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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学问大?

作品:红色大本营·延安 作者:文辉抗叶健君 字数: 下载本书  举报本章节错误/更新太慢

    1935年6月,在长征途中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毛泽东又遇到了一次严峻的挑战:

    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事件。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员,土地革命初期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后来又领导创立了全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革命根据地——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是红军中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拥有10万官兵。

    如前所述,当1935年6月,历经艰险长期孤军奋战的中央红军在翻越了长征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战友相会,大伙儿欣喜若狂,热泪盈眶,以为从此战友同心携手,革命是一片坦途。

    但是,张国焘与中央发生了战略分歧。

    张国焘基于私心和野心,诬蔑中央“退却逃跑”,攻击中央领导人是“牛皮家”、“大炮客”、“书生”,“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香烟抽才来革命”。还人为地扩大两军矛盾,出现了四方面军有些干部战士“向一方面军挑衅、抢粮、抢枪、打人、武装包围等”。

    仗着兵强马壮的资本,张国焘伸手要权。他煽动一些人向中央提出让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红军总政委,他本人想当军委主席。

    然而这些不能满足张国焘的野心,私欲膨胀的结果是,张国焘执意南下,并命所部“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等待张率部北上已无可能,中央才不得不率一、三军团以筹粮为名,连夜转移,单独北上。

    10月5日,狂妄的张国焘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自封“中央主席”,并宣布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后来,张国焘也许觉得不能太过分,又致电毛泽东等人,说中央“应称党的北方局”,“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

    在应付这次非常事变中,中共中央表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以最大的耐心,采取恰当的方法”与张国焘斗争:

    让已在张部的朱德等人做团结争取工作;让刚从共产国际回国的林育英以“国际代表”身份对张进行帮助教育。

    对于原则问题则毫不含糊。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此举“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命令其“立刻取消他的伪‘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同时向全党公布35年9月12日在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在具体问题上,中央仍采取灵活变通的办法。1936年1月24日,由张闻天致电张国焘,提出:张可以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中央暂不直接领导四方面军。

    经过大量的工作,张国焘在“南下”破产、“西进”失利的情况下,再加上二、六军团又与之会合,任弼时、贺龙、朱德、徐向前、刘伯承等共同敦促,张国焘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的“中共中央”。

    7月27日,党中央在张国焘北上后,适时地批准成立中央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至此,由张国焘另立“中央”造成的分裂危机,得到圆满解决。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安下家后,在中央内部开始批判张国焘的错误。3月27日至30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系统地揭发和批判其错误。

    张国焘开始抵触情绪很大,曾对张闻天说:“张国焘已被打倒了,用不着在这紧急关头,大张旗鼓斗争一番。”但会议基本上是“本宽大精神”,实事求是地对待他的功过,采取说服教育的方针,弄清思想是非。连张本人也承认会上的许多发言“立场颇袒毛泽东”,“持论还算公平”。

    中共中央为了给他时间,让他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会议决定暂时不给他做组织结论。

    4月6日,张国焘写了《关于我的错误》,承认“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

    既然张国焘承认了错误,8月,党中央便安排张国焘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而失去军权的张国焘不甘心只作一介边区政府副主席,于1938年4月借祭黄帝陵为名叛逃,把他与党之间的矛盾推向绝境。

    中央得知情况后,“为最后挽救他,故即电武汉中央同志,寻找他,劝导他,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张国焘到武汉后,王明、周恩来等亲自做工作,尽量留有挽回的余地。

    在张国焘毫无悔改的情况下,周恩来代表中央又向他提出三点办法:

    “(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最希望的);(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

    张国焘选择了第三条办法,自绝于党。党中央宣布开除其党籍。

    在这种情形下,中共中央还让住在延安的张国焘的老婆杨子烈带子女,以做张的工作为名,去武汉与张团聚。对于处理张国焘的问题,中央“真是已仁至义尽”。

    如何对待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中央的政策也是明确的:“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主要责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

    但是由于多年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出现了简单粗暴的过火行为。

    如在抗大组织的批判会上,有些人把张国焘的问题与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扯在一起,说他们“逃跑”、“搞分裂”。

    这引起了许世友等人的反感。他们说:“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怎么跑了的不是搞分裂,没跑的倒是搞分裂?”

    面对这些认识问题和思想情绪,当时没能采取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加以解决,而是高呼口号,说许世友等“反对中央”,是“土匪”,不准他们“胡说八道”。

    情绪激动的许世友、王建安等人,决定“到四川去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在策划过程中,有人认为不妥,向组织做了报告。许世友等30多名干部被抓。许本人经军事法庭审判,被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判刑一年。

    在抗大警卫连也出了问题。

    战士们在批判张国焘路线时,讨论“究竟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时发生争论,有关部门对认为“张国焘学问大”的战士进行了批判。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毛泽东着手纠正。他诙谐地说:还是张国焘学问大呀!张国焘在批判毛泽东时,没有批战士。

    毛泽东指示: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本来不应该负责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更不能批战士。毛泽东多次探望许世友,与他促膝谈心。许世友思想通了,还与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由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处理张国焘的问题上获得了成功。张国焘虽然多年经营红四方面军,视军队如命根子,但他叛逃时,连身边的警卫员都不愿跟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