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红岩故事”中的那些身份特殊的人物中，还有一个人我们不能不讲。她就是“红岩村”的女主人——饶国模。
这位重庆近现代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在毛泽东1945年赴重庆谈判的时候，曾经专门宴请过她；解放后，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特邀她赴京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邓小平主政西南时，称颂她是“革命妈妈”……是她把“红岩村”——重庆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地名，与中国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重庆的象征和代表，在那里孕育和产生的“红岩”精神，成为我党继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之后同样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遗产，并永远高扬在中国人民心中。
饶国模，女，字范英，又名绍文。1895年，她出生在原四川省铜梁县云露乡，现今属重庆市大足县国梁乡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国梁乡这个地名，就是因为纪念饶国模的二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饶国梁而得名。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饶国模，其祖父饶有山，自幼苦读四库全书，研习经史方略，一心只盼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却不料因读书用功过度，劳累成疾，不幸早逝。父亲饶树奇，走的也是同一条道路，虽然饱读诗书，遍览经史子集、诸子百家，满腹经纶，才华过人，但却屡试不第，看着自己已过不惑之年，只得拿钱捐了一个九品的闲官。
饶国模父辈一家，有三子一女，饶国模排行老三。大哥饶国栋，是老同盟会员，后来在国民党内做事；二哥饶国梁，是被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弟弟饶国材，抗战初期在成都加入共产党，其女饶友瑚，1936年在上海加入共产党，与建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冯定(当时叫贝叶)结婚，后来饶友瑚不幸因肺病于1939年病逝于红岩，现葬于红岩公墓。饶国模的父母亲希望他们的儿子们将来都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和国人的楷模，因此为自己的子女四人分别取了这样极具代表意义的名字。饶国模之所以能够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友人和同路人，正是与她出生在这样一个新旧变革、富有强烈革命气氛的大家庭有直接关系。
在孩子启蒙教育时，父亲曾经将儿女们如到跟着，问他们长大后都想干什么时，老大国栋说：“加入同盟会，推翻清朝。”老二国梁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老四国材说：“为国为民，报效祖国。”轮到女儿饶国模说时，这位小小年纪的巾帼少女，竟然学到哥哥的腔调，站定屋子中央，双手叉腰，高声道：“我是女的，长大了第一不嫁人，第二学两位哥哥，为国家民族出力，做个巾帼英雄，不让你们须眉。”父亲饶树奇大喜，说将来我的闺女，非同一般，定当国家大梁。
青少年时期的饶国模思想进步，性格豪爽，追求上进。勤奋好学。读完中学后的饶国模，于1912年考入成都益州女子师范学校。在此期间，她受到谭嗣同、秋瑾以及因参加广州起义而牺牲的二哥饶国梁等人革命精神的影响，一身爱国主义思想。她自已作主与成都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的学生刘国华的恋爱与结婚，表现了她在男女平等方面的进步主张。学业完成后的饶国模，回到家乡任小学学教师。后因丈夫刘国华在重庆铜元局工作，饶国模便携子也来到了重庆。她是个思想解放的妇女，因不愿在家当职业太太，便和朋友一起创办了“三友实业社”，开始走实业救国之路。1930年，饶国模用自己经营活动积攒下的钱，在重庆市郊的红岩嘴买下了300多亩荒谷坡地，办起了以种植花卉、蔬菜和水果为主的农场，并起名叫“大有农场”。善于经营的她，既然经过六七年的辛苦经营，昔日荒芜的红岩嘴成了花果满山、绿树成荫、花香馥郁、远近闻名的好地方，人称“刘家花园”——饶的丈夫姓刘。可这时的刘姓丈夫在官场中沾染了封建腐朽陋习，当着饶国模的面提出要娶二房，一气之下，饶国模毅然与之分居，并从此带着三个孩子，离开喧嚣的市区，住进了红岩嘴——她在此盖起一栋小楼，专供她和三个子女及佣人居住，成了真正的农场女主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迁都到重庆。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国共两党合作从此形成。经国共双方协商，我八路军需要在重庆设立公开办事机构。 1938年春，八路军办事处设在市区内。到了1939年，八路军办事处内由于加设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人员一下多了起来，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到重庆后，便把重新找新地方的任务交给了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和办事处钱之光、周怡等人。经过地下党的各种社会关系，了解到饶国模的“大有农场”一带地方比较适合新的八路军办事处地址。更重要的是饶家与我共产党有密切关系，饶国模的弟弟饶国材是我党党员，饶国材的女儿饶友瑚也是中共党员，饶国模的三个子女，也已成为我党新发展的党员。
“我看这是个好地方，环境好，社会基础好。”周恩来很满意选择红岩村。
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从此在饶国模的“大有农场”内安营扎寨，成了公开对外活动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其实，饶国模本人在此之前，也早已跟共产党有过密切友好的联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饶国模担任重庆妇女慰劳会委员兼劳动部部长，发动妇女缝制棉背心数千件慰劳抗战将士，并募集捐款支援前方。后来她的三个儿女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她暗底里早已支持，并一直鼓励和掩护着他们从事革命活动； 1938年12月25日，她参加了中共《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召开的“遇难烈士追悼大会”。会上，饶国模以“大有农场”的名义亲自送去了花圈和慰问金，并公开声援八路军的抗日活动。“我是到处想找共产党都不得其门而人啊，你们今天到了我的家门口，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当她听得地下党负责人钱之光找来商量八路军和共产党南方局办事处设在她的大有农场时，激动地这样说。当时，饶国模和中共南方局谈定的协议是：由办事处出资3000银元，由饶国模负责具体办事处的房子修建事宜。房屋修好后，办事处无偿使用三年，三年后若需继续使用，每年再付给租金若干等等。
心底善良又能干的饶国模，从此便把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事当作自己家的事认真负责。房子建好后，办事处的同志们搬进红岩村工作。这时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整天轰炸。为了保证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的安全，饶国模多次主动腾出农场内的部分房屋，让南方局的负责人博古、董必武等人搬进大有农场内的其他房屋居住。博古同志甚至搬到了饶国模家的小楼里，与其小儿子刘圣化同住在小阁楼上。
1939年8月，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大楼正式竣工落成，并有了一个正式的门牌号——“红岩嘴13号”。新房是座三层楼，一楼是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中共南方局机关及其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领导人住在二楼，机要科和秘密电台设在三楼。“八载成功大后方，红岩托足少栖惶”，“到底人民胜，红岩不枉居。”董必武欣然诗题红岩村，饶国模因此开始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一生红缘。
“红岩有幸留英杰，英雄藉此可为家”。饶国模自觉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搬进她的大有农场后，时时处处“蓬荜生辉”，她也格外有幸。可当时根据协议，八路军办事处是作为租凭方式借用她的房子。可到了三年以后，理当再交房租钱时，她饶国模怎么也不要了，这让周恩来和中共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很是过意不起。饶国模说：你们来我大有农场住，这是我前世修的福，谢还来不及呢！
周恩来等只得收下饶国模的这份情意，称她是“革命的好房东”、“罕世之友”。
饶国模是个心比菩萨还善的人。当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从贵阳来到重庆居住，老人们身体不太好，饶国模知道后，主动邀请二位老人住到她的房子去。她让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住到她的小楼二楼上，与她隔壁，便于照顾。周恩来的父亲，则安排住在办事处西边百多米远的农场的一排房舍里，那里空气新鲜，非常安静，便于休养。1940年11月，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不幸病逝，饶国模忙着张罗后事，并把自己在小龙坎福园寺的一块地皮拨出来，安葬邓颖超的母亲。1942年7月，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又在红岩中风去世，饶国模照旧忙前忙后，给逝者安葬在小龙坎福园寺。周恩来和邓颖超对饶国模的义举感激万分。之后只要是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有同志病逝，饶国模都让他们安葬在小龙坎福园寺的墓地里，前后一共安葬了10个大人和3个小孩。邓颖超同志曾经这样深情地说：“当年，饶国模把我们南方局和办事处的生老病死都管完了，她是世人难得的好人。”
红岩幸有偏风雨，中流砥柱尚有人。
此地英雄留胜迹，红岩异日放光辉。
这是饶国模写的诗句。自从中共办事处在红岩村驻扎后，饶国模自己也觉得变成另一个人了。她整天高兴和乐意为八路军、南方局的同志们做事，并乐不此彼。由于接触时间久了，同时受周恩来等革命家的影响和帮忙，她的思想也渐渐偏向革命事业，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感情，对革命事业有了向往之心。相反对国民党政府越来越变得痛恨。
1946年春，叶挺将军出狱后，就住在红岩村。当饶国模看到叶挺将军和夫人、儿女团聚的那一幕，感动万分。后来听得叶挺将军与家人的不幸后，痛哭不止，并写下长文悼念：
奋斗廿余年，肝胆俱尽费。所求在民主，荆棘无所畏。舌战法西斯，国策多考虑。中流为砥柱，破舟赖不溃。痛恨暴风雨，大雾竟作祟。神鹰遭回禄，文武星下坠。伤哉诸领袖，胡为罹此晦。痛悼诸烈士，功亏仅一篑。怀抱未畅达，临死心灵碎。往日见英姿，握手多教诲。今睹北边日，音容遥相对。造物何忌才？痛心洒热泪……
与共产党的长期交往中，饶国模开始渐渐从一个纯粹的求和行善的农场主，变成了追求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爱国主义革命者和中国革命解放事业的参与者。1948年，当中共川东地下党困难的时候，她饶国模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支持共产党，并为川东地下党筹措经费。当华蓥山武装起义失败后撤退下来的二十几位游击队员无处藏身时，她亲自出面将其秘密安排在自己的农场内。有一天，国民党的军警特务们来到饶国模的农场里检查，原本欲想在她的农场里找出一点饶国模“通共”的嫌疑，可当他们看着饶国模打着遮阳伞，挥舞着小手绢，在大声地呵斥着一群头戴破草帽、衣衫褴褛的“农场工人”们在烈日之下满头大汗干活的情形时，便悻悻地走了。然而敌方军警哪里知道，这些在饶国模吆喝下干苦力的“农场工人”，其实都是游击队员，其中还包括华蓥山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之一、中共川东临委书记邓照明正等“要犯”。1948年，饶国模在中共地下党和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候，正式向地下党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胡其芬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的李维嘉代表市委批准了饶国模的申请，并让胡其芬通知饶国模。可惜的是胡其芬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个党的决定告诉饶国模，自己却被捕了。饶国模从此失去了与党的直接联系，更不知道自己其实已被批准了入党。国民党在行将失败的1948年、1949年11月前的一两年里，对重庆地下党和游击队实行残酷镇压，饶国模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这时，她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回到了铜梁老家等地躲避，一直到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
“饶国模同志，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南方局的全体同志，也代表小超我们一家向您表示感谢！”1950年春，饶国模应周恩来之邀，参加了在中南海西华厅的宴会。在这次宴会上，周恩来深情地向饶国模敬酒，感谢她为中国革命特别是为红岩村所做的贡献。1950年“七一”前夕，饶国模经过慎重考虑，正式将自己的红岩和福园寺等地的个人房产，献给了党和人民政府，真正实现了她“他年凯旋高歌日，红岩即是众人家”的美好宿愿。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便利用饶国模献出的这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办起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开学典礼上，邓小平同志拉着饶国模的手，向台下的学员们亲切地介绍：“这就是红岩村的革命妈妈。”
5年之后的1955年，饶国模因工作需要，迁居北京。也就是在这一年，重庆市人民政府经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在红岩“大有农场”和城内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基础上开始筹建“红岩革命纪念馆”。
从1958年5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至今，“红岩革命纪念馆”共接待观众6000余万人次，成为著名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示范基地。“红岩精神”就是从这里传遍全中国、全世界……
1960年6月14日，饶国模突发脑溢血逝世，终年65岁。这位旧式家庭出身的革命妇女，以她后半生的崇高献身精神和美德，实现了她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上世纪八十年代，经中央批准恢复了她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48年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