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延安《解放日报》上，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一则报道：“太行甄荣典生产优异当选为新劳动者旗手”。
在太行山腹地的涉县温村，晋冀鲁豫边区总工会主持召开的“新劳动者旗手竞选和表彰大会”隆重举行。与会代表深深地为八路军兵工厂制弹手甄荣典的模范事迹所感动。在大家一致推举和评议委员会的评定下，甄荣典光荣地当选为第一名选手，被评为晋冀鲁豫军区“新劳动者旗手”。甄荣典这个名字，伴随着报纸和电波，飞向整个晋冀鲁豫解放区，飞向开展抗日斗争的前线和后方，成为鼓舞广大革命者和人民群众的榜样。然而，这更使日本鬼子愤恨和恐惧，因为他们正为找不到我们敌后抗战的兵工厂而焦急不安。
太行山巍巍耸立，纵贯千里。在太行山南麓西侧的武乡、黎城、左权三县交界的深山处，有一片开阔的谷地。这里群山环抱，巨峰参天，地势十分险要。谷地东南面的山峰叫水腰山，在水腰山的峭壁上有一山洞，名叫黄崖洞。在抗日战争时期，威震敌胆的黄崖洞兵工厂就设在这里。一整套设备，约有40多部机器，其中还有一部能够制造精密量具的美国产的高级车床。这里还有整齐的职工宿舍、小卖部、俱乐部，并且装有电灯、电话。全厂共有七八百名工人，技术力量也相当雄厚。更重要的是，这些干部和工人都有高度的思想觉悟，有抗击日寇的坚强决心。
甄荣典籍贯为河北唐县，生于1917年，1940年5月入党。两个月后，他加入革命队伍，随同抗大三团的学员，从晋察冀地区去延安。当时，“百团大战”正在激烈进行。他们行至途中改变了计划，转道武乡来到设在石门寨的八路军总部。在总部军工部的统一安排下，一部分文化高的同志进了工业学校，而从未上过学的甄荣典便和其他一些文化低的同志，被分配到这深山峡谷中的八路军兵工厂工作。
工厂里有机工间、钳工间，有蒸气锅炉、发动机、铣车等。甄荣典到了装配间，看到那满地一件件崭新透亮的产品以后，那激动的心要逃出胸膛似的。他差一点扑上去抱住所有的器械。那些枪、那些弹药简直太惹人爱了！厂里的同志告诉说，他们每月要生产七九步枪300余枝，掷弹筒100多具，五零炮弹30余发。同时，还能生产不少的刺刀、地雷、马尾弹等其他武器。总起来年产量大约可装备16个团。“呀！16个团得多少人啊！”甄荣典不禁吐吐舌头，惊呼了起来。没出几天，甄荣典就熟悉了这里的情况，觉得不是说的那样苦，但也不像想像中的那般美。伙食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大多是黑豆、高粱、玉茭之类粗粮，菜很少能吃到，有咸菜和盐巴下饭就不错了。宿舍全是石头垒建，虽有电，可主要满足生产，因为能源奇缺，下班回来，就只好摸黑休息和睡觉了。生产不用说是紧张的，一天干下来确实有些累。但甄荣典一点不觉得艰苦，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只恨自己学得不快，干得太差。
正当甄荣典他们很快适应了工作，决心为抗战胜利贡献才智的时候，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日寇集中全力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进攻。他们调集重兵，大搞野蛮的“三光”政策，进行疯狂的“扫荡”。处于后方的兵工厂陡然间变成了前线，直接跟敌人在这黄崖洞一带的山山岭岭之间交战。
1940年10月，狡猾的敌人不知怎么得到了情报，向黄崖洞扑来。原来设在榆社韩庄的八路军修械所迁往水腰山的黄崖洞下。一年多前，敌人就企图毁灭的这个修械所，它非但没有被打垮，反而增制了机器设备，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足以制造多种武器弹药的兵工厂。于是，敌人便把打击的重点目标对准了兵工厂。这年的11月底，狂妄的日寇悍然调动其精锐部队坂垣师团7000余人分为5路，直扑我黄崖洞兵工厂。
战斗在瓮圪廓一线激烈展开了，我军虽有1000人，但不及敌人的七分之一。然而，战士们英勇顽强，凭险固守，一直到第六天，我军仍坚如磐石，敌人寸步难行，只是丢下了一大片尸体。正面难以进攻，敌人就绕道西山沟，翻越崇山峻岭，终于占领了我军控制的制高点，居高临下，对我黄崖洞兵工厂造成严重的威胁。
炮弹从20多里以外的西井镇飞出，在水腰山一带闷雷似地轰响着。敌人越逼越近了，形势非常紧急。然而，黄崖洞下的兵工厂却秩序井然，工人们临危不惧。他们惟一的信念，就是要和敌人抢时间，因为多坚持一分一秒的时间，就意味着多生产一枪一弹，就意味着多消灭一个敌人。和同志们一样，甄荣典怀着满腔怒火，更加起劲地操纵着机器，决心用自己的行动，迎接已经到来的严峻考验。
这时候，军工部的领导来到了工厂，他们带来了上级首长的命令，决定立即坚壁好全部机器设备，然后转移。厂领导根据首长指示，迅速地作了布置安排。很快，一场转运机器设备的战斗便在全厂开始了。
时间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天色晦暗，毛毛细雨夹着片片雪花，纷纷扬扬，浸湿了人们身上的衣服，淋湿了山间崎岖狭窄的道路。搬运工作必须连夜进行，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铣床、牛头刨、发动机、八尺车床这样一些大设备，一件就有上千斤重，滑窄的路又容不下更多的人来推拉，最多是4个人抬着，一步一停地慢慢向前移动，弄得不好，随时都有摔下山沟，人亡机毁的危险。24岁的甄荣典显得特别活跃，他以自己年轻体壮为理由，主动揽下了抬运大机件的活儿。他和刘发、秦世超、李清秀三位同志，踏着整齐的步伐，哼着劳动号子，一步一颤，颤颤悠悠，抬了一件又一件，终于把几部机器都分散到附近一带山谷里，逐一掩埋了起来。这时，天已临近拂晓，雪花覆盖了足迹和机器掩埋地点。大家刚想换换衣裳去吃点饭，轰隆隆的炮声陡然间变得密集起来，不少炮弹就在他们身边的山谷里爆炸了。时间刻不容缓，大家迅速拿起临时发给的步枪和两盘子弹，集合出发了。他们刚从左迥山下去撤到武乡的大井，敌人就进入了兵工厂内。敌人见扑了空，就气急败坏地放火烧毁了厂房，然后，向着工人们撤退的方向扑来。当时工人们穿的是一种黑色工作服，鬼子们见了穿黑衣服的就追，宣称要把“黑八路”全抓回来。在战斗中，负责掩护的部队与厂部工人失去了联系。1000多职工在军工部刘副部长的指挥下，辗转在黎城、武乡和辽县三县交界的大山中，与敌人巧妙周旋了三天三夜。他们忍饥抗寒，临阵不乱，最后跑步前进30多里，冲出了重围，把敌人远远地抛在后面，赢得了这次斗争的胜利。
敌人刚刚撤退，甄荣典他们就又返回到黄崖洞。还好，机器全保住了。从厂领导到每一个工人，立即投入了恢复生产的斗争。上级限期40天内开工，他们只用18天就准备就绪，提前让机器运转起来。
当时要改产掷弹筒，遇到了大困难。首先是没有材料，惟有的钢材只是军民们从铁路上拔来的轨道。其次是缺少加工设备。要使铁轨变形，只有用头，一锤一锤，凭力气锻，使其成为10公分粗、50公分长的钢锭，然后，再由旋床旋出5公分的内径。经过一番试验和努力，1941年上半年，终于陆续造出一批产品。
随即，工厂又转向五零炮弹的生产。虽有现成毛坯，但被敌人封锁无法运入，他们只好依靠自己炼生铁和从农村收购废铁，通过土办法炼毛坯，又以焖火炉减少其硬度，使之柔韧，便于车刀加工。靠群策群力，造出了炮弹。
随着前方战局的发展和日寇对华北根据地的“三光政策”的加剧，黄崖洞兵工厂面临的困难和考验更加艰巨。就在1941年的12月底，日寇再次调集重兵，空中和地面同时出动，把黄崖洞兵工厂作为重点摧毁目标。结果，兵工厂埋藏在防空洞内的机器，被炸得七零八碎，没有留下几部完整的。迫使工厂化整为零，一分为三。甄荣典到了一分厂，地点设在左权县的苏公村。
6部机床被破坏，只有一部车床尚未破损。甄荣典他们的回答是：破的也行，接受过来，不信没有办法！果然，他们先将炸碎的零头拼凑对接上，拿来两条通轨，给它上下一夹持，再用螺丝一拧紧，机器就修补成了。没有床脚，木板凳代替；车床头没法修，就用塔轮、皮带轮安上轴顶替。最大的困难是缺动力，可解决的办法他们也想的最绝：在大磨盘当中打个四方眼，眼里穿铁轴把，安摇把，每方二人，四方共8个人摇动摇把，通过皮带带动车床运转。这样虽能顶替，但占人手太多，他们就把工房搬到不远处的漳河边，修上水车，利用天然资源，免除了人工的笨重体力劳动。一个困难刚被解决，另一个困难又来了，摆在甄荣典他们面前的障碍一个接一个。有了动力，可皮带磨损了怎么办？砂轮、刀具用废后哪来新的？然而，困难岂能难住英雄汉？！不是皮带不够吗？他们就搓麻绳，再抹松香或淋水使绳索涩而不滑。山上有种砂石可制土砂轮，在道轨钢上焊上指甲大小的一块锋钢便成刀具。
1943年，反“扫荡”斗争更加激烈了。为多生产炮弹，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区工会和上级领导的倡导下，太行山地区的所在厂矿及其单位，开展了支援前线的新劳动者运动。甄荣典以更大的革命热情，积极投入了这一生产竞赛中。他首先提出挑战，20天完成一个月的任务。他和一起工作的3个同伴，制订了具体的计划及措施，结果提高了工效，由原来的一天只生产五六十发炮弹上升到100发。当别人赶上他，也生产100发时，他又发展到三百四百，最后创造了1分15秒造一发炮弹，一天生产480发的最高纪录。工人群众送给他“飞机”、“老模范”、“炮弹王”等美誉。厂长赞叹说：“我们工厂如果没有这‘炮弹王’，这‘老模范’，我们的生产突击任务，就难以完成。”
前线对炮弹的需求量在激增，生产必须及时跟上。他来到六厂工作时，嫌水利带动运转慢，就利用饭后午休的50分钟车床空着的时机，一个人悄悄开飞车加班。车床上一个刀具太慢，他就开动脑筋，自己又在上面增加一个刀具。改进工具和增加工作时间同时并举，真是如虎添翼，一下子就创造出日平均率135发炮弹的全新纪录。
工人们钦佩甄荣典，学习甄荣典，同时又关心爱护他，劝他注意身体。但甄荣典仍然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突击生产任务。有一次，他为救一个工人被皮带擦伤，自己的左脚趾骨被卡盘砸折。按理他应该休息几天，但他强忍着疼痛，找来一个炮弹箱，将红肿的脚蹬在上面，硬是不歇工。正是这种革命第一、他人第一的高尚精神，使他赢得了战友们的信任，他来六厂没多久，工人们就推选他当了该厂的工会主席。
1944年，甄荣典光荣地出席晋冀鲁豫边区召开的群英大会，被评为一等劳动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