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中旬，南宁街头搭起了一座座用松枝翠竹和鲜花点缀的彩门，一街两厢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旗帜。社会各界群众纷纷走向街头，敲锣打鼓，燃放爆竹，欢庆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日前，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发布通告：凡拥护和支持本政府，致力于广西的安定、繁荣与进步的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群众社团组织，一律给予承认和保护。
这的确是一个开明的举措。 此时的俞作柏何尝不懂得“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呢？但仅靠所掌握的几万部队和收编的一些散兵游勇、民团及土匪，是无法使广西长治久安的， 自己也不可能在这块地盘上久立，更何况各派系军阀视广西为一块“肥肉”，都馋涎欲滴地打着“一饱口福”的主意。 怎么办？ 出了名的“俞大胆”心一横便就接受了“小个子”的中共代表的建议：
在广西开放进步的群众运动，建立各级群众社团组织，形成工、农、商、学、兵联盟的防卫体系，以抵御强敌入桂，以对付旧桂系余党势力的叛乱。
要做广西的开明之主，成就一番大业，俞作柏更深谙孟老夫子之言：“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所以他非常同意中共代表的建议，视为 “安邦抚民之良策妙略”大加赞赏。于是决定召开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广西省农民协会。
代表大会的会场设在一座老式的粤剧院内。会场是经过精心布置的。原来又黑又脏的四壁都用石灰水粉刷一新，主席台上吊起了崭新的幕布，中央 悬挂着一面犁头旗，周围摆满了鲜花翠草，台两侧站立着执枪的卫兵，看上去庄严肃穆而又隆重热烈。
来自南宁市郊和左右江地区的农民代表已于会前相继赶到。最引人注目的，是韦拔群带领的三百多名东兰县农军和农协代表。他们一律身穿白褂黑 裤、腰扎皮带，或背挎短刀，或肩扛长矛，在群众的夹道欢迎中，威武雄壮地步入会场。
此刻，雷经天、韦拔群、陈洪涛、张震球、李干等广西各路农民领袖们已在主席台上就坐。当雷经天宣布大会开幕时，会场欢声雷动，鼓乐轰鸣！
首先，由俞作豫代表俞作柏向大会宣读省政府写给大会的贺词。
接着，雷经天请韦拔群讲话。
年方35岁的韦拔群身着黛青色的农民唐装，高挑的个头，四方脸庞，看上去俨然一位憨实健壮的壮族农民，神情里却不乏精明睿智的才气。他站起环视一下会场，向大家抱拳致意：
“各位乡亲，各位农友，今天是我们农民的节日！我们能在这里欢聚一堂，庆祝自己的节日，这在广西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台下响起一阵掌声。
“当年，洪秀全在桂平金田起事，直到创建了太平天国，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千百万农民兄弟！今日在我们广西，乃至全中国，谁赢得了农民兄弟，谁就赢得了天下！” 热烈鼓掌。
“只要千百万农民兄弟站起来了，我们广西就不得了呀！我们中国就不得了呀！ ”
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
大会一致通过了成立广西省农民协会的决议，选举雷经天为会长，韦拔群为副会长，陈洪涛、张震球、李干等为委员。大会还决定出版《广西农民》三日刊——它实际上就是中共广西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对指导广西革命运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南宁的市民说，当官的一发慈悲，这天就变蓝了，地就变绿了，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好过了。
韦拔群是在农民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到达南宁的。当他接到中央代表写给他的亲笔信，心中翻涌着怎样的澎湃之海？很快，他又接到广西特委关于召开农民代表大会的紧急通知，要他率领右江地区的农协代表和一支精干的农军小分队即赴南宁。
到了南宁的当晚，邓斌与韦拔群首次会晤，俩人亲切交谈了一个通宵。
邓斌开口唤他一声“拔哥”，喊得韦拔群两眼湿润。出身乡绅家庭的韦拔群，从小就受到太平天国英雄故事的熏陶，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和濡染。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他在桂林读完法政学堂之 后，就前往广州、上海和长江流域一带游历、考察，从而更加崇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听到窃国大盗袁世凯改元称帝的消息，他愤慨已极，立即回老 家变卖家产，购买枪支，招募一百余名血性男儿，前往贵州参加讨袁战争。 讨伐失败，他又转到四川张毅军部当参谋。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 发时，他亲眼目睹了旧军阀对青年学生和示威群众的残酷镇压，于是他化名 “愤不平”，秘密串联其他进步军官，散发“大倡国民革命”、“坚决改革 旧军制”的传单，以展“铲除人间不平事”之志向。四川军阀下令缉捕他， 他愤然逃离四川，回家乡东兰搞农民运动，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吃 大户”、“均贫富”，以实现太平天国洪秀全梦寐以求的“有田同耕，有饭 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平，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理想。他极 力说服长辈要做开明乡主，开仓分粮，减租减息，普济苍生，造福一方。他 把自家的好田分给最穷的佃户去种，把积存的余谷救济那些揭不开锅的众乡 亲，深受穷苦百姓的拥戴，老少爷儿们都唤他“拔哥”。1923年夏天，韦拔 群组织农民自卫军攻打东兰县城(在此之前曾两次攻打县城，因敌众我寡而 失败)，一千多名手持大刀、长矛的农军在夜色的掩护下，袭占了守城的团 防总队。翌日拂晓，各乡农民声势浩大地拥进县城，县知事蒙元良惊慌失措， 在几个县警保镖的护驾下仓皇逃离县衙，躲到凤山县避难。东兰县城第一次 获得解放，被关押在牢狱的群众全部释放，一向欺压穷人的土豪劣绅一时间 销声匿迹。当日，召开盛大的群众集会，欢庆胜利，韦拔群当众宣布取消各 种苛捐杂税，废除所有契约，提倡各民族平等和男女平权。农民自卫军纪律 严明，市面秩序井然，人民欢天喜地，人心大快。迫使黄绍竑执掌的省政府 不得不承认东兰农民运动的合法地位。1925年初，韦拔群怀着寻求革命真理 的强烈愿望，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从而结识了彭湃、陈延年等几 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毕业后他重返广西，广泛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几年来，不管桂系政府怎样更替，皆对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地区的壮、瑶、苗、汉各族农民武装奈何不得。他们称韦拔群为右江“无冕之王”。
“拔哥，你在东兰大刀阔斧地搞农运时，我和一批同仁正在法国勤工俭学。”邓斌深挚地说，“虽然在异国他乡，但对你的名字，我们在获悉和关注的有关国内信息里早已熟知了。”
“惭愧，惭愧，”韦拔群神情肃然，声音也显得低沉，“穷奔苦寻好几秋，也未了然出路在哪里，每想到我华夏被欺凌被压迫被掠夺的屈辱史，便 有彻骨之痛！就想拼洒一腔子血唤醒民众！若不是所处之地闭塞偏远，愚兄纵然倾尽家产，也会与同仁一道飘洋过海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谛 ”
“同在一个地球上，那里也有剥削，有压迫；同样也有斗争，有反对。我在法兰西的土地上生活了三年零两个月又十九天，接到了法国警方的驱逐 令(当时傲慢而冷酷的法国警察当局，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们于20年代驱逐的这位东方的小个子，五十年后竟然以国家副总理的身份访问了法国， 而且受到了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民极其热情而隆重的欢迎和接待)，我和被驱 逐的二十多位学友们告别法兰西，奔赴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
“唔，我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见到了陈延年，才晓得他与诸位同仁旅欧之行，获益匪浅。”
“那是陈延年刚回国不久。他确实很能干，他是旅欧支部的领导者之一，他反对他老子(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见解也比别人高。他的牺牲很可惜 ”
“陈氏兄弟被害之事，我是在雷经天来广西时听他说的。那是‘四一二’ 事变之后，陈延年在上海龙华殉难，一年后他的弟弟陈乔年也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话题扯到这一“悲壮点”时，二人的神情都显得沉郁，许久都不再说什么，仿佛以难言尽详的沉默为死难者志哀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乱世之秋。她一诞生，周围便聚集了一群灿若星辰般的英杰才子，他们都是一些最热情、纯洁、勇敢、真诚、优秀的热血儿女。而此时的中国正是黑夜茫茫，风雨如磐，四万万人在水深火热之中熬煎，“政治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毛泽东致向警予的信中之言)。”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为寻求救 国救民的出路，提出要改造中国，必先认识世界。——在遥远的欧洲，那个 徘徊着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对于中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为追求理想和出路的 中国青年们呈现着一种无与伦比的灿烂的光明，他们飘洋过海而去。
按说，他们本可以在西方继续求学，或去做工，或去经商，或成家立业安度一生。但他们却又毅然决然地回来了，回到了他们那贫穷落后、满目疮 痍的祖国，回到了生养他们的血泪斑斑的土地上，回到了他们的兄弟姐妹和 他们苦难深重的人民中间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他们还有几人尚存？许 许多多的志士仁杰饮恨于九泉，与江河山川化为了一体。
是啊，回顾半个多世纪腥风血雨、波诡云谲、大起大落、大悲大壮的中国近代史，面对先烈们的英灵和他们创下的丰功伟业，常常会使后来者从心 底泛起一种崇高的敬意，同时伴随着一种自我惭愧感和一点淡淡的忧思：相 比起他们那一代人，现今的一些青年人，好像缺了点什么，似乎热情没有那 么浓厚与强烈，信仰没有那么明确与坚定，品德没有那么高尚与纯正，就连 血管里奔流着的血液似乎也没有那么鲜红与火热此刻，中央代表住室里的灯光沐浴着两张一见如故的挚友的脸庞。
他们谈得是那样的投入，那样的深远，又是那样的情真意浓。虽是一夜 未眠，却都毫无倦意。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在反动派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惟独广西，出现了如此高涨的革命新形势。最难得的是有韦拔群苦心经营几载的这么一块崭新的天地。
也许，有人并不晓得，韦拔群开创的这块崭新的天地，以及这位农民领袖以他高昂的头颅和传统的忠诚来拯济辽阔苍茫大地上千千万万痛苦呼号的 民众于水火的执著追求，其实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梦，人类已经做了几千年。
公元1535年7月6日，前英国财政副大臣、下议院议长、大法官托马斯·莫 尔在伦敦塔被刽子手推上了断头台。当他自己从容地用头巾蒙住眼睛的那一 瞬间，不是死神出现了，而是他二十年前就梦想到的那个新月形的岛国浮现 了。那里没有压迫，没有争斗，没有私有财产，人们像一个大家庭那样和和 美美快快乐乐地幸福生活着。他管那岛国叫“乌托邦”——人类美丽的天堂。
莫尔被砍下的头颅，悬挂在伦敦桥上，像一个被斩断的梦在微笑莫尔以后的四百年来，欧洲多少先哲智士不断地为实现这个梦而构想更 完美的蓝图，设计更现实的道路，尝试更具体的模式又是一个英国人，曼彻斯特阔绰的工厂主罗伯特·欧文，在莫尔死后近 三百年，以十五万美元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购买下三万英亩土地，建立了人类 历史上第一个“共产主义”移民实验区——纽哈蒙尼公社。但他的一切试验和计划很快成了泡影，他由原先的百万富翁变成了倾家荡产的流浪汉。只有当一个德国犹太人坐在大英博物馆里，把资本主义像一具尸体标本那样放在桌子上解剖时，莫尔的理想和人类之梦，才渐渐变得清晰起来。实现这个梦想的道路，也由此被科学地阐明了。
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巴黎公社诞生了。虽然它 只存在了72天，但它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终于使人们看到人类从阶级社 会中能够解放出来的灿烂的革命曙光。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巴黎公社的 英勇壮举，指出：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可是，卡尔·马克思的主义日后又总是被热衷于这个“主义”和“信仰” 的人们所曲解，常常陷入云遮雾罩的误区。
东方人常常分不清莫尔和马克思。
中国人又还有自己古老的东方文明的渊源：从孔丘、墨翟到陈胜、张鲁、陶渊明、李自成、洪秀全、康有为特别是一千五百年前的陶渊明，曾弃官后在湘赣边的斜川、玉京一带躬耕田园，虽然也偶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浪漫诗情，但毕竟是粗茶淡 饭，柴门陋室，以致晚年落到乞讨境地。或许为了这一生的清贫艰辛，他才作出一篇，把一个“春蚕收长衫，秋熟靡王税”、“黄发垂髫， 并怡然自得”的无压迫、无剥削、男耕女织的“世外桃源”托给万世。虽然， 这个素有大济苍生之志的陶放翁，没有办法让他的“桃花源”付诸实现，但 足可使一千年后的圣西门、欧文、傅立叶掩面羞愧。
本世纪初，一个身材瘦长的湖南湘潭农民的儿子，和他的几位同窗，踏遍长沙岳麓山的各个乡村，想寻找一块欧文式的“纽哈蒙尼”来建立一个“新村”。他为这个新村设计了美妙的蓝图：有公共育儿院，公共敬老院，公共消费社，公共学校，公共农场，等等，等等，十分周全，足以使四百年前伦 敦桥上莫尔的那颗血淋淋的头颅安然瞑目。然而，他却失望而归。
这个身材瘦长的湖南湘潭农民的儿子，叫毛泽东。
他本来也是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但他没有去。不久，他作为湖南代表 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然后他又回到湖南。他从劳苦大众 的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和按照马克思提供的理论，揭开了许多中国 革命之“谜”——奴隶史观、阶级斗争、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 他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充满信心地描绘了他的预言：很短的时期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 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 解放的路上迅跑。
虽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因蒋介石的背叛而失败，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但在毛泽东看来，没有理由再退回，没有理由不前进。“上帝”的意志使他始终站在潮头的顶端，擎旗呐喊，始终是那样的自 信、执著和一往情深。尽管他拉着队伍跑到井冈山做“红色山大王”，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革命策略，但他却找到了新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点燃了 “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 政权”的革命道路。并在井冈山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没收一切地主土地 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于是他坚信革命的高潮将会再次重现，并用诗一 般的笔调描绘了它的诱人景象：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 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中国革命的历程漫长、曲折而艰难，而毛泽东却具有一般的党内实干家所不具备的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天生的诗人气质与后天的广博知识相结合，形成他独特的战略眼光，形成他充满魅力的理想追求，形成他气势磅礴的意志信念；其未来目标的宏伟和瑰丽，使每个有志于革命的救国之士不能 不为之感染，自觉地心甘情愿地聚集在他的旗帜下。因为他以非凡的务实能力和创造智慧，把异域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 要灵活地结合起来，甚至将这个“上帝”的思想转化为连村野百姓也喜闻乐 见的民族化的思维方法和语言形式，为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庞大的国家， 设计出一条民族解放大道，并以他浪漫、超脱的诗人的热忱关注着历史和未来。
邓斌向韦拔群介绍了全国革命形势和组织工农民众进行武装割据，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方针和策略。特别讲述了“朱毛”红军的发展和创建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的壮举，以及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边等各路红军和各苏区的发展趋势。
韦拔群倾心聆听，精神为之振奋。
直到清晨微明的阳光照映入窗，室内的油灯逐渐灰暗下来。而灯芯燃动的一尾灿亮仍是那般晶莹而温暖。这时候，远处军营的一声号音破空而来，“嗒——嗒——嘀——嘀——嘀——嗒——”悠扬沉厚的号音遂一声接一声 地震响了晨空。
邓斌说：“中央派我来，一是同俞、李做好统战工作，二是协助拔哥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韦拔群说：“拔群跟党革命到底，万死不辞若有二意，天诛地灭！”
邓斌说：“等时机成熟，我们即开赴右江。”
韦拔群说：“那是我们的家园。”
两双手紧紧相握。 这是一次极富历史性的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