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杨度赴京参加经济特科考试之前，杨钧和代懿便考取了湖南官费留日生，日后在中国近代史上很有名气的陈天华、杨昌济也在这批留日生中。杨度以学长的身份在饯别宴会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鼓励他们学习新知，为团体谋公益，以“新吾中国，救吾中国”作为留学的最高目标。与一年前的反对态度大不相同，这一次，王闿运对杨钧、代懿的出洋是支持的，一方面是日趋开放的大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杨度东洋半年回来后器局更为开阔对他的启发。何况对代懿和杨钧，王闿运从来没有寄予第一流人才的期望，他认为让他们在东洋学点实用的技艺回来，或许在今后的乱世中于养家糊口更为有利。
杨度回到石塘铺后，看到了近日弟弟从东京寄回的家信。信上说他们在日本一切都很好，都进了日文补习学校。杨钧还颇为得意地夸耀他已经可以和日本人作些简单的对话了。湘绮楼上，杨度将特科两次考试的情况向先生作了禀报，王闿运也觉得难以理解，安慰学生不必过于沮丧，在家里安心住一段时间，且待形势的变化。
这天，湘潭县衙门派人给王闿运送来一封急信，原来是夏寿田托折差带回湖南的。他告诉先生和挚友，京师官场中已捅出了所谓“梁头康足”事件的内幕，并说御史胡思敬最近又上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奏折，指责杨度与明末牛金星以举人叛从李闯情事相同，罪实倍之，现已逃离出京，很可能已回湘潭原籍，请旨密令湖南将杨度锁拿归案，以为儆戒云云。夏寿田催杨度赶快到日本去，再不走就晚了。
杨度读罢信，冷汗淋漓。
朝廷竟然荒唐到如此地步，令阅历甚丰的湘绮老人都大出意外。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对杨度说：“你干脆到日本去算了，一则避避风头，二来也借此机会多结识些朋友。这一年多来，不少有为年轻人都去了东洋，今后中国的指望，或许就在这批人身上，你多结识他们，对事业会大有好处。另外，代懿和重子初次出国，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你去后也可以照应照应。”
午贻和先生的看法都很有道理，杨度决定再度出走扶桑。
李氏得知儿子的决定后，黯然说：“你去东洋，娘不阻挡你，只是叔姬出嫁了，小三子留学了，娘的身边没有一个人，连说句话都没人听。”
杨度说：“娘，儿给您老人家雇一个丫环来如何？”
李氏说：“乡里小户人家的，雇什么丫环，等你日后当了大官再说吧！”
杨度颇觉为难地说：“娘，那怎么办呢？要不，反正代懿也不在家，干脆让叔姬回来住吧！”
“傻儿子，哪有出嫁的女儿长住娘屋的道理！”李氏轻轻地笑了一下，爱抚地望着儿子说，“你今年都二十八岁了，难道没有想过要给娘找个媳妇，添个孙子吗？”
听了母亲这句话，杨度半晌做不得声。从归德镇刚回来的那几年，常有提亲的人上门，他都谢绝了，他一心想的是金榜题名后，再来洞房花烛夜。不料那一年，金榜无名，却邂逅静竹。从那以后，美丽的江南少女便深深地进入了他的心灵。尽管他怀着万分惆怅离开了京师，但他心里总是痴痴地想着，自己与静竹是定了情的。江亭畔那阕小小的《百字令》，潭柘寺里那块不起眼的断砖头，就是他们的百年信物，作为彼此间情感交融心心相印的象征，它们的价值，远远不是世俗的黄金白银所可比拟的。五年里，他摒弃了一切旁念，死死地相信，他和静竹一定会有重逢的一天，他不能背弃自己的誓言，把人生最珍贵的那份情感送给另外一个女人。
他万万没有料到，而今静竹却已长卧西山，他们今生已是天人永隔，无缘结连理枝了。现在，应是理智地处理这件事的时候了。母亲的话是有道理的，二十八岁的男儿也是该成家了。这次是避名捕之祸出走，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国，留下母亲一人长年在家孤零零的，确为做儿子的不孝。好吧，就算为母亲娶一房媳妇吧！但时间仓促，哪里去找一个合适的人呢？
李氏说：“中路铺黄波老先生，你是知道的，人品学问都很好。他的第二个女儿，你们也见过面。这妹子也和我们叔姬一样，眼界高，一般人看不上眼，到了二十岁还没出嫁。前两个月，有个媒人提起了你，她倒是一口同意了。我说你到京城赶考去了，等你回来再说。”
杨度想起来了，那年在黄家吃春酒，是见过黄家的二小姐的。姑娘虽然说不上很漂亮，也还端端正正，知书达理的。杨度想，自己当时并未怎么留意她，看来她是留意自己了，不然，何以别的人都不同意，独独愿意嫁到我杨家来呢？杨度笑着对母亲说：“她同意，怕是以为我去赶考，会中个进士、翰林回来，若是知道我不但没考上，还要避难出洋的话，她一定不同意了。”
李氏想想也是的，现在和两个月前截然不同了，黄家还愿意结这门亲吗？思忖好长一会，她对儿子说：“这样吧，叫你三舅到黄家去一次，探探他家的口风。如果还是同意的话，你就拜了堂后再出洋。”
杨度只得点头应允。
第三天，三舅红光满面地回来了，兴奋地对外甥说：“你就准备做新郎倌吧！黄老先生说，朝廷现在是昏聩到顶了，否极泰来，清明时刻的来到不会太久了。办了喜事后，晳子只管放心出国去，家里事都交给仲瀛。晳子榜眼公虽没做成，名声已是传播天下了，今后一定会做大官的。只要那时富贵了，勿忘糟糠之妻就行了。”
未来老岳丈的这几句话，给遭受意外挫折心情抑郁的杨度很大的安慰。他想，有如此明达之父，必有贤惠之女，静竹虽然去世了，幸而有人可以代替她。
黄老先生亲自选定了一个黄道吉日。这天，石塘铺完全按照祖辈传下来的仪式，为这个喝过洋水又即将再去喝洋水的新郎倌举行了隆重热闹的婚礼，黄家的仲瀛二小姐则从这一刻起，成了杨家的冢妇。
半个月后，杨度告别母亲、妻子、妹妹和湘绮师，背上一个简单的行囊，并特意将马福益所赠的那把倭国古刀佩戴腰间，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石塘铺。
杨度再次踏上东京土地时，距他前次离别仅仅只有十个月。他没有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会重来日本。然而就是在短短的十个月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界，却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人数的激增。去年十月，杨度回国时，留日学生不过五百人左右，而现在已多达一千二百余人。国内腐败的政局刺激了众多有志青年来东洋寻求救国真理，这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朝廷的鼓励。今年春天，张之洞奉朝廷之命，制定了一个奖励留学的章程。章程上说，留学回国的学生，视成绩优次，将赐以拔贡、举人、进士、翰林等出身，并加以录用，授予官职。也有不少人是受这种驱使来到日本的。
其次是留学生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无论是激烈的主张排满的革命派，还是温和的拥护光绪帝的保皇派，都肆无忌惮地集会结社，侃侃高谈自己的观点，言谈之中，洋溢着满腔救国救民的激情，就连专门为禄利或为学习某种专业技术而来的人，也不能不卷入其中，倾听别人的政治主张，发表自己的国是意见。相对于国内的沉闷而言，日本的留学生界如同一锅沸水。这个巨大的转折点就是三个多月前的拒俄运动。
沙俄是一个掠夺成性的侵略帝国。早在十七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就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又不断强占中国边界，霸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庚子年它是八国联军之一。根据光绪二十八年签订的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第二年四月是沙俄从中国东北撤军第三阶段的最后期限。但沙俄不仅不撤兵，反而增兵南侵，又突然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项要求。
这年二月，日本东京《时事新报》发表号外，登载沙俄驻日公使的谈话，说什么“俄国现在政策是断然取东三省归入俄国版图”等等，此事引起了留学生的极大愤慨。四月二十九日，东京留学生界在神田锦辉馆召开全体会议，决定立即成立拒俄义勇队，当即就有一百三十多人志愿参加，另有五十多人表示愿在东京本部工作，还有十二名女学生签名参加护理事务。这些热血青年坚决表示：“誓以身殉为大炮之引信，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两天之后，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准备回国开赴东北前线。
留学生的行动吓坏驻日公使蔡钧。他对朝廷说留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清廷与日本当局相勾结，严令解散了学生军。此事对日本留学生刺激很大。本来大部分留学生只想拒俄，并非要革命。现在朝廷将拒俄与革命混为一谈，倒使不少学生清醒过来：不革命则无以拒俄。于是以黄兴、陈天华、秦力山、吴樾等人为首，在学生军的基础上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其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采取“鼓吹”、“起义”、“暗杀”三种形式与朝廷作斗争。就这样，留日学生们的政治热情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各种宣传爱国思想的报刊杂志相继诞生。
杨度记得，他离开东京时，留学生界的报刊只有《国民报》、《新民丛报》以及他和黄兴等人创办的《游学译编》等三四家，而现在又冒出了《湖北学生界》、《大陆》、《浙江潮》、《江苏》等一系列刊物，还有一批以通俗语言写成的小册子，如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杨毓麟的《新湖南》，宋教仁的《灭汉种策》，秦力山的《革命箴言》，朱德裳的《中国魂》等等，在留学生中广为散发，影响极大。
杨钧和代懿到达东京后，经过一段短暂时间的日文补习，分别进了弘文学院和陆军学校。杨钧很用功，半年后便能用日语谈话了，空余时练字治印。他的治印技艺很快传遍了留学生界。知道哥哥要来，他在饭田町为哥哥找了一间寓所。
寓所主人是一对老年夫妇。老头名叫田中龟太郎，老太太叫和子。有一个独生子叫田中君代。田中君代的太太是横滨一个富商的女儿，于是他住横滨协助岳丈经营商务。田中龟太郎十分喜爱汉学，尤嗜好中国的书法篆刻。他能讲中国话，因治印与杨钧认识，结为忘年交，情愿以半价出租给这位小友。
杨度住进龟太郎的家，见两间房子收拾得整整齐齐，老两口慈祥和气，又看到他们的书房里悬挂着中国字画，书架上摆着不少中国线装书。田中龟太郎时而用日语，时而用汉语与他谈话，杨度心里高兴，仿佛此处就是家乡似的。
下午，田中龟太郎用中国传统饮食招待杨度兄弟和代懿。饭后，杨度将母亲亲手做的布鞋交给弟弟，把杨庄母子的合影交给代懿，又把那包豆豉紫苏姜分成两半，一人拿一半。二人接过来自故国亲人的礼物，欢喜无尽。三郎舅说了一个通宵的话，从家事说到国事，从中国说到日本，一直到窗口发白才躺下睡觉。
杨度重到日本的消息，很快便在东京留学生界传开了。去年杨度在日本弘文学院求学时，留学生们认为他是一个勤勉聪慧的书生。许多留学生半年尚未入日语之门，杨度三个月便过了语言关，然后便是整日整夜地啃着日文原版书籍。历史、地理、哲学、文学、法律，什么书都读，且过目不忘，令同学们钦慕不已。除开读书外，大家并未见他参加多少政治活动，都以为他是专门做学问的书呆子。谁知毕业前夕，他却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一人与嘉纳反复辩难，竟然使得这位日本教育界的权威语塞。仿佛一匹骤然冲出的黑马，令东京留学生界刮目相看。然而，正当大家都想与他结交时，他却突然回国了。不久，《游学译编》出版，刊出了杨度洋洋万言的序文。文章从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亚当·斯密、达尔文、斯宾诺莎谈到孔子、左丘明、司马迁、孔尚任、李鸿章、黄遵宪，从欧洲说到美国，从日本说到中国，论学术，论教育，论军事，论实业，论理财，论内政，论外交，论历史，论地理，论时论，论新闻，论小说，学问之渊博，见解之深刻，议论之犀利，爱国情感之深厚，为留学生文章中所罕见。大家这才认识到貌似书呆子的杨度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胸中仿佛蕴藏着古今中外的一切学问。弘文学院的人以做他的校友而自豪，外校的人以不识他而遗憾。朝廷开经济特科为日本留学生界所瞩目，且应试人中也有回国的留日生，当杨度高中一等第二名的消息传到东京时，大家又为之惊叹，不久“梁头康足”的消息也传进来了，大家愈加看出了朝廷的卑鄙。现在，杨度避难再来东京，寓居异国的留学生们谁不想见见他？短短几天里，饭田町田中寓所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许多人是第一次见面，大有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味道。杨度慷慨豪放，热情坦率，给初次见面的人很好的印象。
黄兴、刘揆一这两个老友也来了。还带来了一个广东人胡汉民。杨度见此人很有才气，极乐意与他交朋友。四人在一起畅谈了半天。黄兴还在弘文学院继续学业，刘揆一到东京后换了几所学校，后来也进了弘文学院，与胡汉民同班。他们建议杨度再进弘文学院。究竟在日本学什么好，杨度一时尚未拿定主意，想想弘文学院情况熟悉，暂且挂个名字在那里也好，就答应了。
留学生对读书大多很随便，学校管束也不严，杨度在弘文学院挂名后，便在饭田町寓所贪婪地阅读这几个月来出版的各种报刊杂志。
十月，梁启超从美洲游历回到横滨。梁启超自戊戌政变时逃到日本，已经整整五年了。当年出逃的那些惊险情景，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每当他闭目略作休息时，那一幕幕的场面便会不期而然地浮现在眼前。
八月初六这天，梁启超在谭嗣同的房间里说话。那时，梁住粉坊琉璃街新会邑馆，谭住半截胡同浏阳会馆。两地相隔很近。他们几乎天天见面，谈新政，谈学问，遇到意见相左时，两人都会大声激烈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常常弄得面红耳赤，但彼此之间从不存芥蒂。这天的谈话没有争吵，近日政局的种种恶象，使他们对变法的前途怀着深深的忧虑。正说着话，谭嗣同的仆人神色慌张地破门而入，急促地说：“三公子，大事不好了！外面的人都在说，皇上被太后抓起来了，南海会馆已被抄，幸而康先生已去上海，不然就要抓起杀头了！”
谭、梁一听，知道西太后已先下手，新政彻底失败了。梁启超赶紧起身说：“复生，事情已万分危急了，我与日本使馆代理公使林权助有一面之识，我们赶快到日本使馆去，请求他们保护。”
谭嗣同面色不改，仍坐着不动。
“快走吧，抄了南海会馆就会马上来抄浏阳会馆，晚了就逃不成了。”梁启超抓起谭嗣同的手催道。
谭嗣同似乎早有预料似的，慢慢地说：“我一直想救皇上，看来皇上已不可救了。现在要救南海先生，也没有办法救。我活在世上，已没有事情可做了，只有等死。”
梁启超急道：“哪有等死的道理！留得人在，自有成功的一天。快走吧，复生！”
谭嗣同依然平静地说：“你说的有道理，对天下事，应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决心。但我早已作了打算，我愿意一死殉皇上，殉国家。中国变法从来未有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
梁启超深为谭嗣同以死殉国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他紧握着好友的手说：“这样的话，让我和你一起流血吧！”
“不！”谭嗣同坚决反对，“你赶快到日本公使馆去，伊滕博文这些日子正在北京观光。他是个大英雄，对我们的事业向来是支持的。你请他致电日本驻上海领事，赶快救南海先生！”
梁启超答应了一声，便离开浏阳会馆，来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这时已是午后两点钟，代理公使林权助正和来华旅游的前任首相伊滕博文饭后聊天。林权助得知有一个中国青年匆忙来访，便出门相见。见面之后，才知是梁启超。他见梁面色苍白，一脸悲壮之色，知有大事，忙领他进了后面的一个房间。梁启超开门见山地说：“请给我一张纸！”
林公使拿出一张纸来，又递给他一支自来水笔。梁启超接过纸笔，刷刷写下：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有二事奉托，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
林公使笑着说：“梁君，出了什么事，这样严重？你不要写了，就用口说吧，我可以与你用中国话交谈。”
慌急之间，梁启超竟一时忘记了林公使是个中国通。他拍打着脑门说：“我糊涂了！”
林公使用玻璃杯子端了一杯白开水过来，梁启超喝了两大口说：“公使先生，中国出了大变故，太后囚禁了皇上，抓捕新政官员，我也马上就会被抓，最迟三天内就会被杀头。我的生命早就献给了我的国家，杀头毫无所惜，现在只是请你出面解救皇上，保护皇上龙体不受伤害。康有为先生目前正在上海，请你电告贵国驻上海领事馆，想法搭救康先生。我要求的就是这两件事，恳请你们帮忙。”
林公使并不知道中国出了这等大事，惊诧之余，果断地表示：“可以。梁君，你说的这两件事，我决意承担。不过，你为什么要去死呢？你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变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一定救你！”
梁启超听了这几句话，悄悄地流下了两滴感激之泪，说：“好，谢谢你了，伊滕博文先生那里，也请公使代我转达此意。”
“伊滕前首相就在客厅，你去见见他吧！”
梁启超见林公使答得如此坚决，觉得没有必要再去与伊滕讲了，何况他还有许多事情须立即料理，便说：“我不去了，我要赶紧回寓所。”
说罢，急急忙忙离开日本使馆。梁启超回到寓所，赶紧将几捆来往信件烧掉，又将文稿杂记等一律焚毁，然后将书籍和日常衣物匆匆整理一下，到了断黑时，提起一个皮箱出了门，再次来到日本使馆。使馆门前乱糟糟的，趁着混乱之际，他飞快地跑了进去。林公使把他安置在一间小房子里，然后去和伊滕博文商量。伊滕说：“梁启超这个青年是中国宝贵的灵魂，救下他，是做了一件好事。你出面想个办法，让他逃到日本去。到了日本后，我来帮助他。”
第二天，谭嗣同在浏阳会馆静坐了一天。他摹仿父亲的手迹，假冒了几封父亲给他的信。信上大骂他不该办新政，并声明与他断绝父子关系。谭嗣同知道自己的事必定要牵连到父亲，身为巡抚的老父到时便可以借此而减轻责任。到了傍晚还不见有人来抓他，便将自己的诗文手稿和一叠家书放进一口小木箱里，提着这口小木箱来日本使馆会梁启超。托梁启超替他妥为保管。梁启超要他留在使馆里不要到会馆去了。谭嗣同再次坚决地谢绝，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先生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
说罢二人相与拥抱而别。
这时，恰好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领事郑永昌正在使馆里，林权助便和郑永昌商量了一个逃跑路线和接头的办法。
次日，郑与梁化装成外出打猎的样子，背着两支双筒猎枪，使馆的汽车把他们送到前门火车站。二人上了车后，林又给有关方面挂了电话。他们在天津站下了车。刚一出现在月台，梁启超便被一个人认出来了。那人立即告诉天津站的巡逻人员，巡逻员马上跟踪他们。当发现有人跟踪时，郑急中生智，带着梁跳上海河岸边的一条帆船。这时已是深夜十二点钟了。郑拿出十块银元给船老板，请他赶快开船去塘沽。帆船开出不久，巡逻员坐了一只小汽船追了上来。当时塘沽的上游方向停泊着日本的军舰，下游方向停泊着日本的一只商船，巡逻员以为他们会逃向商船，遂在商船旁边等着。就在这时，帆船开到军舰边，按照预先约好的信号，郑领事挽着白手帕，舰长把他们接上了军舰，立即启航。就这样，梁启超侥幸地逃到了日本。不久康有为通过英国的帮助逃离虎口也到了日本。在伊滕博文和首相大隈重信的照顾下，梁启超和康有为在日本住了下来。梁为自己取了一个日本名：吉田晋。康也取个日本名：夏木森。
后来，梁启超得知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的噩耗，心中悲愤不已，尤其是谭嗣同能逃而不逃，甘愿以一己之流血来唤醒国民的崇高献身精神，更令他又敬又叹。为了纪念谭嗣同，纪念他们所共同建立的那番为国家和人民造福的轰轰烈烈的新政，梁启超含泪撰写了著名的《谭嗣同传》，刊登在他主办的《清议报》上。这份报纸传到国内后，引起了舆论界的巨大反响。
五年来，梁启超除受康有为之命在日本及檀香山、新加坡、澳洲等地建立保皇党组织外，他的绝大部分精力是用来办报纸，以此来唤起民众，鼓吹自由、进步、民主、民权、宪政等一系列新思想。他先在东京办《清议报》，继而去横滨办《新民丛报》，又办《新小说报》。他所主办的《新民丛报》风靡海内外，是所有报刊杂志中最受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青年所欢迎的宣传品。赋闲在家的黄遵宪写信给梁启超，说《清议报》远胜《时务报》，《新民丛报》又远胜《清议报》。《新民丛报》上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为人人笔下所无，却又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
梁启超学识渊博，精力过人，除办报写政论文章外，他还写了不少学术著作。古今中外的各种流派思想，杰出人物，都在他的研究范围之内。梁启超成了日本留学生心中的偶像，大家出自内心地敬仰他，愿意与他交往。一段时期里，孙中山与梁启超过从甚密。梁表示赞成孙的革命主张，甚至有意将两派合为一个会，推孙为会长，梁自任副会长，只是由于康有为的坚决反对没有实现。正是从那时开始，康梁之间的思想分歧便越来越大了。
梁启超回到横滨，得知杨度已来到东京后，便作书一封。信上说：五年未曾晤面，时常想念，知已到日本，不胜欣慰。本欲到东京来把酒畅谈，无奈外出日久，报馆事务繁多，一时不能抽身。过几天是明治节，特为邀请令兄弟郎舅同来横滨过节，以慰云树之思云云。梁启超不知杨度的寓所，便将信寄给住在东京的王照，托他转给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