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固会师
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踏上了出击赣南的征途，3600多人沿着羊肠小道，冒着风雪疾进。部队经遂川大汾、左安，在大汾歼灭前来堵截的一营敌人，跳出了敌人的重围。尔后，部队于1929年1月下旬进入了赣南地区的上犹、崇义。
湘赣“会剿”军代总指挥何键发觉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南下，急电蒋介石，并报告对井冈山进行“会剿”的部署；同时，命令国民党军第七师二十一旅李文彬部、第五师第十五旅刘士毅部跟踪追击红四军。
红四军主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盘旋式的“打圈子”战术，避强击弱，终于摆脱了重兵的追击。1月22日，红四军攻击大余县城。24日，敌李文彬旅围攻大余县城，与红四军展开激战。红四军由于长途跋涉，兵马劳顿，仓促应战，伤亡很大。为突出重围，红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几天后夜行军时又遭敌袭，何挺颖为国捐躯，独立营营长张威亦不幸牺牲。
红四军离开大余后，折向“三南”地区（全南、龙南、定南），游击安远、寻乌等地。未期寻乌项山一战，又与刘士毅部交手，因二十八团与军部在前，三十一团尚未跟上，军部几位领导被敌围困，陈毅被抓住，幸未被敌认出。他击倒了两个敌人后，才得以生还。在项山战斗中，红四军妇运科科长、朱德妻子伍若兰为掩护军部转移，腿部受伤，不幸落入敌人魔掌。她受尽折磨后，坚贞不屈，2月12日被敌人杀害于赣州卫府里，年仅23岁。
部队的连续失利，损兵折将，使毛泽东、朱德感到十分困惑、痛苦。由于总想摆脱敌军尾追，部队不可能扎下根来开展群众工作，赣南群众一时未能发动起来，红军如浅水之鱼，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值得庆幸的是，尽管部队陷入困境，却没有一个人逃跑，更没有一个人叛变。为扭转局面，毛泽东、朱德率部折入瑞金。
2月10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部队来到瑞金大柏地。此时，赣敌刘士毅部仍紧追不舍。为了摆脱追敌、鼓舞士气，毛泽东、朱德决定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痛击刘士毅部。部署停当后，部队进入阵地，至下午2时左右，敌刘士毅部进入红军伏击圈。战斗打至傍晚，双方仍呈对峙状态。第二天，红军发起凌厉攻势，奋勇杀敌，终于把敌打垮，下午2时许大获全胜，全歼被围之敌。是役歼敌1500余人，生俘敌正副团长肖致平、钟桓以下800余人（肖、钟混入俘虏群中被释放了）。
大柏地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军心，赢得了主动，是红四军转战赣南以来的首次大捷。敌李文彬部闻知刘士毅部惨败，再不敢贸然追击。红四军从此在赣南站稳了脚跟。
随后，红四军为解井冈之围，挥师宁都，接着又举旗东向，进入吉安东固地区。是年2月20日，红四军与活跃在东固地区的由李文林、曾炳春、段起凤等领导的江西红二、四团在东固螺坑胜利会师。
“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东固，是1928年4月间形成的赣西又一块红色根据地的中心。红四军与红二、四团东固会师后，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在庆祝大会上，毛泽东高度赞扬了李文林等领导的东固根据地的成就，说红四军是“铁军”，红二、四团是“钢军”，东固山和井冈山一定会联结起来，最后一定可以解放全中国。朱德在会上高度评价了两军会师的意义，并风趣地说，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喊打倒“朱毛”，“朱毛”却越打越多，现在你们也成“朱毛”了。会师后，红二、四团向红四军赠送了4000元银洋和大批子弹，为红四军安置了300多名伤病员；红四军赠送了4挺机枪和1门迫击炮给红二、四团，并留下了毛泽覃等一批干部，加强东固根据地的工作。
在东固，毛泽东、朱德等闻知井冈山失守的消息。毛泽东、朱德及红军将士都甚感沉痛。鉴于赣敌李文彬部正向东固逼近，金汉鼎部也对东固取进击之势，于是，红四军前委决定，把原定的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政策，改为变幻不定、变动不居的“打圈子”游击政策，红四军沿闽、赣边界向南转移，拖住“追剿”敌人。
红四军在东固休整一星期后，于2月25日离开东固，出击赣南、闽西。红二、四团开赴兴国等地游击。
东固会师后，陈毅曾作诗吟道：
此后，红四军经永丰、宁都、广昌，再折至瑞金壬田，在赣南、闽西的广阔地区掀起了新的革命风暴。
中央“二月来信”与瑞金前委会议
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冲出重围后，冒着风雪，速向赣南疾进。
红四军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只得边走边寻。红五军经左安，过上犹，越崇义，渡章水，于1929年2月9日到达大余新城附近。此时，正是农历除夕。而这时的红四军正在瑞金的大柏地。
红五军正在大余新城附近的村庄宿营时，赣敌刘士毅部闻讯从崇义向大余袭来。红五军部队听见枪声，忙紧急集合，连夜开拔，向信丰方向转移。尔后，又经安远、会昌边境，向于都开进，苦苦地寻找着红四军。
是年3月7日，红五军在于都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一举攻克了于都县城，全歼守敌一个正规营。这是红五军自井冈山撤离后的第一次胜利。但是，部队也因一路征战，减员十分严重。
红五军轻取于都城，使刘士毅惊恐万分，不得不分兵来对付红五军。待刘士毅部赶来于都时，彭德怀已指挥部队渡过于都河，退往城南的小密一带。红五军在小密宿营时，又遭敌袭击，党代表滕代远、参谋长邓萍等负伤。为此，彭德怀决定在小密地区，将滕、邓等伤病员安置下来养伤，并带领部队分散各处，发动群众，补充兵员，筹措给养；随后，遵照赣南特委的意见，红五军进占安远县城，消灭了该城的反动武装，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
对这段历史，彭德怀在《往事回忆》中记述说：“为了免遭覆灭，我们便率领收容起来的六七百人，再加伤、残、病、弱共千余人，从井冈山腹部峭壁向南突围，在左安又一次遭敌伏击，突破重围，经过数昼夜艰苦奋斗才脱离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当时饥饿交迫的困境是无以形容的）。但是敌人仍继续追击、堵击、侧击，我军经崇义、安远、会昌等县境，约月余才到达兴国之莲塘、东村地区，找到了当地党组织和二团。这时，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和群众的掩护下，对于敌情比较明了，并且得到了两天休息。在这次长途战斗行军中，所部仅剩300余人，从而也深深体会到了根据地的重要性。略加休整时，白军刘士毅部又追逼占领了莲塘。我军乘夜脱离了白军追击，而奔袭了于都城，消灭了刘旅留守部队一个营和民团共约十余人，待刘旅急转回救时，我又转移攻占安远县城，消灭了该城民团数百人。当时，仍准备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区根据地，在安远县城的反动县署搜得文件获知红四军攻占了长汀的消息。为了配合红四军的行动，我军又北进占瑞金（滕在于都负伤休养）。这时红五军部队从300余人，又发展到了700余人。”
这样，红五军随即从安远经会昌进占了瑞金县城。在此一面开展群众工作，一面整训部队，相机和红四军取得联络。
红四军于3月上旬进入闽西长汀。3月14日在长岭寨与敌郭凤鸣一战，大获胜利，歼俘敌2000余人，并击毙了闽西土著军阀郭凤鸣，随即占领汀州城。在汀州，红四军补充了大量军需，并在汀州附近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分兵，对红四军的组织系统进行了改编，将部队编成三个纵队，尔后，回师赣南。
4月1日，红四军回到瑞金，在瑞金与红五军会合。两军重逢，洋溢着一片欢乐。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两军领导人也为红四军、红五军在赣南会合感到欣慰。
1929年4月3日，前委在瑞金收到了由福建省委转来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即“二月来信”。
中央的这封信是2月7日发出的。中央来信，向红四军前委介绍了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着意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较为悲观的估量。来信提出红四军必须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并提出要朱德、毛泽东“离开部队”，“速来中央”，说什么“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两同志得到中央决定后”，“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毛泽东认为“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对中央来信中的悲观论调不以为然。为此，专门召开了前委会议，讨论中央来信。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等都参加了会议。
前委会上绝大多数同志都深有同感，不同意朱、毛离开部队。
根据前委会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4月5日，毛泽东代表前委给中央写了一封回信。信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在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部队，隐匿大的目标，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前委复信中以红四军的切身体会，说明了分兵游击的危害，指出：“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是失败的。”所以，前委认为：“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
前委的复信还强调说：“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与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
在复信中，前委还向中央报告了一年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计划。
最后，毛泽东从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出发，提出如要朱、毛离开部队，请中央派刘伯承、恽代英两人来接替，以利工作。他这样写道：“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
前委的这封复信，得到了大多数前委委员的赞同。彭德怀也在4月4日致信中央，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后来，中央收到此信后，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没有坚持原议，朱、毛因此没有离开红四军。可见，前委的复信观点对中央是产生了影响的。
4月8日，红四军、红五军开至于都。11日，在于都又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上，彭德怀恳切而又坚决地提出红五军打回井冈山去，恢复根据地。毛泽东和前委同意了彭德怀的这一意见。会后，红五军返回井冈山，红四军在赣南分兵。从此，红四军与红五军互为犄角，开始了新的斗争。
从“七大”风波到古田会议
朱、毛红军自出击赣南以来，随着斗争的深入，红四军党内的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分歧，愈来愈明朗化，红军中党的建设面临着严峻的局面。
1929年6月下旬，为了总结四军下山后半年多来的斗争经验，解决党和红军的建设问题，四军前委在闽西龙岩伦明堂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七大”。这次党代会由于中央“二月来信”的影响，以及红军处于初创时期，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很不一致，前委领导机关又未能取得统一，因而出现了一些争论。
“七大”前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1.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井冈山时期，曾在红军中设置了党代表，把支部建在连上，确定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原则。但是，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中，有些带有旧军队意识和习惯势力的干部感到约束，表示不满，认为“党代表的权力太大”，“前委包办代替了军委的工作”，因而提出了“军事领导政治”的主张和“司令部对外”的口号。
2.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党代表是“家长制”，民主了半天，最后还是党代表说了算。主张“自下而上的民主”，事无大小都要交下级讨论，然后上级再作决议，否则就是不民主。
3.关于反对军阀主义残余问题。有人认为“不打不骂是带不好军队的”，“城隍庙的鼓三天不打就上灰尘”，主张“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提出取消“士兵委员会”。
4.关于建立根据地问题。一些持单纯军事观点的同志忽视了红军战争的根本任务，不愿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而热衷于“走州过府”、“招兵买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流寇生活。
这场争论的焦点，后来集中在要不要建立军委的问题上。
井冈山时期，是有军委的，毛泽东、陈毅、朱德都任过军委书记。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下山以后，为了应付险恶的局面，减少层次，在寻乌项山的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曾一度取消了军委，统由前委指挥。“七大”前夕，在围绕着要不要再设军委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在5月底的永定“湖雷会议”上开始争论，在军委设置问题、集权还是分权的问题上，朱、毛之间意见不一，刘安恭、林彪等争论激烈，扩大矛盾。6月8日，红四军在攻克上杭白砂后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再次讨论是否设军委的问题。时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的刘安恭竭力主张设军委，指责“党管得太多”，“权太集中前委了”，毛泽东是“家长制”、“书记专政”、“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等。时任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在会前几小时给毛泽东送去一封信，指责朱德存有“封建关系”、“军阀作风”、“政客手段”等，挑拨毛泽东与朱德的关系。“白砂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四点书面意见，主张集权，反对“分权”，维护前委对红军的直接领导。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能在领导层达成共识。会上两种意见愈争愈烈。毛泽东觉得“不生不死”，愤而提出辞去前委书记。会议最后以36票对5票的绝对多数表决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同意毛辞去前委书记，指定陈毅担任临时前委书记。当晚深夜，林彪又托前委秘书江华转给毛泽东一信，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
6月14日，毛泽东根据前委决定，以给林彪复信的方式，写了一篇长文，就全军党内争论的问题，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在信中将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归纳为14个问题，批评了党内的错误思想，分析了党内争论发生的原因，解释了“坚辞前委书记”的理由等。毛泽东认为：红四军党内的争论，不是个人和一时的问题，而是“历史的结穴”，是“错误的思想路线的最后挣扎”，是“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话说的比较重，但总的导向是正确的。这封信所表达的思想，是后来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基础。
6月15日，朱德根据前委意见，也以给林彪复信的方式，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与毛泽东不同的三点意见。
在双方争执不下、朱毛意见不一的情况下，在红四军三打龙岩后，前委于6月22日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七大”，试图以会议形式解决问题。
“七大”由临时前委书记陈毅主持召开。他从党的事业出发，以团结为重，进行了必要的调解工作。他风趣地说：“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在打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我是晋楚之间，两大国之间，我还是希望你们两方面团结。”
“七大”只开了一天。争论的结果，决议不设军委，加强前委的工作。会议通过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党内争论问题及分兵问题》。大会在最后选举红四军前委书记时，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前委成员除中央指定的朱、毛不动外，“大会选举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同四军直属队、一二三四纵队各选士兵同志合计13人组织前委会，决定以陈毅为书记。这个决定即呈报中央批准，在未批准前即可负责开始工作”。
“七大”在中共党史上产生了重大而微妙的影响。
“七大”以后，毛泽东离开前委领导岗位，到闽西蛟洋一面养病，一面指导闽西特委工作。陈毅去上海参加军事会议，并向中央汇报工作。
1929年9月下旬，在红四军出击闽中、东江之中，由代理前委书记朱德主持，在上杭县太忠庙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八大”开了三天，没有取得积极成果。但也有好的一面，就是促进了一部分人的觉醒。会后，红军中许多同志（如彭佑、郭化若等）纷纷写信要求毛泽东回到前委领导工作，朱德亦表赞同。但因无中共中央指示和前委会议决定，故毛泽东未能回四军复职。
陈毅在上海期间，实事求是地向中共中央汇报了红四军两年来的革命斗争以及“七大”不同意见的争论情况，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和主持中央军委、组织工作的周恩来等同志，认真地听取和研究了陈毅的报告，表示支持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三人小组，全权处理朱、毛问题，并以中央的名义，于9月28日写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交陈毅带回，以此来统一红四军前委的指导思想。
中央“九月来信”中最重要、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决定是：“毛仍应为前委书记。”
陈毅归来，在上杭官庄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朱德表示拥护。于是，朱、陈致信在上杭蛟洋养病的毛泽东，请他立即回四军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欣然于11月26日到达汀州，就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12月28日，毛泽东在古田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九大”。
由于有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以及朱德、陈毅等的协同努力，红四军党的“九大”开得很顺利、很成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预期效果。大会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的一部分即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决议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在决议中批评了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雇佣思想、军阀残余思想、小团伙主义、个人主义、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了“进行正确路线教育”的措施和方法，使党和红军内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理，结合根据地的实际，论述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根本问题，分析了党和军队中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根源及其纠正方法，从实践上解决了井冈山斗争时期来不及解决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建党”的问题，从而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理论。
同时也充分表明，毛泽东的建党思想业已基本形成。正如邓小平所言：“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从此，红四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表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党内通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事情系由林彪的信而引发。
在中央“二月来信”悲观思潮的影响和红军长期的艰苦战争环境中，党和红军内出现了以林彪（时任红一纵队司令员）为代表的一种右倾错误思想。林彪等人只希望用“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而不愿意做建设红色政权的艰苦工作。这种“流寇主义”的错误思想，突出地表现在林彪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中。
1929年末，当敌人的三省“会剿”风声日紧，开始进逼连城、永定、上杭、龙岩等地时，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了一封《新年贺信》给毛泽东。信中，主张采取“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对前委和毛泽东建立赣南闽西20余县根据地和“一年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感到疑虑重重，认为“中国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等等。
毛泽东接到林彪的贺信后，引起了深思。他认为林彪的信代表了一种思潮，感到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因此决定回复一封信，帮助他转变思想，借以教育全军。但因时间紧迫，未曾动笔。古田会议后，有了空隙，于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闽西古田赖坊写了《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的长篇党内通讯（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答复林彪。
毛泽东写道：“林彪同志：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东西来。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个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我要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颇感，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红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
毛泽东在信中不仅尖锐批评了林彪等人没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而且实际上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应放在农村而不是放在城市的重要思想，精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一）这篇党内通讯充分论证了建立红色政权和扩大红色武装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批评了当时红四军内存在的“城市中心论”的主张，指出城市武装起义夺取中心城市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他认为：“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这种理论，实际上是一种走州过府的“城市中心论”主张。因此，毛泽东强调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强调红色区域和农民斗争的这一根本思想，实际上就是“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指出的：毛泽东“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
（二）这篇党内通讯明确提出了红色政权理论的基本内容即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深刻观念。
毛泽东在信中批评了林彪等人“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的“流寇主义思想”，认定“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这就是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重要依托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基本思想。
（三）这篇党内通讯高度评价了小块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
毛泽东认为，“成长于四周白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不是什么“怪事”，而是“半殖民地农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他深刻指出：“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揭示了中国革命由小块红色政权到全国“星火燎原”的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
因此，毛泽东答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党内通讯，是继《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之后，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理论的又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
毛泽东这封党内通信的发表，标志着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