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的世界像一个蛀空了的牙齿,麻木木的,倒也不觉得什么,只是风来的时候,隐隐的有一些酸痛。

    乱世里的人,真的是身不由己。仿佛要把所有的硝烟过尽,才可以换来片刻安宁。其实,人类自身的摧残,远不及大自然的锐利。乱世中,洁净的雪地上,遍布鸿爪。而太平盛世,连黑夜都是神秘多情的。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香港沦陷。战火中的城市,纷乱到连疼痛都忘记。多少人无檐遮身,生不得安宁,死不得安身。风霜过后,如雨打残荷般冷落,所有的华采都灭了。但时间会修复所有的伤痕,这座城,有一天会更加芳华绝代。

    张爱玲似乎从来都知道,没有谁可以顺应自己预定的人生轨迹走下去。所以当命运的风雨再次来袭,她虽有抱怨之心,却也有种司空见惯的平静。在她港大生涯的第三个年头,一场战火,将她天才梦想的校园,以及通往牛津大学之路,全部粉碎。

    其实,所谓的“港战”,也就短短的十八天。但是这十八天,却让张爱玲看到了乱世里波澜壮阔的荒凉。战争来临的时候,或许让人觉得是灾难。可走的时候,却觉得只是一场意外。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磨难,平凡的百姓并不能采取任何措施。尤其是港大的女生们,面临炮火的轰炸,似乎连恐慌都忘记了。

    张爱玲在《烬余录》写道:“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完没了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大家深居简出,把自己藏在认为安全的地方,不肯露面。轰炸期间,炎樱表现得很无所畏惧似的,她冒死进城看电影,独自回宿舍楼上洗澡。张爱玲说:“她的不在乎仿佛是对众人恐怖的一种讽嘲。”

    因为战争,港大停止了办公,本地的学生归家,异乡的同学只好参加守城工作,方能解决吃住。张爱玲只好去报名,做了一名临时的防空团员。在炮火声中,张爱玲担心会死在那些陌生人之间。在战火硝烟下,只觉得生命真的好虚无,个人的生死荣辱,是那么微不足道。

    十八天的围城历险,总算那样熬过去了,漫长得恍如一个世纪。张爱玲在《烬余录》里有这样的记载:“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夕。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

    但真正过去了,又让人觉得很不习惯,仿佛一颗悬着的心始终找不到踏实的落脚点。张爱玲也曾这么说:“到底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点弄不惯,和平反而使人心乱,像喝醉酒似的。看见青天上的飞机,知道我们尽管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有炸弹落在头上,单为这一点便觉得它很可爱……”

    灾难一结束,大家霎时解脱,便有了狂欢的场面。仿佛再不及时行乐,就没有机会了似的。张爱玲也参与了,但她心里清醒地明白,这是堕落。但是战乱之后,得以苟且,谁还顾得了那许多。张爱玲看着那些生生死死,心里生出抵触和冷漠。不是因为她自私,而是她知道,生死本寻常,没有谁可以逆转。坐在时代的车上,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一场战争,结束了许多人的生命,也让许多人如获初生。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哪一次收复河山不是踏着千万人的尸骨,从古至今,不曾改变。这一年,女作家萧红病死在香港医院,死时三十一岁,但人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她。她临终时有遗言:“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无论你是名将,还是白骨,有一天,都会被历史的烟尘给淹没。

    港大的岁月,就这样结束了,有些仓促,有些始料未及。三年光阴,如白驹过隙,而那个孤傲的少女,似乎被历史改变得更加冷漠。或许,改变的不只是她,还有那些同样被战火洗礼过的人们。无论是有名的,还是无名的,是崇高的,还是卑贱的,都成了过往。

    匆匆,诀别。没有圣玛利亚女校毕业时那般浪漫,那般清纯。这年夏天,张爱玲和炎樱一起离开香港,来到上海,算是自己更是朝不保夕。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

    但真正过去了,又让人觉得很不习惯,仿佛一颗悬着的心始终找不到踏实的落脚点。张爱玲也曾这么说:“到底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点弄不惯,和平反而使人心乱,像喝醉酒似的。看见青天上的飞机,知道我们尽管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有炸弹落在头上,单为这一点便觉得它很可爱……”

    灾难一结束,大家霎时解脱,便有了狂欢的场面。仿佛再不及时行乐,就没有机会了似的。张爱玲也参与了,但她心里清醒地明白,这是堕落。但是战乱之后,得以苟且,谁还顾得了那许多。张爱玲看着那些生生死死,心里生出抵触和冷漠。不是因为她自私,而是她知道,生死本寻常,没有谁可以逆转。坐在时代的车上,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一场战争,结束了许多人的生命,也让许多人如获初生。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哪一次收复河山不是踏着千万人的尸骨,从古至今,不曾改变。这一年,女作家萧红病死在香港医院,死时三十一岁,但人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她。她临终时有遗言:“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无论你是名将,还是白骨,有一天,都会被历史的烟尘给淹没。

    港大的岁月,就这样结束了,有些仓促,有些始料未及。三年光阴,如白驹过隙,而那个孤傲的少女,似乎被历史改变得更加冷漠。或许,改变的不只是她,还有那些同样被战火洗礼过的人们。无论是有名的,还是无名的,是崇高的,还是卑贱的,都成了过往。

    匆匆,诀别。没有圣玛利亚女校毕业时那般浪漫,那般清纯。这年夏天,张爱玲和炎樱一起离开香港,来到上海,算是风雨归来。上海,一如既往,岁月没有让这座城老去一点点沧桑。三年,亦不会将一个女孩的容颜更改。但是在姑姑张茂渊还有弟弟张子静眼里,张爱玲确实改变了不少。她长发披肩,显得更加高挑清瘦,衣着时尚,文雅而飘逸。

    但人事却在我们来不及思索,不曾参透的时候,悄悄转换,一切都似乎那么理所应当。张爱玲不知道,上海这座城,于她将意味着什么,等待她的又会是什么。母亲去了新加坡,张爱玲在上海的落脚处,便是姑姑租住的赫德路爱丁顿公寓。张爱玲其实喜欢公寓的生活,她说:“公寓是最理想的逃世地方”。

    这间屋子的装饰,是姑姑自己设计的。客厅的壁炉,还有落地灯,典雅的沙发,让人舒适得都要忘记年光。站在阳台上,可以鸟瞰全城。不远处,有百乐门舞厅,夜半时候,还能隐约听得到那些天涯歌女,不厌其烦地唱着《夜来香》。那怀旧风情的音乐,至今还令人沉沦。而那时候,它却是粉饰太平的靡靡之音。

    张爱玲对这里的一切,似乎很满足。和姑姑在一起的日子,有种细水长流的安逸。张爱玲在《私语》里写道:“现在我寄住在旧梦里,在旧梦里做着新的梦。阳台上看见毛毛的黄月亮。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

    那时候姑姑手头有些拮据,她们过得很清淡。因为港大没有毕业,张爱玲回到上海便想转到圣约翰大学,把学业读完,拿一纸文凭,也算是对这个漫长的学习生涯有了交代。弟弟张子静原本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却因太平洋战争,复旦停课而作罢。听完张爱玲的想法,他也决定考圣约翰大学。

    可读书的学费从何而来?弟弟回去找了父亲商议张爱玲学费之事,张廷重心里尽管无法忘记女儿的背叛,但他亦对自己当年的做法甚为后悔,再者张爱玲的才情也确实将他打动。总之,张廷重答应了,尽管那时候的他早已不再富裕。几年前,他就从那座宽敞的老宅搬了出去,换了一座小巧的洋房。

    为了学费,张爱玲终究还是低了头,去了父亲那个陌生的家。后母知道她要来,有意避开。父女交谈不过几分钟,一切都是淡淡的,彼此神色冷漠,无有笑容。据后来弟弟张子静说:“那是姊姊最后一次走进家门,也是最后一次离开。此后,她和父亲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仿佛他们都问心无愧地,让这段亲情随缘灭去。如此决绝,不知道谁比谁更无情?

    好在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成为烟云。时光依旧美丽,尽管我们早已忘记当年星空。日子是在跋山涉水中度过,但终有生生不息的风景,供你我赏阅。在圣约翰校园里,张爱玲又和好友炎樱相聚,她们一同考入了这所学校。那段珍贵的情谊,得以再续。

    有些人,无需寻找,依旧在灯火阑珊处。有些人,想要留住,但轻舟已过万重山。张爱玲和炎樱的感情还是那么好,如港大时那般,一起携手看电影、逛街、买零食。有时相聚在姑姑家,几个女人,醉心于服装打扮。

    张爱玲自中学以来,她的衣着就和别人不同。她是个随意创新的女孩,身上散发出与众不同的味道。从香港回来,张爱玲的风格更为独特。那时候的她,成了圣约翰校园里一道飘渺难捉的风景。也许那时候的她,还不够惊艳,不够灿烂,但足以让人心醉。

    在这庸俗的世间,在这风云的上海滩,张爱玲的遇合不仅仅是这么几段。她真正的风华还不曾开始,只是有些承诺,还不能提前透支。那么就交付给时光吧,时光会告诉我们,关于她的许多,许多。