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7月19日，埃德加·斯诺出生在美国的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先后考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学习。1928年2月，他幸运地在股票交易所赚到800美元，遂萌生了冒险去大洋彼岸寻找“东方的魅力”的想法。由于钱太少，连路费都不够，于是和朋友在一艘远洋船上当了临时水手，同年7月初抵达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
斯诺相继在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美国国外新闻社的亚洲旅游记者。有一天傍晚，斯诺遇到了刚刚抵达上海的23岁的海伦·福斯特小姐，得知她也对古老中国的浓厚兴趣，并且腋下还夹着埃德加·斯诺报道中国文章的一大本剪报。福斯特小姐来中国担任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秘书，俩人共同的兴趣和愿望，点燃了爱情，互相吸引，迅速进入了热恋。
1931年秋，斯诺在社交活动中，结识了宋庆龄、鲁迅等人，对中国前途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不久，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件，大举进攻东北各地，蒋介石期望依靠“国际联盟”调停处理，而张学良又把大批军队撤出山海关，使东北三省轻易地沦人日寇铁蹄之下。作为新闻记者，斯诺急赴东北采访，写作了《远东前线》一书。接着日本军舰对工业城市上海虎视眈眈，威逼国民党政府解散抗日团体、撤走抗日的十九路军。在1932年1月18日蓄意制造事端，再次像九一八一样故伎重演，午夜时分突然向上海发动军事进攻，在激烈的枪炮声中，斯诺看到中国士兵勇敢地还击日本侵略者。斯诺十分激动，立即向世界发出了电讯：中国人开始抵抗了！
在中国两三年里，斯诺发现他是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里，迫切希望了解现实的、活着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中国的文化艺术界是什么状态？外国列强给中国人造成的苦难有多深？斯诺与鲁迅多次交谈，使他茅塞顿开，深深体会到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尤其是，上海抗战期间，斯诺四处采访，看到宋庆龄在抗战医院里精心看护伤员，千方百计营救爱国人士，油然心生敬仰，渐渐地和宋庆龄建立了姐弟般的深厚情谊。
1932年，斯诺和海伦·福斯特（爱称尼姆、或海伦·斯诺）的爱情在时间的检验中愈加弥深，两人乘船去日本旅游，并于圣诞节在东京美国大使馆举行了婚礼。之后，一起甜蜜地游历了台湾、婆罗州、塞利比亚、爪哇和巴厘、新加坡等地。1933年春天，俩人回到中国大陆，移居北平煤渣胡同一所四合院里。斯诺专心地投入到写作中，海伦·福斯特倍加呵护丈夫，给自己约法三章：一是要不惜任何代价保证丈夫的健康和工作；二是除非必要，不在自己身上花钱；三是决心不抱怨、不诉苦或感到不满。海伦·福斯特说：“如果把伟人力量来源的实情公诸于世，妻子往往是丈夫完成更高成就的物质与精神力量的发电厂。”
时隔不久，斯诺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的特派记者，和爱国学生来往更加频繁。一些学生运动的领导人经常到斯诺家里谈论时事、谈论红军、共产党和抗日救国、法西斯蓝衣社等话题。喜欢阅读斯诺收藏的“禁书”，其中有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经常来这里的人包括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张兆麟、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王汝梅（黄华）、北平学运领导人之一的俞启威（黄敬）。
东北三省沦陷之后，日本侵略者又掠夺了河北热河一带和冀东大部地区，在山海关、唐山、天津、北平郊区都驻扎了军队，耀武扬威，欺凌百姓。1935年6月，国民党政府下了一道“邦交敦睦令”，取缔一切抗日团体，禁止一切抗日言论。国民党派出宪兵在北平搜捕、迫害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也遭到很大破坏。日本侵略者威逼国民党政府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华北严重危机，北平阴云笼罩。
斯诺以美国记者的身份采访了日本军要人，了解到日本军的侵略阴谋和当局软弱妥协的情况，极为同情和支持广大学生的抗日活动。及时将消息告诉了北平大学和中学联合会负责人，立场鲜明地讲：“要行动起来，你们是中国的希望。我支持你们！”
12月初，北平的政治形势急剧恶化，日本侵略者导演的“防共自治”游行队伍出现在北平街头，还传来了国民党同意“华北特殊化”的消息。
1935年12月9日黎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的爱国学生汇聚成了海洋，开始抗日救国请愿大游行，挥旗帜，贴标语，散传单，高唱歌曲，呼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从四面八方向国民党政府北平军的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前进。国民党军警阻挡游行队伍，用木棍殴打游行学生，还调用消防车向游行队伍喷射。学生勇敢地冲破军警的阻拦，会师在新华门前，向政府提出了六项抗日要求。学生的要求遭到拒绝后，游行队伍沿长安街前进，其它学校的学生也相继赶到，游行队伍越来越大，浩浩荡荡的汇聚到天安门广场上。斯诺夫妇亲历了这次游行活动，看到了大批中国知识青年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
12月16日，中国共产党又发动和组织了北平的第二次抗日救国大游行。一万多学生和两万多工人、农民、商贩、市民，汇集在天桥广场。斯诺和夫人无比兴奋，拍下了好多照片和电影胶片。
面对越来越高昂的学生运动，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规定军警可以开枪、逮捕抗日爱国群众。斯诺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了，不得不另眼看待中国的共产党，也急切的希望了解和采访共产党。
斯诺不知道，幸运之神正在向他招手。此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到达陕北，并且站稳了脚跟，秘密和东北军张学良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陕北给宋庆龄写信，请她物色一位公道正直，而且同共产国际没有瓜葛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苏区考察，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把共产党的内外政策昭示天下，争取国际社会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并帮助苏区和红军改善极为困难的医疗卫生条件。
斯诺过去对中国共产党不了解，从国民党的宣传上，心里留下了一些印象，“共产党破坏了不可计数的生命财产”，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可能意味着“暴民政治”，“它缺乏意识形态方面的背景和有素养的领导人”，“永远不会变得强大”。曾在1934年，美国出版商哈里逊·史密斯曾和斯诺签订了一份撰写“红色中国”的合同书，斯诺因为没有资料，最终没有完成合同任务；1935年，英国《每日先驱报》也要资助斯诺，以获得“关于红色中国的真相”，各种条件的限制，斯诺也放弃了。
现在，斯诺看清了中国的局势，真的怀疑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宣传。为什么共产党能对抗国民党10年？存在哪些强有力的因素呢？难道共产党真的比国民党好？
中国的红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被国民党悬赏25万元缉拿的头号“赤匪”毛泽东是怎样的人呢？红军总司令朱德又是怎样的人呢？
中国的红军究竟是由一些所谓的“赤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还是国共产党统一指挥的，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的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
红军战士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东西支持着他们？他们有什么样的理想、希望和目标？
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宣传所说的“共妻”吗？
共产党和红军得到了农民的真正支持吗？红军是不是基本上仍然是农民的造反呢？
许多消息也证实中共红军和东北军秘密会晤，他们之间签订了抗日协议，陕北和西安的封锁出现了松动。对一个敏感的新闻记者来说，共产党和毛泽东这个神秘人物必然唤起他心里强烈的职业欲望。斯诺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队伍，是被封锁了9年的世界头号大新闻呵！
斯诺把到陕北采访红军的想法告诉了纽约的《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立刻得到两报的积极回应。《每日先驱报》愿意担负斯诺采访的全部费用，如果采访成功将给予奖金。兰登姆出版社还主动预付了一笔稿费。妻子也支持斯诺，说：“机会太重要了，为了探明事实真相，拿头颅冒险是值得的。”
如何才能进入陕北苏区呢？此前，斯诺曾托人与平津地区的共产党联系去陕北事宜，由于条件限制，中共华北局未能作出安排。现在，斯诺想到了宋庆龄。在斯诺看来：没有一个人，包括中国人在内，不了解红军到底是什么样子，必须有人去弄明白。这个人就是斯诺自己。一种新闻记者的责任驱使着他，赶到上海宋庆龄的寓所，请求宋庆龄帮助自己到陕北苏区进行采访。宋庆龄说：“你是中国俗话说的‘有福之人不用忙’，正好有机会。毛泽东和周恩来让我物色一位公道的外国记者前去采访，我推荐你和乔治·海德姆一起去。到西安后，会有一个姓王的牧师和你们接头。”斯诺高兴万分，拿着海德姆的照片和联系方式，告别宋庆龄返回北平，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了联系，带上了刘少奇用隐色墨水写的介绍信。
埃德加·斯诺秘密地告诉黄华，中共中央已同意他去陕北苏维埃地区参观采访，他虽然会说一些中国话，但还不怎么行，问黄华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做翻译？黄华当即答应了。
1936年6月3日，斯诺踏上了采访陕北苏区之路。
在郑州火车站的月台上，正如宋庆龄所说那样，前去采访红军的斯诺和前去参加红军的海德姆相遇了。海德姆曾想去江西苏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前不久准备去陕北苏区，又遭到封锁；现在是第三次，希望能如愿以偿。
海德姆出生在美国的纽约州布法罗水牛城的一个钢铁工人之家。他先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学医，后到日内瓦大学攻读获得了医学博士。1933年来到上海讲学，研究性病和皮肤病。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认识了宋庆龄，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知道了红军的许多事情，他决心帮助红军，把自己的诊所作为地下党联络点和开会的地方。
斯诺和海德姆到达西安，住在有名的西京招待所。几天后，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基督教公理会的王牧师登门拜访，斯诺和海德姆喜出望外，立刻取出宋庆龄给他们的名片和英镑与王牧师拼对，又用暗语一问一答，秘密关系对接上了。
王牧师的真名叫董健吾，曾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过高级官员，弃官后到基督教会当老师，成了共产党的秘密使节，到处游说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王牧师的安排下，他们见到了被国民党悬赏5万大洋缉拿的、共产党秘密警察负责人邓发。邓发热烈地拥抱了他们，并代表中共中央对他们的来访致以欢迎和问候。
为了保密，斯诺在西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接洽后，给妻子尼姆（海伦·福斯特）拍去密语电报，让尼姆通知黄华迅速动身前来西安。当时黄华临近毕业，应付了一堂考试，照了带学士帽的照片，又担心路上盘查，请大学的秘书蔡一谔先生给张学良将军写了一封考察西北银行的介绍信，还向尼姆借了30块银元做路费。很快，黄华到西安与斯诺会合了。
在一个夏日的黎明，斯诺和海德姆在东北军的军官刘鼎的护送下，隐蔽在一辆带篷卡车的棉衣堆里，离开西安北上，通过一道道国民党军警特务设置的关卡，当夜住在洛川。而黄华没有与斯诺一同成行，被留在西安，安排随下一批人员到苏区。刘鼎，曾在德国和苏联留学，回国后到江西苏区工作，是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军队中得力的地下工作者。
第二天，卡车继续沿着简易公路北行，上了渭北旱塬，出现在眼前的是望不到边际的黄土高原丘陵地貌。对此，斯诺倍感异常：有的山丘像巨大的城堡，有的像成队的猛犸，有的像滚圆的大馒头，有的像被巨手撕裂的岗峦，上面还留着粗暴的指痕。那些奇形怪状、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形象，好像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关的世界。
这天下午，卡车驶进了延安古城，住在东北军一位团长的家中。长途颠簸，斯诺和海德姆很疲劳，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刘鼎引来了两个脚夫，用两头骡子驮上他们的行李，一直送出东北军据守在延安城北的最后一道关卡，才放心地与他们拥抱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