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飞去部署死守福州，说：台湾是头颅，福建是手足。
（福州南郊机场，1949年6月21日）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早上八点，“美龄”号总统座机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这是一架DC-4型具有四个发动机的螺旋桨客机，是抗战胜利后，美国道格拉斯公司按订货要求专门为蒋介石加工装配的座机。发动机虽有噪音，响声却还是平稳的。蒋介石透过舷窗，可以望见台湾岛已缓缓退在视线下面，海面有点闪光。他感到有点昏然。
自从他匆匆离开溪口老家，登上“大康”号军舰，就差不多一直在海上颠簸，过着一种不安定的流动生活。因而，即使坐在这架飞行平稳的专机里，又没有碰到气流，他还是像乘船似的有一种颠簸昏眩感。他离开溪口乘“太康”号军舰到上海前线督战，想死守这个远东最大的城市。早在去年十二月初，他见东北战事已无可挽救，北平、天津危在旦夕，徐州淮海重兵被歼，他已有预感，一方面派宋美龄飞往美国求援，一方面命在上海构筑纵深防御工事，历时四个月，在上海市与郊县构成外围、主阵、核心三道阵地。钢筋水泥筑成的主碉堡阵地三千八百个，碉堡间战壕相连，壕沟内还可行驶吉普车。半永久性的掩体碉堡一万多座。电网、鹿砦，层数无计。工事颇现代化，中央社誉为“固若金汤”。阎锡山视察了阵地，深有信心认为：“至少可以守上一年”。蒋经国则将它比作“东方的斯大林格勒”，称赞其可与“马其诺防线”媲美。
五月一日下午，他从军舰上下来，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总部向守卫上海的部队团长以上的官员训话，声言他要留在上海不走了，亲自指挥战事，“要和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他让蒋经国作为左右手，留在身边。他还命令装甲兵副司令兼参谋长的蒋纬国把装甲兵部队调到上海加强防御力量。他的话虽当众说的气壮山河，但在上海期间，还经常在军舰上居住，并将该舰停泊在吴淞口外的洋面上。只在要召集人数众多的军事会议时，才到陆地上来，也只是偶尔宿在复兴岛上。像他那样年逾花甲的人了，整日乘坐军舰，虽然便于逃走，却也使他不得不忍受风浪之苦。
事与愿违。蒋介石想守一年，而汤恩伯私下估计能守三个月。汤恩伯虽说奉命戒严协助俞鸿钧将国库的黄金白银外汇偷运往台湾，却认为这个做法动摇军心。据《顾维钩回忆录》、记载：汤恩伯“在上海大肆抨击说运走黄金只会降低他麾下部队的士气。黄金从上海运走表明政府不打算坚守此地，怎能指望他的部队为此作战。”汤恩伯也学蒋介石，把自己的司令部搬到长江口的舰只上去了。当陈毅的大军进逼上海时，汤恩伯部队的军长找不到司令，师长找不到军长，团长找不到师长……溃兵如潮，各撤退部队纷纷自行寻路或者夺路而逃。
五月二十五日，解放军开进上海时，蒋介石父子乘坐“江静”号军舰驶离吴淞口外的洋面。
实际上，无须三个月，半个月还不到，大上海就丢了。
蒋介石眺望着吴淞口消失在身后的波涛里，心中的痛苦确是不可名状的。守上海的二十多万精锐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三千辆卡车基本上报销了。还有从冲绳、琉球群岛运来的大量坦克，以及装备蒋纬国装甲部队的新式武器，全都留给了共产党，还有来不及运走存在银行的金银财宝，据估算起码有两亿美元。
蒋介石在舟山群岛及台湾海峡漂泊了整整一个星期，于六月一日抵达台湾高雄要塞过端午节。还在海上的时候，他也感到大陆被席卷不可避免，益发觉得台湾作为最后的反共基地的重要。他为确保台湾，作了周密的部署与安排，草拟了一个“建设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的计划，并设想建立一个北连青岛、长山列岛，中段为舟山群岛，南到台湾、海南岛的海上锁链来封锁、包围大陆，以作将来反攻大陆的基地。到高雄的第二天（六月二日），他又专门召集国民党在台高级官员研究了在台湾整军、防务、军政等问题。蒋介石主张把国民党海、空军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把防守的重心放在东南沿海一带，特别重视与台湾最近的福建的防务。
蒋介石对于福建放不下心，有两条原因。其一，长江防线各路败兵退入福建，俱无斗志，且溃军过处，借粮征草，拉夫派工，骚扰百姓，闹得鸡犬不宁，民怨鼎沸，亟需整编；其二，福州绥靖总署主任朱绍良，资格老，是同盟会员，参加过武昌起义，还跟过蒋介石的恩师陈其美，因而对蒋并非俯首听命。福建确是蒋介石心上的一块石头。蒋介石逃离上海在海峡里漂泊时，就曾三番几次电告朱绍良，要他在福州附近构筑一个半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但是，朱绍良阳奉阴违。朱绍良受解甲寓居的两个“闽籍上将”萨镇冰和陈绍宽的影响，不肯让自己的部队在福州决战，以免在炮火中毁于一旦；朱绍良自己也认为大上海的钢筋水泥纵深防线还守不住，福州南临江，东面海，背水之阵，何能固守？！同时，福州市市长何震也陈述：福州太穷，征工征料十分艰难，对死守福州，毫无信心。
尽管蒋介石三令五申，连连电催，但朱绍良始终迟迟不动手。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派独立五十师师长李以劻去构筑一线野战工事，算是塞责应付一下。
蒋介石要到福建来视察还有一层不便明说的原因，就是朱绍良和李宗仁的关系过分密切。蒋介石从情报部门获悉：上海丢失后，李宗仁同朱绍良的电信交往更为频繁。朱绍良视李宗仁作后台，李宗仁拉朱绍良这股势力，把福建作为退守之地。蒋介石还得悉，李宗仁想在六月底或七月初来福州走一遭，他当然想要在李宗仁到来之前，先去福建作一番布置。(028)
“美龄”号总统座机飞越台湾海峡只用了一个钟头，上午九时便降落在福州甫郊机场。朱绍良早已率领在福建的党政要员在机场迎候。朱绍良深知蒋介石的为人，对他的突然大驾光临，心存疑惧，因而吩咐手下全城动员，要搞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福州市座座高楼到处升起青天白日旗，墙面上张挂着蒋介石的标准像，条条街道披红挂绿、张灯结彩，几条大街上赫然挂着“欢迎委员长莅临榕城视察”的大幅横额。市民被通知都要站到街边夹道欢迎。在这个临战而人心惶惶的省城，这种欢迎的喧闹因反常而显得不协调。
蒋介石在握手寒暄之后，被当地官员们簇拥步出机场。机场门口已停着一长列车队。朱绍良恭身对蒋介石说：
“总裁，请上车。福州全体市民已挥旗夹道欢迎您进城。”
黑色的防弹轿车门被侍从拉开。
蒋介石虽点了点头，却胸有城府地动也不动，前后左右逡巡地望了一下，忽而转头对俞济时说：
“我看就不必进城去惊动市民大众了吧！要开的会就改在机场的办公大楼开吧。”
蒋介石突然提出不进城，使在场迎接的官员惊愕不止，面面相觑。他是不是担心战事已迫近，难免有共军的侦察人员也混杂在街边的市民里？……
蒋介石已经发话改变，朱绍良苦笑了笑，只好从命。
九时半，一个为蒋介石临时召开的军事会议在南郊机场办公大楼举行。在听取了朱绍良、汤恩伯及一些将领汇报之后，蒋介石朝各部队将领训话——
现在，我是以国民党总裁身分来和大家见面、来和大家共安危的。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危局和共军作战。但想起孙总理生前的托咐，勉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赏”的遗言，现正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和共产党作殊死战，个人引退半年来，没有片刻忘怀久经患难的袍泽，希望大家戮力同心，争取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讲话时痛心疾首，几乎要落下眼泪来。在场的官员们寂静无声，他一口气讲到下午两点多——
守长江下游及驻浙江的部队退到福建，是在五月上旬。当时陈毅主力正在攻上海，只有刘伯承一部跟踪入闽。所幸敌人摸不清福州底细，所以没有长驱直入。如果敌人洞悉你们的狼狈状态，一个团就可以占领福州了。你们任兵团、绥区司令的，只顾逃命，丢盔弃甲，沿途扰民，来到福建。我姑念前劳，未今国防部严加追究。现在各部队士气不振，军纪废弛。据报：当师长、团长、营长的仍想南逃，有些未经批准，就擅自去台湾。对福建这兵要之地失去信心，良可浩叹！大家应当知道：台湾是党国复兴基地，它的地位异常重要。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无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
蒋介石要大家回去转达部属，“用自己的热血，死守福建，巩固台湾，失去的国土就一定能够恢复。”
他讲完话已是下午两点半。吃罢午饭，他又指名道姓留下朱绍良、汤恩伯、李延年、王修身、李以劻等九个人。他轮番逐个单独谈话，目的都是要大家死守福建。
据机要秘书曹圣芬记录，蒋介石对李以劻谈话的时间最长。
李以劻是黄埔军校学生，对蒋以“校长”相称。蒋介石向李核实自己得到的有关福建的情报，了解朱绍良及福州市长何震、福州绥署副主任吴石等人的真实思想动态，对“闽人治闽”及“联省抗台”的活动特别警惕。李以劻觉得此次与蒋的谈话甚为融洽，觉得总裁对自己甚为信任，因而在谈话将结束，蒋介石问“有什么困难和意见”时，斗胆进言说：“校长不是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目前共军正在休整，这是他们作战的惯例，一个大战役之后，一定有一段休整时间。我们守闽江以北的部队有八万之众，如果我们在陈毅主力尚未入闽之前，有计划地将主力撤过闽江这一条非常不利的地障，撤至闽南，这对持久战有利，对巩固台湾外围有更实际的效果。我向校长直言，并非我怕死，而是为大局着想哪！”
蒋介石望了望李以劻，并没有责难之色，而是仰天长叹，也道出了心里话：
你是我的学生，难道不知道“先制之利”、“先发制人”、“先声夺人”、“安定人心”的重要性吗？没有军队还有国家吗？保全兵力是重要的，但福州过早落入共军手里，其政治影响很大。台湾人半数以上原籍福建，对故乡十分关怀。南洋一带侨胞，也是福建籍占多数，如果福州失守，他们就会认为国民党已彻底失败。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就会使我们失去海外侨胞的同情与支持。所以为了大局，福州必须死守。希望你体会我的苦心，放胆去做，只要将领有必胜信心，处绝境可以复生。有我教导你们，有台湾在，即便大陆失尽，也可复兴。
蒋介石与李以劻谈完话，已是下午四点。
办公楼外停机坪上，“美龄”号的马达已隆隆发动。朱绍良率领参加这次南郊机场军事会议的军长、师长们，列队欢送蒋介石登上飞机。
在“美龄”号腾空东去的时候，军官们散队离去。有个师长咕哝了一句：“叫我们死守福州，他连宿一晚都不敢！”
蒋介石此次到福州，只逗留了七个小时，连机场都没有出。他没有夜宿榕城，是有其复杂的心态的。自从中共大军过江，他离溪口登上军舰，就有如惊弓之鸟，行踪甫定；他深知现在又是历史转折时期，不能再发生一次“西安事变”了。福州是他不能不来，又不能久留的地方。
自从他下野以后，福建地方人士看到共产党势不可当，对国民党已失去信心；加上这块地方，千百年来传统的地方观念及排外心理，随着时局恶化而日趋严重。福建地方参议会主张“闽人治闽”，公然反对征兵。早年担任过清朝北洋海军提督及北洋军阀政府海军总长的福建上将萨镇冰，闲居福州，对福建很有影响，其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向来不满。一九三三年曾赞助李济深在福州搞“闽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萨镇冰最近就说：“民国以来福建受外省人统治已三十余年，蒋上台以来的二十余年中更加厉害。”
令蒋介石忌讳的另一个福建上将是陈绍宽，亦是中国旧海军耆宿，任过国民党海军部长、海军总司令，抗战胜利代表中国海军在米苏里战舰受降。陈绍宽被陈诚排挤，解甲归田回到福建也是满腹牢骚，其部下、曾任海军次长的李世军说过的话传到蒋的耳朵，听来十分刺耳。李世军说：“福建人在共产党方面还出了一个邓子恢任中原政府主席，在国民党中则空空如也，连本省主席也要外人来当，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