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争夺对中国领土的控制权，光绪二十九年年底，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同时宣战。一时间，房屋被烧，道路被炸，良田变焦土，两个入侵强盗挑起的不义之战使中国的老百姓蒙受了惨重的灾难，而懦弱无能的清廷，居然跟在其他各国的屁股后面，宣布对日俄战争保持中立！
战争进行了一年多，最后以俄国竖白旗乞降为结束。区区海岛小国，竟然战胜了横跨欧亚的沙俄大帝国，世界对日本刮目相看了。此事更引起了中国朝野内外的震动。有识者都认为，日胜俄非民族之胜而是政体之胜，是立宪战胜了专制。十年前的甲午海战，日本打败了清朝，实际上就是两个制度孰优孰劣的证明。只是那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之所以失败，是败在武器上，而不是败在政体上。现在同是洋人，同是坚船利炮，胜败的真正原因便清清楚楚地暴露出来了。尤其是在战败的俄国要求立宪的呼声四起之时，立宪也便成了中国政界的时髦字眼。
一批头脑清醒热心国事的高级官员，开始给慈禧太后直接上疏，对那个专制暴戾的老太婆谈起立宪来。驻法公使孙宝琦第一个从海外发来立宪之请，接着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也纷纷上奏请求立宪。大内传出消息：老佛爷看了这些奏折后没有动怒。于是，天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衙门里，近日来幕僚清客们也在四处查阅洋人书报，挖空心思要为主人做一篇胜过其他疆吏的大奏折。
这座北京城外最为烜赫的衙门的主人，就是正处盛年的袁世凯。他坐在这个李鸿章遗留下来的宝座上已经四年多了。这些年里，当大部分督抚们面对着巨变的形势而不知所措的时候，他率先在天津设立巡警局，尔后又开办巡警学堂，培养大批巡警，将巡警制度推行到全省各地。他整饬吏治，以高额养廉费来保持官员们的清廉，并设立官吏考验处、调查处。又提出开官智的口号，开办直隶法政学堂，聘请日本教官给官员们讲授各种法律知识。又规定凡直隶州县实缺宫员须先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行政司法各官署及实业、学校，然后方可任职。
他大力提倡实业，在天津创设直隶工艺总局，创办了一系列企业。较大的实业有机器造纸有限公司，滦州煤矿公司，电灯有限公司，济安自来水有限公司，北洋劝业铁工厂，北洋烟草公司等。其中最著名的启新洋灰公司有资本一百万元，年产水泥二十余万桶。
他设立铁路局，委派詹天佑为总工程师，亲自督修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京张铁路。
他积极兴办教育，设学务处以加强领导，广筹资金，自己带头捐款二万银子。短短几年里，他在直隶创办了北洋大学堂等高等学堂二十余所，师范学堂九十余所，中小学堂二百余所，其中还有四十余所女子学堂，注册人数近十万。
就这样，直隶成了全国新政的模范省，袁世凯本人则成为名副其实的疆吏领袖，受到慈禧太后的格外器重。然而，所有这些都还不是袁世凯最突出的政绩。他倾全力投巨资经营的，乃是北洋新军的编练。
将门出身的袁世凯，对军权重要性的深刻认识，远不是同时代其他人所可比拟的。他从叔祖袁甲三与别的官员的比较中，更深一层地领悟到：指挥现成的军队与亲手缔造自己的军队，这中间是大有差别的。袁甲三指挥绿营，维系其间关系的只是朝廷的任命书，在职时威风凛凛，调动时一兵一卒不属于他个人。曾国藩建湘军，所有的将官和勇丁都是他的私人。他在位时固然由他调遣，他在籍守制时，朝廷指挥不动，他一纸手令，将士们为之千里驱驰。尽管反对他的人很多，但朝廷不得不用他。李鸿章建淮军，更是亲信僚属遍布各要津，确保了他二十多年任何人不可撼动的崇隆地位。
袁世凯不屑于走叔祖的老路，他要学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样，建立一支完全属于他个人所有的军队。小站的新建陆军为他积蓄了经验和准备了将官队伍，朝廷令各省编练新军的圣旨为他造就了天时，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权力为他提供了丰足的饷银，雄心勃勃的时代骄子，决心凭借这一切有利条件训练出一支崭新的无敌于天下的军队来。
袁世凯亲订募兵章程，又通过总结湘淮军的经验，建起了以镇为单位的新的军制，短短两三年时间，他组建了近八万人的六镇北洋新军。这六镇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兵强马壮地雄峙于直隶境内。
袁世凯熟谙政治，工于权术。他吸取曾国藩防范满人猜忌的成功经验，建议朝廷设立练兵处，推荐受慈禧宠信的庆亲王奕劻总理其事。这一建议果然立获朝廷嘉许，任命奕劻为练兵处总理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满人铁良为襄办大臣。表面看来，三个大臣，满人居二，兵权似乎在满族亲贵的手中，其实不然。练兵处下的各司要员全是袁世凯安排的，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军政司正使刘永庆，军学司正使王士珍以及副使冯国璋、陆建章等，另加各司之上的总提调徐世昌，都是他的小站嫡系，故练兵处的实权仍由一袁世凯所操持。
种种迹象都已表明，一颗璀璨的政治新星已升起在直隶上空。然而，这颗政治新星的外表虽然光彩夺目，其内心却有一份深深的隐忧。在灯火阑珊之际、夜半无人之时，这份隐优便会常常冒出来，煎炙着他的心。
七年前，在那个风云剧变的日子里，他将帝后两方面的力量作了仔细的比较，审时度势，精明地选择了出卖皇帝倒向太后的决策。从此他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终于有了今日这番局面。但是，太后今年已有七十一岁了，皇帝只有三十五岁，一旦太后死去，眼下囚犯似的皇帝便会成为真正的生杀予夺的天子，当年的血海深仇他能不报吗？说不定太后驾崩之时，也正是自己的归天之日。袁世凯每每想到这里，便不由得心跳气喘，冷汗淋漓。他不能眼看着死日的到来而不采取防备的措施，他要预先防范。
当然，曹操毒死汉献帝，也是一个可以仿效的先例。不过，他目前还不具备曹操那样的条件，此法不可取。能够采取的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使皇帝不可为所欲为。君宪制的实权掌握在内阁总理大臣的手上，纵使自己那时不能当上内阁总理，不管哪个出任这个职务，袁世凯相信，凭着他的能干，此人都将听命于他。对！非立宪不可，舍此再无保护自己的良法；何况立宪的呼声在国内越来越高，已渐成潮流，自己若顺着这股潮流，便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前几天，他突然收到了张謇的一封长信，更使他有一种意外的欣喜。
光绪十一年，袁世凯从朝鲜回国，在天津晋谒了李鸿章，受到李的赏识后，二十六岁的驻汉城淮军营务处会办颇有点得意忘形扬才露己的味道，令谦谦君子型的张謇很看不惯，于是写了一封信指责袁。袁世凯不接受张謇的批评，也不给张回信。自那以后二十年来，两人之间断绝了往来。后来张謇成了大魁天下的状元，大喜日子里恰逢父丧，他便回原籍南通丁父忧，从此不再出仕，在南通办起了以大生纱厂为首的一系列实业，名气越来越大，被江苏士绅们拥为领袖。他主张君主立宪制，相信实力人物的作用，一眼看着自己昔日的学生已成为手握重兵的权臣，为了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主义，张謇捐弃前嫌，主动给袁世凯寄来了一封信。信上说：“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宜与国家有生死休戚之谊，顾亦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论公之才，岂在诸人之下乎？望公力主立宪之议，以坚太后、皇上之心，四海绅民皆有望于公也！今世各国行君宪卓有成效者，有日、英、德、荷、比等强国，朝廷宜派员前往观摩学习，此等事应尽速建议实行。”
袁世凯把玩着张謇的来信，一只手不断地抚摸尾部上翘的德国式胡须，两只异常有神采的眼睛一直停留在那三页薄薄的信笺上，仿佛在凝神欣赏状元公龙飞凤舞的书法。
幕僚长阮忠枢轻轻地走到他的身边，弯下腰，恭恭敬敬地对着他的耳朵轻声地说：“宫保大人，您要的折子已拟好，请过目。”
“好吧，先放在这儿。”
“是。”阮忠枢答应了一声，蹑手蹑脚地退出了签押房。
袁世凯一向办事干练，他放下张謇的信笺，拿起奏稿来。
“奏为立宪乃当务之急，宜速推行，恭折仰祈圣鉴事”。他将打头一句仔细看过之后，便一目数行三下五除二地很快把全篇奏稿浏览完毕。直隶总督衙门的幕僚们都是饱学之士，幕僚长更是文章老手，奏稿的立论冠冕堂皇，文句也敷陈得花团锦簇。就文论文，无疑是一篇好折子，但袁世凯不满意。因为关于推行宪政这个题目已经让孙宝琦、张之洞他们捷足先登了，文章做得再好也无多大的新意。袁世凯向来不喜欢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他看重的是另起炉灶，标新立异。二十年来的宦海生涯，步步高升，其诀窍主要即在此。他拿起笔来，在一旁重重地批下四个字：老生常谈，便把它推向一边，继续拿起张謇的信研究起来。
从心里来说，袁世凯很看重这位南通名士。二十多年前，刚过弱冠的他投在吴长庆帐下时，奉命来指导他读书作文的张謇也还不到三十岁。然而就是这个年轻人，上下古今、天文地理、经济军事、民情习俗无所不通无所不晓，令袁家寨里走出来的兵家子弟，瞠目结舌，羞愧自惭。使他感激而钦佩的是，张謇却不讥笑他学问浅薄，反而看出他有治事之才。奉命出兵朝鲜的前夕，竭力推荐他襄办大军出发前的准备事宜，使得他的才能得以充分表现。吴长庆因此正式委派他办理前敌营务处事，成为他一生事业的发轫。尤其是张謇中状元后，不留在翰林院做书呆子而致力于有利国计民生的实业，更使袁世凯对昔日的老师另眼相看。袁世凯的书读得不多，他也瞧不起那些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文人，他注重的是实事。
“像张謇这样的状元，才配称得上真才实学！”他在心里称赞着，又一次捧起这封难得的书信。慢慢地，他的眼光停在一句话上：“今世各国行君宪卓有成效者，有日、英、德、荷、比等强国，朝廷宜派员前往观摩学习，此等事应尽速建议实行。”
“对，将他的这个主意拿过来！”袁世凯立刻得到了灵感。
他将刚才那份奏稿拿过来，把打头的那一句划掉，另写了一行字：“奏为请派亲贵大员考查东西各国宪政，仰祈圣鉴事。”然后叫侍从将原稿退回幕僚处，吩咐他们按此要求重拟一道折子。
几天后，这道折子经过内奏事处递到了养心殿东暖阁。慈禧太后斜倚在铺着黄缎龙垫的炕床上，微闭着眼睛听禀事太监朗读。光绪皇帝亲政前，凡重要折子她都自己过目。戊戌年再次听政时已六十四岁，虽然仍想逞强自己读折，但到底年老眼花，精力不济，无奈何只得由太监来读。她一边听，一边思考如何处置。近两年来，她自觉精力更差了，有时听着听着，居然在宽大的炕床上睡着了。当轻微的鼾声传出时，太监便忙停住嘴。不料嘴刚一停，炕床上的鼾声也便停了，随之而来的便是严厉的责问：“怎么啦，念下去呀！”
禀事太监吓得两腿打颤，忙不迭地将中断了的朗诵继续下去，心里不免嘀咕：前面念的，你听进去了吗？这样地听折处理政事，国家不乱才怪哩！
今天，炕床上一直没有发出鼾声，禀事太监知道老佛爷在认真听着。他不敢怠慢，一字一句念得十分清晰：
“自古以来，我中国便有采四夷之长、纳诸藩之贡之传统。今泰西各国法规齐备，技艺精良，实有可供我借鉴之处。东洋日本与我同文同种，行君宪而跻身强国之列，尤堪效法。臣恭请派遣亲贵大臣出洋考查，实地观摩，汇集各国之优长，以备太后、皇上采择。”
慈禧的确没有打磕睡，她今天的精神比较好，袁世凯奏的事情也投合她的脾胃。作为一个亲手造成同治中兴的女政治家，慈禧的头脑是清醒的。国势颓唐，弊病丛生，祖宗传下来的许多成法不能适应剧变的局面，她心里的明白程度并不亚于她的侄儿兼外甥，那个胸有大志却无办事能力的光绪皇帝。所以，戊戌年变法之初，她并不加以制止，只是后来她天天听到满蒙亲贵的哭诉，说皇帝偏袒汉人，一脚踢开了他们，恳求她出面保护，她心里对皇帝的作为有了反感。她警惕起来了，暗中做了布置。待到一个小小的主事同日参掉了礼部六个堂官的消息传到她的耳中时，她震惊而愤怒了。快三十岁的人了，坐了二十多年的天下，尚且如此不成熟，简直把国事当成了儿戏！祖宗的江山交给这样轻举妄动的子孙，国家的前途寄托在这样一批浮躁狂妄的年轻人身上，能放得下心吗？当礼部尚书怀塔布年迈的福晋涕泪交加地哭倒在她的脚下时，她洒下怜悯的泪水。直到那一天深夜，她突然得到一个消息——维新党人要包围园子将其软禁时，她终于狂怒了，心中燃烧的是复仇的火焰。她连夜赶回紫禁城，毅然决然地将自己一手培育大的皇帝关进了瀛台，将谭嗣同等六人斩杀于菜市口刑场，将大清王朝至高无上的权力再次收回到自己的手里。随之而来的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陷落，她带着皇帝仓皇西逃。清廷立国二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由她的失误而造成，刚强一世的慈禧太后为此而羞愧得无地自容。第二年，就在回銮的路上，她下诏变法自强，多少带有一点追悔的味道。回到北京后的这几年，她鼓励臣工们谈新政废科举奖新学办实业；被她废弃的百日维新，在中国实际上是重新推行了。
尽管如此，慈禧对光绪的怨恨并未化除，万民之主的天子依然是个囚犯，有时放出来，也只是做个摆设而已。近两年来随着身体的日渐衰弱，她更多地考虑到自己百年之后的事。这个好强寡情的老太婆，决不能容忍皇帝在她死后对她生前的作为进行清算。她是想废除皇帝的，但形势逼迫她不能废。既不能废，则只有限制他的权力，最好的限制办法便是采纳眼下许多人所醉心的君主立宪制，利用宪法和内阁来牵制他。再说，革命党在海内外的影响日益扩张，不少人是因为对朝廷的失望转而同情革命党的，倘若朝廷效法日本和泰西各国，把宪政办成功了，赢得了人心，也就摧毁了革命党存在的基础。
就这样，慈禧和袁世凯基于对自身和自身所依附的集团利益的考虑，不约而同地看上了君主立宪。但既然是身后之事，慈禧生前并不情愿或不习惯看到这个政体出现，这就是对君宪一事，她既不反对也不准备实行的原因。面对着日益高涨的呼声，她总得有理由来搪塞，以达到拖延的目的呀，袁世凯这道折子正好给了她一个光明正大的借口。
折子念完了，主意也拿定了。她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问禀事太监：“小柱子，今儿个是哪位王大臣当值？”
“回察老佛爷。”小柱子奏道，“今天当值的是醇王爷。”
“你去请他进来。”
“喳！”
一会儿，身着华贵的石青色亲王袍服的醇王进来了。
这一代醇王名叫载沣，是老醇王奕譞的第五子，今年二十二岁，长得眉清目秀，举止斯文尔雅。载沣八岁时，老醇王去世。那时他的大哥三哥四哥都已夭殇，二哥载湉已做了十七年的皇帝，醇王的爵位便由他来承袭了。十八岁时，他与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完了婚，大媒便是伯母慈禧太后。这些日子里他很高兴，因为瓜尔佳氏已怀孕了，富有经验的王府女眷们都说醇王福晋怀的是个男孩，喜得小醇王天天在书房里哼着皮黄调儿。
他盼望福晋生儿子，除了给自己传宗接代继承香火之外，他还有一个秘密的想法：二哥当皇帝三十一年了，后妃成群，但没有哪一个后妃给他生下一男半女，看来二哥今生无子息之望了。按祖传家法，今后皇位的继承人应从最亲近的血统中产生，血统最亲近的莫过于他的儿子了。如此说来，儿子将有一天会做皇帝，自己也有一天会做太上皇。想到这里，年轻的醇王简直飘在半天云雾中了。他反复翻阅《康熙字典》，再三斟酌，终于给未来的儿子选定了一个吉祥的名字：溥仪。
他至今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官职。十八岁那年，他奉派为头等出使大臣，领了一个屈辱的差使：为被虎神营击毙的德国公使克林德而赴柏林谢罪。后来他又经法国转英国，游览了巴黎、伦敦等地，再乘海轮回国。差使虽很窝囊，但小王爷却长了许多见识，回国后得到慈禧的喜欢，命他常在御前当值，以便学习政事。载沣也还勤谨，遇到当值这一天尚恪尽职守。他走进东暖阁时，慈禧已坐起在炕床上了。
“奴才载沣叩见老佛爷。”载沣将三眼花翎大红顶帽取下放在一旁，跪在绣花软棉垫上，向慈禧磕头请训。
“这是袁世凯上的折子，你看看吧！”
慈禧拿起放在矮几案上的奏折扬了扬，小柱子走上前，从慈禧手里接过奏折，再转过脸递给跪着的载沣。
载沣很紧张，背上冒出丝丝热气。通常情况下他没有看折子的权力，他其实只是一个高级跑腿的。他当值的工作是负责叫起。这一天内需要接见的大臣们都在朝房里坐着等待，载沣则奉太后之命来朝房叫唤。叫到名字的都站起来，尾随在他的身后前往东暖阁面见太后。这就是叫起。头班完了，他领他们出来，再到朝房叫二班三班。至于太后与臣工们的对话，他不能插一句嘴；递上传下的折子，他也不能瞧一眼。这是朝廷的规矩。
今天，太后为什么将袁世凯的折子给自己看呢？一定与醇王府有关！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匆匆把折子看过一遍之后，才完全安下心来。
“奴才看完了。”载沣禀报。
“载沣哪，”慈禧靠着矮几说，“你是去过西洋的，你说说，袁世凯这个折子说得有点道理不？”
“回并老佛爷。”载沣揣摸慈禧近日有立宪的意思，便迎合老伯母的心意。“依奴才愚见，袁世凯所奏有道理。西洋国家确实有不少地方超过我们，尤其是德国、英国等君宪国家的政治更有可资学习之处。我们若要立宪，非派人去参观学习不可。如此，既可得其精髓，又可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少受挫折。”
“你认为去哪几个国家为好？”
“奴才以为德国、英国是必去不可的。”花园般美丽的柏林、梦境般迷人的伦敦，在载沣的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假思考地答了一句，又补充道，“日本近在一衣带水，素与我国同文同种，日本也应该去。”
慈禧对日本的兴趣更大，她顺手拿起一块白绢擦了擦眼角，又问：“派人出去一趟，要用多长时间？”
“回禀老佛爷，奴才那年从上海放洋，足足在海上走了一个半月才到德国。按这样算来，来往路上需要三个月，再观摩三个月，奴才以为需要半年时间。”
派人出去学习是个幌子，将立宪拖延才是真正的目的，慈禧希望出去的时间越长越好。她拉长着脸斥道：“三个月能学到什么！至少要半年才能看出点门道来。”
载沣忙磕头，连声说：“老佛爷说得对，三个月少了，至少呆半年。”
“你去内阁传旨，要他们选定人员，择日出国，考查日本和西洋各国宪法，英国、德国当然要去，其他国家也去走走看看，不拘时间长短，以学到外国的立宪经验为止，并将此事通告全国。”
“喳！”
内阁的几个满汉大学士忙碌了几天，议出了五个热心宪政的大臣，他们分别为皇室成员镇国公载泽、湖南巡抚端方、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商部右丞绍英，并决定载泽与徐世昌、绍英一路去英、法、比利时、日本，戴鸿慈与端方一路去德、英、俄、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又拟定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等三十八个随从人员的名单，定于七月启程。同时建议设立考察政治馆，以便延揽研究各国政治的人才。
这些拟议，慈禧都同意。隔两天，《京报》将这个消息登了出来，全国都知道朝廷将派五位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对主张立宪的官员和士绅们果然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于是，便有许多人到五大臣的公馆里去贺喜。有的恭贺他们此番肩负重任出国考察，今后便是大清朝的宪政权威，在未来的立宪政体中是靠得稳的顶梁柱。有的恭贺他们能够游览西洋诸强国，将大开眼界大长见识，真是得到一份上上等好差事。也有的恭贺他们能吃上法国大菜、英国牛排，饱餐泰西娇娃的秀色，甚至可以花几千两银子买个洋侍妾回来，享受这等艳福，也不枉此一生了。贺得五位即将出洋考察的大臣喜笑颜开。
兴奋了几天后，徐世昌的心头忽然冒出一股冷意来：差事固然美，但回来交差却是一件难事。他满肚子的四书五经，自从小站练兵以来又增加了不少军事学问，要写这方面的高论宏议可以挥笔而就，但关于宪政，关于西洋这个法那个法的，他却一窍不通。见人，出席宴会，语言不通，可以由翻译代劳，但谈起宪政来，自己既提不出问题，别人谈起，也会茫然不知所对。几个月的走马观花，到头来会连个花名也弄不清楚，还能谈得上花是如何栽培出来的吗？想到这里，几天来的兴奋荡然无存了，代之而起的是满腹优郁。
夜晚，戴鸿慈来访。还没等徐世昌诉苦，戴鸿慈便把相同的苦恼和盘托了出来。两位汉大臣面对此难题都一筹莫展。隔壁胡同里，镇国公府邸红烛高烧，喜庆的筵席还未散，悠扬的笙歌不停地传进来，愈加使他们烦恼。
“镇国公不知想过这件事没有？”戴鸿慈皱着眉头问。
“他哪里腾得出心思想这些，喜酒还吃不赢哩！”徐世昌指了指国公府的方向说，“从十二日起夜夜闹到一两点，也佩服他有这大的酒量，这好的精力。”
徐世昌今年五十岁了，不能多熬夜，早年穷书生的苦寒、黑翰林的清贫，使得他没有灯红酒绿征歌逐舞的爱好，也看不惯官场尤其是满大员那种摆阔气讲排场挥霍浪费的作风。
“其实也用不着他想什么，到时他只一句话，‘你们去拟个折子吧，’这事情就落到你我的头上了。”戴鸿慈苦笑了一下，望着徐世昌说，“菊人，你得想个办法呀！”
徐世昌背着手在屋子里踱步。办法倒是有一个，他昨天就想到了，只是觉得不十分体面，不想说出来。现在见戴鸿慈很着急，知道他没有更好的主意，于是停步微笑着说：“实在没有法子想，只有一个馊主意，你别笑话。”
“说吧，馊主意总比没主意强。”戴鸿慈催道。
“太后如此重视立宪，如此器重你我，按理说我们回来后应该交一份泰西各国以及日本关于宪政的详细调查报告，为太后制定国策作参鉴，可我们没有这份能力。不说我们，就是满朝大臣也没有谁有这个能耐。”
这句话说得戴鸿慈直点头，因为既是实话，又给他挽回了面子。
“这非要精通各国宪政的大才不可！”徐世昌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加以肯定。“我想这事分两个方面来同时进行，出洋的管出洋，写禀报的管写禀报。”
“哦，我懂了。”戴鸿慈也是个聪明人，一点就明白了。“你是说请一个捉刀人。这主意很好，我也这样想过，只是这个高明的捉刀人难请。”
“国内是没有，海外倒有两个。”徐世昌重新坐下来，端起了茶碗。“一个是你的广东老乡梁启超，你跟他有联系吗？”
“老兄，你别开玩笑了，我哪敢跟他有联系。”戴鸿慈忙摇手，似乎生怕与梁启超沾上一点边。
徐世昌冷冷地笑道：“梁启超虽是在逃的钦犯，却的确是个人才，联系联系也无妨。你既然跟他无往来就算了。另一个是湖南人杨度。此人于宪政也很有研究，他也在日本。戊戌事变前我和他在小站见过一面，以后一直没有联系，现在也不知怎样跟他取得联络。”
戴鸿慈摸着茶碗盖，想了一会儿说：“熊希龄是湖南人，他可能与杨度有联系。”
“好。”徐世昌高兴地说，“你去跟熊秉三说，干脆叫他去一趟日本，亲自会见杨度，务必叫他说服杨度写几篇文章。这几篇文章是这样的……”
徐世昌略停片刻，说：“一篇叫做《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另一篇叫做《宪政大纲应吸取各国之所长》，再写一篇《实施宪政程序》。留学生都很穷苦，可以先送他一千两银子，限他半年内写好，交稿时再给他一千两。”
“行，就按你的意见办。”戴鸿慈起身。“我这就告辞了，明天就去跟秉三说。”
徐世昌把戴鸿慈送到大门口，再叮嘱一遍：“少怀兄，你要秉三一定得说服杨度写，即使他要价再高点也接受。还可以告诉他，今后回国一定予以重用。”
“放心吧，秉三聪明过人，他会办好的。”戴鸿慈向徐世昌拱拱手，钻进了候在门外的绿呢大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