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前后，大多数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周恩来、贺龙、谭平山、刘伯承、郭沫若、恽代英、林伯渠等都通过香港来到上海。中央要在上海开紧急会议，发信要周恩来于11月7日前赶到上海。
11月上旬，周恩来身体康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范桂霞和杨石魂，从九龙乘船来到上海。
11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瞿秋白的主持下和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的指导下进行。根据罗明那兹的提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的政策。指责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给了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警告”处分。但周恩来的才干已得到人们的公认，在会上又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
革命史上这种既“警告”又提升的例子真是绝无仅有。
贺龙是总指挥，国民党政府专门发出通缉令，悬赏10万大洋捉拿他。这样，贺龙比别人的处境更困难了。他时常一晚上换8个地方。党派人找他，也是一个晚上跑8个地方，有时刚打听到住址，去时贺龙已经走了。几经周折找到贺龙后，中央安排他与周逸群、廖乾吾住在一起，不久，迁往霞飞路泰辰里70号，化名王国珍。和他同住在一栋楼里的是在中央军委工作的颜昌颐。周恩来专门派秦光远回武汉，寻找贺龙的家眷。南昌起义前夕，贺龙的家眷来不及疏散，只好留在汉口。起义后，唐生智搜捕共产党，查封了第二十军留守处，查抄了在鲍罗廷公馆里的贺龙私人住房。眷属们闻风而逃，不知去向。
12月间，秦光远终于找到了她们，将贺龙夫人向媛姑、女儿贺金莲，还有胡琴仙接到了上海。向媛姑化名王向氏，贺金莲化名王金莲，胡琴仙化名王琳在泰辰里住了下来。
胡琴仙也是个受苦人，长大后以卖艺为生，生活艰难，经人介绍，来到澧州镇守使署服务，后来，与贺龙结合。
到上海不久，贺龙见到了周恩来。此时相见与第一次相见，俩人心中都生出无限感慨。特别是贺龙，他拉住周恩来的手，不住摇头：“部队打散了，只剩我贺龙一个人来见你，真不甘心啊！”
周恩来笑了：“贺龙同志啊，现在蒋介石悬赏10万大洋捉你，你的头很值钱哟。”
贺龙：“我这颗头早交给党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跟党走。”
周恩来告诉他，中央已经对他的工作有了考虑，让他同林伯渠、刘伯承一起到苏联去学习。
贺龙没有多考虑，应下来：“我是个党员，一切服从中央安排。” 但周恩来走后，贺龙却又不安起来。他知道自己从小没学几个字，能看书看报还是在戎马倥偬中自学的。现在要到苏联去喝洋墨水，恐怕没有底。他不由得叹起气来。睡不着，他就叫醒周逸群，让他给出个主意。
周逸群倒也干脆：“不想去就找恩来说嘛。”贺龙却坚持说自己表过态反悔不好， 是请周逸群转告。
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来看望贺龙，又谈起南昌起义。
贺龙并不了解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已经做出的结论，直言不讳他说，照我看，南昌暴动是正确的，是武装对抗国民党反动派，但有两个错误：一是用了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
李维汉告诉贺龙，现在全国各地已发生了多起武装暴动，比如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还有黄安、麻城，广东的海陆丰等地。
贺龙说他想去湘西：“湘西是有希望的，主要是要把那里的农民发动起来。”
李维汉将贺龙的意见向中央汇报。
瞿秋白沉思一会，说：“是不是叫贺龙同志去湘西于一下呢？”
李维汉也赞成：“我看可以，先叫他们去湘西试试，有办法时再派得力同志去。”
常委会后，李维汉又来到贺龙住处。贺龙再次表示不愿去莫斯科，他想马上回湘西。
李维汉有些担心：“你怎么回得了湘西呢？你现在名声这样大，谁不知你是南昌暴动的总指挥，你一露面就有危险。”
贺龙早有考虑：“只要过了武汉，走水路、走陆路回湘西，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出于安全考虑，中央还是决定他和刘伯承、林伯渠于11月17日离沪赴苏。
好像是命中注定贺龙去不成莫斯科。
11月16日，中共有一处秘密机关被敌人破坏，敌人得悉“贺龙已潜入上海”，下令全城大搜捕。贺龙只得停止一切活动，隐藏起来。第二天，约定的时间过了，刘伯承、林伯渠只好登船走了。贺龙在中共中央机关等了十几天，仍然走不成。
过了一段时间，周恩来再次与贺龙会面。
贺龙回湘西的打算已经考虑成熟，他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从武汉到湘西，沿长江一带的车湾、藕池、新堤、调关的驻军，大部分是我过去的旧部属。长江两岸土匪虽多，但大多数是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是可以争取和改造的。湘西是我的家乡，我从民国5年就开始拖队伍，和北洋军阀打了10年仗，人熟地熟，干起暴动来是方便的，成功的可能性也大。”
周恩来望着贺龙，问着每一个细节：“安全怎么样？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问题不大。上了船以后小心一点。到了汉口，我就能活动了。沿长江走水路，我是有把握的。我名为贺龙，龙归水嘛。”
俩人大笑。周恩来将贺龙的意见带到了中共常委会上。但罗明那兹不同意：“回湘西？他要回去当军阀？”因为罗明那兹的反对，第一次常委会未作决定。
第三天，也就是1928年的1月8日，常委们再次开会研究两湖暴动问题，周恩来据理力争，最后批准了贺龙回湘西组织武装的请求。
临行之前，周恩来请贺龙、周逸群吃饭。
中央决定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徐特立、柳克明为委员，负责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周恩来告诉他俩，到了汉口可与湖北省委书记郭亮联系，接头地点是谢弄北里17号。
1928年1月中旬，贺龙、周逸群带着卢冬生等10余人，乘坐长江轮船离开上海去武汉。徐特立、柳克明未能成行。
贺龙满心欢喜。他剃掉蓄了多年的短胡子，身穿水獭领皮大衣，头戴海龙帽子，围着宽羊毛围巾，戴着深茶色水晶眼镜，一副大资本家的派头。周逸群打扮得像个管账先生。卢冬生和曾在叶挺部队里当过团长的史庶元、原二十军第一师警卫营营长滕树云等也都化了装。这一行人在码头上一站，周围便有不少人议论：“阔佬！”但军警宪特还是严密搜查。
他们一上船，就被一个国民党特务盯上，缠着要和他打麻将。不知是想从贺龙身上捞点外快，还是以此判别贺龙的身份。周逸群不知贺龙的麻将术有多深，但知道他们身上一共只带了50元钱，要是输几把，连路费都不够了。他在一旁干着急。而贺龙哈哈一笑，往桌旁一坐：“好，好，闲着解闷么！”
打了几把，特务有些招架不住了，借故去取钱，一去不复返。卢冬生一点钱，笑弯了眉毛：“赢了好几十块！” 他们很顺利就到了汉口。找到谢弄北里，没有用接头暗号，就闯了进去。
郭亮的爱人看见他们这副打扮，以为是来了特务。这时，从后屋出来一个人，看见贺龙，怔了一下，连忙立正敬礼，跳着脚说：“啊呀，总指挥，你怎么来了？”
此人是叶挺旧部的副官长刘鸣先，和贺龙也熟悉。
这样，他们与武汉的中共组织接上了关系，和湖北省委书记郭亮见了面。
本来湖北省委准备在武汉组织年关暴动，原计划由贺龙部下蔡申熙团长担任总指挥，贺龙来了，就由贺龙担任总指挥。但此事因省委的一个地下印刷所被敌破获，搞走了暴动计划，只好取消。
一天，有一个挑着担子的人来找郭亮，郭亮告诉贺龙，这是贺锦斋派来的。他在洪湖藕池组织了一支百余人的武装，近来又抄了一家豪绅的银号，搞到了千把两黄金，派人送到了汉口，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本来，贺龙对贺锦斋下令两师人马缴了械是一肚子气，一听贺锦斋又拉起了队伍，还在为党工作，气也消了：“好，有种！”他要马上去找贺锦斋。
郭亮理解贺龙的心情，没有阻拦，并派人给贺龙他们包了一只小汽船，给了他们5支短枪和一些盘缠钱。
1月19日，贺龙一行乘船到了监利县的反嘴。只见江北岸有几间草屋，江边和屋前站着不少人，在向船上招手叫喊。
贺龙手一挥：“迎上去！我们手里有枪喽，还怕什么？只是不要先开枪。”
船靠近岸，一个魁梧的汉子飞也似地跳上船，一把抱住贺龙，热泪滚滚：“云卿啊，大哥啊，总指挥啊，我晓得你是任凭什么敌人也打不死的！”他又扑向周逸群，紧紧握住他的手说：“逸群哪，周主任，我们是三辈子缘分哪，又重逢了！”说完，朝岸边那一群人挥臂大喊：“我们的总指挥来喽！”他就是贺锦斋。
前面提到贺锦斋在撤出流沙时，在陆丰被3股敌人围困，弹尽粮绝，死伤无数。国民党军连续8次派人求见贺锦斋，劝其和平缴械，条件是，保证所有官兵返回湖南。加之部属也强烈请求，他最后下令缴了械。但他自己却没有放下武器，突围出来后，辗转来到上海。他向中共中央承认了下令缴械的错误，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再度奋起。
1927年11月，贺锦斋奉中央之命，重返鄂西。在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以3条驳壳枪起家，在荆江两岸点燃了武装斗争之火。
11月25日，中共中央在《给亦农并转湘鄂省委信》中指出：“贺锦斋是贺龙的师长，现表现悔悟，要求入党。恩来已答复他说，他是可以允许入党的。叮嘱湖北省委向他作最后答复。”
这意外的重逢，使岸上、船上的人全都欢呼起来。贺锦斋的队伍大概有200人，有几个人还是参加南昌起义的老战士。
贺龙也激动起来，明亮的眼珠挂着一层泪，他挥舞双手说：“我们又见面了！千转万转又转到一起来了。当年，我们有两万人，可惜被敌人打垮了，这算不了什么。你们干得好啊， 比我贺龙还干得早，有成绩。从今天起，我们一起干，我加入你们的行列，要不要我啊？”
人们看到一丝爆裂的火花，正从他眨动的不大的眼睛里闪烁出来。那种火花表现出一种老谋深算和胸有成竹：“我们南昌暴动的队伍在广东被打散了，我就不服气，你们呢？”
人们嚷了起来：“哪个龟儿子才服气，我们打不垮这些家伙才有鬼！”
贺龙说：“对啊，咱们的队伍几起几落，总是会搞起来的。不过，这次与过去大不相同，我们搞的是为工农打天下的革命军，想靠着我贺龙升官发财做不到，要吃苦！哪个不想干，就讲清楚，我绝不阻拦，可有一条，不准和反动派搅在一起反对革命！”
他这一说，满岸的肃静的人们不禁觉得喉头一哽，鼻孔发辣，热泪夺眶而出。
随后，一阵掌声如同波涛汹涌，万马奔腾，预示着中国大地红色风暴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