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这位“打手”，化名“吴松”打了陈仁炳一棍子，又化名“常孰”打了彭文应一棍子。
那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署名“常孰”的文章，那标题便咄咄逼人：《质问彭文应》。
张春桥写道：
彭文应现在改变了战术。原来他同他的一伙商定了三条锦囊妙计：一不讲话，二讲一点，三大辩论。认为凭这三条，足以制敌取胜。时局的发展同他们的估计相反，三条妙计失灵。不讲话，不行；讲一点，藏头露尾，也无用；大辩论，拿不出货色，不敢出场。于是改变战术，说是个别的话讲错了，这是有的，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说是只有言论，没有行动。彭文应说：可以用“我的一切生命、人格及儿女负责担保”自己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这种担保是可以令人相信吗？否，这完全是欺骗。
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这是有言论有行动可查的……
彭文应，一九五七年名震上海的“大右派”。上海《解放日报》除了发表张春桥的《质问彭文应》之外，在短短的三个月里，发表了近二十篇批判彭文应的文章：
六月十九日，《彭文应有严重反党言行，民盟上海市委机关盟员予以揭发》；
六月二十二日，《反党好汉彭文应》；
七月五日，《彭文应借视察寻找火种》；
七月十三日，《简评彭文应的大进军》；
七月十四日，《彭文应在浙江南道上说了些什么》；
七月二十一日，《彭文应的“太过”与“不及”》；
……
彭文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他除了遭到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猛烈抨击之外，还受到各报大轰大嗡。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为章罗联盟打天下卖足气力——彭文应是罗隆基的一等功臣》。
七月二十六日，《中国青年报》则发表《右派分子彭文应的嘴脸》，称彭文应为“罗隆基在上海的第二员大将”。不言而喻，那“第一员大将”是指陈仁炳。
从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也可以看出，提到陈仁炳，紧接着就提到彭文应。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上海印行了《右派分子彭文应的反动言论摘要》，分为八大类，内容十分“丰富”。
为了了解彭文应其人，笔者于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三日采访了彭文应之子彭志一先生。
据告，彭文应乃江西安福人氏，和罗隆基、王造时同乡。彭文应生于一九零四年。天资聪颖的他，十三岁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和罗隆基、王造时同学。这样，他和罗隆基、王造时同乡又同学。
彭文应参加过“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二十一岁的他赴美国留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一九三二年回国，出任上海法学院、光华大学教授。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七年，当中国民主同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团体”后，他出任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地下支部主任委员。
我在一九八五年初，曾在四川成都采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四川省委主任委员潘大逵先生。他曾赠我他所写的《我们不能忘记彭文应》一文。内中，有一段写及彭文应和周恩来的交往，给我印象极深：
三十年代初文应在上海，一天去看一位朋友，正相畅叙，忽又有一仪表堂堂身着西装的不速之客来访。因见客房里有陌生人，便不肯进入，只在过道中和文应之友交头接耳私语几句，文应之友便立即匆忙跑进寝室寻找什么，客房的门开着，文应和站在过道中的西装客人彼此曾一再交换眼神，但因未经介绍，西装客人面容又极为严肃，相互都未招呼，当然更说不上交谈了。约过一二分钟，文应之友复急步回到客房，对文应说道：这位来客现有燃眉之急，自己身边的钱和钥匙，不巧都被太太带着上街去了，问文应身上有没有钱。文应立即罄其所有以付其友，其友未清点就马上拿出去交给候在过道上的西装客人。这位客人未再说话，也未问钱数，接过手后一面把钱放入上衣里面的口袋，一面向解囊者注目点头，便匆匆走了。文应之友送客转来，才对文应说出内情。原来这个西装客人就是当局正悬重赏缉拿的周恩来，因当天拂晓有个地下同志被捕，如通过关系进行贿赂即可免送警备司令部，周一时手中拮据，所以前来告急求援。文应同志回忆，钱并不多，约相当于今天人民币百元左右，事过之后早经淡忘。谁料事隔多年，周总理不仅未曾忘却此事，而且还记得文应同志相貌。上海解放不久，周总理到上海视察，上海军管会陈毅同志特为召开一次座谈会，文应应邀出席。会上总理讲了话，文应觉得总理似乎特别注意他；又以为也许是主观幻觉，因自己从未与总理有过联系接触。及至散会，总理竟快步赶到文应面前，口称“彭先生”，热情地与之握手。文应正感惊愕，总理已向他回溯了三十年代初的这件往事。这时陈老总走近总理身旁，总理特郑重给陈介绍说，这位彭先生曾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并嘱陈老总要记住这个朋友。以后陈老总和文应曾接触过两次。陈老总调京时，还与文应话别，诚挚盼望文应以后有机会到京务请通知一下，以便重获聚谈。一次文应赴京开会，与陈老总通了电话，陈老总即请文应至家便饭，饭后畅谈甚久，深夜始归。①
我问潘大逵先生这段故事的来历，他说是听陈新桂先生说的。
于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我在北京采访陈新桂先生时，便请他讲述那段故事是怎么听说的。
陈新桂告诉我，那是陈毅调任外交部部长不久，彭文应从上海来北京，住在太平胡同民盟宿舍，那里原是北洋总统徐世昌的公馆。一天深夜，陈新桂正在办公室伏案工作，在万籁俱静之中，听见汽车喇叭声，开门声，皮鞋橐橐声。陈新桂一看，是彭文应回来，满面春风。陈新桂问他从哪里来？彭文应只得照实说从陈老总那里来，陈毅请他吃晚饭。陈新桂好生奇怪，彭文应怎么跟陈毅相熟？于是连连追问。在老朋友的追问之下，彭文应这才不得不说出关于周恩来的故事——平日，彭文应从未对人道及此事……
可是，在一九五七年，风云变幻，彭文应遭到了挞伐。
彭文应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在大鸣大放中的种种言论，成了“右派”言论：
“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近年来，上海各报纸所登载的新闻，有报喜不报扰，小文章标大题目，大文章标小题目，而且不是把新发生的事情及时向读者报导出来。”
“去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于管理而大量死亡猪的事实，报纸从未提及只字，直到事情已经全部处理，报纸才发表了消息。这样来处理新闻，就失掉新闻的价值，大有明日黄花之感。”
“斯大林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当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
“我们的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
彭文应不光是“右派”言论受到批判，而且被说成进行“有纲领有组织的反社会主义小集团活动”。
于是，“彭文应与另一右派分子陈仁炳是民盟中央在上海的代理人”。
彭文应性格直率而倔强。在种种“批判”面前，他总是据理反驳，这就越发加重了他的罪名。彭文应被斥为“态度顽固”。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余辉音上海电讯，题为：
《正义的声音粉碎了邪说歪道上海人民代表舌战彭文应一层层透彻的道理，一件件确切的事实把章罗联盟这个凶恶爪牙驳得理屈词穷》
报导说：
三个月来，上海民盟市委整风领导小组为彭文应开过大小会议十六次，尽管他自己始终是不讲或只讲一点，但经过大家全面的揭发和批判，他的丑恶面目还是完全暴露了。但是，彭文应仍然负隅顽抗，认为大辩论他输不了。
彭文应在这次上海市人代会上完全有机会充分阐述自己的论点。这个狡猾的右派分子在辩论会上对自己在大鸣大放期间一系列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百般抵赖，赖不掉就避而不谈。在他的一次长达二小时半的发言中，一面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他的用意“是为了帮助党改正工作”，另一方面却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党的领导、民主党派的作用、干部政策等十一个问题，搬出一整套的资产阶级谬论，继续向共产党进攻。
报导还说：
种种谬论被驳倒以后，彭文应又在会上把自己扮成“迷途的羔羊”，代表们同声驳斥他说：“你那里是善良的羔羊，你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外婆！”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又作这样的报导：
“这次大辩论中的事实也说明，资产阶级右派中有一部分人是死硬派，他们是坚决反动到底的，如彭文应，在辩论中虽已罪行大白，但仍拒不作交代，反而利用辩论会的讲坛继续肆无忌惮此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论调，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
大约也正因为彭文应“态度顽固”，又因为他和罗隆基有着同乡兼同学的密切关系，所以后来他被列入五个中央一级“不予改正”的“右派”中的一个，虽说不论按照“级别”或者职务，他似乎都不会在这五名之列。
彭文应的妻子邓世容，在“反右派”的高潮中——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亦即张春桥的《质问彭文应》发表的那天，血压骤升，死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彭文应的次子彭志平，性格内向，面对着家庭的不幸想不开，于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八日吃了许多碎玻璃和钢针，自杀未果，又于同年十二月二十日服用大量安眠药而离世，年仅十九岁！
次子的不幸，使彭文应心似刀绞。他在一夜之间，须发骤白。他在给姐姐的信中这样写道：
被宣布为右派，对自己的家庭乃至亲戚都蒙受了无穷的耻辱与不幸。但这事非我们能料及的。既然发生了，我只有根据最正确的方法来解决。三年多来我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做得很好很快，这是有过错的，但是我总的方向，我认为还是不错的。把好意说成恶意，把好事情说成是坏事情，把帮助党和政府说成反对，把一个朋友说成是一个敌人，这样做是不可以的，是不应当的。具体详细的情况说来话长，我现在还不能写给你，而最后总是要来弄清楚明白的。这样的交代是对党、对人民、对自己、对地下的父母和有关的一切人所不可少的。我总要做一个人，对得起以上这些人……
一九六二年，彭文应发出最后的呼声——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万言书。他强烈呼吁：
“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
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彭文应因心包炎败血症去世，终年只有五十八岁！
彭文应生前所坚信的“最后总是要来弄清楚明白的”事，在一九八九年发生了。
这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礼堂举行了异乎寻常的座谈会。那红地横幅上写着白字：“彭文应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座谈会”！
彭文应被称为“同志”，这已很不容易，何况是为了纪念他“八十五周年诞辰”（他生前从未如此隆重纪念过诞辰）。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赵定玉发表了讲话。他热情地称赞了彭文应在解放前的多方面的贡献，也肯定了他在解放后做的许多有益的工作。他最后概括道：
“彭文应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七年了，纵观他的一生，虽也有过一些曲折，但总的来说是爱国的、进步的，是值得缅怀和纪念的。”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叶笃义专程来沪出席会议。他和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主任委员谈家桢都发表了纪念彭文应的讲话。七十多人出席了会议。
会上，散发了笔者为彭文应先生所写的报告文学《诤友》。
虽说彭文应至今仍属“不予改正”的“五分之一”，但是这次纪念座谈会，实际上是为彭文应恢复了政治名誉。
也就在这次座谈的前一天，在上海联谊俱乐部二楼，由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举行了祝贺陈仁炳教授八十寿辰，也是七十多人出席。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茅志琼发表讲话，称赞陈仁炳在解放前后所作的诸多贡献。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叶笃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李文宜也发表了讲话。
这次祝寿座谈会，也是“空前”的。虽说陈仁炳至今和彭文应一样，也属“不予改正”的“五分之一”，但是这次座谈会，同样是为恢复陈仁炳的政治名誉而举行的。
陈仁炳有幸在生前出席这次座谈会。不久，他就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