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胡宗南疯狂向我陕甘宁边区进攻。我当时任淳耀县常委委员、保安科科长，因脚部战残，适应不了游击战斗的环境，经县委决定，让我回老家治病养伤。我于三月底回到了陵前。
我在家住了十三天。约四月中旬，我托兄兰云锋（已去世）去找黄子文，让他晚上到我家来。当晚子文来到我家，我俩整整说了一夜。我问子文：“你四二年是在怎样情况下离开延安的？”子文说：“当时我在马列学院学习，院领导一天给我说：把你的事找西北局谈一下。具体谈什么事我不知道。在院领导的催促下，我去边委见了高岗。高岗头一句就指责我挑拨二十六军干部关系，还摆了我的另一些事，我无头无脑地应付着场面。我离开边委后，当时思想斗争很激烈，焦点就是回马列学院，还是离开延安。最后考虑到高岗是红人，自己就下定了离开延安的决心”。我又问黄：“如何到的西安？”黄说：“从延安回来后，准备到河南找个铁匠，想靠打铁度生活，走到临潼碰见了国民党党部指导员吏迟斋，史问我：老黄你回来了，打算怎么办？我说：一生的政治生活从这截着了。史建议让我去魏志毅保安五团，我想魏是自己的熟人，自己去了可给革命搞点军事力量。我答应了，我便到西安国民党军统陈建中那里。我大小坏事没干过，我还是革命的人”。我又说：“上面的老友还希望你回到边区去。”子文当时表态说：“干一辈子革命。”我说：“咱干呀。”子文说：“领导人有子祥、志政，我已把陵前乡的乡长抓到手，得先把陵、马、柏、嵯、西阳、鲁桥的武装搞过来”。我问：“你同上面有无关系？”黄说“没有。”我说：“你没有，我脚是个残废，我明天睡一天，晚上上去联系”。第二天晚，黄子文在甘露池派两个人送我，一个叫蔺改名（耀臣），一个叫张云德（不是本地人）。我们三人进了边区，见了谈国藩、吕建人。我把子文、子祥准备起义的想法，向两位领导作了汇报，他们说要电告西北局，让我们等电报。我们等了八、九天，没有回电，又返回陵前。下来后，子文到我家，我谈了上边区的情况。过了三天，黄子文领孙一君、孙志政到我家商议具体计划。研究结果：⑴要民平安，就要拨掉陵前地区的钉子；⑵一方面同上面再联系，另一方面准备收敌人的枪，组织一支武装队伍；⑶决定五月八日（农历三月十日）在大寨庙会上把伪县长张法杰叫上来扣押。领导的人是子文、子祥、志政。会后让孙一君上去再联系。孙一君上去又等了一个星期没见西北局指示。于是我便秘密住在一个亲戚家。起义之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五月五日，经黄子文同子祥、志政、天祥在一块周密计划，决定提前起义，黄子文随带子超去找马额乡乡长安仲阳。去后，子文给仲阳说：“局势到这个时候，八路军打到耀县啦，你这里还在演戏……”。因说不到块，子文他们便离开了。接着子文又让子祥等人去叫仲阳（子祥系仲阳的舅父），先下了安仲阳的枪，另一方面组织人压戏、禁赌，使人员集中起来，便于收枪。下了安仲阳的枪后，慕天祥又以安的名义叫来马额乡公所刘大队长及三个班长，人一到，立即下了他们的枪。接着又顺利地下了乡公所所有武装人员的枪。共收枪二十六枝，其中 短枪二十一枝，机枪一挺，子弹三千五百多发，手榴弹二十多个。同时又将陵前乡公所，六个保的四十多枝枪集中起来，共总七十多枝枪，九十多人宣布暴动起义。五月六日（农历三月十六日），子文叫我哥兰云锋通知我说，起义已动了，把陵、马的枪收了，军队住在小道口，让我立即去一下。还说，因子文联系的面大，怕出事，起义时间提前了，其它地方因掌握在别人手中，不好动手，只是陵、马起义了。
我到小道口见到了子文、子祥、志政，当即开了个有我参加的领导会，中心研究晚上咋行动，最后决定连夜直上边区，并让我给战士讲了话。我在大会上讲，我们是乡党，我是马栏地委派来迎接大家的。又讲了形势和革命方面的话。
五月六日晚在黄子文等同志带领下，从小道口出发经洪水、常社原（淳化地界），到碑子崾捡时碰见了前来接应我们的渭总司令员谈国藩所带的军队，我们一同前往淳化渭总住地安社。几天后，由渭北工委在赤水县（淳化县）姚家河宣布，将黄子文的起义队伍编为关中军分区渭北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黄子祥，副支队长黄子文，政治主任孙志政，参谋慕天祥支队下设两个大队，第一大队张云德（后叛变），第二大队长陈新民，一支队共一百多人和枪。这时我到淳耀县，向马栏地委书记赵伯平作了汇报。
陵前起义震动很大，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在胡匪侵犯边区关键时刻起义的，好似在敌人心脏插了把尖刀，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牵制了敌人的兵力，谱写了一曲战斗凯歌，为解放三原、西安充实了武装力量。黄子文领导的这次陵前起义的功绩，是永远值得我们称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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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