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自然还记得那个同刘国鋕一起被李忠良招供的在银行里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余永安吧！他一被捕后，老虎凳上没呆多少功夫，就把自己的直接联系人、上级“老张”给招了出来，但余不知道“老张”住在何处。
“这是真的？”特务咬住余永安不放。
“是真的，有半点假的你拿我全家的人性命抵压。”这时的余永安在怕丢性命面前，倒是对敌人显然特别“忠诚”，他说这样的硬话还真让特务们相信了他。
“那无论如何你得把‘老张’给我们引起来。否则我们无法相信你说过的话……”
“那一定。”余永安又一次低下头。
4月16日，余永安的“运气“来了，他老婆从家里给他打电话——这也是特务们设下的一个圈套之一：你既然被捕并供认了，为了避免地下党组织和“同党”发现，或者看你若不“老实”，就拿你家人的性命来办你，所以抓你不抓你家人是徐远举在对付共产党时自己发明的招术，他徐远举对此曾颇为得意地总结成“经验”。
“老张今天约你到北碚接头……”余永安的老婆悄悄打电话过来。余永安立即将这一情况向特务们报告。
“老张知不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你有没有告诉他我已经……已经被捕了？”余永安按照特务们的要求又给老婆回了一个电话，寻问道。
“没有。我啥都没说嘛！只说你到了一个乡下的亲戚家去了。”老婆说：“可老张好像很着急，说无论如何明天一定要与他见面。”
“知道了。”余永安和特务们觉得没有破绽，便当晚押着余永安到了北碚。
1948年4月17日，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然而对中共重庆地下党来说，这一天是极其黑暗的一天。
这一天，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一位正书记、一位副书记同时成了可耻的叛徒，彻底导致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的瘫痪和一大批地下党员落入敌人魔掌的悲剧……
发生在同一天的这两个主要领导的叛变，让特务们欣喜若狂，而我们的革命同志则为此付了血的代价！
我们先说那个叫余永安的是如何带着特务抓到那个“老张”和化名“老张”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冉益智的丑恶表现吧——
17日。重庆北碚。
余永安若无其事地像以往一样在街头转悠，不同的是一大批便衣特务在四周早已埋伏。
“老张”出现了。“老张”立即被特务们一拥而上逮住了。
“你们想干什么？”“老张”想反抗，但没有力气，几个特务挟着他，使他动弹不得。还有，那个站在特务一边的余永安红着脸站在一旁，使“老张”异常愤怒地意识到自己被这个“鬼儿子”出卖了。
“老张”被特务们押到附近的一家旅店。
领头的特务找来几支筷子，然而上前朝“老张”脸上“劈啪”两记耳光，二话不说，又捉住“老张”的手指，动上了“夹竹筷”的小刑具。
“哎呀呀——！”“老张”痛得哇哇大叫。
特务一见妙头不对，他们怕惊动四周，便上来两个人将“老张”一下推倒在床上，然而拉过枕头、被子，死死地捂住他的头。
“嗯！嗯——”“老张”顿时感到气短胸闷，头脑昏沉，死亡的恐惧仿佛一下子笼罩全身。“老张”立即意识到必须在生与死的面前“选择”了——他不禁浑身颤抖，两手慌乱地摇摆，拼尽最后一口气喊叫道：“不要……我……说……全部说!”
特务一听大喜，松开手，把“老张”拖起来扔在地上，又一脚踩在他的脖子上，厉声喝道：“老实交代!不然就踩断你这小颈子!”
“饶命！几个大爷饶命！我交代！我交代！“老张”再次摆手求饶，特务才让他坐在地上，喘息几口。
“老张”停神后，似乎又有些犹豫，“我、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路过北碚，顺便看看余永安。你们不要听他余永安瞎说……”
“他瞎说？我看是你在瞎眼说话呢！”特务一拥而上，几条腿从四面北方朝“老张”踢去。
“哎呀呀！我说！我说嘛！”“老张”又服软了，这回是彻底的服软。接着他真的“清醒”了——他的“清醒”令特务们大吃一惊过后大喜不已，原来“老张”交代自己是中共重庆市委工委副书记，名叫冉益智。
“你——？共匪重庆市委副书记？”特务中有人不太相信。
“这个不假，我拿性命保证！”冉益智这回立即来了官气：“老张是我的化名。重庆地下党的情况我一清二楚……”
“既然这样，你说我们写……”特务们的高兴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知道吗？抓住中共重庆地下党头目，奖赏是多少吗？哈哈，还能升迁官职呢！这样的好事居然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说，你们记……”冉益智果然有一副“领导”气派。他首先摆起自己的资格：生于1910年，1938年加入共产党。“老党员了……”他说完此话，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态，还竟然冲特务们笑了笑。
一个地方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如此嘴脸，接下去就不会再考虑他这么做会给组织和自己曾经的同志的命运带来什么结果了。这就是厚脸无耻。这就是党的领导干部的变质要比普通党员的变质不知破坏程度要严重多少倍！
当场，冉益智又供出了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
这是叛徒向敌人献上的第一份“厚礼”，因为胡有猷，又名胡笳其实早已是特务们“眼中钉，内中剌”了，只是不知道他就是共产党而一直不好抓。现在由他们的“市委副书记”亲自确认其共产党身份，抓这样一位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难道不是一份“厚礼”吗？
特务们认为冉益智确实是从共产主义的理想道路上“回心转意”了。乘着特务们得意之时，
我们借此来认识一下中共重庆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胡有猷，1911年9月1日出生于贵州省凤岗县城一个商人家庭。凤岗地处贵州高原东北的大娄山脉，是一个所谓“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穷山区。父亲胡怀中，经营黄丝、盐巴生意，早年，不幸在山洪爆发中死去。胡有猷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自幼个性倔强的胡有猷，妹妹总喜欢叫他“牛哥”。胡有猷六岁入私塾，十四岁入县立高级小学读书。他天资聪慧，学习勤奋，是县里拔萃的学生，学校每次考试张榜，他总是名列前茅。1929年，胡有猷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省立贵阳师范学校。在校六年，成绩特佳，深得老师的器重，他不仅认真学习课文，而且喜欢阅读文艺作品和进步书刊。在革命思想的熏陶和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同情劳动人民，不满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官僚对贵州人民的荼毒，立志要打碎万恶的旧社会，为劳苦大众服务。1935年，胡有猷在贵阳师范毕业时，正值红军长征路过贵州。红军强渡乌江、飞跃娄山、攻克遵义，都发生在他家乡附近。红军的胜利，鼓舞了苦难的贵州各族群众，也激起了胡有猷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1936年，他在贵阳中苏文化协会工作时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考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与同乡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创办《滇黔月刊》，宣布革命思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有猷返回贵阳入私立大夏大学读书。他与生活书店联系，以“读书座谈会”和“战时科学座谈会”名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读《新华日报》，讨论时事，探讨抗日救国大计。同年8月13日，由于他积极参加和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出版《民先导报》，被反动当局逮捕。在狱半月，毫不屈服，每天同被捕的“民先”队员一起唱“民先队歌”，他在日记中写道：“为了民主解放奋斗，这次斗争增加了不少经验教训，应该保持优良传统，继续努力迈进。”胡有猷经亲友保释出狱后，在贵阳师范附属小学教书，创办《小学教育周刊》，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同时，在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俄文专修学校贵阳分校学俄文，为今后赴苏联学习革命理论和建设本领做充分准备。
1939年秋，胡有猷离贵阳来重庆，准备奔往延安抗大学习，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大肆捕杀赴陕北青年，没有去成。经党组织同意，来到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开展统战活动，深得该社负责人黄炎培和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嘉许。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后，重庆白色恐怖更加严重，胡有猷转移到川北一带做地下工作。1943年，胡有猷调回重庆，先后在寸滩中心学校、广益中学、建川中学和中华职业学校任教。他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根据“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这段时间，家乡亲友曾多次劝他回黔竞选国大代表，有人还推荐他去当凤岗县长和遵义教育局长，均被他婉言推辞，他说：“我对政界工作不感兴趣，我热爱的是教育事业。”实际上，他抛弃个人名誉地位，完全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服从党的决定留在重庆从事革命斗争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迁往南京，党在重庆建立了四川省委。次年又建立了地下重庆市委。这时的胡有猷在市委委员彭咏梧的领导下，主要专门从事学运工作。
1946年秋，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内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学生爱国民族运动不断高涨。同年底，美军强奸北平女学生沈崇的罪恶事件发生后，反美抗暴的爱国怒潮迅速席卷全国。1947年1月，在重庆市委彭咏梧的领导下，成立了“重庆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1月6日全市63所大中学校的15000多名学生，举行了震撼山城、影响全川的爱国大游行。在这些日子里，胡有猷根据党的指示，在沙坪坝和城区的一些学校，通过各校地下党的组织，发动广大同学，积极参加游行示威。他还向《新华日报》投稿，高度赞扬学生的爱国热情，揭露斥责国民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1947年2月底，《新华日报》突然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查封，中共四川省委被迫撤回延安。胡有猷在与上级党暂时失去联系，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他毫不畏惧，仍然继续领导他所联系的党员和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他特别注重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每当与党员秘密接头谈话，总是讲：“我们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守秘密，保护同志；哪怕牺牲自己生命，也要保持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他以讲革命先烈的斗争事迹和王若飞同志被捕后“英勇不屈，临刑不变节”的故事，鼓舞自己，教育同志。他遵守党的纪律和秘密工作原则，从不乱说乱问，严格执行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工作方法，以致他所联系的党员，一直不知道他和上级的姓名。胡有猷沉着稳重，有坚强的党性和组织观念，深受同志们的敬佩和信任。
不久，中共重庆市委重新秘密组成。为了更好领导和开展权势学生运动，市委决定成立沙磁、北碚及城区南岸三个学运特别支部。胡有猷任北碚特支书记，负责北碚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和学运工作。北碚是重庆重要的文化区之一，有乡村建设学院、湘辉学运和勉仁中学等数十所大中学校，党的力量比较强。党员分别由南方局青年组和重庆、巴县地方党组织领导，同一个学校就有三个系统互不联系，没有形成统一的战斗的组织，胡有猷首先花了很大力量来清理关系，建立了统一的党支部。
1947年暑假的一天，山城骄阳似火。胡有猷顶着烈日来到城区莲花池，向乡建学院学生党员甘光余布置工作。同时在听取了甘光余汇报学院的情况后，胡有猷又向甘传达了市委决定：“乡建学院建立统一支部，由你担任支部书记，回去要尽快把学生组织发动起来。”之后，在胡有猷的直接领导下，北碚地区的学运风风火火，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我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也十分活跃，一批优秀青年加入了组织中来。
1948年春天，正当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搞得敌人焦头烂额时，特务机关发现了重庆市委秘密印发的《挺进报》，随即又有党内出现了叛徒，形势更加恶化。4月中旬，胡有猷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说党内出现了叛徒，要他提高警惕，防止发生意外。同时，得知他的直接领导人、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已经由城内转移来到北碚。他深知情况严重，赶紧通知了有关同志，销毁、转移了秘密文件和一切可疑的东西，作了各种应急准备。
4月17日下午，胡有猷正在教室上课，突然有人通知他到院长办公室。他警觉到可能发生意外，仍沉着镇静地走进院长办公室。
“你是胡有猷吗？”一个便衣特务问。
“我是。”他微微点头回答。
“胡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特务假装客气地说。
“好吧！先找我妻子拿点衣服”。他想乘机把被捕的消息告诉妻子。
“不行，你的女人也一起带走！”特务恶狠狠地给他带上了手铐。敌人在胡有猷家里没有搜出什么东西，就把他的妻子和保姆也一起抓走，并夺下了她们怀中的两个孩子，扔给邻居。他们被抓走后，半岁的女儿哇哇哭叫，两岁的儿子不停地呼喊：“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育幼院离北碚中心还有十来里路，山高路窄，特务怕胡有猷逃跑，一押出校门，就将他捆在滑竿上抬走。快到北碚街口时，特务突然问他：“你认识蒋启予吗？”
他蓦然一惊：难道蒋启予也被捕了？平静地回答：“我不认识。”
“他家住在什么地方？”特务又追问一句。
“我与他素不相识，怎么知道他住在哪里”？胡有猷放心了，敌人不知道地址，说明北部师范的党员蒋启予没有发生危险。但出乎他的意料，特务押着他走了一段路，竟直接走到蒋家对面马路口的缝纫店。一个特务拿着一封信，冒充蒋的朋友，欺骗蒋的母亲说，是蒋启予约他从沙坪坝赶来的。蒋母不知真情，就叫保姆马上到街上去找蒋。胡有猷见状心如火焚，只有一个念头：快想办法营救同志！这时，蒋的妻子坐月子睡在里屋，发觉情况有异，伸出头来探望。胡有猷急中生智，想到自己常去蒋家，与蒋妻相识，于是故意咳嗽一声。当蒋妻用惊诧的目光看他时，他故意低下头，装着不认识。胡的反常举动，引起了蒋妻的警觉，赶忙抱着小孩，装着逛街，抄小路拦住回家的蒋启予，叫他赶快过江，转移到隆昌老家去。胡有猷见蒋妻镇定的抱着孩子回来，估计蒋启予可能已经安全脱险。他为自己巧妙地保护了同志而暗暗高兴。
特务等了一阵不见蒋的踪影，知道上了当，就将胡有猷押到兴江旅馆一个房间。进行突击审问：“快说，蒋启予是不是共产党？甘光余是不是共产党？”
胡答：“我不认识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我不晓得。”
特务“啪”地一声打了他一耳光，进一步追问：“你与乡建学院的甘光余是什么关系？”
“我是育幼院的老师，教的是小学生，与大学没有什么关系。
特务见他不说，就用被盖捂住头打屁股，打一阵问一，结果什么也没问出。当时，胡的妻子也押在那里，他趁没人时悄悄暗示她设法通知同志。后来，甘光余收到胡妻托专人送去的信，及时采取了措施，使党组织避免了损失。这是后话。
当天17日当天傍晚。夜幕下，一辆美制囚车沿嘉陵江向重庆市内急驰。车上，紧铐双手的胡有猷陷入了沉思：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被捕？敌人为什么知道蒋启予的地址和甘光余的名字？凭着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他分析可能是上级领导人出了问题。他感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敌人威逼下叛党出卖同志是最可耻的，因此不管自己面临多么严峻的考验，都要坚定不移地保卫组织，保护同志。
胡有猷很快也知道了自己的被捕，是因为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出卖的。而蒋启予、甘光余也是叛徒一起供出的。好在由于胡有猷给蒋妻的巧妙暗示，使蒋启予得以虎口脱险，甘光余和北碚的其他党员才没有发生意外，北碚的党组织因此得予保存了下来。
再说敌人从叛徒的口里知道胡有猷是中共地下党北碚特支书记时，便妄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把北碚地区的中共党员一网打尽。在用尽了种种酷刑，什么也没有得到的时刻，特务们只好拿出最后一张“王牌”——让叛徒出面“对质”。
“老胡，快招了吧。我和你的身份、职务，他们全知道了。”叛徒冉益智用卑怯的目光望着胡有猷，低声哀气地“劝说”。
“无耻！”胡有猷凛然挺立，大声喝住叛徒，并对特务说：“既然你们知道我是共产党员，特支书记，那就别想问出什么东西。”尽管胡有猷受尽毒刑拷打，但他所领导和发展的数十名共产党员，一个也未暴露。
特务撬不开革命者的铁嘴，只好求助于叛徒这根“稻草。”1948年7月27日，重庆各报刊载了叛徒冉益智的“自白书”和“供词”：“北碚区之胡有猷，曾在湘辉学院吸收金臣麟，在乡建学院吸收吕雯然等为党员，在北碚师范有外围组织创造研究社及群众三人。”敌人根据冉的供词，先后逮捕了金臣麟、吕雯然、甘光余等人。由于金、甘、吕，是通过胡有猷来领导的，冉益智和他们没有见过面，不敢与他们“对质”，更供不出他们所领导的党员，因此，敌人仍千方百计在胡有猷身上打主意。在叛徒指认和敌人严刑逼供的极端险恶情况下，胡有猷明知吕雯然是共产党员，甘光余是支部书记，金臣麟与自己同一个党小组，可始终坚持不承认他们这些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胡有猷坚定不移地守卫住保护同志的坚强防线，使这几位同志能够否认自己是党员，能够在伪重庆特刑庭公开审判使申辩开脱，于1949年初国共和谈时保释出狱。他们所在的乡建学院、湘辉学院和北碚师范的党组织，一直到重庆解放也未遭到破坏。
敌人没能从胡有猷口中得不到任何东西，便把他长期监禁在阴森可怕的人间魔窟—渣滓洞。1949年11月14日，胡有猷和江竹筠、杨虞棠十几位难友一起，被反动派枪杀于“中美合作所”内的电台岚垭。在胡有猷身后，他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名“庆中”，二儿子名“庆国”，一对孪生兄妹名“庆新”和“庆生”，儿女名字末尾四字联在一起，就是“中国新生。”一位忠诚于中共产党的优秀战士，他将自己的全部心愿和希望，都倾注在新中国的诞生和下一代的成长上，自己则被无耻的叛徒出卖后牺牲了……
没有比这样的教训更深刻了！
然而，叛徒冉益智的可耻行为并没有在招认胡有猷等一批下级地下党员后而因此停止，相反，他正在向敌人出卖更多更高的党组织成员。在冉益智被捕的当天，特务如获至宝地把他押回重庆特务机关所在地，直接交给了徐远举亲自审讯。
“你把《挺进报》头目刘国鋕给我交给出来！”徐远举知道身为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的冉益智肯定对《挺进报》的事一清二楚，所以一见冉，便直截了当问。后来有人评说道，如果这个时间冉益智对叛变行为后悔的话，还是有改过的机会。因为他可顺着徐远举的话，借口说刘国鋕是上级，地下党的规定是下级不知道上级的住址，如此可以推脱审问，然而冉益智却与此相反，他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副身为共产党重要领导者的优越姿态，竟然不知括耻地对徐远举说：“哈，你们搞错了，刘国鋕根本不是我的上级，他只是沙磁学运特支书记，相反，我是他的上级!”并且告诉徐远举，刘国鋕已按照他的安排转移到荣昌，等候他的一下步指示。
“好啊，既然这样，请冉先生把刘在荣昌的地址告诉我。”徐远举拍了拍冉益智的肩膀，说。刘国鋕就是这样被自己一直“尊敬的领导”出卖的。
冉益智又指认已被捕的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工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工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还交出了一批学校地下党组织成员以及地下党外围组织“六一”社的组织机构和社员名单。
在地下党同志眼里，冉益智被捕前后判若两人。被捕前，冉益智在党内的印象是“经常表现出革命的坚定”、“机警”，刘国鋕在狱中曾谈到，“出事”之前，在刘国鋕接触的党内同志中，最佩服甚至可以说最崇拜的人就是冉益智。因为冉益智理论水平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理论，以及党的政策、路线等政治理论，讲起来思路活跃，条理清晰，观点明确，引经据典，理论性强；对事物的解释往往有独到的见解，对任何大小问题都可以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深刻的分析，一番口若悬河的大段经典著作背诵之后，必能收到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刘国鋕本人也是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深感理论修养达到这样的水平非常不简单。当时冉益智的一些下级，对冉益智的崇拜程度可以说已达到今天追星族的水乎。例如，有一个地下党员，平时连说话的腔调、姿态都模仿冉益智。刘国鋕还清楚地记得，就在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之前，他的恋人曾紫霞经过长期考验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在曾紫霞入党宣誓仪式上，是冉益智一再语重心长地强调革命者的气节、人格和牺牲精神，把气氛渲染得庄严激越，令人无比神圣。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正是这样的领导却把自己的组织和同志们全部都给出卖了!还有，冉益智被捕的前一天，在北碚与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商量应对特务大破坏的工作，冉益智对胡有猷慷慨激昂地谈论气节问题，还表示如果自己不幸被捕，绝对以必死的坚强意志抗击特务的任何迫害，结果，第二天冉益智一被捕就叛变，叛变后第一个就把胡有猷供出来!
后来，狱中同志在对叛徒现象进行总结时，发现冉益智还有一个以前大家忽视掉时特点，那就是“对任何一件事，他都有理由，有解释”。冉益智被捕初期关押在普通监房时，对同室难友百般辩解他叛变的理由，难友们最后得出结论说：“连叛变他都找得出理由，都是符合辩证法的!”其实，这种假共产党员想的、说的和做的各是一套的面目在平时也不是没有表现。比如，荣世正在狱中就回忆起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和其他同志随冉益智一起坐船，船上很挤，冉益智夫妇铺开行李后，发现人太多，就对跟随的下级党员说：“我们要有群众观点，要为群众服务。最好挤拢点，让些地方出来。”结果，跟随的同志都听他的话，挤在一起靠着坐了一夜，而冉益智和老婆照样睡在打开的铺位上。对这样的行为，冉益智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了，所以叛变后，他在劝降罗广斌时别有用心地说：“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起的领导作用、以身作则的态度是装出来给群众看的。”罗广斌后来评论说，冉益智的这句话完全解释了他一向的工作观点、思想方法和在任何工作中表现出的鬼聪明。在组织中残留这种不纯的、非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永远是最危险的事，永远不可能真正被群众信任!
冉益智在狱中怕死、动摇、神经过敏，他没有好好睡过一夜，半夜起来写遗嘱，白天叹气，走着走着突然坐下来往床上打一拳。同室难友看不过，反倒来劝他，却没有用。他心里在盘算，国民党的垮台是必然的，共产党胜利后，他也属于有资格被枪毙的，唉，能活一天算一天吧!
为了活命，他不断地向特务献媚、表忠心、配合特务抓捕地下党员。当他听说刘国定也叛变，帮助特务破获了《挺进报》机关后，为了让特务认识他的价值，于是抢在刘国定之前出卖下川东地下党组织，并跟特务一起到万县指认、抓捕了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等，为特务破坏重庆地下党组织立了一大功。徐远举看他背叛得彻底，就让他参加了特务组织，委任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少校专员，后来又升为中校。1948年底，他又出卖了川西特委地下党组织领导蒲华辅等人。
他还在国民党报纸上发表反共宣传文章，并为特务机关编写《四川共产党地下活动概况》、《放手政策》、《学生运动》、《乡村工作》等反共材料，在特务训练班专门讲授“中共内幕”、“地下党组织”等课程。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他又担任了徐远举的秘书。
重庆解放后，冉益智还想蒙混过关，先跑到“脱险志士联络处”去登记，想冒充脱险志士，被知道他底细的同志愤怒地轰了出去。后又跑到组织部门去主动汇报情况，着重说明他被捕后保留了一大批组织和地下党员，有100多人没有交给特务，自称是有立功赎罪表现的。其实，他当初叛变交人时的原则不是分轻重，而是依据对自己的危险程度而定的。凡是可能影响他的，他就交，否则便保留下来作为另一种“政治资本”，用来在解放后解释自己是“被迫”叛变的证据。刘国定曾对另一个叛徒调侃说：冉益智手上掌握的女党员都没有交。由于刚刚解放，当时组织上还不能一下子查清他的罪恶，就让他先回去好好反省。结果在上街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已经投诚的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李修凯对人民政府的宽大心存感激，正想着如何报答，当即就将冉益智扭送至公安部门，揭发了冉益智先叛党后当特务的罪行。
后来，西康省委书记廖志高来渝开会时，特地问：“叛徒冉益智枪毙了吗？”当得知冉仍是自由身，且还三番五次找组织解决工作问题时，廖十分震惊，声称绝不能让这样的叛徒逍遥法外。于是，1950年5月，中共重庆市委就冉益智问题向西南局政委邓小平呈递了专题报告，认为冉益智“叛党后即溶进了敌特垃圾堆中，造成川东党惨重损失，知之者无不愤恨烧心，许多烈士遗言仍清晰在耳，此人若不法办，对党员的气节教育有损，且难平众忿，难安死者”。经邓小平批准，冉益智被抓了起来。解放后，冉益智一直心存侥幸，他在所写的交代材料中还特地提出了“我的愿望和要求”：我以待罪之身，除静候组织的处分外，不知今后能否准许我以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资格去参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以求立功自赎。为了免犯错误和以观后效，可否给我以一定的工作联系。此外可否投考军政大学或其他的学校，以俾重新学习，改造自己，重新做人，并待指示!
然而，历史并不宽容给革命事业造成危害的叛徒。1951年2月5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冉益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那个出卖冉益智的余永安，因为当时不是中共党员，只是一个倾向革命的进步群众，所以解放后有关部门对他没有按叛徒论罪，而是按“坏分子”身份对他实行关押改造。
这是叛徒的应有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