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吴先生突然发现，他必须想办法让全地球的人都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他一点也不关心诺贝尔奖那档事。
之所以要这样办，是因为当今中国实在已经有太多的人太关心诺贝尔奖了。每年一到颁奖前后，中国的知识界就人人都在谈论诺贝尔奖，每当瑞典开出一个奖项，国内必然会溅起一番波澜，似乎在每一个项目上，我们都只差那么一点点。更为耸动的一个消息是，据说瑞典科学院打算邀请两位中国名人参加年底举办的颁奖盛典。昨天晚上，吴先生与小区里最聊得来的刚哥在一起瞎侃，让人高兴的是，他们俩可能是全国唯一不关心这件事情的人。
“我一向不太关心诺贝尔颁奖这档事。”当他们在小区门口的一间小酒吧吃爆米花的时候，吴先生对刚哥这样说。
“我也一样。凡是看过春节联欢晚会的人，都不会对任何颁奖典礼有兴趣了。”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今后每当看报纸的时候，一旦出现诺贝尔这个字眼就马上跳过去，这样一来，就表示我们对此没有一点兴趣。”
“如果他们派专人来送请帖怎么办呢？今天下午我看到一个大个子老外在我家的楼下逛来逛去，手上好象揣着一张请帖模样的东西。”
“千万不要开门。接到评委会的请帖就不好意思不去出席了。”
“我也正这么想。我不懂为什么那些人总是那么关心诺贝尔奖？前些天还听说我们在申请程序上出了一点问题。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就真是太可惜了。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这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上个礼拜起码有一打人出来辟谣。他们好象都跟瑞典科学院很熟的样子，可能请帖已经被他们拿走了。”
“说实在的，我一点也不关心谁去参加诺贝尔颁奖典礼。虽然有很多皇室成员和政要们会出现在斯德哥尔摩的那个音乐厅里，但是那些人我早在电视里就一一看到过了，说真的，我一点也不稀罕。”
“是的，我们要用不稀罕的办法来看待诺贝尔奖这件事。网站上说，这次得物理学奖的夸克理论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在六十年代就‘十分逼近’这个结论了，可惜的是后来碰到了万恶的文化大革命。”
“这又给了我们一个不关心诺贝尔奖的理由。我还在报纸上看到，他们把和平奖颁给了一位肯尼亚女人，对她我是万分的敬佩，据说她得奖的原因是因为在非洲植树，可是我算了一下，她植的树比我们的‘保护母亲河’活动少了好几倍，再说，我们还有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保护队，凭什么还轮不到我们？”
“据说她是103年以来第一个得诺贝尔奖的非洲妇女，我认为，瑞典人把奖项颁给她就是为了创造这个记录。”
“你听谁这样说的？”
“昨天早报上就有人这样在评论，现在的诺贝尔奖评选，已经变成了一个搞平衡的游戏。”
“如果真的在搞平衡倒也算了，报纸上有人测算过，再过两三年很快就会轮到我们这里了。”
“话虽这样说，但是这至少表明诺贝尔奖已经越来越平庸了。那个得文学奖的奥地利女作家是谁呀。听说她写过一本叫做《钢琴教师》的畅销电影。可是她的电影有好笑吗？如果写畅销影片也能得诺贝尔奖，我推荐写《铁齿铜牙纪晓岚》的那个编剧。”
“为什么大家总爱喋喋不休地去关心这些很远很远的事情呢？”
“因为我们总是得不到奖。如果让我们得上一次，我们就不会每年都那么牵肠挂肚了。”
“这就是瑞典人的阴谋。他们老是让我们差一步之遥，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吊我们的胃口。他们可能在想，如果哪次真的让我们得上了一次，就再没有人去关心这件事情了。”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你想想，在今年的奥运会上，你应该还记得是射击手杜丽得了第一块金牌，但你记得是谁得了第十三块吗？”
“你说的太有道理了。我们至少应该装出不关心这件事的样子来，这样瑞典科学院就会察觉出我们的不满了。”
“是的，这些天我们都应该把门窗关好，不要把家里的住址告诉陌生人，另外，最好不要点击来自瑞典的电子邮件。我觉得既然他们不让我们获奖，我们就没有理由关心这件事，更不要说飞那么老远去参加他们的颁奖典礼了。”
“说实在的，你没有被邀请是不是觉得有点遗憾？”吴先生问非常有文化的刚哥。
“自然不是。我吃不惯瑞典人的驯鹿肉，也不喜欢听北欧音乐，况且我还得化钱费心去采购晚礼服。”
“我也这样想。让别人去抢那两个名额吧。我宁愿去电影院看王家卫的《2046》，据说它的拍摄技巧非常适合午夜催眠。”
说到这里，他们也要散了。就在掏钱包买单的时候，刚哥看着窗外，不经意地问我，“你猜明天那个老外还会不会在我家楼下乱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