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向来有中国文学界的“半壁江山”之称。上海有那位“好学生”柯庆施坐镇，自然，文学界的“反右”炮火也很猛烈……
在本书第二章中，写了一节《〈傅雷家书〉成了历史的真实记录》。确实，傅雷作为党外人士，一九五七年春天在北京列席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时，亲耳听到毛泽东的讲话，他“如坐春风”。
在大鸣大放中，傅雷确实很积极。不过，他向来是很谨慎的人，所以只是发表《增产节约的要点在哪里？》①之类的文章。
在“反右派运动”开始之后，傅雷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划入“右”册。傅雷在那里批驳“右派”呢！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文汇报》发表了傅雷的《比一比想一想》一文。傅雷把解放后跟解放前一一对比，最后得出结论说：
“总之，不比一比，显不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显不出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感觉不到做的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业。”
紧接着，傅雷又在七月十六日的《文汇报》上，发表《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说实在的，“识别”右派分子确实不易，因为傅雷自己都不能“识别”自己是“右派分子”！
傅雷写道：
在《文汇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办报思想与被右派分子利用经过的时候，我觉得作为社外编委之一，也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
从我与《文汇报》的关系来说，我深切感到个人思想觉悟不高，难免有时流露出错误的言论，被右派分子引为思想上的同道而不自知。我们是站在普通的人民立场上提意见，他们是站在右派野心家的立场上说话……
傅雷表示，“要和已揭发的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同时还要擦亮眼睛，严防未揭发的敌人。”
其实，傅雷自己已经被划入“未揭发的敌人”，他还在那里“擦亮眼睛呢”！
傅雷表示和“已揭发的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那“已揭发的右派分子”指的便是《文汇报》社长兼总编徐铸成在文章中，傅雷揭发了徐铸成的“右派”言行。
翌日，傅雷又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题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傅雷在文章中把“右派分子”和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联系起来批判，称他们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杜勒斯把对人民的民主，对敌人的专政，和几千年以来初次实现的六亿人民主动的团结一致，诬蔑为“强求一致的统一”；而我们的右派分子也在用各种语言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指为一切罪恶的根源；无怪杜勒斯要大为欣赏葛佩琦了；替他在中国土地上公然咒骂我们的党，在杜勒斯的心目中当然是“勇敢”得很。
不过，由于毛泽东两度着文批判《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炮火异常猛烈，终于连《文汇报》的“社外编委”的傅雷也中弹了！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都刊登了徐铸成的长篇检查《我的反党罪行》。内中有一段，专门写及傅雷，小标题为《同傅雷密商许多问题》，这下子把傅雷“牵”了进去！徐铸成写道：
解放以前，认识傅雷后，我的思想右倾，其中有许多就是受傅雷的影响。当时的《文汇报》上曾刊登过傅雷反苏的文章，他总是要我走中间路线。在我到香港办《文汇报》时，傅雷等曾嘱咐我不要受共产党利用。在香港时（解放前夕）又曾突然接到傅从昆明寄来的信，要我寄英美报刊。解放后，有时不敢和他接近——怕受他的坏影响。一九五五年傅雷到市政协活动之后，表面上进步起来了，对《文汇报》的复刊也很热心，于是我们又恢复了往来，以至于遇事都向他请教。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会议期间，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傅雷就打电话给我，责问我为什么把金仲华这样空洞的发言登得这样显着？他赞赏陆诒和吕文的发言，并一再责怪《文汇报》把吕文的发言压缩得很小，还介绍我和右派分子庞熏琹联系，要我派记者去访问。在六月初，傅雷曾亲自到我家，问起柯庆施同志在宣传工作会议以后和我谈了些什么？我告诉说，柯庆施同志说：党的整风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层层下放。傅雷说，可见他们早就要收了，傅雷还告诉我说上海作协的问题是党内有宗派，应该派记者去深入了解，不要把重点放在党与非党的关系上。在我这次回上海后，傅雷主动和我的联系特别密切，谈的大部分是各学校三大主义如何严重等等，而且在我回上海以前，他就到处为我们拉所谓拆墙填沟的稿件，因为我有右倾思想，所以和傅雷这样投机。
紧接着，八月二十四日，《文汇报》点了傅雷“中间路线”的名。报导的标题是：
《市政协大辩论进入高潮傅雷“中间路线”思想和王普涵“唯后果论”受到批判》
所谓“中间路线”是赵铭彝揭发的。赵铭彝说，傅雷在解放前不是不问政治，傅雷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走中间路线，实际上是为国民党“敲边鼓”。
已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孙斯鸣则揭发说：“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期间，他亲眼看见右派分子陈仁炳交给傅雷一篇稿子，傅雷还替陈仁炳作了修改。”至于是什么稿子，连孙斯鸣也不得而知。不过，陈仁炳交给傅雷一篇稿子，这也成为莫大的问题了。
过了两天，傅雷的问题严重化了，《文汇报》发表了社论《“中间路线”是不存在的》，引述了柯庆施的话，抨击傅雷：
“谁如果企图走中间道路，不管他主观上如何，他都不能不是帮助了右派。”
这样，傅雷不能不表态了。他说：
“解放以前自己是‘反美反苏、反蒋疑共’。”①
“自认为是一个有糊涂思想的普通人民，属于中间分子。”②
于是，傅雷遭到驳斥，说他不是“反苏疑共”，而是“亲美反共”！
傅雷的处境，日益艰难。“右派分子”的帽子，已经在他的头上“旋转”，仿佛随时可以落到他的头上。
在这危险的时刻，上海文艺界一位好心的领导石西民，找傅雷谈话。他想保傅雷过关，暗示傅雷把“检讨”的调子唱得高一点，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哪怕是说“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行，以求得“认识深刻”，免戴帽子。
“检讨一下，过一下‘关’吧，反正检讨是不花钱的！”石西民这样“启发”傅雷。不料，傅雷冷冷地说：“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的‘深刻检查’！”①
一九八三年秋，石西民在一次讲话中，忆及了这段往事。他无限感叹地说：“傅雷是有个性、有思想的铁汉子，硬汉子！作为知识分子，他把人格看得比什么都重。他不认为错误的东西，是不会检讨的。他不会口是心非！”②
就这样，傅雷在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时，被“补入”了“右派分子”的行列！
在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那天晚上，傅雷出席了“批判大会”之后，久久没有回家。
夫人朱梅馥在家中坐立不安。直至夜深，这才响起敲门声。
原来，傅雷曾想一死了之。他喟然长叹，对夫人朱梅馥说道：“如果不是阿敏还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③
傅雷的悲剧，不仅仅在于他自己被划为“右派”，而且在于牵连了儿子傅聪。
傅聪是傅雷的骄傲。傅雷自称是傅聪的“园丁”，倾注了诸多心血，培养傅聪为钢琴家。傅聪于一九五五年在波兰荣获第五届国际萧邦钢琴比赛第三名，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在国际性钢琴赛中的音乐家。一时间，报刊竞相报导，在上海传为美谈。
批判傅雷的时候，居然牵涉到傅聪。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上海两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都发表了署名辛艺、剑平的报导《鞭子、天才及其他——从傅聪的成长驳傅雷的谬论》。
报导称：
昨天的政协座谈会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插曲：傅聪的成就究竟是傅雷用鞭子打出来的呢，还是在党的领导下教育培养出来的？
委员们在批评傅雷时，都谈到他的儿子——钢琴家傅聪。许多委员说，傅雷过去一面把儿子关在家里，培养成为“温室里的花朵”，一面又对傅聪实行粗暴的教养，弄得傅聪十分痛苦，父子仿佛冤家，甚至避不见面；但是傅雷对傅聪在音乐上的成就，却认为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他在《新观察》、《文汇报》发表的文章上，都流露出这种情绪。在外界还流传着傅聪的天才是父亲“用鞭子打出来的”说法……
刘海粟说，傅聪没有进过音乐学院，又不是党团员，但是党一旦发现了他的才能，就决定送他出国培养，这不正说明了党的大公无私以及对青年的爱护备至吗！
在这时作“正面发言”的刘海粟，后来也成了“右”字号！
傅雷被划为“右派”，使正在波兰留学的傅聪深受刺激。在他看来，倘若回国，会落到父子彼此揭发的悲惨境地①。他绝不愿意这样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傅聪在一位英籍教师的帮助下，从波兰出走英国。
顿时，舆论哗然！
傅聪的出走，加深了傅雷的痛苦。因为儿子成了“叛国投敌分子”，牵连了傅雷。
在“文革”中，自己的“右派”之罪，加上傅聪的“罪行”，傅雷受到抄家、批斗。刚烈的傅雷和他的夫人一起，双双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上吊于上海江苏路家中。
傅雷在自杀前，留下遗书，内中写道：
“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父亲错划为“右派”，导致儿子出走异国；儿子的出走，又导致父母的自杀……傅雷父子的彼此牵连，成了中国“反右派运动”最沉重的家庭悲剧！
傅聪曾这样对笔者说：
“我们应当接受历史的教训。中国人民倒楣了那么十年（引者注：指十年文革），不能白倒楣！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极左那一套，绝对不能重来！”①
一九七九年二月三日，中共上海市文联临时支部作出《关于改正傅雷同志右派问题的报告》，内中写道：
“一九五七年鸣放时，傅雷同志发表的文章和言论，其中有些意见是建设性的，有的观点有错误，但不是右派言论，定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因此，根据中共中央第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对其被划为右派分子应予改正，恢复其政治名誉。”
也就在这份报告中透露傅雷是“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时，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定为右派分子。”
除了傅雷之外，另一位着名的翻译家萧乾，也成了“右派”。
萧乾赶上了“末班车”：在大鸣大放中，萧乾没说什么。他被打成“右派”，主要是因为发表了那篇《放心？容忍？人事工作》，而这篇文章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只一星期！倘若他消息灵通，可以马上抽回那篇文章，也许就可以避开一场大灾难！
萧乾在文章中写道：
在资本主义国家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生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在这句话里蕴藏着他们对自己的宪法、对他们的民主传统和制度的自豪。
……那句豪迈的话意味着：一个人说的话对不对是一件事，他可不可以说出来是另外一件事。准不准许说不对的话是对任何民主宪法的严重考验。今天，至少英美这两个自诩为“民主的”国家，在这个考验面前早就破了产……从“共同纲领”到宪法，我们国家对于人民享有言论、着作的自由，都有明文规定。而且，解放以来，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政府从来也没下命令禁过一本书。可惜我们目前还不能进一步说：每个中国人都已经有了说话和写作的自由了。
我们从一九四九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下子就飞跃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中间，我们在民主精神的锻炼下，不能算很多。所谓“民主精神”，应该包括能容忍你不喜欢的人，容忍你不喜欢的话。由于革命进展得很快，干部的提升有时候也与他们本身的提高难得相称。假使在掌握“民主”与“专政”的时候有些偏，轻易把“乱说”当作“乱动”来办，就会在维护宪法的名义下，干出实质上是违背宪法的事。
不言而喻，萧乾的这篇文章不合“时宜”。他果真被划入“右派”，从此开始了苦难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