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作为生命之源，千百年来与人类命运悲喜交融、宠辱偕行，在历史的长河中演绎出了众多荡气回肠的民族传奇史诗。古有大禹治水、李冰筑坝，今有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始终离不开水的参与。或如涓涓细流，或如宏浪滔天，水都以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身份参与着人类生命的进程。一部人类历史，也可以看成是一部治水史，一部人与水或斗争或求协同的复杂关系史。
对“史”的追求似乎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当人们开始回眸曾经走过的漫长历史时，“史”自然成为一种记录和叙述的方式。当然，这里的“史”不仅仅是一些时间与事件的有秩序更迭，更应该是一种审视历史的姿态与视角，一种融合了经验教训、智慧理性的系统梳理。在这个意义上，“战争史”、“革命史”等成为了历史书写的主角。这些“战争史”往往涵盖社会范畴内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斗争与革命，而将人与自然尤其是人与水的斗争隔离在范畴之外。这就造成一种奇怪的现象，即人与水进行了自远古便开始的基于求和基础上的恒久斗争，同时，斗争过程中付出了众多生命的代价，也缔造了不少英雄传奇，而这段历史却至今仍多为片段性存在，很难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缺乏“史”意义上的梳理和观照。
基于此，由叶选平担任总顾问，杨钦欢策划，何建明和程贤章担任主编，众多当代知名专家文人倾力撰写而成的，在成就了一部辉煌巨制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国内治水史书著述的空白。全书分黄淮卷、长江卷、珠江卷、海河卷、松辽卷、西部卷、东南卷及其他七卷，宏阔地将华夏大地的主要干流和支流涵盖在内，系统地回顾和梳理了自大禹时代便开始的治水历史，展示了几千年来人与水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这部史诗巨制的书写对象已经不仅仅是“人”和“水”，而更延展到地质、历史、人文、习俗、文化、传统等多个方面。由此可见，要编写这么一部治水史诗，需要付出多少艰辛的努力。当这部厚重的史诗真的呈现在眼前时，不得不说，我震惊了。翻开崭新的留有墨香的书页，那些或熟悉或不甚熟悉的名字在眼前变得鲜活灵动。细细读来，才发现，这是一部多么血肉饱满、厚实凝重的历史啊。
人类的治水史从来就是与人类的文明史相生相随的。远古时，人类便遭受着洪水的威胁。尧舜时，鲧用“堵”的办法造成治水不利以致失败的教训成为治水史上的一个沉重的伤痛，鲧也因此丧命。鲧的儿子禹在父亲的沉痛教训之下，跋山涉水，认真研究了高山大川的地质地貌，对水流的路径进行了仔细的考察标记，以此作为治水的信息参考。通过对水情的认真分析，最后决定摒弃父亲的做法，改用疏导的方法来治理水患。禹辛苦摸索出来的方法终使其完成了父亲未遂的意愿，也同时开启了一个让历史永远铭记的时代，禹也逐渐被神化，并最终被推上了神的高位。
禹之所以治水成功，固然有群体力量的协助，但尊重自然规律，进行缜密的地质研究和必要的水情分析，则是其取得成功的最重要也是最首要的原因。纵观中国几千年治水史，虽然各个时期施行了名目不甚相同的措施，修建了各异的治水工程，只要稍加仔细便能发现，这些成功的案例无一不是在对当地地质、水文、水情的严谨分析之后采取的相应治水措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之后的“具体治理”，是最契合于当地综合水情的治理方式。究其根本，也可以看成是大禹治水的“疏导”理念在各时期、各区域的成功演变和运用，是中国古老智慧的借鉴与开拓、创新。如南方灵渠的修建，就是针对当地的具体条件而实施的措施，其巧妙的分水、泄水功能使其在军事、交通、农业、旅游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成为中国水利工程的典范之作，取得“逆水而来顺水去，卸帆终是挂帆时”的最优效果，千百年来被人们称道不已。又如新世纪以来三峡水利工程的修建，亦是对该区域地质、地貌、水文等重要因素进行认真考察、详细分析和反复论证后采取的重大举措，并征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意。其建成以来，在泄洪、灌溉、发电等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
治水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尊重自然规律的重要性。从这部宏阔的中不难发现，古代、近现代和当代人在面临水患时，并没有被先前的成功经验遮住双眼从而拘泥于传统方法的沿袭，而是在充分吸取前辈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地域水文水情，进而开创出适合本地区的治水方式。中国先人古老的民间智慧在这里得以传承发扬，并不断生发出更多新的思路。中国的治水史也因此变得丰盈厚实，并对后世的治水工程提供宝贵的借鉴。
一部从大禹时代便开始了的治水史，磕磕绊绊，走过了几千年的历史沿革。由最初的民众团结一致、自发或有组织地制止水涝灾害，到后来的涉及群体社会制度的治水行为，其涵盖的范畴越来越大，相关面也越来越复杂。
治水的历史走到今天，随着大型水利工程的不断修建、水资源污染问题等的频繁发生，治水已经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灾害的搏斗，同时更涉及人与人、人与制度的纠葛。如三峡水电站的修建，一方面出于防治长江洪涝对人民群众造成的生命威胁和财产损失，同时，水电站的修建更需要合理、妥善解决库区移民问题、可能的移民回迁问题、库区附近自然人文环境保护问题等等。这不仅要求在工程实施前就先行制定合理的解决措施，还要求有强有力的实施和监督体系，以敦促各方的协调进行。随着治水史上经验和教训的总结，诸如一度出现的
“先污染后治理”错误思路，这种过分重视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利益的做法使人们受到了严重的惩罚，也因此使得后续的治水行为开始反思，并努力寻求打开一个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治水的过程同样伴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出台和完善。针对一些对法律法规熟视无睹的行为，国家加大了执行和惩罚力度，使得治水这场攻坚战具有了更强的法律保护力。如针对日益严重的水污染问题，国务委员、国务院环卫会主任宋健曾经指出：“我们的法律最初太软，弹性太大、像社论。”之后，他积极促成了《水污染防治法》的全面修改，增强了其可操作性。
同时，在工程建设方面，部分条件成熟的地区，在治水过程中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探索出了项目法人责任制与行政首长负责制相结合的监管体制，这一方面有利于发挥行政的督导作用，同时亦是对提高治水效率的有益尝试。在有的地方，更是走出了公益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子。这些治水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无疑要在中国治水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它标志着中国治水史已然迈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一个可以被称为系统化、制度化的治水新时代。从一部厚重的中，我们能够看到治水制度化不断完善的历史演进进程，同时，治水理念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逐渐朝着生态化、自然化和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并进而带出一个城市建设的新范式。这可以看成是不断融入创新思维的治水史带给社会城市建设的新启示。
人类漫长的治水史中，诞生了众多英雄，成就了众多奇迹，也造福了众多人民。一部治水史，也可以看成是一部人民对平安、幸福生活的追求史。但是任何事物的获得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治水同样如此。我们在颂扬那些英雄的同时，一定不能忘记同样为之付出艰辛和血泪，甚至是生命代价的朴实人民。
这里暂且不论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进行一个庞大的治水工程需要耗费多少劳力物力。即使是到了现代三门峡水库的修建，就让整整一代甚至两代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清晰记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以“火红”标记的年代，为了建设三门峡水库，大批群众需要移民。而那个特殊年代，对移民的政策是“以集体安置开垦大片荒地为主”，于是，他们大批被远迁到“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边塞敦煌，甚至更偏更远的地方。为此，他们离开了自己曾经奋斗大半辈子甚至一辈子的土地，连同土地上的房屋和土地下的祖坟。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故乡的树，故乡的井，故乡的石磨，故乡的乡音，以及那些曾经朝夕相见的熟悉脸庞，永远地成为了历史深处的一抹尘埃，深陷在无声的疼痛里。“故乡”，就此成为一个被架空的名词，失去了其所指。之后，他们用汗水兑换承诺，留给自己的，是茫茫荒野，和看不到尽头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被称为“日子”的东西。可其中的百般况味，有几多酸楚，几多心痛，又有多少人听他们诉说？
这种类似于“流放”的安置方式在记录了一代人的移民血泪史后，终成为不必重复也不可重复的历史。当三峡建设再次需要牺牲库区附近几十万移民的利益时，国家基于充分的民生考虑，给予了他们相对优厚的移民待遇，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为了一个全国瞩目的重大水利工程的顺利完工，也为了自孙中山以来几代人的三峡梦，几十万三峡移民离开了他们祖辈生活的土地，从此要将异乡变为家乡。是的，国家可以在物质条件方面对移民进行补偿，可是反过来说，中国人自古沿袭下来的对“根”的信仰和坚守，又怎么会是宽裕的物质条件所能取代的呢？
这些移民为国家建设、为人民利益所作出的默默无私奉献，值得我们整个民族铭记。
在此意义上，一部治水史，又何尝不是一部沉重的承载了文明、苦难、血泪、希望的移民悲歌？
里，有与自然威胁的无畏搏斗，也有安全时期的休养生息；有大人物的奇迹熠熠，也有小人物的长歌当哭……也许是因为长期与水纠葛的原因，我们的民族气质似乎也沾染了大河脾性，也就此有了“上善若水”、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理性，也有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感恩情怀；有了“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性情思，也有了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不凡气度；更重要的是，水激发了我们民族“万水千山只等闲”、“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壮志豪情。国人几千年的荣辱悲喜都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人类也在这个漫长的跋涉过程中变得勇往直前、坚韧果敢，使生命增加了一种硬度。
作为这些历史的亲历者或见证者，的作者们重新温故了或波澜壮阔或沉重哀婉的治水历史，他们用脚步重新走在了那些曾经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他们用亲眼所见所闻来对历史作了呼应，用饱含深情的笔触记录了中国治水的漫长进程。那些镌刻的宏伟篇章，是对一个历史的厚重回眸，亦是对未来的翘首期盼。
在治水工程已经取得辉煌成就的当下，我们依然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治水是一项任重道远的民族事业，而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效只是初步的，是阶段性的，还有更多任务需要我们接下来去付出更多努力和创造力。这里寄希望于未来的治水志士，愿他们能够乘风破浪，愈战愈勇！
（张红武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