冈山根据地创建时期的茶陵》。内部采访资料。至此，湖口风波遂告平息。
毛泽东讲话后，部队向东疾进，返回宁冈大本营。茶陵县游击队200余人，也跟随工农革命军退到宁冈，后编入第二营。
12月29日，部队在砻市沙洲上召开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列数了陈皓等四人叛变投敌的罪行，并处决了四个叛徒。在大会上毛泽东还总结了打茶陵的经验教训，首次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制定的“三大任务”，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人民军队的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三大任务”的制订和颁布，明确了军队政治与军事的关系，说明工农革命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外，还要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还要筹粮筹款，自己解决经济给养，不能全依赖地方，从而使部队的政治工作、军事斗争均有了更具体明确的目标。
遂川县工农兵政府的成立
时令进入冬天，山区显得异常寒冷，可革命军指战员依然穿着单衣。寒冬威胁着这支工农军队的生存。
为了解决部队冬衣和拓展红色割据区域，毛泽东和前委根据遂川守敌薄弱的情报，决定攻打遂川。
1928年元月4日，工农革命军的两个营在毛泽东、张子清等率领下，从宁冈砻市出发，冒着刺骨寒风，翻山越岭，向遂川进发，进抵遂川重镇大坑。
大坑，在遂川之北，是遂川大土豪、大恶霸萧家璧的匪巢。昔日革命军在大汾与萧家璧结下的仇恨，使参战的指战员们怒火中烧。当攻击命令下达后，革命军战士同仇敌忾，奋勇拼杀，打得萧家璧部狼狈而逃。我工农革命军乘胜追击，5日即兵临遂川城下。
驻守遂川城的敌军只有一个工兵连和地方民团武装，听说萧家璧部在大坑惨败，情知不是对手，即弃城而逃。我军随即占领遂川县城。
由于敌人战前造谣，诬蔑我革命军，使不少市民受到蒙蔽，故我军进城后，城内一派冷冷清清，不少店铺关门。为此，毛泽东命令部队以班排为单位进行分兵活动，发动群众，打开局面。
在遂川，我军缴获了敌人几百担白布。毛泽东当即指示运回宁冈茅坪，着余贲民负责筹办被服厂。
在遂川，毛泽东检查了大革命失败后遂川的武装情况，表彰了保存6支枪的王次榛等，鼓励他们重新组织赤卫队，开展武装斗争。
8日，毛泽东又在遂川县城天主教堂主持召开了遂川县的党员会议，重建了遂川县委，以陈正人为书记，要求中共遂川县委抓紧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
这时，派去长沙汇报秋收起义情况的何长工辗转来到了遂川。毛泽东、张子清等会见了何长工，听了他的汇报。当获悉何长工已在粤北犁铺头联络上了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毛泽东很是高兴。随即决定派何长工到王佐部队去担任党代表，把王佐部队争取过来改造好。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写信给万安县委，要他们努力斗争，向前发展，同革命军相结合，并请他们到遂川来开联席会议。
10日，遂川县城的工作局面已基本打开，逃跑的市民也返回城中，产业界也恢复了生产，并相继恢复了商业、船业、木业、作坊业等行业工会，组建了遂川县工人赤卫队。于是，毛泽东将工农革命军团部和特务连留在城里，继续做群众工作，其余部队组成宣传队兵分三路，到于田、草林、大坑等农村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
中旬，毛泽东在县城五华书院主持召开了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万安的曾天宇、张世熙、曾延生、刘光万等，遂川的陈正人、王瑞麟、王佐农等，工农革命军前委代表宛希先、张子清等，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十二字诀”，以对付敌人的进攻。陈正人等对此记得很清楚。陈正人：《创立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内部采访资料。
联席会议后，毛泽东即往来于遂川县城与草林圩之间，直接领导分兵发动群众的工作，同时，具体指导遂川县工农兵政府的筹建，嘱咐陈正人等着手拟制一个《施政大纲》。
陈正人等将《遂川县工农政府临时政纲》初拟出来后，毛泽东又亲自作了修改。《施政大纲》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土地、生产和人民生活诸方面的施政措施和方法，共有30多条，集中地代表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的政权主张。为了使群众容易理解，毛泽东在修改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代替一些深奥语句。如“不虐待儿童”改为“不准大人打小孩子”，“废除聘金聘礼”改为“讨老婆不要钱”等等。
1月23日，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准备就绪。这天，负责宣传的同志拟了几副对联，打算贴在主席台两侧，可选来选去总觉得不贴切。这时，正好毛泽东来了，大家知道他才高，就请他选定。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看了一遍后，抽出其中一副，改了几个字，大家一看，无不拍手称好。这样，经毛泽东修改后的对联为：
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加利；
看今朝我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24日，正是大年初二，天气回暖，风和日丽。一大早，一两万工农群众，聚集在县城张家祠的大草坪前，集会庆祝遂川县工农兵政府的成立。大家喜气洋洋，互相拜年，同庆善事降临。在一片锣鼓声中，毛泽东、陈正人、张子清、宛希先、王次淳等登上主席台。约10时许，大会执行主席陈正人宣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顿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口号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同志们，乡亲们！新年伊始，遂川工农兵政府成立了！我们的工农劳苦群众解放了！”他指着县工农兵政府主席王次淳，说：“这位就是你们的县长，叫王次淳，西庄人。前几天还在挑大粪，现在要当县长了。但是，革命靠一个县长不行，还要靠大家团结。一根稻草，一拉就断，把稻草拧成一股绳，就不容易断了！”王次模：《忆遂川的革命活动》。内部采访资料。
大会直开到下午2点。会后，处决了大劣绅郭渭坚。全场贫苦平民无不欢欣鼓舞。会后，老百姓唱起了新编的歌谣：
过新年，过新年，今年不同往常年；工农革命军来了，又分谷子又分田。
过新年，过新年，今年不同往常年；打倒萧家璧，活捉罗普权。
“六项注意”的首次颁布
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城时，由于地主豪绅、反动派对革命军曾造谣诽谤，使遂川城的市民一度信以为真，出现了街巷冷冷清清的局面。这种局面，在我工农革命军的宣传发动之下，很快地就扭转过来了。但是，因为部队分散活动，纪律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情况。如：革命军有的战士借了老百姓的门板和稻草没有主动归还；在许多同样的门板中，又往往弄错，睡过的地方也没打扫干净等；更有甚者，有的战士动不动就烧房子。“有一次，四班去打一家土豪。这家土豪早跑掉了，留下了搬不走的相当漂亮的房子……四班长在这家土豪的大门上贴了一张条子，限令土豪在三天之内送来1000元钱，否则，就要将这座房子烧掉。三天过后，土豪并没有把钱送来。于是，班长就领着战士们把这座房子点着了。恰好，这时土豪从外面传话回来说，请不要烧他的房子，钱凑够了就送来……可是，这座房子已成废墟，只在夹墙里发现了几箩筐已经熏黑的银毫子。”这些情况的出现，有些是小事，烧房子则是大事了，反映到前委来，毛泽东甚为不安，觉得有必要向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了。于是，1月25日，毛泽东在遂川县城李家坪，召开了全体革命军指战员大会，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这就是：
（一）上门板；（二）捆稻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不拉，请来子要给钱；（六）不打人骂人。
这是我军最早提出的“六项注意”。它是继在荆竹山提出的“三大纪律”，以及从茶陵回师砻市宣布的“三大任务”后，又一项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纪律规定。对此，当时任遂川县委书记的陈正人曾回忆说；“1928年1月，我在遂川城已经听到六项注意了……那时也听到三大纪律。主席很强调六项注意，部队每到一地，都要严格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六项注意的每句话，都是老百姓的话，非常通俗、易懂。”陈正人：《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
正因为毛泽东和前委及时地颁布了“六项注意”，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分兵时，才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六项注意”后来完善为“八项注意”，成为我军的重要行动准则。
草林圩的复活
草林圩，是遂川县四大圩场之一。遂川旧有一唐江、二营前、三草林、四大汾之称。草林镇上，群居着600多户人家，近200家店铺。这些店铺，80％以上的中小商人主要经营茶叶、酒类、油盐杂货、香纸烟烛，以及各种手工业产品和土特产品。他们的资本很小，既受国民党反动派苛捐杂税的压榨又受地主豪绅、大资本家的盘剥，生意冷清，濒于破产。当时，草林圩的经济命脉基本上被土豪黄礼瑞、郭朝宗开设的“遂昌”（当铺）、“元昌”（油行）、“元丰”（烟馆）等大商号所垄断，他们利用烟馆、赌行、当铺、妓院等为非作歹，毒害人民。他们有钱有势，横行乡里。黄礼瑞的大儿子是国民党的省参议员，孙子是草林乡的乡长，他不仅在草林开了各种商号，在县城也有几个商号，连南昌都有他开设的化工章江公司和分馆。除此以外，他家还拥有9000多担谷田，几千亩山林。草林圩几乎是黄礼瑞家的独霸天下。
工农革命军三营九连来到草林圩时，草林圩上的中小商人受了黄礼瑞、郭朝宗等的欺骗和恐吓，家家店门紧闭，上贴一张“存货已空，改行务农”的告示，偶尔见到几个老表，也都远远地窥视着，用惊恐疑惑的眼光打量着革命军。当战士们走上前去欲与他们攀谈时，一个个都躲开了。
这可急坏了九连连长曾士峨和党代表罗荣桓。看来，要打开局面，还得有耐心，要开展群众工作。于是，曾、罗命令各宣传队，打着红布小旗，分头深入草林圩镇各角落，耐心宣传群众，开展社会调查，并在草林圩的大街小巷和周围各个村庄，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保护中小商人！”“取消苛捐杂税！”“工农革命军是穷苦工农的军队”等等。老表们见这支部队不扰百姓，说话和气，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同以往的部队不一样，慢慢地开始和战士们接触、聊天，并陆续反映了各种情况。
经过各方面的调查，革命军已完全查明：草林的冷清，完全是黄礼瑞、郭朝宗等土豪劣绅、大资本家暗中作祟的结果。
1月10日，毛泽东来到了草林圩。罗荣桓等将掌握到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当即指示：“拔掉这个钉子！”
曾士峨、罗荣桓立即带领革命军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查封了黄礼瑞、郭朝宗在草林开设的各种商号、当铺、烟馆、妓院。缴获了几万斤食盐、几千斤茶油、几百担布匹和数不清的日用百货。
毛泽东随即又指示部队：将缴获的东西一部分上交，一部分分给群众，让群众过个好年。革命军战士连夜送物上门，贫苦农民笑逐颜开。
第二天，部队又在草林万寿宫召开了群众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工农革命军的宗旨是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据我们了解，你们草林圩有111家店铺，大资本的只有16家，中等资本的只有11家，小资本的84家。资本大的都是黄礼瑞、郭朝宗、刘汉青、胡海清几个人开设的，他们既是大土豪，又是大奸商，他们才是我们打击的对象。至于中小商人，我们的政策是保护的，一粒盐、一寸布也不动，不罚款，不抽税，允许自由贸易，保障合法经营，请商家放心。”遂川县党史办采访资料。
到会的群众和中小商人们听后，都觉得十分惊奇，于是纷纷开业。
1月16日，正是腊月二十四，山乡传统的小年。一大早，九连的官兵就把草林圩打扫得干干净净，在街道两旁贴满了红绿标语，令人耳目一新。在万寿宫的柱子上，贴着一幅醒目的对联：
在场的群众看了，无不交口称赞。约10时许，从永新、宁冈、遂川各地赶来的农民成群结队前来赶集。草林圩上万头攒动，热闹非凡。他们都欢喜地卖出自己的货物，买回自家需要的年货，整个圩场秩序井然。草林圩赶集，三天一次，有时竟达两万余人。
草林圩复活了！
对于开辟草林圩的这段历史，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欣喜地写道：“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
草林圩的复活和繁荣，对于活跃和沟通根据地的商品交换，满足根据地军民的日常生活需要，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个红枣也不能动”的工商业政策
“边界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日常生活程度颇低……因为地处边陲的原因，受资本经济的侵蚀颇迟，洋货业在市场不甚发达，有些地方的交易还是‘日中为市’的逢圩办法。”谭冠三：《在我记忆中的井冈山斗争》。内部采访资料。正因如此，湘赣边界各县，县县都有圩场，农村圩场成为私营工商业和农民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主要场所。这样，对待中小商人和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
毛泽东和边界党在井冈山斗争初期，就明确地提出了“保护工商业”和“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草林圩的复活与繁荣，以及1928年7月间开辟的大陇红色圩场，都是贯彻和执行了保护工商业政策的结果。
对于这方面的具体政策，目前尚未发现历史文献的记载。只有一些口头资料。虽属个人回忆，可信程度却较高。
如谭冠三曾回忆说：“1928年初，我们从茶陵撤回井冈山，不到一个月的光景，部队又进到遂川城过旧历年。这期间，毛委员宣布了城市政策。在这以前，我们曾犯过一些错误，把商人、小贩的货物也没收了，甚至连药铺里的戥秤也拿上了井冈山。毛委员发觉这些情况后，即作了纠正。他指出：我们反对封建剥削，只能没收地主的财产，保护工商业利益，如地主兼商人，就只能没收封建剥削的部分，商业部分连一个红枣也不能动。”谭冠三：《在我记忆中的井冈山斗争》。内部采访资料。
谭冠三还说：“在井冈山，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打下永新后，毛泽东同志亲自在永新城召开过一次‘书宣组’联席会议（即由部队党支部书记、宣传干事和组织干事——后来改称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参加的会议），专门对政策问题进行检查。当时，各项政策都很明确。对大地主，没收他的浮财、粮食等（浮财和粮食，大部分分给农民群众，留一部分下来作为军粮），不杀他。对富农，一般不动他，有的也酌情筹款。对于工商业，特别是中小商业者（在县城，大工商业不多，主要是中小工商业），采取保护的政策。筹款数字不大，采取‘评议’的方法，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自愿拿出一部分钱来。还宣布了废除苛捐杂税这个政策。对工商业兼地主者，地主部分的财产，是加以没收的；工商业部分，不没收，采取了保护的政策。对于这些政策，工商业者都感到满意。这样一来，既筹到了款，解决了我们自己的供给问题，又不损害他们的利益，保护了他们，团结了他们，使他们拥护和支持我们。本来我们吃盐是很困难的，后来由于有了正确的工商业政策，商人就愿意和我们做生意，把盐运进来，解决了吃盐的问题。”“访问谭冠三记录”。
然而，这些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正确政策，却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曾记述说：“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
边界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政策，从具体到“一个红枣也不能动”，可见一斑。这一政策，虽然遭到“左”倾错误的干扰，但总的来说，执行情况是好的。所以，充分调动了赤白区中小商人的积极性，不仅提供了军队自身给养的需要，同时也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布置长期的斗争，奠定了经济方面的基础。
新城大捷——击破赣敌第一次“进剿”
工农革命军在湘赣边界点燃的革命之火，越烧越旺，照亮了江西黑沉沉的夜空。
江西的国民党政府为之震惊，省府主席朱培德坐卧不安。1928年2月上旬，朱培德下令驻吉安的赣敌杨如轩第二十七师，以八十一团和七十九团的一个营进攻万安，威逼遂川；以七十九团的另一个营进占宁冈新城，向工农革命军发动了第一次“进剿”。
其时，工农革命军正在遂川境内分兵发动群众。“敌进我退”，毛泽东闻讯，即令部队迅速集结，撤离遂川，军返茅坪。
新城，是宁冈的县城所在地，西连砻市，南通茅坪，北扼宁冈至永新的通道。敌人占此据点，对根据地的武装割据，造成了严重威胁。
为了保卫根据地，宁冈县党组织根据前委从遂川发来的指示，在革命军返程期间，组织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日夜骚扰敌人。
2月中旬，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悄悄返回宁冈茅坪，会合了刚刚升编的袁、王率领的第二团。17日，前委在茅坪攀龙书院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攻打新城方案。决定：集中革命军第一团、第二团的优势兵力，对新城之敌取包围之势。由第一团第一营担任主攻，攻击新城东门；第三营主力攻打南门；教导队和第三营的一部攻打北门；袁文才率第二团第一营在敞开的西门外设伏，准备歼灭从西门出逃之敌。
17日下午，前委在茅坪召开了战前动员大会。毛泽东代表前委号召全体指战员，一定要打好这一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将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发展和巩固已创造的割据成果。毛泽东还具体地分析了我军的有利条件：以往，是敌人数倍于我，这次是我们数倍于敌，加上宁冈党组织和人民的支持以及我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斗精神，是一定能够夺取战斗胜利的。毛泽东的讲话，给到会的军民以极大的鼓舞。
17日深夜，工农革命军像一支利箭，直射新城。拂晓前，各部队迅速进入指定位置。毛泽东、张子清等登上新城门外的旗山亭，指挥战斗。
驻守新城的守军是赣敌七十九团王国政独立营，及宁冈靖卫团。王国政是赣军第七师师长王均的侄儿，该营装备良好，训练有素。此刻，正倚峙着四面高大的围墙，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
天亮后，新城清晰地呈现在战士们的眼前。这是座古老的小城堡，墙高2丈，厚8尺余，每隔一段均辟有城堞，易守难攻。
清晨，蒙在鼓里的城内守敌照常来到南门外操场出操。当刚架好枪支做起徒手操时，毛泽东、张子清当即发出了战斗信号。敌人如惊弓之鸟，弃枪逃入城内，紧闭城门。紧接着，东门、南门也打响了。城内敌营长王国政急令他的9挺机枪投入战斗，顿时，枪声大作。
战斗进行得很激烈，直近中午，城门仍未攻开。各路指挥员有些焦急了。这时，旗山岭指挥部里的毛泽东却异常镇定。经过周密的思考，他决定施用火攻。由南门、北门发起佯攻，吸引敌人火力，然后由一营集中力量火攻东门。命令下达后，当地群众立即送来了许多楼梯、煤油、稻草、棉絮等。于是，在东门外的一间民房里，几十个战士揭开屋瓦，把部队仅有的两挺机枪架上屋顶，居高临下，向敌人猛烈射击。与此同时，几十个战士两人一组，披着沾湿了的棉絮，夹着干草、煤油，冒着枪林弹雨，涌向东门，点着了火。霎时，烈火熊熊，将东门烧穿了。随即，一营战士奋不顾身，穿过浓烟，冲进城内。
东门一破，城内守敌乱作一团，无心再战。继而，南门、北门也相继攻破。三路部队在城内奋勇拼杀，打得敌人纷纷逃窜。县长张开阳、营长王国政急忙打开西门，企图逃窜，却遭到等候多时的袁文才部的猛烈射击。敌人忙又欲退回城内，又被进逼的一、三营封死退路，成了瓮中之鳖。混乱中，敌营长王国政被击毙。敌士兵见大势尽去，纷纷跪地投降。反动县长张开阳夺路逃跑，躲入西门外的小沟里，惊魂未定，被参战的古城区大江边暴动队队长文根宗生俘。是役，击毙、击伤包括营长王国政在内的敌独立营和靖卫团共300余人，生俘100多人，活捉敌县长张开阳，取得了根据地创建以来的第一次辉煌胜利。
新城大捷，体现了毛泽东“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战略思想和“围三阙一、开门打狗”的灵活战术。
从此，毛泽东便从遂川分兵和新城战斗的实践中，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游击战争战术原则，并在以后的割据斗争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
新城战斗的胜利，激荡着所有参战的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地方赤卫队和暴动队员的心。18日下午4时后，战士们押着100多名俘虏，兴高采烈、浩浩荡荡地回师茅坪。长期以来，饱受地主豪绅、反动军队欺凌的工农革命军战士和宁冈翻身农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敌俘，不禁恨上心来。从新城返回茅坪的路上，一路将俘虏兵催促着，推搡着，高声叫骂，俘虏兵稍有不是，即遭拳打脚踢，有的气愤至极，竟开枪杀了俘虏。
这种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注意和思考。第二天，毛泽东在茅坪的阎仙殿前，召开了工农革命军战士和俘虏兵参加的军民大会。
毛泽东代表前委在会上分析了新城战斗的经验，表扬了我革命军战士和参战农民勇敢作战的精神，同时，指出了我军在俘虏政策上的问题。他说：“俘虏兵不能受到虐待，更不能杀。他们也是工人、农民出身。也是强迫当兵的，只要放下了武器，就要同等对待，并要受到优待。”
接着，毛泽东宣布了优待俘虏的几条具体规定：（一）不许打；（二）不许骂；（三）不许搜腰包；（四）有伤的给予治疗；（五）愿留的，吸收参加红军；（六）愿回去的，发给路费遣送回家。
当时，参加大会的军民听了，简直不能理解。“俘虏不管怎么说也是‘阶下囚’，怎么待为‘座上宾’呢？”而参加大会的俘虏兵听了，一个个却傻眼了。国民党的长官不是说，共产党“青面獠牙”、“共产共妻”，抓住就要杀头么？他们都认为今天就是死期了，没想到革命军对俘虏竟这样宽大。所以，当场就有不少人报名参加工农革命军。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将谭甫仁就是在那里参加红军队伍的。
由于前委采取了对俘虏的宽大政策，很快在边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了敌军士兵和无出路的下级官兵对我们注意，投诚来归的日益增多。”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杨至诚在《一个俘虏兵的故事》中讲了一个叫曹福海的俘虏兵，三次被俘，三次被放，最后在七溪岭战斗中被俘后，带来10多个国民党士兵，弃暗投明，加入红军队伍。曹福海在战斗中坚定勇敢，还提了排长，后来在大余战斗中英勇牺牲。
对于俘虏政策所产生的威力，毛泽东曾在《井冈山前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人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杨池生的《九师旬刊》，对于我们的这种办法有‘毒矣哉’的惊叹！”聪明的敌人如李文彬旅，他们也仿效革命军的做法，但由于他们军队的反动性质所决定，则很难收到效果。“在再作战时，我们的人还是有拖枪回来的。”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实行的宽待俘虏政策，对削弱和瓦解敌军，补充和扩大革命力量所起的重要作用，是许多人所始料未及的。
宁冈县工农兵政府的成立
打下新城后，前委即紧张地筹备宁冈县工农兵政府的成立。毛泽东提议，新成立的县工农兵政府设在砻市，首任工农兵政府主席由泥腿子出身的、在新城战斗中活捉敌县长的古城大江边村暴动队长文根宗担任。这一建议，获得前委和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等的一致赞同。从此，砻市成为湘赣边界红色政权的第一个新县城，并沿袭至今。
2月21日一大早，宁冈县的贫苦农民，像潮水般地涌入砻市河东的大河洲上。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的会场，就设在这里。沙洲的正前方用十几个禾桶架着门板搭起了一个临时主席台，上面悬挂着一块长红布，红布上写着“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审判反动县长张开阳大会”的巨幅会标。工农革命军战士和宁冈的赤卫队、暴动队员、工农群众近万人席地而坐，气氛热烈而又欢快。湘赣边界又一个红色政权就要诞生了！
毛泽东、张子清、宛希先、何挺颖、袁文才、龙超清等军队、地方领导人出席了大会。10时许，大会司仪肖子南宣布：大会开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顿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会场一片欢腾。
毛泽东在会上向到会的各界人士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今天的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从此，宁冈人民有了自己的政府，贫苦工农要自己当家做主了！”接着，他把文根宗请到台前，介绍说：“这就是文根宗同志。就是他，在新城战斗中活捉了张开阳，立了头一功！从今天起，他就要担任大家的工农兵政府主席，大家要拥戴他、支持他，把宁冈的工作做得更好！”
毛泽东的讲话，激荡人心，赢得台下军民阵阵掌声。
会上，还宣布成立中共宁冈县委，龙超清任县委书记；成立县赤卫大队，石敬庭任大队长。龙超清、文根宗分别代表县委和政府在会上发了言。
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公审反动县长张开阳。当肖子南宣布将张开阳押进会场时，全场军民群情激愤。4个赤卫队员把张开阳押至土台右侧，架放在1米多高的三根木架上面。新任县政府主席文根宗一一宣布了张开阳的罪状，并以宁冈县工农兵政府名义，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文根宗的语音刚落，台下的赤卫队员、暴动队员一拥而上，你一刀，我一矛，把张开阳戳死了，结束了他反动的一生。
会后，宁冈各区、乡工农兵政府相继成立，并在县工农兵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对敌斗争，建立地方武装，创造湘赣边界割据区域的坚实基础。
在此期间，还成立了新边陲政府。
新遂边陲是指永新、遂川两县交界的井冈山区。它东从永新的旗锣坳以进，南到遂川的小行洲；北是永新的锡坪、大小船；西边是遂川的荆竹山以内的大小五井、茨坪、下庄、草坪、白泥湖、梨坪、罗浮等大小几十个村庄，纵横各五十余里。
2月下旬，为了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前委决定将茨坪、大小五井、白泥湖等地分别划出，单独成立新遂边陲特别区。特别区下辖茨坪、大井、土岭、下庄、行洲、梨坪、白泥湖等十个乡，人口近两千，面积约76平方公里。
2月下旬的一天，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在茨坪李桂生家成立，主席李尚发。区政府设土地、财政、组织、经济、军事、宣传等机构。同日，中共新遂边陲特别区委员会也建立起来，区委书记肖万侠。
新遂边陲特别区，隶属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和县委领导。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成立后，实行双重领导。
特别区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烧田契、分田地；组织打土豪、分物资；组织递步哨、守哨口工事等。
区政府成立以后，组建了新遂边特别区赤卫队，有枪30多条，专门负责遂川、永新两县交界的防务工作。据李珍珠回忆说：“工农革命军把他们从遂川缴获的物资护送，到了黄坳就交给我们管。农民们挑来的各种东西、各种物资，有盐、有油、有布匹、还有药材等。这段时间，我们每天早上出去，晚上回来，护送农民把物资运上井冈山。”
在区政府的领导下，特别区的工作发展很快。茨坪等十个乡都相继成立了乡工农兵政府和暴动队。由于地处军事根据地中，一遇打仗，暴动队也要上前线参加运送物资和抬运伤员。
新遂边陲特别区自1928年2月下旬成立后，一直坚持到1930年2月王佐被错杀，井冈山失守才停止活动。应该说，新遂边陲特别区的建立，为井冈山的军事根据地的营造与巩固，做了很多工作。它的建立，也是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产物。
毛泽东宁冈、永新两县调查
在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时期，毛泽东非常注重社会调查，了解社会状况。1927年11月，工农革命主力攻打茶陵时，毛泽东因为脚伤，在大陇送别了队伍后，回到茅坪。为了全面了解边界的政治经济状况，为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提供依据，毛泽东在茅坪的坝上、洋桥湖、马沅一带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当年宁冈县委组织部长刘克犹回忆说：“1927年11月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刚刚开始诞生，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去了……这时，毛委员没有去打茶陵，在步云山附近的洋桥湖、坝上一带搞社会调查。”“刘克犹自写材料”，1973年。
毛泽东搞社会调查采取开座谈会或个别访问的形式。“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别人开展讨论”然后将获得的材料整理成文，取名《宁冈调查》。
1928年2月下旬，毛泽东又在永新的秋溪乡一带，搞了一个《永新调查》。对毛泽东在秋溪的调查，永新革命老人李步陵回忆说：“1928年2月间，毛泽东又从井冈山率领红军来到永新秋溪开展群众运动，帮助永新县委工作。毛泽东来到秋溪后，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又和县委的同志经常研究工作，带来的红军则帮助我们群众干活。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和关怀下，秋溪、龙源口一带的工作得到很大的发展。”“访李步陵记录”，永新县党史办。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的独创。可是，当时党内许多同志并不理解，也不重视。1928年6月间，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来到井冈山区，毛泽东“要秘书把他到达井冈山后写下的永新、宁冈等地的农村调查拿给我看。我一看，这些写在商人账本‘总簿’、‘坐簿’上的农村调查，一本一本地叠了尺多高。由于我不理解这些就是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对这些调查材料，只当作一些故事或情况阅读，一天的工夫就看完了。毛泽东同志见我启而不发，知道我没有看懂，失望地把这些退回来的调查材料收捡起来。”
然而，毛泽东辛辛苦苦整理而成的永新、宁冈二县调查，由于战争的原因，都失掉了。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写道：“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我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得来的材料，湖南的几个，井冈山的几个，都失掉了。”
“井冈山的几个”，指的就是《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
对失掉的这两个调查，毛泽东“时常念及”。他在《寻乌调查序言》一文中说：“我过去做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1927年1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1927年11月）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1929年1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个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调查的重视程度。正是毛泽东注重调查，使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掌握了大量的客观依据，从而能在指导边界的工作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显示出超人的领导艺术。
以宁冈为中心、以井冈山为依托的罗霄山脉中段割据局面的形成
从1927年10月起，至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经过艰难的创造与割据，先后在茶陵、遂川、宁冈三县建立了红色政权，根据地范围已拥有宁冈全县，永新、遂川、莲花、酃县、茶陵各一小部。这标志着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已粗具规模，罗霄山脉中段工农武装割据局面业已形成。
这一切都来之不易。诚如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述：“湘赣边界的工作，从去年十月做起。开头，各县完全没有了党的组织，地方武装只有袁文才、王佐各六十支旧枪在井冈山附近，永新、莲花、茶陵、酃县四县农民自卫军枪支全数缴给了豪绅阶级，群众革命情绪已经被压下去了。到今年二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党的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亦开始建立党的组织，和万安县委发生了关系。地方武装，除酃县外，各县都有了少数……”
湘赣边工农武装割据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表明大革命失败特别是秋收起义失利以后，我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开始寻找到了一条成功的道路——以宁冈为中心、以井冈山为依托的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革命道路。
这一道路的探得，其成功的秘诀在何处呢？我们认为：主要得力于毛泽东的“三次决策”：
一是文家市会合后放弃攻打长沙、转兵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正确决策。
秋收起义三路人马相继受挫后，毛泽东在向文家市会合的途中，就以前委书记的名义给师长余洒度去信，“嘱度即将部队改道退萍乡再说”。在文家市会议上，毛泽东竭力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主张，作出“以前敌委员会决议，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的决策，“次日部队即向萍乡退却”。向萍乡退却，退往哪里？退往“眉毛画得最浓的”罗霄山脉中段，去当革命的“山大王”。这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利后、引兵井冈前所作出的第一次正确决策。这一决策无疑是中国革命胜利的起点。正如何长工在《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一文中所言：“此后，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开始了‘引兵井冈山’。这是中国革命了不起的伟大战略转移。从此中国革命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二是毛泽东关于以宁冈为中心建立军事大本营的正确决策。
毛泽东率部上山以后，究竟确定在哪里安营扎寨，建立军事大本营，是经过一番周密思考，最后作出抉择的。
据文献资料记载，毛泽东在引兵井冈、茅坪安家后不久，即1927年的12月份，就有“以宁冈为中心建立军事大本营”的考虑。所据如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最新编著的《毛泽东年谱》（上卷）披露：（1927年）12月18日，在井冈山会师前，毛泽东曾致信中共湖南省委，提议改组前敌委员会，表示朱、毛两部将建立联合领导的意向。信中说：部队行动，由朱德、陈毅、张子清、宛希先、余贲民、袁文才、毛泽东七人组成前委，请批准。如系驻军，则应组织湘赣特别委员会，指挥军事及交界八县党务、农村暴动等，人员除上述七人外加江西的刘真，请呈报中央批准。又朱云卿应加入前委和特委。
此信原件及全文我们没有见到。其中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12月18日之行文时间。此时正值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攻克茶陵之后，毛泽东去茶陵之前，他因脚伤留在茅坪从事社会调查。二是提及袁文才。这时的袁文才部正接受工农革命军的整训与练兵，尚未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可见，毛泽东1928年11、12月间在茅坪从事社会调查时，就已有了以宁冈为中心建立大本营的考虑。否则，他绝不会将宁冈的“山大王”袁文才列进前委委员名单，并请中央批准。显然，毛泽东是把宁冈与袁文才、大本营放在一起通盘考虑的。
对此信，杜修经当年的一份报告可作印证。“宁冈是一个多山的小县，有一座大山，围绕这山的有永新、遂川、酃县、茶陵、莲花五县，宁冈是中心，易守难攻，而各县民众运动经过了半年来的经营，也略有基础。同时向茶陵、永新进展，可以影响两省，并两省上游。以此地为大本营的意见，泽东同志早有了，便有边界特委组织的建议。”
关于1928年12月以宁冈为中心建立大本营的构想，毛泽东起草的又一份文件亦可说明。1928年5月2日，他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去信。其中说：“去年十二月前委会即有建议组织边界特委，湘省委及中央最好另派得力同志来做书记，事实上毛同志任军事工作很难兼职。现于吉安来信之后，大家意思即把特委组织起来，你认为如何？听兄处明示。组织一定任组织，这以宁冈为中心，罗霄山脉政权之建立，党之强有力，军力去造就实在湘赣两省之革命根据地之一，此理毛同志等业已累次呈明在案。由湘南特委转湖南省委转中央，多久未见奉准驳明文，间从安源市委来信中偶有湖南省委已核准的话，但并非省委明示。”
从上述三份历史文献资料可以判断，毛泽东在上山后两个月即1927年12月间，就有“以宁冈为中心”建立军事大本营乃至“罗霄山脉政权”的构想，并提出了组建中共湘赣边特委的建议，而且已“累次呈明在案”。意见是明确的，决心也开始形成，只是没有得到中共湖南省委的“明示”批准而已。
三是毛泽东对建立以井冈山为依托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正确决策。
井冈山，地处罗霄山脉中段。杜修经说：“宁冈是一个多山的小县，有一座大山”，“易守难攻”，这显然是指井冈山。杨克敏在1929年2月25日的报告中说：“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于是创造罗霄山脉中段的割据，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为朱毛部当时唯一的工作和企图，于是伟大的奋斗和激烈的斗争，一幕一幕的开展起来。”陈毅在1929年9月1日的报告中说：“宁冈七县皆同属崇山峻岭，尤以井冈山为最险要，周围约有二百余里，四军得此地势即可休整整顿，当时决定在宁冈建立军事根据地，分兵到各县游击发动群众斗争，这一个政策非常正确。”
杜修经、杨克敏、陈毅均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重要人物，他们的这些思想，是在实践中对割据斗争的观察并接受了毛泽东的启发而形成的。因为，毛泽东对以井冈山为依托的罗霄山脉中段的各项条件有过缜密的比较分析，尔后才形成了决策。
毛泽东是怎么比较的呢？他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认为：罗霄山脉分北段、中段、南段，自广东北部沿湘赣两省边界至湖北北部。“北段地势不如中段的可进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速夺取长沙或武汉的计划，则屯置比较大的军力于浏、醴、萍、铜一带是很危险的。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小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
中段呢？毛泽东在分析于四围白色政权的中间，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原因时，曾提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通过一年的割据，他认为中段的长处是这几条都具备，而且在第四条中明确地说明：“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其他地方武装的根据地各县都有。”中段的缺点只是：因割据已久，“围剿”军多，经济问题，特别是现金问题，十分困难。
为此，毛泽东在同篇报告中特别强调军事根据地的重要性，说：“在四周白色政权中间的赤色割据，山险的军事根据地是不可少的。因为四周都是敌人，防御要向四面防御，非藉自然的山险以补助人力偶然的不足（如敌人最大最危急时），欲求在资产阶级政权稳定的时候，赤色割据之长期存在，是很困难的。”
所以，毛泽东认定：“整个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
毛泽东关于建立以宁冈为中心、以井冈山为依托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决策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决策始于1927年12月，最后确立大约在1928年的4月底5月初。这时朱毛两部已胜利会师，罗霄山脉中段割据政权已粗具规模，半年多来的斗争实践已充分证明毛泽东关于“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最初构想是完全正确的。为了布置朱毛会师后的长期斗争，必须确立“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基地，必须下决策的决心。这一决策的最终确立，有三份历史文献可以印证：一是毛泽东1928年5月2日给中央的报告指出“以宁冈为中心罗霄山脉政权之建立”和组建湘赣边特委的计划。二是杨克敏向湖南省委报告中的记述：“边界自毛部去春（1928）自湖南与朱部会合（今）重来后，确立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割据政权的决心。”三是中共湖南省委于1928年6月19日给边界特委和四军军委的批复信函：“以罗霄山脉中段为根据地的计划，省委完全同意。”可见，决心下了，计划报了，省委也批了。这一决策的最终确立，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是后话。
以宁冈为中心、以井冈山为依托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割据局面形成后，一幕幕“伟大的奋斗和激烈的斗争”又开始了。
边界“三月失败”
正当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如火如荼蓬勃发展的时候，3月上旬，湘南特委军事部长、湖南军委特派员周鲁来到了宁冈砻市。
没想到，周鲁一到，便下车伊始，信口开河，指责毛泽东及前委“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指示要“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房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头颅！”
周鲁传达了湘南特委的决定：取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为师委，何挺颖任书记。师委是军中党的领导机关，地方上的工作由地方负责。毛泽东改任师长。
周鲁还传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1927年11月扩大会议精神，即“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政策，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给毛泽东以“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的处分。周鲁在传达时，误传为中央开除了毛泽东的党籍。
周鲁还代表湘南特委指示毛泽东、何挺颖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湘赣边界，前往湘南，策应湘南“年关暴动”（即湘南起义）。
周鲁所传达的指令，使毛泽东、张子清、宛希先、何挺颖等大惑不解。他们与周鲁进行了强烈的抗争。但是，抗争无用。按规定，前委必须接受湖南省委及其湘南特委的指导。上级的指示还得执行，这毕竟不是周鲁个人的决定。
在党中央“左”倾盲动主义的束缚和高压政策下，边界工作“顿失中心”，刚刚建立起来的根据地陷入迷惘之中。
在中共中央惩办主义的政策下，毛泽东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谭政《在前委工作的见闻》中曾这样记叙说：“尽管周鲁传达的意见是错误的，可是当时怎么办啊！毛泽东是党员，他敢反中央吗？这是一个纪律问题。公开反不可能，作斗争也难办。”
为了执行湘南特委的指令，1928年3月中旬，毛泽东、何挺颖在砻市集中了工农革命军第一、第二团，传达了前往湘南、策应湘南起义的命令。决定：部队分三路向湘南进发。毛泽东、何挺颖率第一团从砻市向酃县；袁文才、何长工率二团一营从大陇出发；王佐率二团二营从大井出发，一起开往湘南。
毛泽东不能当前委书记、师委书记，只能当师长了。他平生第一次挎上了驳壳枪，向部队讲了话。他说：“军旅之事，未知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运笔杆子，不能动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当师长有点玄乎。可是，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合成个诸葛亮，要靠大家了。我们有这么多干部，大家都是党的骨干，在斗争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大家来当个参谋吧！”何长工：《伟大的会师》。
毛泽东的这番话，说得轻松、诙谐，可知情的人听了，心里无不酸楚楚的。
3月18日，三路人马先后抵达湖南酃县的中村。
部队到中村后，没有马上直去湘南，而是集中在中村待命。原来，部队到中村时，正值酃县人民配合湘南起义，举行“三月暴动”。“到酃县，他们看到湘东运动很发展，泽东的意思想到茶陵使湘东与湘南联系起来，周鲁同志也觉同意。”于是，毛泽东一面派出毛泽覃率特务连往湘南与朱德部联络，一面领导部队就地整训，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3月19日，部队师委和酃县特别区委在中村周南学校，召开了联席会议。毛泽东和何挺颖听取了中共酃县特别区委书记刘寅生的汇报，决定成立中共酃县县委，由刘寅生任书记。并将暴动队中的优秀分子挑选出来，组建酃县赤卫大队，毛泽东和何挺颖从部队中派出戴奇任赤卫大队党代表，何国诚为大队长。与此同时，中共中村区委、区工农兵政府、共青团酃县县委、少年先锋队等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了。
这时毛泽东当了师长，成了“民主人士”。20多年后，即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的一次预备会上，曾风趣地谈及这段历史。他说：“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后来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这是后话。
部队于3月18日来到中村后，决定暂时住下来休整。一时，众说纷纭，人心浮动。有的急切地盼望去湘南，走州过府，到大城市去吃喝玩乐；有的忧心忡忡，担心回不了井冈山；还有些意志不坚定者，对红色政权的存在产生了怀疑。
上述现象的产生，说明很有必要在军队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从理论上给部队指战员们予以灌输。于是，毛泽东和何挺颖商定，借部队在中村休整之机，进行一次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
何挺颖对毛泽东素为敬重，对他在蒙受冤屈时仍保持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豁达的革命胸怀更为佩服，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安排，并请毛泽东亲自主讲。
于是，从3月19日起，毛泽东在中村小铺头旁边的八担板田里，采用轮流讲课、轮流讨论的方法，对部队进行了近一周的思想政治教育。
对于中村授课，不少老同志均有所回忆。陈士榘回忆说：“记得毛委员坐在一条长凳上，面前放着一张小条桌，我们坐在禾蔸上。南方的春天是来得早的，这天又是个大晴天，春天的太阳使我们感到特别亲切和温暖。集合当时所有的部队讲政治课，讲的题目，记得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毛泽东同志具体而又通俗地解释了什么叫帝国主义，什么叫军阀混战。还分析了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外来军阀与本地封建势力统治之间的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又讲到中国是农业国、经济主要是靠农村，城市人的吃、穿都靠农村来供给，靠农村来养活，通俗地说：城市里的青石板是不长禾的，而城市是统治农村的，所以城乡矛盾很深。“他在讲课中肯定地说：中国革命的高潮必然会迅速到来。中国革命一定要反帝反封建，以农村为根据地。”
陈伯钧回忆说：“讲课时，毛泽东同志找来一块小黑板，一边讲，一边写。讲课的题目是：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工农运动的兴起。毛委员深刻地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和革命的性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意义，用铁的事实严厉地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和错误路线，使全体战士在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认清了革命形势，提高了战斗勇气，坚定了革命信心。”陈伯钧：《红军在酃县革命活动的几个片断》。
可见，毛泽东在中村授课时，着重讲述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中国革命的任务，阐明了坚持井冈山斗争的重要意义，批评了危害革命的“左”倾盲动主义，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这些，对部队官兵的教育作用无疑是很深刻的，从而使这支年轻的工农革命武装部队认清了形势和方向，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心。
工农革命军在中村集结期间，毛泽东、何挺颖曾布置部队以连队为单位，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
为使分田地运动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毛泽东、何挺颖与酃县县委书记刘寅生等，在中村周南学校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专门研究讨论土地革命问题。随后，派出一批军队干部下到各地指导分田。“毛委员像普通战士一样，置身在群众斗争的行列里。他亲自为翻身农民丈量土地，为得到土地的群众书写和插下分田的牌子。”
酃县中村的插牌分田，是试点性的，当时尚未全面铺开。“分配土地的政策是平均分配，当时群众叫做‘平田’”。陈伯钧：《红军在酃县革命活动的几个片断》。内部采访资料。“由于我们当时没有稳固的政权和坚强的地方武装，只有当部队一来，我们的政权就有一阵子，军队一走，反动军队又来了，就实行白色恐怖，政权又没有了，所以分田地也就白分了。”周里：《忆井冈山斗争》。内部采访资料。但是，中村插牌分田毕竟狠狠打击了豪绅地主和封建势力，显示了革命的威力，同时为以后的土地革命积累了经验。
正当工农革命军在酃县中村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时，传来了湘南起义部队处境危险的消息。于是，毛泽东、何挺颖等毅然决定，工农革命军兵分两路，向湘南挺进。毛泽东、何挺颖、张子清率第一团为左翼，楔入汝城之间；何长工、袁文才率第二团为右翼，向资兴彭公庙方向前进，以策应、掩护湘南起义部队安全转移。
这时正是3月下旬。
部队出征湘南，边界兵力顿空。国民党反动派闻讯，乘虚而入，卷土重来。霎时间，刀光剑影，腥风血雨，昔日根据地安居乐业的局面，一时变得一派萧瑟、恐怖。
宁冈，是革命军的大本营。敌人反攻倒算时，宁冈人民承受了极大的牺牲和代价。
在新城，反动县长张开阳的老婆在新城战斗中脱逃到吉安后，请来了一营兵，窜回到新城。张开阳老婆见昔日的县衙成了共产党新城区委、区政府所在地，顿时下令：“烧！”顷刻，偌大的一幢建筑，化为灰烬。新城区委书记龙芳桂率领区赤卫队、暴动队与敌展开激烈搏斗，因敌强我弱，为避免损失，只得退守七溪岭一带山中。
第二天，张开阳老婆又在土豪劣绅带领下，率一营敌兵窜进了茅坪。
茅坪乡政府主席谢馈山闻知敌人要“血洗茅坪”的消息，立即与乡政府干部进行会商，决定由谢馈山率乡赤卫队袭扰敌人，乡政府秘书、共产党员谢甲开组织群众转移进山。
“乡亲们，快走吧！”谢甲开挨家挨户地动员、催促，但一些年老体弱的乡亲仍然恋恋不舍，实在是故土难离啊！
当谢甲开带领最后一批群众转移时，张开阳老婆和她带来的一营敌兵到了。随敌前来的一个劣绅认出了谢甲开。
谢甲开被捕了。敌人见茅坪成了一座空村，恼羞成怒，放火烧毁坝上、茅坪30多幢房屋，尚不解恨，又对谢甲开施以重刑，逼他说出茅坪群众及党政干部的下落。
谢甲开守口如瓶，坚贞不屈。敌人把谢甲开押至茅坪河边，砍去了他的双臂。谢甲开倒在血泊中。他挣扎挺立起来，对着敌人大骂，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敌人竟惨无人道，将谢甲开胸腹剖开，挖出心肺，然后，将谢甲开碎尸五段，抛入河中。谢甲开为党和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与此同时，酃县挨户团窜入宁冈睦村一带，一路杀人放火，一直从睦村烧到河桥、将上寨村烧为平地。
茶陵挨户团也摸进九陇山，将蔡家田47幢百姓住房焚烧殆尽。
宁冈县反动靖卫团团总谢勇余带领靖卫团丁，将古城西沅村几十幢房子全部烧掉。…
在刀枪遮掩的毒火之下，宁冈各地的地主劣绅大肆反攻倒算，进行反革命宣传，挑起土客两籍矛盾，致使许多农民纷纷“反水”，逃往永新等地。地主豪绅依仗反动军队的势力，到处捉拿共产党人、农会干部和革命军家属。砻市、古城等地红色政权和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在遂川，反动地主武装匪首萧家璧，怀着对工农革命军的刻骨仇恨，窜入红色区域捕杀共产党员，发现哪家有人参加工农革命军就满门抄斩！
在永新，反动民团团总尹道一之子尹豪民，在拿山组织反动武装，扬言要“替父报仇”，挨户搜捕农会干部，拦路劫杀无辜群众。
在酃县，中村分好的田还未耕作，又被土豪劣绅收回去了。中村区委委员周介甫被捕，受尽酷刑，惨遭杀害，敌人将他的头割下送到酃县县城示众数天。
在敌人的疯狂烧杀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区域除茅坪、大陇、茨坪、大小五井、九陇山等山区仍掌握在地方武装手中外，遂川、茶陵两县城丢失，其他平原地段红色区域被敌人占领一个多月。
这就是惨重的边界“三月失败”。
“三月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应作具体分析。
一是中央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量和处置，带来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后果。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会议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和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错误的估量，提出了一系列“左”的政策，要求各地“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采取毫不顾惜的歼灭政策”。同时，还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对在党的“八七”会议前后起义失败的领导者都给予了处分，对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毛泽东，作出了“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撤销现任省委委员资格”的错误处分决定。由于中央对当时形势的错误估量，以及《决议案》的错误处置，使全国革命遭受到一定的损失，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样产生了影响。中央在1927年12月31日《致湖南省委的信》中指出：“关于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政策，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中央特命令湖南省委按照实际需要决定该部工作计划，连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和材料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有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任党代表。”正是这个来势凶猛的中央文件的下达，湖南省委于1928年3月派了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到井冈山根据地贯彻执行，取消了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师委，由何挺颖任书记，毛泽东改任师长，致使边界“顿失中心”，“各自为政”，加之革命军受命开往湘南，才造成了边界的“三月失败”。中央的指示信显然是导致边界“三月失败”的重要原因。
二是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亦存在严重的“左”倾观点，使中央的“左”倾政策得以贯彻落实。
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的错误表现在：在政治上，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处于高潮，是“布置总暴动的极紧张的时机”，出尔反尔地批评毛泽东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是“条件不具备”，“而且是没有胜利保障的”。为了使敌军在湘粤大道上站不住脚，竟指令把湘粤大道两侧十里内的村庄房屋全部烧毁，并派专人到湘南去传达，监督这项计划的实行。为此，湘南特委提出了“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房屋！杀，杀，杀，杀掉一切反动派的头颅！”的极左口号，在湘南大搞所谓“坚壁清野”、“焦土政策”，以致成了郴县“反白事件”的导火线。同时，湘南特委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派特派员周鲁前往井冈山根据地，传达这一思想。在军事上，1928年3月朱德、陈毅等领导湘南年关暴动后，值粤、湘、桂三省军阀暂时稳定，敌人出动了7个师的兵力，分路向起义军“协剿”。在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湖南省委还坚持认为：“现时湖南的局面，是一个总暴动前途日益迫切的局面”，还要组织什么“总暴动”。显然，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的错误指令，是导致边界“三月失败”的直接原因。
三是策应湘南暴动的客观需要。
工农革命军开赴湘南，从策应湘南暴动，掩护起义部队撤退这个意义上考虑，是无可非议、责无旁贷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去是不行的，何况还有湘南特委代表周鲁的督促实施。问题在于湖南省委在战略全局的决策上是失当的，不切实际的。
所以，“三月失败”的主因是中共中央的“左”倾政策，中共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对中央的“左”倾政策积极施行并加以发展，推向极端，直接导致了边界的“三月失败”。
从“三月失败”中我们可以得出教训：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一个党必须有清醒的头脑，一个党的组织必须正确执行和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否则，将会带来惨重代价；在红军和根据地的初创时期，革命的武装力量必须坚守自己的军事大本营，在需要出击的时候，也要谨慎从事，防止大本营遭敌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