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钟惦棐和李康年早早地敲响这两声之后，中共中央统战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分别召开两个大型座谈会，为大鸣大放提供场所：
自五月初起，在全国政协召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总共开了十三次，七十多人次发言；
自五月中旬起，在国务院礼堂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开了二十五次，一百零八人次发言。
与此同时，国务院各部门的党委，各省市党委以及一些高等院校党委，也都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
召开这些座谈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
毛泽东说了这样的热情洋溢的话：
“整风总的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该继续下去。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①
毛泽东还说：
“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
“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②
毛泽东的话像一把火，把这些座谈会的气温烧得高高的。
《人民日报》迅速报导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召集的党外人士座谈会情况，其他报纸也分别报导中共各级党委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情况。这些报导不断见报，也起着不断加温的作用。
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人民日报》以《倾听党外意见推进整风运动》为题，醒目报导了在五月八日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首次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
会议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和副部长平杰三主持的。
李维汉一开始，就把会议的目的说得明明白白：
“召集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请大家帮助我们进行整风，帮助我们改正缺点和错误。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来推动我们整风，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多发表一些批评意见。”
李维汉很强调，要党外人士们多发表“批评意见”。
大约是首次会议的缘故，党外人士们多少还有顾虑，虽说发表的确实也是“批评意见”，不过，那些意见大都不痛不痒，属于“温吞水”之类。
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率先发言，讲了些鸡毛蒜皮意见。章伯钧说：
“几年来，有些民主党派的成员在国家事务中确实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他们是有能力的，但是没有条件。例如某机关的一个计划科长，因为是非党员，不能参加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的他本应参加的有关会议，很感苦脑。过去选拔留学生，学校留助教，都是首先考察政治条件，有些有能力、有专长的人，常被认为历史复杂而不能入选，非党人士出国学习的机会不多。非党干部要得到提拔很困难，党员提升得快，好像只有党员才有能力，有办法。”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是粮食部部长。他说了自身的体会：
“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思想政治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的发言，后来被说成是“取消学校党委制”。其实，照《人民日报》当时所载的陈铭枢的发言，并无此意：
“陈铭枢在谈到高等学校中各种组织的作用时说，当前学校的领导方面，多半是靠党、团、工会这‘一条鞭’进行工作，这是值得研究的。他认为今后应该更多地依靠教师和学生。他还说，学校中的党委制，今后也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考虑。”
就在陈铭枢的发言报导见报后，陈铭枢看了，并不满意。他当即写了《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一文，《人民日报》迅即在五月十二日发表：
“本月九日《人民日报》登载我八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恰好把我讲的‘党员应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一段话漏掉了。这很可惜。难道这句话刺耳吗？我想未必。”
陈铭枢在说了一通这样的警人之语之后，话题一转，讲起了中共乃“非党人士”之师的道理：
“非党人士要饮水思源，都应当不忘本。人人都应记着，如果没有出生入死、打江山的人民解放军，哪里有我们今天的政权呢？如果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正确领导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反——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改革运动，以及广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哪里有我们今天的最广泛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呢？解放以来党外人士都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教育，并虚心向党员同志学习，实际上也就是以党员为师。如果不经过这一番锻炼，谁还能保证不犯严重的错误呢？站稳立场，分清敌我界线，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课题。党外人士过去的思想基础，很容易‘引狼入室’，‘与虎谋皮’而不自觉。这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危害性的、可怕的。几年来，党对于我们的教育以及我们的自我改造，基本上已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应当有所感激。党员同志也大有助于我们，就我几年来的切身经历来说，他们的教益对我的帮助很大，不只高级领导同志，就是中下级的党员同志，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真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由此，不难想到，我们之报答于党者是什么？我们对于党员同志的帮助又是什么？有施无报，何能心安理得！我撰本文，就是本此一片赤忱，并由此出发，我想党中央所指示的，民主党派暂不搞本身的整风，就是要我们投身于党的整风运动中来帮助党员同志。”
陈铭枢的这一番话，说得热乎乎，披露了对中共一片赤诚之心。
在说了这么中共乃“非党人士”之师一番话后，这才小心翼翼地论证“党员应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
陈铭枢从孔子，一直论述到马克思和列宁。他这么写道：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荀子说：‘是吾而当者，吾友也，非吾而当者，吾师也’这是我国古代哲学家留下的一分宝贵遗产，也反映了我国祖先的优良美德。我们均应把它铭诸座右。以我们的导师而论，如马克思之服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列宁告诫共产党员要学习资本家的文明经商。这都是党向非党学习的范例。
“凡是出于善意的批评，都应当欢迎，批评者都应被视为师与友。”
应当说，陈铭枢是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发言，他的文章，反映了大鸣大放的最初的“水平”。
陈铭枢曾走过复杂的历史之路——既“剿”过共，又曾拥共。他说话那样小心翼翼，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他原本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早年参加过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参加过北伐，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
一九三零年，他参加了第三次围剿红军，出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
“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奋起抗日，曾代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此后，他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赞同中共的《八一宣言》。
此后，他逐渐靠拢中共。这样，一九四八年一月，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后，他出任中央常委。
一九四九年，他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了中共的战友……陈铭枢正是从自身的曲折经历之中，说出那么一番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