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13日，这是毛泽东带着《双十协定》的成果返回延安的第二天。重庆的蒋介石即向国民党各个战区发出了“剿匪”密令。
政府代表签订《会谈纪要》。这是双方代表签字的《会谈纪要》原稿与这个密令相配套，十年内战时期由蒋介石亲自拟订，抗战胜利后予以重印的《剿匪手本》也被运往国民党各个战区，一一分发到了官兵手中。
在蒋介石的严厉督责下，10月14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马法五率领第四十军、第三十军、新编第八军共7个师，45000人的兵力，采取并列重叠配套，分成左、右两路，自河南新乡沿平汉铁路交错掩护北进。蒋介石给他们下达的任务是：先占领邯郸，与沿石太线西进，先期到达石家庄的第三、第十六军会合，然后维续北进，与空运到北平的第九十三、第九十四军会师，最后达到完全控制平汉路，分割晋察冀、晋察鲁豫两大解放区的目的。
蒋介石这一招十分厉害。如果他的计划实现，将对华北两大解放区构成严重威胁，进而危及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形势。
面对挑衅，延安方面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毛泽东回到延安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立即召开会议，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商量对策。并亲自草拟了一份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
“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六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
电报发出后，毛泽东仍放心不下，10月17日，再次致电刘邓：
“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当前这一仗必须打好，如果打不好，被迫再度上山，中国革命胜利就要推迟20年！”
接到延安的电报后，刘伯承和邓小平不敢怠慢，立即组织力量，制定作战计划。这就是有名的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
10月24日，中共参战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日夜兼程陆续赶到战场，形成了对敌军的四面合围。准备于28日黄昏发起总攻击。
为了将全歼平汉路北进之敌建立在绝对把握之上，刘、邓二人根据各方面获得的信息，研究了争取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的方案。
高树勋，字建侯，河北省盐山县人，原系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1930年蒋冯大战，冯玉祥失败，西北军被蒋介石瓦解。整编后的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前线围剿红军。当时，高树勋是二十六路军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知道这是蒋介石消灭西北军的方法，所以工作不甚努力。不久，赵博生与董振堂发动宁都起义，高树勋的二十七师官兵都被他们带到了红军那里。为了躲避蒋介石要追究他擅离职守的责任，高树勋逃往天津租界躲避。
抗日战争开始后，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将高树勋请出来，任命他为河北省保安处副处长，负责训练各县保安队的工作。八路军借国共合作的机会，派出了一批共产党员以高树勋老部下、老同事的身份协助他的工作，一方面使他的势力日渐发展，另一方面又推动了高树勋和他部下官兵逐渐倾向进步。
但同共产党的做法恰恰相反，即使是同仇敌忾的时候，蒋介石集团也没有改变他歧视旁系的政策，不但在供给上要比他的嫡系差几十倍，而且还要经常监视、分化和并吞他们。
1940年是高树勋与蒋介石关系最好的时期。因为他除掉了公开投敌的石友三，被蒋介石委任为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并将他的部队从沦陷区调到了国统区。高树勋对国民党产生了幻想，并在其部反动势力的推动下，把共产党员“礼送”出了他的部队。但好景不长，到国统区不久，汤恩伯就收买原石友三的六十九军军长米文和，把六十九军从三十九集团军拉了出去，归汤恩伯直接指挥。这件事如晴空霹雳，使高树勋对老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那是8月中旬的一天，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高树勋独自在办公室里收听广播，突然机要员送来蒋介石、何应钦发来的一封电报。
高树勋接过电报，上面清楚地写着：“命令你部原地驻防待命”几个字。
高树勋将电报揉成纸团，扔进纸篓，若有所思地走出窗外。这时桌上收音机里女播音员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里：
“重庆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中央社消息：8月11日，蒋委员长发布命令，命令第18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日伪军擅自行动……命令国家各战区将士，努力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岂有此理，欺人太甚！”高树勋啪地一声将收音机关上，拿着电报来到了他的官兵中。
官兵们听说老蒋不让他们受降，愤怒地控诉了起来：
“抗战期间，蒋介石和他的嫡系部队，躲到大后方，留下我们在前线流血卖命，现在胜利了，他们却成了抗战英雄，可以优先积极推进，抢占地盘，而命令我们现在还在最前线和部队原地待命，天理何在？”
在部下的激励下，高树勋把桌子一拍，铿锵有力地说道：“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弟兄们，我们兵出伏牛山，挥师北上，捷足先登，收编伪军，接受日军投降。”
高树勋作出决定后，率部队从驻地南召出发，冒着大雨，风雨兼程，经叶县、许昌、长葛、新郑，到达郑州，随后连夜率部队从广武一带渡过黄河，向新乡开进。
在部队向新乡开进的时候，高树勋为了向重庆的军政要员表示“尊敬”，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
高树勋原以为自己违抗命令，会遭到蒋介石的严惩，没料到，蒋介石复电：“命令你部暂驻新乡待命”。
不仅如此，9月19日，蒋介石委派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在郑州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宣布，高部正式编入第十一战区序列，归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同时宣布，任命马法五、高树勋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郑州会议后，孙连仲匆忙赶往新乡，作出了打通平汉路，抢占平津战略要地的军事部署。
至此，高树勋方才看清老蒋葫芦里卖出的什么药：他要不听命令的高树勋去前线充当炮灰，同八路军作战。
从自己的坎坷经历中，高树勋深刻认识到，只有靠近共产党才有自己生存下去的空间。于是他主动派王定南跟刘伯承、邓小平接上了关系。
真可谓天助之合。邓小平见到王定南后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我们也准备作这项工作。为打退蒋介石的进攻，使蒋介石政治上陷于孤立，必须在国民党军队中开辟新的战线，首先要争取受蒋介石排挤和歧视的非嫡系部队，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国民党将领站到和平、民主旗帜下来。党中央、毛主席要求在这一工作上迅速作出成绩，所以你赶快回到新乡去，做好高树勋的工作”。
为了解除高树勋的后顾之忧，邓小平一面电报中共中央将高树勋的夫人刘秀珍和其他起义军官家属接到解放区，一面派参谋长李达代表刘伯承和他本人去看望高树勋，鼓励他早下决心。
李达参谋长是原老西北军的军官，是宁都起义投奔共产党的。所以他和高树勋见面谈得很投机。谈完西北军的光荣历史后，李达对高树勋说：
“如果高将军在当前中国面临内战与和平，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大搏斗的紧要关头，能高举义旗，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建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它将比宁都起义、五原誓师的意义更为深远”。
听了李达的一番谈话，高树勋终于下定了最后决心。
10月30日，高树勋召开总部军官会议，严肃地宣布了他率部起义的消息。
10月31日清早，刘伯承亲自偕同薄一波副政委、李达参谋长去马头镇同高树勋会面，向他祝贺。经协商，将高部改为“民主建国军”，11月1日开往西北面的老解放区武安县境内。
当高树勋率领新八军及河北民军开往武安伯延、邑城一带时，一路上受到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高树勋大受鼓舞。尤其让高树勋感动的是，中共中央于11月2日以朱德、毛泽东的名义向他发来了贺电。
11月10日，起义的新八军、河北民军正式改称为“民主建国军”，高树勋任总司令，通电反对内战，主张国内和平。消息传出，全国震动。
11月1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邓小平、薄一波介绍，高树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树勋起义对八路军取得平汉战役胜利的意义，邓小平作过高度的评价。在《对二野历史的回顾》一文中，他写道：
“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了三千人”。
高树勋是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位战场起义的高级将领。对于它的意义，毛泽东则看得更为深远，他想到了古人早就总结出的一条战胜敌人的经验：“攻心为上。”12月15日，他在党内公开发出了“开展高树勋运动”的号召。
号召指出：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泛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立场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就在毛泽东号召在国民党军队普遍开展高树勋运动的时候，蒋介石也从高树勋事件中吸取了教训。从此之后，他更加强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严密控制和特务统治，用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可惜，蒋介石的工作没有毛泽东的号召有成效。4年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官兵起义有120起，其中师以上重大起义就有60余起，起义人数达114万（不含投诚），占蒋介石总兵力800万的1/7以上。这些起义动摇了国民党的军心，瓦解了其战斗意志，加速了蒋介石的军事崩溃和政治危机，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高树勋运动的特殊作用，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